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金融体制改革

我是证监会第一任主席，我们第一届的任务就是开荒、修路、辅轨道，把这些事情做起来，任务就算完成了。

让银行“嫌贫爱富”

我是从吉林大学去苏联的。当时学校准备培养我当老师。到苏联以后，我先在莫斯科大学经济系念研究生，后来写论文时选择了货币与银行问题，导师是莫斯科财政学院的教授，最后由莫斯科财政学院授予我副博士学位。1959年毕业回国后，人民银行看到我对货币银行方面有些专业基础，决定留我工作。我在苏联就喜欢搞研究，也发表过一些文章。到人民银行以后，就一面工作一面搞研究，白天上班，晚上写作。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曾经发表了一些研究性文章，出版了两本书。

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在总行办公厅作“大秀才”，组织写文件、搞研究，研究题目主要根据工作需要来确定。文化大革命对银行系统破坏极大，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主要工作首先是拨乱反正，让银行从财政中分离出来，恢复正常工作秩序和规章制度。虽然1978年也曾提出过银行怎么面向新的经济生活的问题，但在1978年前后，金融领域工作的主体内容还是拨乱反正。许多老同志都建议我写本书，总结一下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我在他们的帮助下写了《社会主义货币银行问题》，总结从老区根据地到文化大革命之后的拨乱反正，整个新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过程和经验教训。

1979年以后，改革被提上议事日程，我也转入对改革的研究。当时的金融改革首先做了一件事，就是恢复农业银行。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发展农业放在战略位置上之后，有关部门的负责人经过考察国外经验和研究国内情况，都意识到发展农业需要大量资金，因此强烈要求恢复专门为农业服务的银行。恢复农业银行的文件是由我组织起草的。当时有些不同意见，大家最主要的担心，就是农业银行解放以后曾“三起三落”，这次会不会又落下去?中国过去的历史就是这样，强调发展农业的时候，就要求恢复农业银行；但因为农村的商品经济不发达，业务量有限，农业银行和人民银行业务边界模糊、机构重叠，所以，强调精简机构的时候，就把农业银行撤销了。因此，这次人们就它这回能活几岁?甚至提出，是否有必要重新成立这个银行?

国务院还是决定成立农业银行。农行1979年3月正式成立，我调任副行长兼办公厅主任。新成立的农行面对着农村形势天翻地覆的变化。随着农村改革的进展，人民公社改成乡，农村建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家庭经济为主体的农村经济开始建立，需要形成商品市场，资金量大大增加。在商品经济发展基础上，银行就比较好办了。

1980年，农行在苏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分行长会议，明确提出农业银行要从救济农民改为支持农村的商品生产发展。只有发展农村商品生产，使农民在自给之余可以出售产品，才有农民收入提高和农民福利增加可言，银行也才能活起来。这次会议当时震动很大，我在会上也有个发言。记得广西的行长事后告诉我们，自治区当时正在开财贸会议，一听说这次会的主张，大家就争起来了，有人说银行应该是雪中送炭，不能嫌贫爱富、锦上添花；又有些人认为，老是这样救济，改变不了面貌，整个农村富余不起来，所以，还应当有些商品经济观念。

这次会议以后，农业银行明确了要转变经营方向，从过去的扶贫救济转变为以支持和发展商品生产为中心，让农村富起来。

成立什么样的中央银行?

农业银行成立后，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也都相继独立，接着，保险公司也从人民银行分出去了。要不要设立中央银行的问题随即摆在人们面前。这正是中国金融改革的第二阶段。

整个讨论是从1980年开始的，我这年8月调回人民银行当副行长，主管金融改革。回过头来看，其实，我的分工一直是改革，开始在办公厅负责，后来去农行管这个事，到1980年8月以后，就比较全面地管这项工作。

在当时计划经济、习惯势力和传统观念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成立中央银行是不是有必要，成立什么样的中央银行，这些问题争得很激烈。当时基本上是三种意见，一是主张把仍由人民银行承担的城市工商信贷、储蓄等业务分出去。第二种是维持现状不变，也就是人民银行承担中央银行与工商信贷双重职能。第三种是主张恢复到老的、大一统的单家人民银行为好。

