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老夫冲锋陷阵

袁庚的办公室与招商局会议室在同一层楼，设在招商局大厦23层内。袁庚办公室有一排窗户面向大海，透过窗户，一片蔚蓝色的海湾映入眼底，远处水天一色，近处海港交通繁忙，桥梁、铁路和公路犬牙交错，组成立体网络。从这里并不能望见远处的蛇口，只有心存那片热土的人，才能在一片影影绰绰的迷雾中感觉到它的具体位置。

袁庚站在窗前，目光越过大屿山，看到海湾对岸蛇口工地上人欢车叫的喧闹景象，目睹张振声说干就干的忙碌身影。

袁庚牵挂着蛇口开发的进度，关注着张振声能否有所作为。

创办蛇口工业区是袁庚的光荣与梦想，他不能亲自披挂上阵，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香港招商局百废待兴，亟待扩张与运作，他作为中军主帅自然是无法脱身；再者，他自认为还肩负着极其隐秘的统战工作，亟须在香港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尽一点绵薄之力。

袁庚希望有一位敢想敢干敢负责的干部顶替他在蛇口打开局面。应该说，袁庚对于选将工作是异常急切又非常慎重的。

袁庚深切感受到国内的经济体制僵化。鲁迅先生说过：“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1鲁迅说的是开创新文艺，当前，经济领域的艰难掘进，更需要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在袁庚眼里，这个与自己素昧平生的张振声敢想敢说敢干敢当，是可以在蛇口工业区担当重任的。事实证明，张振声在蛇口的开创性工作卓有成效，袁庚选用他在蛇口担纲是完全正确的，是可以放心的。1979年9月21日，蛇口工业区成立党委，张振声任党委书记，许智明、李新庭（深圳市委副秘书长兼）任副书记。

一、“荒山野岭有什么看头？”

1979年5月1日，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莅临香港招商局视察。

“彭部长，去看看蛇口吧，张振声率领先遣人员在那里安营扎寨。”袁庚将整个招商局工作汇报完之后，适时地向彭德清发出了邀请。

翌日上午9时30分，交通艇“海燕八号”驶离香港中环码头，朝西驶往蛇口。袁庚请彭部长上到船头看看风景，部长不感兴趣，摇了摇头。行至半路，临近香港踏石角附近，彭德清突然站了起来，不看袁庚，冲着梁鸿坤大叫：“小梁，船开到这里干什么？回去，回去！”他挥着手，神色中有明显的不耐烦，袁庚赔着小心说，船开往蛇口，请部长前去视察，指导工作。彭德清瞪着袁庚说：“荒山野岭有什么看头？”

随同彭德清视察的交通部官员看看彭部长，又望望袁庚，一时没有说话。落在尴尬中的袁庚没有回避部长恼怒的目光，尽量保持内心镇定和外表的微笑。不错，现在蛇口无疑是荒山野岭，但它已被中央和部里定为工业区，是即将打响开山炮的经济战场，现在请您去看看，是想请您作点指示，出点主意，请您作一次战前动员，鼓舞士气！工业区的开发，对于我们拿过枪、搞过政治运动的人来说，都是全新的一课！

袁庚眼里满含期待：“彭部长，还是去看看吧！”

梁鸿坤偷偷地打量着彭德清，见他皱着眉头，再也不说什么话，心中便凉了半截。袁庚脸上依旧挂着微笑，极力掩饰内心的惶惑与疑惧。梁鸿坤想起上个月华润老总正经八百地让自己提醒袁庚的那段话——你告诉袁庚，他搞蛇口干什么？在招商局好好待着不是很舒服吗？香港还有那么多事情要干，为什么偏偏要去蛇口？后来，梁鸿坤才知道这位老总的苦衷——为了在深圳搞一个养猪场，他连命都快送掉了，现在拿刀架在他脖子上，他都不搞了。

在朱士秀看来，彭部长平时不是这样子的，他是个可亲可敬的好领导。他猜测一定有人抢先告了袁庚的恶状，也有可能袁庚确实犯下什么大错，惹得部长不高兴。

一个多小时后，交通艇靠上蛇口边检口岸。突然间，岸上鼓乐声大作，一支小型民间乐队奏响了喜庆的迎宾曲调。要是在往日，袁庚早在心里骂了：你张振声搞这一套迎来送往干什么？这是共产党的作风吗？！但在今天，此时此刻，他不但不骂，还有些感激张振声帮他解围。他希望在鼓乐声中，领导同志能高兴起来，与民同乐。但是，彭德清还是皱眉，不发一言。张振声迎上来时，与袁庚的目光对接，两人相视一笑。这是志同道合者间相互鼓励与取暖的目光，让袁庚的心头一热。他突然记起来，张振声至少在蛇口待了两三个月，他爱喝的酒早该断顿了，梁鸿坤不知道替他置办了没有？他转念又一想：管他有酒没有酒，反正，今天为感谢彭部长亲临蛇口，大家来个一醉方休！

