送葬队长韩耀先：催生中国首家破产企业(组图)

企业"送葬队长"韩耀先。

沈阳市皇姑区崇山西路93号，沈阳市防爆器械厂原址，现已是居民楼。 王晓倩摄。

那一天是1986年8月3日。沈阳市迎宾馆北苑会议厅。沈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宣布根据《沈阳市关于城镇集体工业企业破产倒闭处理试行规定》以下简称《破产倒闭规定》)，现决定沈阳市防爆器械厂从即日起破产倒闭。中国第一家破产的公有制企业就这样诞生了。而该规定的起草人正是韩耀先，从此他与企业破产结下了不解之缘，人称企业“送葬队长”。

2008年3月下旬的一天，年近古稀、从沈阳市经贸委副主任职位上退下来的韩耀先在他的办公室里向记者讲述了当年他催生第一家破产企业的经历。他现在被返聘为沈阳市企业兼并破产服务中心主任，做的，还是送企业破产的活。

辽沈晚报记者 王晓倩

李长春让研究企业破产倒闭

改革是一把犀利的刀，把时间一劈两半，一边是曾经，一边是将来。

韩耀先和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的曾经，从1984年6月开始。彼时的他刚刚从沈阳市汽车配件公司调到沈阳市集体经济办公室搞政策研究。他还记得，一天，一份时任沈阳市市长李长春的批示送到了沈阳市集体经济办公室。“你们应到集体企业进行调查研究……另一种倾向是经营不好、管理混乱、产品没有市场、技术落后、严重资不抵债的企业如何退出市场。此项改革在集体企业中先做起，你们拿出意见，这些经营不好、不能够生存的企业，到底怎样处理，能否进行破产倒闭？最好拿出一个破产倒闭的规定。”

非常有必要说说沈阳这个东北老工业重镇当时的情况。在传统计划经济的主导下，这个曾经的“铁老大”正在同时面临着这一体制的弊端———统计显示，1984年上半年，仅根据冶金、轻工、化工等11个工业局测算，就有43户集体企业亏损严重，资不抵债。这本是一个应让人为之心焦的局面，但在“大锅饭”、铁饭碗”的思想下，这些企业没有任何竞争求发展的渴望。工人们混日子，厂长更是混日子……

“老韩，李市长的这个任务，交给你，怎么样？你是从企业上来的，有实践经验，了解企业的情况。”接到李长春批示的那天，集体办的王副主任对韩耀先说。

破产规定  报社不敢登

尽管这样，在拟定这部“破产法规”之初，韩耀先坦言，其实是没有一个制定的对象的。最初接到任务的韩耀先一头雾水，他的脑子始终没有从传统的破产理论中转出来。他的大脑中总是浮现出资本主义经济萧条时期，工厂纷纷倒闭破产、职工饥寒交迫、公司老板跳楼自杀的场面……家里人听说他要搞这个“让企业破产的规定”，也纷纷摇头，妻子忧心忡忡地劝他，你在社会主义搞破产，要是再来了运动，第一个批倒的，就是你！

心里总是隔着这么一块儿的韩耀先于是最先想到的是“关、停、并、转”，社会主义国家企业不能倒闭，企业搞不好将来大门一关，职工分流，这是简单而又合乎人情的事，关闭的企业由政府行政部门下令停产，最终关闭，这不就得了！”自觉想法不错的韩耀先经过一番调研，40多条内容、3000余字的《破产倒闭规定》初稿出炉了。

谁知一星期后，初稿被毙。李长春在他的初稿上批了这样一段话：企业倒闭是竞争中的破产，不是人为的关闭……此文件很重要，但现在的理论水平还不行！”

“就是市场经济这个提法。竞争中的破产，不是政府的行政手段，而应是按照经济规律发展客观产生的必然现象，应用经济规律、经济杠杆去引导企业！”韩耀先再次下定了搞好这部法规的决心。

决心有了，压力却更大了。办公室人多，不吸烟的韩耀先经常点着一支烟下楼，围着市政府的办公楼，转了一圈、一圈、又一圈去找思路；晚上回家，家里地方小，没个书桌，他就借在学校教书的爱人的自习室，一个人在教室里看资料；没有任何历史经验可以借鉴，他就挨个企业跑，组织工人们开座谈会，了解企业的实际情况……

一个多月后，韩耀先形成了《破产倒闭规定》的完整意见：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市场竞争中必然出现优胜劣汰。为了保护竞争、鼓励先进、鞭策落后，保障债权人、债务人的合法权益和倒闭企业待业人员的基本生活，根据集体经济的性质、特点和我市集体经济体制改革的客观要求，对城市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进行破产倒闭处理……