其实，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国内的金融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出现了”群龙无首”的局面。因为当时随着一些专业银行的分立和城市信用社的蓬勃发展，竞争局面已经初步形成。而人民银行却担负着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双重职能，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与人家争地盘、争业务，管人家难以服众，也缺乏必要的手段。当时的形势要求人民银行独立超脱，建立中央银行体制正是长远发展的需要。

到1982年初，根据国务院指示，人民银行成立了一个筹备小组，叫“银行机构改革小组”，我担任召集人，集中各方意见，搞中央银行的方案设计。当时研究了许多具体问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国务院负责人多次过问。因为一时难以定案，曾有一段过渡期，明确和强调了人民银行的中央银行职能，但又继续负责办理工商信贷和城镇储蓄业务。直到1993年9月，国务院正式发文，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再成立一家工商银行承担人民银行原有的城市工商信贷业务。

此后到1984年，已经形成中农工建四大专业银行，又成立了一批信托投资公司和信用社，金融机构出现大发展局面。银行从事的业务也由过去的部分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发展到投放技术改造、基本建设投资需要的多种贷款。

重构“不透明的茶杯”

金融改革再往前走，就遇到制定全面改革方案的任务。

在1984年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中央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中国要发展商品经济。这是很大的突破。虽然下面比较早就提过商品经济的问题，但上面的看法一直不一样。记得1980年底，我曾在上海金融学会做过一次报告，标题就是“商品经济与银行改革”。当时我提出，如果只搞产品经济，不搞商品经济，也就不需要银行，只要过去的会计和出纳就够了；还提出了多设银行，发展竞争。这个讲话1981年1月在《金融研究》刊登以后就引起了争论。后来，中国金融出版社出论文集时，要求我把商品经济的说法改掉。我说不能改，改了灵魂就没了。这篇文章后来也就没有收进去。

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讲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但对金融改革只说了半句话，就是“改革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后来我问过赵紫阳总理，金融改革提得这么简单，怎么进行改革呢?

他说，财政像透明的茶杯，有多少水，好掌握。银行就像不透明的茶杯，闹不清楚怎么回事，搞不好就是国外那种金融危机。所以，要慎重作些研究，才能定下来。当时，国务院决定成立一个金融体制改革研究小组，让我当组长，财政部出个副部长，还有银行等部门的专家和几个年轻人，包括周小川、吴晓灵，都参加了研究小组。

我们做了调查研究，提出改革思路和方案，向赵紫阳总理作了汇报。他感到现在还不能动。因为1984年年底出现了信贷失控，1985年的主要精力是加强调控，抑制通胀。到1985年底，金融体制改革整体方案经过多次研究修改和汇报后，已基本成形，主要是四个方面：一是建立以中央银行为领导、国家专业银行为基础的多种金融机构协调合作的体系；二是建立以间接调控为主、直接调控为辅的高效金融市场体系；三是建立技术先进、管理严格、人员素质优秀的银行管理体系；四是建立通过货币政策调整金融、稳定货币、促进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这些都是围绕着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提出来的。

在这一时期，我的主要精力是研究改革，同时结合在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的教学需要，写了三本书，一是《漫谈中央银行》，二是《金融体制改革研究》，三是《金融调控论》。最后一本书从1985年开始写作的。这些都是边学习、边考察、边研究的心得。

金融市场实验

1986年以后，中国金融改革进入新的阶段，需要进行发展金融市场的改革实验，探索专业银行怎么搞企业化经营。

在金融市场建立方面，从1986年开始选择试点，开始是5个城市，后来扩大到14个，又扩大到33个。这方面的改革推进比较快，成效比较明显。

首先从货币市场开始，搞了银行之间同业拆借的有形市场。武汉最先搞起来，以后其他地区也跟上了。

再就是股票二级市场也搞起来了。虽说从1983年就有了自发的股票发行，但很不规范。第一个敢吃螃蟹搞转卖的就是沈阳市信托投资公司，搞了一个可以买卖股票的窗口，消息公布引起世界震动。接着，上海工商银行静安寺办事处搞了一处比较大的地方，有块黑板可以作交易了。

还有第三件事，就是国库券可以买卖了。决定国库券买卖的过程，我记得很有意思。当时在国务院开会，有人就反映，现在有些投机商到偏远农村收购国库券，给的价钱很低，50元的面额只给二三十元，然后在城里卖到四五十元，发了大财，这种不法行为应当取缔。可打击这么久了，也没解决问题。赵紫阳总理说，既然打击取缔总是解决不了，还不如我们自己设立市场去买卖。一旦开辟这个市场，那些人就没办法投机了。当时在七个城市先搞实验，很快在全国推开。到1986年底，国库券的黑市倒卖被公开的市场买卖取代了。