在蛇口指挥部里，袁庚请张振声简略地介绍工业区第一期码头、港池、航道工程的勘察及测量情况。报告结束后，袁庚率先起身，走到屋外，执拗而热情地引领着彭德清到一湾工地察看。他早就注意到彭德清不耐烦的神情，但他很自信，这位领着他向李先念汇报、受命的领导同志，如果在实地考察、了解工程进展情况，心里必然会有一团火焰燃烧起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当我们睁开眼睛看世界，我们才痛感“闭关锁国”使我们丧失了二十年宝贵时光，在经济、科技等方面远远地落后于世界。当党中央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伟大决策之后，你看看，招商局上下是怎样地闻风而动，日夜苦干，力争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啊！

袁庚在一湾的沙地上铺了张地图，弯下腰去，刚刚要向领导汇报规划情况，彭德清说：“不看了，回香港吧！”

阳光下，袁庚的脸色终于阴沉起来。

15分钟。这就是彭德清在蛇口从上岸视察到离岸的全部时间。交通艇回港离岸前，袁庚瞥了一眼张振声，张振声垂手，沉默，神色黯然，情绪低落。袁庚快步走近他，低声说：“这是冲着我来的，不是对蛇口，你不要有顾虑，大胆干！”

彭德清副部长比袁庚年长6岁，入党比袁庚早9年，新四军老战士，在三野参加过莱芜、孟良崮和淮海等著名战役，曾入朝作战，到交通部之前是海军少将。彭德清原则性很强，一向疾恶如仇。袁庚心里清楚，他一定在什么地方闯了祸，才惹得彭将军大为光火。唉，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二、都是“伊丽莎白”惹的祸

船回香港，已是午后，袁庚估计彭德清会找他个别谈话，或者召集相关会议，对他的工作提出批评意见。下午4时左右，彭德清突然提议大伙儿一块上袁庚家的“别墅”坐坐。

“听说你早就搬出去住了，”彭德清说，“我们打算上你的别墅坐一坐。”

我的“别墅”？袁庚立即意识到大事不好，祸事降临了，仓促中，用一句玩笑话来掩饰内心的不安：“也许我的庙太小了，容不下诸位啊！”

当夫人正式调到香港招商局三个月后，袁庚向办公室提出不住招商局集体宿舍，在外面租房子住。在个人住房问题上，袁庚是有个人考虑的。早些年，他在驻外使馆工作，就不住集体宿舍。现今官大了，已经担任招商局事实上的一把手，年纪也大了，何况带了家眷，他觉得挤住在招商局集体宿舍楼里既不方便，也有失他的身份，就向办公室提出了个人要求。办公室总务人员很为难，因为在此之前，任何一位从交通部派驻到招商局的头头脑脑，不管什么级别，也不管个人什么情况，都按照部里的要求，安排在集体宿舍楼里居住。这个袁董竟然破坏规矩要住到外面去，让他们左右为难。有关同志权衡之下，遵从“县官不如现管”原则，何况他也是招商局解放后破天荒第一个偕夫人上任的领导，只得依了他，在铜锣湾维园路的伊丽莎白大厦租了一间公寓房，两室一厅一卫，面积为平方米。地段很好，每月租金达8000港币，由招商局支付。

这个时候，“文革”虽然结束了，闹派性、搞“地震”的人还在。袁庚并不是圣人，头上的“小辫子”很多。有人向部里报告袁庚集体宿舍不住，住进“伊丽莎白”大厦，有人从大厦的洋名称断定袁庚住上了“豪华别墅”，已经完全地“蜕化变质”了。彭德清副部长莅港的目的之一，就是在众声聒噪中，想亲眼看看袁庚腐化堕落到了什么程度？这位老干部眼睛里容不得一点沙子，尤其是对受到重用的干部更希望他们自尊、自爱，不希望他们自毁前程。他建议大家一同赴袁庚的“别墅”小坐参观。总务处即刻派了两部车，七八个人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伊丽莎白大厦似乎白白辜负了一个漂亮名字，是一幢八成新、楼高20余层的大楼。由老式电梯送上狭窄的过道，进屋以后，七八双眼睛好奇地朝四下打量着。

“坐吧。”袁庚指着厅内唯一一张布艺长沙发说。在众人眼中，客厅显得过于局促，两边都是书橱，另一边是放杂志和报纸的架子。书橱和架子上都堆满了书报杂志。卧室内除了一张双人床就摆不下其他东西，书房里仅有一张小型简易书桌，上面也都高高地堆着文件、书籍和卷宗，桌上装有打字机。“有时候夫人要加班打材料，”袁庚解释说，“我就干脆到客厅里去看报纸。”

招商局研究部某负责同志是最后一个踏进客厅的，袁庚正在尽地主之谊招呼大家“坐一坐”，事实上，至少还有两三个人没有落座之位，要挤过来插一只脚都困难了。他认为，如果这套住房都成“别墅”了，那么真要成为其他中资机构老总的笑柄了。他想笑，但实在笑不出来。许多中资机构老总一级的干部都在外面租房，多为四房一厅，面积很大，还有一名菲佣。

