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乱反正重庆扬起改革开放的风帆

从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至1982年中共十二大召开期间，重庆和全国各地一样开展了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拨乱反正工作。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拨乱反正任务的完成，为重庆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徘徊中前进

“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期间，重庆是全国受灾最重的地区之一。如何迅速扭转十年内乱带来的深重灾难和严重困难局面，实现安定团结，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是中共重庆市委和全市人民面临的紧迫而重大的任务。

1976年10月，根据中央统一部署，中共重庆市委成立了揭、批、查领导小组，全市大规模地揭发批判林彪、“四人帮”罪行，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经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全市确定为清查对象的400人，除交四川省处理的18人外，定性处理了382人。同时，对“文化大革命”中给各级党组织和一大批领导干部扣的“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市委”、“黑党委”、“黑班底”等政治帽子和不实之词一律推倒。并对十年内乱中立案审查的干部进行复查、平反。

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极大地调动了重庆广大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全市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发展。1977年，全市生产总值比1976年增长19.7%，财政收入扭转了从1972年以来连续5年未完成计划的局面。

但是，长期以来“左”的指导思想还未从根本上改变。1977年4月，重庆市委工作会就曾按“两个凡是”的口径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指示，都要坚决照办;凡是毛主席制定的决策，都要坚决维护;对一切有损毛主席光辉形象的言行，要坚决斗争”。

渴盼改变国家前途命运和个人境遇的人们发现，坚冰尚未化去，中国前进的步伐，还在“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中徘徊。

就在人们强烈要求加快拨乱反正步伐的呼声中，在重庆，因反对“四人帮”而身陷囹圄的重钢技术员白智清终于出狱了。

白智清说:“在释放我的时候，给我留了一条重重的‘尾巴’。这个通知里面写的是:‘但其中也有错误，需要总结经验教训’。我反对‘四人帮’有啥错！我爱自己的国家也错了？我确实想不通，但是我还是高兴，我毕竟能够出狱了。当时他们问我，一个老同志问我，你还有啥要求没有？我举起了四根手指头，把他们吓了一跳，他们说你还有四个要求？我笑了，我说:不，是四个现代化。我们这一代人别无所求，希望国家富强，希望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

“四个现代化”是那个年代人们的普遍呼声。但是，由于还继续存在的“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国民经济在向前发展中又出现了急于求成的冒进失误。1978年，重庆市提出“实现国民经济新跃进”的方针，并且按照中央1978年2月5日批转的国家计委《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的高指标、大计划的基调，提出1978至1980年全市工业年均增长速度22%、农业年均增长速度11%的高指标，编制了《重庆市1978—1985年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纲要》，不切实际地提出要在几年内大踏步地向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和国防四个现代化迈进，在1985年达到钢150万吨、铁150万吨、煤1500万吨、电力150万千瓦的“四个一五”，总产值达到140亿元的规划。

在这个乍暖还寒的日子里，众多饱受“内乱”之苦的人们也在反思:为什么会出现长达10年的大浩劫？怎样才能避免国家、民族再次发生这样的浩劫？人们试图获取答案，挣脱心灵的禁锢，获得全身心的解放。

1978年5月，一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全国展开。5月13日，《重庆日报》全文转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重庆开始加入真理标准讨论，但仅局限于很小的范围。随着讨论在全国的进一步深入，8月底，重庆市委宣传部召开真理标准讨论会，推动了全市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9月，市委中心学习组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题进行专题学习讨论。但是，这段时间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仍停留在对林彪、“四人帮”的批判上，而对“两个凡是”和“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的错误及其在重庆的影响涉及较少。重庆的拨乱反正工作进展缓慢，加之不适量的基建规模和工业发展速度，总体上仍处于徘徊中前进的局面。

伟大的转折

1978年12月，具有深远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重庆市委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采取各种措施统一广大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

1979年2月3日至9日召开的重庆市委第四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联系重庆市的工作，对解放思想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与会同志对“恐右病”、思想的僵化半僵化列表现，摆危害，分析根源，着重讨论了工作重点转移、落实政策和工农业生产问题。会后，全市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热潮。同时，深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1979年8月，市委发出在全市《继续深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学习讨论的通知》，并召开动员大会，部署真理标准讨论问题。各级党组织积极投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进行纠“左”的思想教育，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为在重庆这样一个“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进行拨乱反正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东风吹来，生机盎然。思想解放释放出的巨大能量，有力地推动着重庆的全面拨乱反正工作，推动着改革开放的进程。