最后还有外汇交易市场。按过去的外汇管理办法，企业在出口创汇以后可以留下一定额度。额度用不完，各单位就私下调剂，出现黑市。1986年以后，在上海、深圳先后开辟了有形的外汇调剂市场，控制也比较严。从那时发展到现在，有了上海外汇交易中心。

在1986年和1987年，银行的机构、业务、管理也在发展，但专业银行的自身改革比较难。特别是因为银行还承担着大量政府交办的任务，把行政管理的官办银行改为企业经营难度很大。把银行的政策性任务与商业性业务分开虽然早就提出来了，可两者界限不鲜明，根本分不开。大的既然不好动，我们就想了个办法，建一批新型的、小规模的真正的商业银行，“农村包围城市”。这些新的银行没有历史包袱，不承担政策性任务，是新型的商业银行，搞好了能与老的银行形成竞争局面。尽管这种竞争不是完全平等的，而是实力不均衡的，但毕竟有了比较和对照。今后再慢慢想办法解决专业银行的问题。

从1988年开始，人民银行批准建立了一批较小的商业银行。最早成立的有中信实业银行、招商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福建兴业银行等等。当时，这批银行被称为“商业银行”，有一些同志还不能接受，后来在提法上就改称为“新型综合性银行”。

与此同时，我们也抓了保险市场的竞争。1988年批准成立了股份制的中国平安保险公司，还批准交通银行搞保险的综合性实验，这些都是为了试探可否在保险市场形成竞争局面。

证券市场：开荒、修路、辅轨道

金融体制和金融制度的改革，前一段的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就是资本市场。

谈到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其实从政府角度最初并没有整体方案和计划，实践中是客观事物发展推进到那一步，就做到哪一步。以股票市场为例，1986年出现小规模的交易柜台，没有引起大家更多的注意，当时没有那么多股份公司，交易量也很小。至1990年，深圳三个柜台的股票交易突然热起来了，大量的人汇集到那里，门口排大队，有些人一夜间成了百万富翁。此事引起人们议论纷纷。

当时我调到体改委当副主任，根据领导的要求，组织体改委和人民银行的同志到深圳、上海做了几次调查，研究如何规范市场，回来向国务院做了汇报，并向深圳、上海市政府提出了建议。与此同时，我还和分工企业改革的副主任张彦宁一起研究，准备开一个股份公司经验交流会，探讨如何使股份制规范化起来。不过，当时各界都对股票市场和股份制反应强烈，要不要搞，争论很大。有些人还提出不符合政治方向，应当取消。深沪两个股票市场都面临被撤销的压力。

1990年10月，珠海特区十周年大庆，江泽民总书记前往参加。在那里，他听到一些有关汇报。当时我也去参加这次活动，一些同志就建议江泽民找我谈谈，说我是专家。其实，我就是对这个问题做过几次调查。后来在从广州回北京的飞机上，江泽民找我连续谈了两个多小时，大家担心的问题他都问了，我一一做了回答，他也做了记录。当时在座的有田纪云、温家宝、何春霖、王维臣等人。我还谈了自己的意见，我说股票这个东西谁也没有搞过，的确风险很大，但应当相信我们这些共产党员、老同志不会去搞私有化，主要是在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建立股票市场。可是，你要允许我们搞实验。如果稍微出点问题，就兴师问罪，带上一批政治帽子，那谁也不要搞了。

最后，江泽民说，那就定下来上海、深圳两个点不撤，但是暂时不扩大。

1991年春节以后，我陪国务院总理李鹏到天津出差。他也与到我谈了这个问题，并且同意把这两个点保下来，继续试验。

股票市场这样就保留下来了，不过，争论始终存在。1992年春节过后，全国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会让陈锦华和我去汇报股份制的试点情况。记得当时很多财经委员会成员发言，反映了社会上一些人对搞股票市场的不同看法和担忧。正在这一时期，邓小平“南巡讲话”传过来，明确了股份制和股票市场并不只是“姓资”，也可以姓“社”，可以做试验，但要谨慎。大家看法才有所改变，空气也不那么紧张了，大的方向就定下来了。