彭德清环顾四周，显然不知道说什么是好，过了一会儿他才实事求是地说：“什么豪华别墅？就是两间小屋子。”他是个正直的人，很为自己的偏听偏信不安，“部里的人不了解情况，老袁，你应该知道，大家都以为你在香港被腐蚀了！”

袁庚感到异常震惊。他猜到告他状的人不少，但想不到的是，竟然选择住房问题作为突破口。这些人想干什么呢？还想搞“四人帮”那一套吗？招商局的工作才刚刚开始，今后还会“闹地震”吗？他非常感激彭德清前来实地考察，用事实化解谣传。他望着彭德清说：“是啊！房子只有这么大，怎么会是豪华别墅？”最后气愤不过，又补充了一句，“吃饱了无事生非的人，怎么能乱告状呢？”

彭德清笑笑，带头离开“别墅”，嘟哝着说：“住在外面也挺好的啊！”

翌日上午10时，彭德清在招商局大厦23层会议室接见招商局各部门副经理以上和下属各公司负责人。

“还有一点得说一说，”在接见快要结束时，彭德清强调说，“招商局要发展船队，要把工业区建设起来，船队发展起来了，工业区建立起来了，招商局才有实力。”

袁庚看了一眼他的老上级，希望听到对蛇口工业区的批评意见，也希望对他个人提出公开批评。然而，彭德清并没有对蛇口工业区提出任何批评和指责。

“你们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和国务院对交通部党组和对交通部与广东省革委会的报告的两个批示。建工业区就要多赚外汇，为实现四化多做贡献。”最后，彭德清说得很原则，也很准确。

袁庚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了下来。创办蛇口工业区，不论彭德清本人还是交通部任何领导都是支持的。彭德清对蛇口工业区的建设也没有提出批评或者反对的意见，只是含蓄地提醒袁庚必须分清什么是交通部的主业和副业。彭德清在讲话中巧妙地把交通部的主业“船队”放在副业“工业区”之前，其目的袁庚到后来才明白。彭德清一以贯之的理念是交通部必须主抓航运，离开交通运输的老本行，把兴建工业区作为头等大事，在他看来，这种做法不论怎样说，都是“不务正业”。交通部老同志都有一种“深刻的教训”，那就是多年费尽心血和财力在地方上建立起来的工业，甚至港口、码头，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被地方政府收走了。招商局今后五年利润都不上交用来投资蛇口，说不定明天转眼间就划给地方管辖。条条与块块的利益之争，不仅交通部，其他部委也是有的，但好像交通部特别“受委屈”，动不动就把部办企业移交给地方，所以交通部人自称是“老交老交”，老是把自己的东西交出去嘛。彭德清对工业区的看法，代表了交通部的大多数，坚持创办工业区的袁庚属于少数派。

袁庚是个极聪明的人。他不在任何场合任何会议上“纠正”、“澄清”彭德清副部长的指示，而是在贯彻落实彭德清副部长指示精神的时候，继续宣讲李先念的批示和谷牧的讲话精神，在主抓航运事业的同时，号召和组织广大干部员工积极贯彻落实部党组的决定，大力兴办蛇口工业区。对彭德清副部长仅有15分钟的视察，他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对张振声等同志解释说，由于他没有安排好领导的休息，加上对他住“别墅”很不满，造成领导同志没有好心情到实地多看一看。他强调，彭德清副部长一直是支持蛇口工业区建设的。

张振声早就看出彭副部长的态度，也清楚袁庚在极力消除一切不利因素，设法安定人心，鼓舞斗志。经过袁庚积极的工作，所谓“视察风波”在人们心中引起的猜疑、惶惑很快随着初夏的清风而烟消云散，蛇口工地上又可以看见奔忙的人群。

后来，袁庚听人谣传，彭德清此番来港原本是想“整一整”他的，对一些人说过“我来敲锣，你们唱戏说说他”一类的话。袁庚听了只是笑笑，一切随风而去，多说就没有意思了。1992年，招商局为庆祝成立120周年，举办纪念活动，邀请历任交通部部长出席盛会。彭德清1981年担任过交通部部长、招商局董事长，离任后也应邀参加庆贺活动。在视察蛇口工业区后，彭德清和孙大光、李清等部长一同坐上了主席台。这个时候，荒山野岭的蛇口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彭德清在蛇口各地看了看，恳切地对袁庚说：“老袁，看起来，你这样搞是正确的。”十多年过去了，老领导以这样的方式，对十几年前“15分钟视察”的行为以及背后所隐藏的对袁庚的不甚信任作一种自我批评，让袁庚心头热乎乎的。

三、袁庚买船抓航运

袁庚是一个多欲型的男人，这种类型的人注定了一辈子贪心，注定了一辈子永不满足。

早在1978年底，袁庚就干了两件石破天惊的大事，一是替招商局买了一栋新楼，二是替中国远洋总公司（下称中远）下了订购11艘滚装船的大订单，总计万载重吨。这是新中国第一批向发达国家订造的新船，为国际航运界及造船工业界所瞩目。