1985年2月9日，李长春主持市政府常务会议，正式通过了《破产倒闭规定》，并以沈阳市政府发(1985)24号文件下发。这就是人们所称的共和国“首部”破产法。

然而，面对这份已经成为政府文件的《破产倒闭规定》，却没有一家报社敢予以刊登。我拿着文件走遍了沈阳的几大报社，人家一听‘破产’两个字，眼睛瞪得那么大！社会主义哪有破产企业！一个个头都摇得拨浪鼓似的。”韩耀先说，最后，这份《破产倒闭规定》以广告的形式全文发表在了《辽宁经济日报》上。

工厂门前摆了一对花圈

法规、法令，就像一把锋利的剑，但剑不用，永远不能知其利。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的工人们却没想到，关于沈阳市城市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破产倒闭处理试行规定》这把剑，拿他们厂开了刃。

《破产倒闭规定》出台后，沈阳市政府一方面想借此警醒当时的部分企业，一方面也意在实际的操作中考察这部法规的可操作性。

1985年7月，根据对全市企业的考察，工作组最终确定了沈阳市防爆器械厂、沈阳市农机三厂、沈阳市五金铸造厂3家企业成为试点。

“1985年8月3日，沈阳市政府在政府三楼会议室召开新闻发布会，对这3家企业发布批准倒闭限期整改通告。通告的内容由我拟定，当时我想，这个通告，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份通告，那么该以一种什么特殊的方式来显示它的重要性呢？我想到了足球场上的黄牌，黄牌就是警告的意思呀！”1985年的沈阳市政府，文件仍需油墨印刷的年代，韩耀先让工作人员把下发给每个企业的通告，用特殊的黄色油墨印成，很多人都对那次新闻发布会上三位厂长举着“黄牌”那颇富戏剧性的一幕记忆犹新，而“亮黄牌”的说法，由此而来。

一年的限期整改时间，无疑是这3家企业最为痛苦的阶段，时任沈阳市五金铸造厂厂长的周桂英后来回忆说，开完会回到厂里，互相没说一句话，大伙都哭了。心里像刀绞一样。可是，黄牌的压力最终变成了动力、凝聚力，那一年多里，从上到下，每个人都憋着一股劲儿，工人们连劳保用品都不要了，就想省下每一分钱搞生产……”

一年后，五金铸造厂和农机三厂成功揭掉“黄牌”帽子，而先天不足、后天营养不良的沈阳市防爆器械厂，成了第一个破产企业。

1986年8月4日，沈阳市防爆器械厂被宣告破产的第二天，韩耀先陪同一位新华社的记者到防爆厂采访，他不敢说自己是谁，也不敢让记者暴露身份。他看到，已经贴了封条的厂门口，一边挂了一个小小的花圈。没有挽联，没有落款，触目惊心。工人们三五成群地围在厂门口，有的在哭，哭自己上有老下有小将来可怎么活；有的在骂，骂谁这么缺德整黄了厂子，这样的人生孩子也是痴呆；有的呆呆地看着天，面无表情，这样让人看了其实更害怕。

三张黄牌、一对花圈，送走的是一个有着鲜明计划经济时期特色的防爆器械厂，却也同时给予了中国当时数以万计的国有企业一个可以生死的拐点。当年的12月31日，全国开始试行《破产法》，其蓝本和基础，就是沈阳防爆器械厂破产案。而破产的意义就在于，破产机制带来的竞争效应，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企业发展动力，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因此得到发挥。破产引进了市场机制，甩掉了多年的包袱，使企业真正步入了市场化的轨道。破产”，这个在改革开放前往往被解释为“某个阴谋的破产”的词语，由此被赋予了新的词汇含义。破产，也同时意味着新生。

22年送走百余家企业

韩耀先自此有了“送葬队长”的称谓。沈阳市后来成立经贸委，他任副主任，另一个实职就是沈阳市国有企业兼并破产办公室主任。当时的沈阳市领导开他玩笑说，人家别的官员到企业去，是送喜，你一去，就是要破产，就是给人送葬呢，干脆叫你“送葬队长”得了！送葬队长”的称谓，由此而来。韩耀先也不生气，此时的沈阳，正在迎来体制改革后的第一轮 企业破产高潮，而多年的经验累积后，人们对破产也有了一个较为明确的认识。虽然，韩耀先仍会被一些情绪激动的破产企业职工“堵”到办公室里不让出来，但再开破产企业债权人大会时，韩耀先已经不需要再刻意地掩饰自己的身份了。

随后十几年的工作里，经韩耀先“送走”的企业超过百家。每一次“送走”一家企 业，他改革的念头就会更坚定一点。10年后，当沈阳市一家中型企业宣布破产时，台上台下不再是一片哭声，而是阵阵掌声。弹指一挥间，谁都明白了一个道理，凤凰涅槃，死而后生。

韩耀先现在最大的梦想就是以后能有时间好好养他的花，没事逛逛公园，照顾照顾儿孙，收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里的、他当年制定的《关于沈阳市城市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破产倒闭处理试行规定》的书稿原件，在别人看来是种荣誉。但在他看来，不过是历史洪流里的一个必然之举。没有我，也会是别人，这是改革的脚步，是谁也阻挡不了的进步。”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