平反冤假错案

“文革”和历次“左”的运动造成大批冤假错案，不平反纠正，难以调动人民的积极性。重庆市纠正冤假错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工作真正取得重大突破，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重庆市委成立了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建立常委接待日制度，并连续发出一系列有关文件。全市首先为在十年动乱中遭受迫害的干部、群众和各界人士恢复名誉，全市纠正了一批“文化大革命”中集团性的冤假错案。对历史遗留问题，包括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反胡风案件和在反右派、反右倾、“四清”等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的人和事进行了复查平反。全市平反纠正各类冤假错案共145535件，为15万人落实了政策。

特别是对1962年的“萧（泽宽）、李（止舟）、廖（伯康）反党集团”等几起冤假错案平反昭雪，落实了政策。所谓“萧、李、廖‘反党集团’案”发生在1962年。其时，市委召开18次扩大会议，传达贯彻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萧泽宽，市委候补委员、副秘书长李止舟，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团市委书记廖伯康在扩大会议的小组会上各自发表意见，批评了省、市委的一些工作。1963年4月，市委将三人作为思想右倾和从事“反党活动”、“反党阴谋”进行批判，给予处分。其亲属和有关干部受株连。“文革”初期，四川省委又在全川点名批判，将三人隔离审查，亲属及有关人员再次受到株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重庆市委根据四川省委的意见对此案进行复查，于1982年12月23日对此案作出彻底平反的决定。1983年2月26日，省委转发重庆市委《关于萧泽宽、李止舟、廖伯康三同志的平反决定》的通知。

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重庆市和区县的人大建立了常设机构，恢复和活跃了人民政协的工作，巩固和扩大了爱国统一战线;工矿企业开始实行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加强了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文联、社联、侨联、工商联等群众组织的工作，扩大了党内外民主;各级政法机关普遍得到恢复和加强，开展了打击经济领域和政治、文化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斗争，社会治安明显好转。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人们只有一个心愿:把损失的宝贵时光夺回来，团结一心，众志成城，让重庆跨上现代化建设的骏马，跟上祖国前进的步伐。

整党整风

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1977年至1979年，在揭批“四人帮”的同时，重庆市委进行了整党整风试点，摸索解决由于“四人帮”干扰破坏而造成的党内思想不纯、组织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

1977年4月，市委首先在重庆水轮机厂和重庆市百货公司进行整党整风试点。10月，在试点和扩大试点工作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市委发出《中共重庆市委关于开展整党整风的意见》。第一批市、区、县级领导机关和企事业共164个单位全面展开整党整风，农村有115个公社在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中进行了整党整风。在1978年开始的“一批两整顿”工作中，市委明确提出要以整党整风为重点，抓住领导班子这个关键，认真解决“三个不纯”的问题。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市委常委会进行了内部整风，各级党组织加强对整党整风的领导，取得实效。经过整党整风，全市共认定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双突”党员123人，并根据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双突”入党的一律不予承认的指示，对“双突”党员做了妥善处理。

整顿和调整领导班子，是和整顿、恢复党的组织同时进行的。1976年底至1979年，市委结合揭批“四人帮”运动开展清查工作，对区、县、局以上领导班子进行多次调整，重点调整了114个县级以上领导班子，调进调出干部203人。同时，结合平反冤假错案，重新起用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一大批老干部，并选调一批科技人员充实各级领导班子。但是，由于用人观念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经过这一次调整后的领导班子文化知识结构变化不大，平均年龄有所上升，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新形势要求不相适应。1980年至1982年间，市委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方针、抓紧做好选拔培养中青年干部工作的指示，全市先后提拔4000余名中青年干部进入县级以上领导班子。同时，结合区县召开党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对区县的党委、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成员进行了统一调整、安排。

从此，重庆各级党组织带领重庆人民，在重庆这方热土上创造出一个个奇迹，谱写出历史的新篇章。

国民经济调整与经济体制改革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坚决纠正1977年至1978年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的作法，并清理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的思想影响，提出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新的八字方针。重庆市认真贯彻这一方针，于1979年9月制定了《1979～1981年国民经济三年调整规划纲要》。