这单大合同是由中远总公司委托给香港招商局下属的香港远洋公司，以香港远洋公司的名义贷款订制，总金额逾1亿2千万元。这个时候，正是国际航运业异常低迷，日本造船业陷入危机之际，这笔大单交给日本川崎重工去做，拯救了这家濒临破产的日本大型造船厂。

买卖合同文本搁到袁庚的办公桌上，中方签字贷款的公司是香港远洋公司，袁庚一看就觉得不妥，把负责此事的香港远洋公司总经理张振声叫过来说：“我来了，不能老把香港远洋打出去，要打招商局这块牌子。”袁庚心里很清楚，招商局虽为交通部所属航运企业在香港的总代理，但近年来的知名度远远不如麾下的香港远洋公司。

这个时候，张振声开始在蛇口挑大梁，把负责和日本人洽谈的事宜交给香港远洋的张敬华。为了更换合同，作为大买家，张敬华领着袁庚，不得不亲自登门拜访日本川崎重工，解释“招商局”是“香港远洋”的总公司，希望以招商局的名义重签买卖合同，费了半天口舌才将此事办妥。

招商局订购滚装船的新闻在香港掀起轩然大波，袁庚风头出尽，不仅令香港航运业刮目，更让香港工商业界啧啧称奇，业界开始私下打探这个从北京派来的老头子究竟有什么背景。

翌年至日后的1985年期间，国际航运业处于衰退及缓慢复苏的复杂形势。由于香港的经济支柱是对外贸易，为外贸服务的航运业，则成为香港经济的主要血脉。虽然饱受国际航运危机的冲击，香港航运业仍然维持了一个相对较好的局面。也就是说，在全球航运市场严重萧条的情况下，香港海运量并未出现明显的颓势。

1979年初，招商局原有的远洋船队统统划归中远总公司，招商局这个百多年前靠航运起家的老牌航运公司竟然没有一条船了，袁庚决心另起炉灶，重建自己的远洋船队。这年1月底，他在招商局成立了船务部，作为负责航运的职能部门，负责筹建远洋船队及开辟远洋业务的任务。

这一年，由于一个偶然的机缘，让袁庚抓住机遇，回归了航运主业。日后，在世界四大洋的海面上，香港招商局船队飘扬着明华公司旗帜，跨越一百多年前悬挂红底黄色圆月旗的招商局轮船航行的海域，劈波斩浪，续写一个民族的强国之梦。

1979年5月上旬，有一百三十多年历史的美国轮船公司，想开辟一条从香港到广州黄埔港的支线，向香港招商局询问有关事宜。袁庚立即指示船务部以招商局名义向交通部呈送报告，看看中国远洋总公司能否拿下这条支线。从内心来说，袁庚希望招商局能够开辟这条支线，但是，一条船都没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机会的丧失。

5月17日上午，招商局各部门主任、下属各公司经理都来开一天一次的碰头会。这个时候，正是招商局策动总攻的前夜，总部每天都要召开一小时的例会。这种例会，也就是碰头会，从9时30分开到10时30分，袁庚只要在香港，一定准点到达会议室，不清谈，不扯皮，也就是不走过场，抓紧时间交流情况，分析问题，拿出决策。在这天的会上，张振声、梁鸿坤等人提出商人与工作人员往来于香港与蛇口的出入境签证、工业区所需劳动力等问题，袁庚立即提出意见和要求，安排相关人员到香港移民局和广东省革委会办公厅进行协商，请求给予便利。劳动力的事，眼光要放到全国去，由工业区聘请，现在就要筹办一个劳动服务公司。

会议结束后，袁庚回到办公室，准备就蛇口工业区的机构编制、工资待遇等问题与张振声等人进行详谈，刚刚研究了15分钟，办公室就送来了一份交通部的要件。彭德清副部长就招商局呈报的美国轮船公司在我近海开辟支线的问题，建议将报告转呈中远总公司考虑。中远总公司答复很干脆：中远是大公司，不跑支线。袁庚这时才明白，这是很小的一笔业务，估计是一桩亏本的买卖，中远是不会干的。

“今天就谈到这里。”袁庚把张振声等人打发走后，立即给郭玉骏打了个电话，请他过来一趟，然后，深陷于黑皮转角沙发内，仰头，闭目，沉思。

这是他思考问题时的习惯性动作。或许他实在太专注于所思考的问题了，以至于分管航运的副总经理郭玉骏连敲几次门，他都没有听见。郭玉骏推开虚掩的门，走进袁庚办公室，袁庚还陷在沙发里，仰头、闭目、沉思，仿佛一尊雕塑。

“老袁，你找我？”郭玉骏来到袁庚的面前。他解释说，接到袁庚电话后没有立即来，是因为处理了两个重要业务电话。

袁庚看着郭玉骏，脸部的表情瞬间舒展开来，立刻又被一脸的愁容所淹没了。郭玉骏是他的老战友，早在1967年，赴印度尼西亚接难民回国时，他们就是配合默契的搭档。想不到的是，他到招商局主政，又有机会与郭玉骏合作。在郭玉骏副总经理办公室，让袁庚惊讶不已的是，窗户只是用报纸糊了糊，无法遮挡东晒的太阳。俗话说，烂船也有三分钉，招商局再不景气，也不至于连老总办公室窗帘都买不起吧？他敬佩老郭，认定他是勤俭持家的一把好手。