这年年初，体改委就正式确定要召开股份公司的交流会。在新的形势下，我们的会也比较好开了。2月19日至3月3日，体改委和国务院生产办在深圳联合召开了一个股份制座谈会，主要内容是总结经验、明确指导方向，重点转向规范化。会上，陈锦华、张彦宁和我都有发言。会后我们向国务院做了汇报，国务院领导很重视，发了文件。这时，朱镕基已经调来担任副总理，当时，他主要提出股份制试验也要规范，不要搞乱了。后来，我们就在积极稳妥地进行试验，体改委出面组织有关部门搞了有关工商注册、财政管理、会计制度等方面的十三个法规。后来又开了两次会交流经验。

这以后，股份制和股票市场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国务院也发了文，宣传系统找到我，让我当了一段“明星”。中宣部组织各大报刊、电视台、广播电台负责人在北京开会，让我做报告。1992年6月，《人民日报》还以整版篇幅发表我的文章，谈股份制和股票市场的实验。我就被看成了股票市场的所谓的“专家”。

随着股份制的推进，几十名专家、专业工作者都提出，证券市场要有专门的监管机构，仅靠分散监管不是个办法。可当时没有引起重视，领导未能下决心解决。到了1992年8月深圳“8·10事件”暴露出问题，国务院紧急决定要建立机构。当时是朱镕基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了一封信。国务院定下来以后，好多人建议我出山，朱镕基也跟我说了。我说这项工作是火山口，这就是找”替罪羊”的事。实在要我做，时间也不能长。一旦机构建立、市场稳定、规范确立之后，我就离开这个口。

后来，国务院确定，成立一个由朱副总理亲自出任主任，十三个部委参加的证券委，我是副主任。下面是证监会，由我担任主席。当时没有法规，缺乏人才，朱镕基又定了原则，可以请专家进来。所以，证监会吸收了四面八方的人才。

为了搞好证监会，我们曾经去海外访问学习，也向专家、学者、海外的朋友学，然后就是“现学现卖”。1992年11，证监会成立，我走马上任。1993年初，在天津开了一次比较大的全国性证券会议。那是我首次正式露面讲话，我一上来就发表长篇讲话，谈股票市场的风险与管理，主要讲国际上曾经有过的经验教训。我说，一定要看到，股票市场发展就是个风险不断出现、不断治理的过程。风险必然出现，想彻底铲除是不可能的，有股市就有风险，我们的本事在于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防止出现过大的风险；一旦出现风险，就要迅速得当地予以治理。我还介绍各国的经验，分析我们的问题，提出一些意见，一是要立法，严格执法，依法管理；二是一定要把机构投资者组织起来，靠长期投资稳定市场；三是市场要规范。

在以后的整个工作中，我主要是抓这些问题，概括起来就是规范市场、培养人才、内部管理，特别注意的就是监管机构人员不能出问题，反复教育。经过两年多的工作，打了个基础。我上任后就说过，我是第一任主席，我们第一届的任务就是开荒、修路、辅轨道，把这些事情做起来，任务就算完成了。如果道路和轨道没有建好，要想跑快车，肯定要翻车。这些年我们也就是做了这些事，其他就是后人来做。

这中间，股票市场还在有效利用外资方面有所突破。我们从1990年就开始研究B股。因为中国有外汇管制，一下子开放股市，带来的政治和经济风险太大，所以设计出A股和B股的办法，用明确的“三八线”严格划开。这样，经济上没有损失，政治上也不被动。

后来，香港朋友提出直接在海外上市的建议。国务院派出一个由我牵头的小组去考察研究，觉得是可行的，研究了方案。香港的证券代表团来了，朱镕基亲自接见，最后定下来双方各搞一个专题小组，研究上市的若干问题，包括法律问题、会计制度问题、外汇问题、上市问题、互相监管合作问题等。中方六个人由我牵头，有体改委、外管局、人民银行、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的人参加。第一批在港上市的有青岛啤酒等九个企业。当时要求中国企业去上市的外国证券交易所很多，我们又决定在纽约先试点。后来抓了两个企业试点。总之，路是打开了。怎么研究经验教训，总结经验，不断前进，这是以后的事情。

刘鸿儒：1980年至1990年成为中国人民银行主管改革的常务副行长；在1988年至1992年，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1992年10月至1995年4月，出任中国证券委第一副主任兼中国证监会主席。后任全国政协的经济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