重庆市在调整中把改革和发展结合起来，通过改革实现调整，促进发展。重点围绕加快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加快轻纺工业的发展、压缩基本建设战线、提高投资效益、缓解能源供应紧张状况、加快城市建设、积极改善市民生活等一系列问题制定措施，抓好落实。到1982年，经济调整达到预期目标，收到明显成效:工农业生产在调整中稳步增长，工农业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有了一定改善;压缩基本建设，调整投资使用方向，扭转了市财政收入下降的趋势;人民生活有较大改善，城乡居民收入增加，居民购买力逐步提高。

重庆市经过调整，经济开始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同时，各项社会事业得到发展，科技、教育、文化和城市建设等也出现可喜局面。

1977年8月4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会上决定恢复高考。学习的风气如燎原的星火滚过中国大地，570万人涌进考场。考生中，有夫妇、有父子、有师生，有兄弟姐妹，那可是13届考生的同场竞技啊！那一次考试，有27万人如愿以偿，进入梦寐以求的大学。

若不是30年前那场考试，四川美术学院著名的美术家罗中立到今天可能还是一个穷乡僻壤钢铁厂的工人。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罗中立沿着大巴山脚下的周河走了20里路，赶到县城，已是报名截止的傍晚。罗中立找到招考老师住的招待所左磨右缠，终于成为该考区最后一个报名的考生。1978年3月，已30岁的罗中立走进四川美院。时隔两年，1980年全国美展，罗中立尝试画的第一幅油画《故乡行》就上了美展，这给了罗中立极大的鼓舞。在次年举办的全国青年美展上，罗中立创作的《父亲》一举成名。30年后，他已是当初自己报考的这所西南重镇美术学院的院长了。

全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开始并率先取得突破，重庆的改革也从农村起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1977年到1978年秋，重庆市部分农村即推行小段包工、定额计酬责任制，恢复定额管理、评工记分的制度。1978年秋至1979年底，推行分组作业、定产定工、超产奖励的联产责任制及在联产计酬责任制上实行多种经营责任制。到1980年秋，联产计酬责任制成为农村责任制的主要形式，并逐渐从包产到组向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过渡。但是，改革并不一帆风顺，重庆农村始料不及的改革发展势头，使部分领导干部心存疑虑，担心又被批判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一些有抵触情绪的人也发牢骚说什么“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因此，继1979年7月强行纠正江北、长寿两县一些农村自发实行包产到户的作法后，1980年，市委进一步要求各地纠正非边远地区和贫困落后地区实行旱地作物包产到户的作法。初尝包产到户甜头的农民群众批评这种状况说:“中央放，群众望，中间有根顶门杠。”

1980年，在中央党校学习归来的四川省副省长杨汝岱回到成都，见到胡耀邦批示的一封人民来信，反映重庆有硬性纠正包产到户的问题，同时省内有批评涪陵包产到户“造成了粮食减产”的说法。四川省委书记谭启龙要他去弄清真实情况，妥善加以解决。杨汝岱到川东了解到，涪陵粮食减产主要是低温灾害造成的，包产到户倒是对抢收和烘干粮食起了好作用，减轻了损失;重庆市有的领导同志硬性纠正包产到户的确讲过些错话，给基层干部造成了压力，跟群众形成了对立。经与重庆市领导一起总结经验教训，统一认识，提出了不同的解决办法。

到1982年，重庆已建立起以大包干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当年，市委组成农村经济改革调查组，到巴县（今巴南区）进行试点，主要稳定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积极扶持专业户、重点户，大力发展多种经营等。

在农村改革的同时，落实农村基层干部政策的工作顺利展开。1979年1月，市委批转市委组织部、农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贯彻中央组织部“落实农村基层干部政策的几点意见”的请示报告》。当年，仅9个试点公社就为438名基层干部落实了政策。农村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1982年，全市农业总产值达到12.07亿元，比上年增长53.4%。