他指了指对面的沙发说：“坐，老郭，我一直在想美国轮船公司的那件事，我在考虑……”他盯着自己的鞋子，仿佛解决问题的答案就藏在鞋子里面。

郭玉骏为难地看着袁庚说：“老袁，这事我也听说了，中远不愿意干，人家是做干线的，不做支线，我们有什么办法？”

“我们一条船都没有了，”袁庚有些失落，少顷，又自言自语地说，“这也许是个机会。”袁庚在心里快速地计算着，假如招商局成立一个全资直属企业，具体经营船舶业务的话，这将是第一单生意，至少，老美看中的支线，就算亏的话也不会亏太多。他决定放水养鱼，同时完全仿效香港企业的做法，让他们自力更生，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还要叫他们独立核算。这对外派干部来说，是彻底离开计划经济轨道的做法，能行吗？他相信这条路走得通，毕竟，外派干部是在香港土地上生活，应该能理解这套遵循商品经济规律的做法，就算没吃过猪肉还见过猪跑呢。他问郭玉骏：“要是我们接下这单生意，会亏多少？你马上叫人算算看？”

“船舶经纪部的方强工和陆汝明都分别核算过，至少一年要亏60万港币。”

“你们已经算过了？”袁庚感到有些意外，扬起眉毛，微微一笑，“莫非你们早有这个野心？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

袁庚站了起来，在办公室内踱了几步，站定，然后，挥了挥右手说：“外国轮船公司就是垂涎我们的沿海货源，想插手中国海运，我想，倒不如我们接受这一挑战，亏就亏一点，”他没有把握，苦笑了一下说，“说不定不会亏呢！招商局就开辟一条香港——黄埔的支线？”

要强调的是，袁庚毕竟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在他初赴香港时，尤其在1985年之前，他所操作或运营的公司无一不是带着一些政治色彩。严格说来，他在考虑经济问题时，优先考虑的是国家的形象与利益。他想创办香港至黄埔支线，政治上的考虑是为了维护国家沿海航权和支援祖国社会主义建设。

“可以啊，我通知香港远洋的人去筹备。”郭玉骏一向很支持袁庚，当即同意袁庚的设想。“要不要向广州远洋公司借条船？”

“老郭，这都要靠你的老关系了，赶快去借，我们一赚到钱就还。”

袁武（现任香港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第十届港区全国人大代表）1964年在招商局供职时，年龄只有23岁。1979年5月下旬，38岁的袁武被抽调上来负责筹备香港至黄埔的航线，带领船务部几名干部东挪西借，左冲右突，在海面上打天下。

为了减轻运营成本，招商局参照国际“仕租船”的经营方式，决定在广州注册船舶，在内地招聘船员。此举得到了彭德清副部长的大力支持，经交通部批准，在广州成立了海顺船务公司。1979年6月8日，一个在广东人看来很吉利的日子，在中远总公司、外轮代理公司及国内港口的支持配合下，招商局筹办的第一条集装箱支线业务正式投入运营。“家底”是从广州远洋公司借来的一艘叫“临江号”的6000吨小集装箱船。

此后，8月15日及11月1日，香港至青岛航线与香港至上海航线也先后开船，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原本一年准备亏60万元的，这一年不但没亏反而赚了。袁庚信心倍增，在郭玉骏等人的建议下，决定在香港成立专门的船务公司，大家提议由香港远洋的张敬华当老总，由招商局船务部的袁武协助筹备。

“老张啊，现在新组建的船务部缺总经理，我们研究过了，你是一个合适的人选。”

袁庚找香港远洋张敬华谈话，是在6月28日下午，这一天，距离蛇口开山炸岭还有22天。

张敬华连忙推辞：“袁董，我实在不是这块料，我又不是什么大学毕业的。”张敬华把所有的顾虑统统亮了出来。他说他是上海人，是1978年4月由上海远洋公司抽调外派香港的。

张敬华显得很脆弱。像其他长年承担工程任务的兢兢业业的工程师一样，张敬华似乎更加习惯处理技术难题和日常事务，缺乏挑起行政重任的自信心。

袁庚在1978年张敬华调来时就认识他，接触不多，没有什么深交。但在为数不多的正面接触和观察中，袁庚已经迅捷地判读出了他的品质：认真，刻苦，忍耐，有恒心。在船务部当老总，组建明华船务公司，他是最佳人选。找到工程师来承担船务部的工作是件容易的事，但找到像张敬华这样熟悉且有能力领导这种工作的人可就难了。

袁庚坐在沙发上弓起身子。“老张，你不要太有压力。”他说，“我现在是61岁，我都做。我原本是交通部搞外事工作的人，不是做买卖的人，我都要重新改行，你已经是一辈子做船的人，你一定要做。”

沉默了好一会。

袁庚期待地望着正襟危坐的张敬华。

“袁董，你一定要叫我干啊，我就干。”张敬华鼓足勇气表态，“我就干半年，好就干下去，不好，你可以随时撤我。”