农村改革起步后，城市也开始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

粉碎“四人帮”后，重庆的工业生产虽然得到较快发展，但长期实行的高度集中和吃“大锅饭”的工业管理体制，严重束缚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因此，对原有工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1978年10月，中共四川省委决定对包括重庆钢铁公司在内的6家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试点。改革的办法很简单，仅给企业定一个增产增收目标，允许他们在年终实现目标后提留少量利润，职工个人可得一定奖金。改革仅3个月就收到较好效果。当年，重庆市又在重庆钢铁公司、重庆印制三厂等5户企业进行扩权让利试点，拉开了城市经济改革的序幕。1979年2月，重庆有20户工交企业开展扩权试点。12月，又确定16个企业在上年试点基础上进一步开展扩权试点。为了探索新的企业管理体制，1980年，重庆钟表工业公司、重庆印制三厂等企业开始进行以利改税和自负盈亏为主要内容的试点改革。由此逐渐扩大试点范围，在国有企业中普遍推行利润包干的经济责任制。全市参加扩权试点的企业达128户，扩权的分配形式由1种扩大到3种。1981年，市一轻局和电子仪表局所属的58个企业推行“独立核算，以税代利，自负盈亏”的试点。扩权试点企业不同程度地触动了原有的管理体制，从生产、流通、交换、分配等方面扩大了企业自主权，调动了企业自主经营积极性，促进了企业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商业企业则实行全行业利润留成制。同时，对物价、财税、金融等体制的改革也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和尝试。

随着企业改革的逐步推进，1980年，重庆出现了企业联合体，以后又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区域联合”、“流域联合”、“一三线结合”和对外经济技术协作，初步形成了开放式的经济网络，开始冲破条块分割的局面，向着适应商品经济要求的方向发展。

在进行企业整顿的过程中，公交系统还率先开始用人制度的改革。1980年11月25日，重庆市公用事业管理局公开招聘录用11名管理干部，其中6人被安排在市出租汽车公司工作，试用期半年。6位应聘者工作出色，到7月，营运收入比1980年同期增长144％，实现利润增长99.73％，车辆完好率达91.48％。7月4日，公用局党委报告市建委，请求对符合干部条件的应聘人员办理干部任命手续。市建委作出五条“批复”，否定了“招聘简章”关于应聘者“试用合格后，按干部管理权限正式任命”的规定，并另组出租汽车公司领导班子。8月12日，6位应聘者被迫递交辞职书。辞聘后，公司营运收入比上半年降低11.3％。中央书记处一位领导同志获悉后批示:“重庆市公用局关于用人制度一次改革尝试的失败，反映经济改革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可见实行干部四化之难，但这种阻力非打破不可”。1982年2月，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与重庆市委组成联合调查组进行调查，写出《关于处理重庆市公用局招聘干部“夭折”问题的几点建议》。市委全体书记就此进行专题研究，一致决定:市公用局招聘干部是贯彻三中全会精神，改革用人制度的一种尝试，是一个新生事物。市建委的处理是错误的，五条“批复”也是错误的，应即收回，夭折的新生事物要扶植起来，应聘干部应返回出租汽车公司工作。2月26日，《人民日报》刊登《春风吹又生》一文，对重庆市公用事业管理局因招聘干部坚持原则，抵制不正之风而遭到各种压制、冷遇、刁难，致使干部制度改革试验夭折提出了批评。

重庆是老工业城市，从1950年到1978年，国家虽然对重庆市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但投资方向和重点基本上是新建企业，忽视对老企业的技术改造。1980年，重庆市明确提出了重点改造老企业，把挖潜、革新、改造作为扩大再生产的主要途径。其时，工业技术改造的目标重点是纺织、化工和二轻工业，并确立了重点建设和企业更新改革并重，固定资产投资更新和大力采用国内外先进技术相结合的原则。通过技术改造，许多老企业的设备和素质有了很大提高。

重庆是全国老工业基地和国防工业的重要战略基地，拥有一批研制和生产常规兵器的大中型骨干企业，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较多，这是重庆经济发展的一大优势。从1978年开始，重庆市在改革中努力探索军民结合的道路，军工企业由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开拓型转变;产品结构由单一军品、指令性任务型向多样化产品、军民结合生产转变;军工技术由单向为国防系统服务向为军工和民用双向服务转变，军工企业开发生产民品的速度不断加快，在“军民结合”中取得明显成效。重庆还积极探索军工企业同民用企业联合发展的新路子，以组织建设经济联合体的形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共同开发摩托车、汽车等大规模专业化“拳头”产品，充分发挥了军工优势，对振兴重庆工业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82年9月，中共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了拨乱反正的经验，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正确纲领。根据“十二大”精神，重庆市及时制定了《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六五”规划纲要和“七五”设想（草案）》，并抓紧制定《重庆经济、科技、社会发展战略》，提出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集中主要力量调整经济结构，实现工农业总产值10年翻一番，到20世纪末，城市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人民过上殷实的小康生活的目标。

在“十二大”路线的指引下，重庆正如一艘巨轮，高扬改革开放的风帆，劈波斩浪，一往无前地驶向新的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