张敬华用了几分钟时间在脑海里回放船务部组建至今半个月来的艰辛历程。他们要自筹资金，自担风险，自负盈亏，独立经营，这样的公司应该是全国第一家吧！

袁庚热切地看着张敬华，决定把话挑明来说：“我明白这样做会让你冒很大的风险，有很大的压力。”他说，“不错，在国内都是大锅饭、铁交椅，一个经理、厂长搞垮了国营公司、国营企业，是没有关系的，拍拍屁股就走人，到另一家公司、工厂当他的经理、厂长。但是，我们是在香港，在香港就不行。香港人办公司，都是靠拼。组织上信任我们，派我们到香港来工作，难道我们只当‘表叔’，不像香港人那样拼一拼？香港这么多船务公司都活得下去，难道我们就不行吗？”

事实上，截止到1980年底，在香港注册的船务公司约有350家，其中约100家的船舶管理公司拥有的船舶约1500艘，5000万至5500万载重吨，仅次于利比里亚、日本和希腊，与英国接近，居世界第四位。香港航运业人士有丰富的国际航运经验，有雄厚的实力，在国际航运界有较高地位，尤以环球航运集团2000万载重吨及金山董氏航运集团1000万载重吨船队，令全球瞩目。

“老张啊，”袁庚几乎是用慈父般的语调对这位书生型的业务人员推心置腹地说道，“你得学，你得到社会上去交朋友。我们有眼睛、耳朵和头脑，可以向熟悉的朋友请教。我们年纪都大了，时间不多了！我们能不能用自己的双手，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改变我们国家的面貌，缩短和香港的差距呢？”

张敬华浑身热血沸腾，他倾了一下身子，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我试试看。袁董。”

就在张敬华担任船务部总经理半年以后，为了进一步经营管理集装箱支线运输业务，进一步发展远洋运输业务，袁庚在和下属反复商讨后，将船务部正式改组为香港明华船务有限公司，作为招商局的全资直属企业，具体经营船东、船舶代理、船舶买卖、船舶租赁、船舶管理、货运运输、集装箱运输及油田后勤服务等业务。张敬华带领明华公司人员，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实现了第一个兴盛期，随后进入鼎盛期，创造了辉煌的业绩。此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7月间，应日本川崎重工株式会社和日商岩井的邀请，袁庚偕夫人汪宗谦访问日本，去参加订购的第一艘滚装船的下水典礼。随行人员有招商局船舶经纪部经理方强工和副总经理孙旺，还带了一个绝棒的日语翻译——招商局行政部的李炳盛。他是半年前才来的，之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部记者，祖籍台湾，毕业于武汉大学。临行前，袁庚让李炳盛印了一盒名片，头衔是招商局轮船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袁庚一行先去东京的川崎重工参加了6万吨巴拿马型船舶的下水典礼。后来又转往京都。方强工推荐说，大阪造船厂的社长南景树对中国十分友好，在日本造船界很有影响，可否考虑见一见？袁庚二话没说就率员直奔大阪。

袁庚像很多港商一样，对日本人心烦得很。日本人在商业谈判中很少通过真刀真枪的讨价还价来达成交易的，更多时候，他们往往表现得内敛而不外露，甚至看上去缩头缩脚，态度极其不明朗，磨了半天嘴皮子他也不做出丝毫的具体承诺。这种阴柔的策略在日本被称为是美德的体现，但袁庚是个急性子，他没有太多的耐心。

在这趟长途旅行中，袁庚发现日本人很狡猾，他们仅仅只愿意卖船，而不愿意转让一部分技术，目的是为了长期控制买家。这趟日本之行，能不能让他们转让技术呢？

作为这项努力的一个环节，在日本各大商社组织的见面会上，袁庚在受邀演讲中，都强调说：中日关系应友好相处，不要一单生意就完结了，应世世代代万古常青。

见到南景树的时候，袁庚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南井树自称为汉人后代，祖籍为山西。他是日本仅次于松下的民族资本家，长期以来对中国友好。在南景树的酒宴上，袁庚举杯把盏，侃侃而谈。

“中国现在正进入一个崭新时代。招商局躬逢盛世，所以我们这次一笔就下了11条船的大订单。正因为中国正在和平发展，也就不能老买你们日本的机器呀，我们希望，日本同行们的目光能够长远些，能教给我们一些技术，让中国的造船工人来实习与交流，或者让中国的船厂与你们结拜姊妹。中国古代诗人王之涣有首诗，正好可以用来喻意中日两国结交应该目光长远：‘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李炳盛的日文很流利，翻到这里猛然卡壳了。天哪，袁董竟然在背唐诗。他的思维正快速地搜寻着，他想起了在台湾读中学时，正好背过这首诗日文版的译稿。李炳盛略一迟疑，在袁庚结束背诵后，用日文优雅地翻译了一遍。“‘……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在座的日本人中，有许多熟悉汉文，尤其是唐诗的，听到李炳盛准确而流畅的日语翻译，感到十分惊讶，立即给予李炳盛热烈的掌声。

袁庚刚刚把他的立场抛在桌面上，恭谦有礼的南景树就站了起来：“我同意袁先生的建议，大阪造船厂将承担与招商局技术转让的工作。”他面带微笑，环视屋子的四周，原本嘈杂的宴会厅转瞬静了下来。

“你们是我的朋友。我对你们的关系比对任何顾客都更亲近。因为你们是中国人，而我是中国人的后代。我想再一次对你们说的是，让我们大阪造船厂与中国船厂联动起来，达成袁先生希望看到的结果。我愿意……”他看着袁庚，袁庚微笑着正洗耳恭听，“无条件接受40名见习生在我们船厂实习。同时，也希望袁先生牵线搭桥，与中国某一家大型船厂结成姊妹厂。”

“十分感谢，”袁庚端起酒杯向南景树致意，“我代替那些实习生与船厂，接受你的邀请。”

袁庚饮了一口大阪产的清酒，酒气飞扬，这真是美妙的一天。

四、张振声为何请辞？

就在逆水行舟不容闪失，气可鼓不可泄的关头，突然从蛇口工业区指挥部传出：张振声打算辞去总指挥之职，返回远洋公司干他的老本行。

消息传到香港，袁庚只是笑笑，他觉得又有人在无事生非，因为传言并不符合张振声的性格。

这一回是袁庚估计错了。

1979年12月12日，星期三，天气阴冷，袁庚一大早从香港赶到蛇口，会同深圳市委书记张勋甫迎候即将到访的国务院副总理王震。王震是第一位到蛇口工业区现场视察的国家领导人，对那些在“荒山野岭没有什么看头”之处奋战的人是个极大的鼓舞。就在王震将军一行快要抵达的时候，袁庚询问副总指挥许智明为什么不见总指挥张振声的身影，这才知道张振声到宝安县城看病去了。还说，他最近以来不太过问工业区的运作，想辞去总指挥一职。袁庚心里掠过一丝不快：不会吧？这个老张！

王震身穿军棉大衣，围着厚厚的机织羊毛围巾，常常咧开嘴开怀大笑。在听取汇报和视察途中，将军爽朗的笑声，让工业区的同志在严寒的冬日里感觉到了春天的欢笑。

紧接着，1980年1月22日，交通部副部长郭建视察蛇口工业区，她指出：蛇口工业区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工业区抓不好不只是招商局的问题，也不只是交通部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声誉的问题。

就在袁庚为了重振士气，多次召集会议，传达贯彻王震副总理、郭建副部长对蛇口工业区的指示精神时，张振声向袁庚当面提出辞呈。

3月间，张振声等人从蛇口回到香港本部，参加招商局各部门副经理以上和下属各公司负责人会议。散会后，梁鸿坤急着请袁庚早日会见香港森发公司管理层，商议在蛇口合资兴办华美钢厂事宜。张振声等几个人在会议室门外想堵住袁庚单独汇报。袁庚一出门就被围上了，他和希望约见他的人一一安排了时间，只对张振声指指旁边不远处自己的办公室，问道：“去休息一下怎么样？”

张振声感激地说：“好的。”

袁庚那套办公室与其他经理办公室一样，在一个角落里摆放着沙发茶几，以便主宾谈话。袁庚进屋后，即给张振声洗了一个茶杯，泡上新鲜的茶叶。“老张，这是香港朋友送来的铁观音，福建安溪产的好茶。”

“袁董，”张振声呷了一口软香清润的铁观音，慢慢品味道，“这茶真不错。”

“老张，”袁庚指指他的肚子说，“你的肚皮又大了。”

张振声摩挲着肚皮挤出一个勉强的微笑：“正所谓压力越大，肚子越大。”

张振声是一个离不开大鱼大肉的山东大汉，喜欢饮酒。每次，梁鸿坤给他带些卤肉和鸡翅等熟食时，也一定不忘带酒。不幸得很，他这人也很容易长肉。因此，过了一段时间，他就会嚷嚷着节食，但从未付诸实施。

“要注意身体！”袁庚重提送他们上蛇口时的叮嘱。

“所以，我……”

从张振声欲言又止的神态，袁庚已经明白传言是实了。他感到非常惋惜。

“这个月底码头将要试营业了，华美钢厂还在谈判中，也快要落实了……可是，工业区的起色还是不大，可以说萧条得很……”张振声快要憋不住了，脸渐渐地呈现微红色，他鼓足勇气正式提出辞职：“袁董，我请求调离蛇口，我想回到香港远洋公司，继续当我的总经理。”

“最近，你想走的消息，我虽有所耳闻，还是不相信的。”袁庚直率地说，“现在通水、通路、炸山等工程正陆续开工，蛇口最缺人的时候，你老兄不能撒手不管啊！”

“袁董，”张振声强调了他请辞的理由，“交通部开始放权，可以自己组建船队，可以自己经营业务。我搞了几十年的船，对航运业务比较熟悉，”他叹了口气继续道，“我的身体越来越差了。袁董，你是知道的，我到蛇口前，体重90公斤，一年下来，体重一下子掉了9公斤，只有81公斤，几次晕倒在工地现场……我是山东人，吃不惯米饭，就从香港买面条回来下，没有菜吃，司机小魏就到海边，用小网打点小鱼虾炸着吃……我不是表功，这都是应该的，但是，你知道，上面……”

张振声突然打住。好一会儿，两人默不作声地坐着。

袁庚尽量心平气和地回答张振声，“老张，谢谢你对我的信任。你为蛇口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蛇口人将来会感谢你的。但是，你答应我，千万不要走，我知道我的工作还做得很不够，但我保证，你有什么困难我都会给你解决。今年夏天就要来了，我已叫他们给你住的地方装上一台空调……”袁庚尽力挽留在他眼里最能吃苦、最能干的张总指挥。

“袁董，我更要谢谢你的信任，你另择他人吧，我是决心已定。”张振声咽了一口唾沫，颇为费力地表白着，“去年春节后，交通部来了一大批干部，蛇口的力量大了，人也多了……”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嫡系部队”的人多了，他这个“地方部队”来的人，也应该识时务，趁早离开。

“你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袁庚极力挽留他，“我都可以给你解决！”

张振声说：“北京总公司也希望我回去搞船队。”

“这个……”袁庚一时语塞。

张振声的突然辞职，完全打乱了袁庚既定的部署，简直让他措手不及。他在心里长叹了一声，以退为守地说：“这样吧，老张，你让我考虑一下好不好？”

张振声退出了办公室，一脸愧疚的神情。他明白，从某一种程度上来说，他似乎是一个逃兵，一个在蛇口奉献了一年零三个月却不得不逃回香港的“逃兵”。

袁庚站起来送客，呆呆地望着张振声走向门口。随着张振声“嗵”的关门声响，袁庚跌坐在沙发上，依旧是呆呆的。他想不通，老张为什么要在蛇口的领导岗位上打退堂鼓呢？！

时间快速地走过十多年，1991年，曾任交通部部长的曾生在其所著的《曾生回忆录》中说：“在1979年春，我国对如何对外开放，引进外资来开办工业区还没有现成的经验。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蛇口开办引进外资的工业区，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没有开拓精神是不敢这样做的……当时，社会上以至交通部内对我们开发蛇口工业区的做法议论纷纷，有的同志认为交通部是搞交通运输的，搞工业区是不务正业。在叶飞同志调离交通部后，这种议论就更多了，主管工业区开发的袁庚同志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一度使工业区的筹建工作受到影响。我接任部长职务后，继续执行党组的决定，排除各种议论，坚决支持招商局把工业区办下去，支持袁庚同志的工作。”2

对来自交通部内部部分人的不理解甚至压力，远在香港的袁庚早就感受到了。袁庚心里更清楚的是，压力不仅来自交通部对开发工业区有不同的认识，更大的压力是社会上的“左”倾思想实在是太厉害了。

张振声在负责蛇口工业区筹建工作的一年零三个月期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

从去年到今年，袁庚从港澳的报纸上，感受到了国内包括文化艺术在内的意识形态领域的阵阵波澜：围剿邓丽君的“汉奸歌曲”，批判朱逢博的“靡靡之音”，指责李谷一的《乡恋》是“资产阶级音乐潮流的典型代表”，首都机场大型壁画上的几个裸体女人遭到非议，一些城市又开始诅咒“披肩发”、“喇叭裤”是“腐朽”、“颓废”的表现。在经济领域，安徽、四川两省为了解决农民吃饭问题，开始把农业生产的权利下放到农民自己手中，实行“包产到户”等作法，当农民高兴地说“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的时候，“左”倾主义在北京的报纸对此展开了批评。一时间，反对改革开放的舆论纷起，说什么“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三中全会以来的政策是复辟资本主义！……”

一阵阵波澜一阵阵寒意，让处于蛇口浪尖上的人胆战心惊。蛇口，一个多么霉运十足的地名！在这个地方开辟工业区，引进境外的资金、技术和管理来发展生产，不是预示着会让人随时背上“复辟”、“倒退”的罪名而葬身大蛇之口吗？

事实上，当有些单位把对外经贸谈判当做“一场特殊的国际阶级斗争”，甚至在谈判桌上设“前沿政委”的时候，袁庚身处香港与外商亲密接触、洽谈，很快成了众矢之的。于是，说他“腐化堕落”的谣传因彭德清深入实际的调查刚刚平息下去，诬陷他领着梁鸿坤“里通外国”的检举揭发又闹得沸沸扬扬。让人不寒而栗的是，给袁、梁戴什么“帽子”，那些人都准备好了，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随时准备用“复辟”的罪名把他们送进大牢。

“左”倾主义不仅手里有大棒，袁庚清楚的是，极左思潮的影响也根深蒂固。多年的政治运动，在干部队伍中普遍存在着“宁左勿右”的思维定势，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也深受其害，不少人搞不清方向。

梁宪从交通部科技情报所调派香港招商局，遵袁庚之嘱研究世界各国加工出口区的经验和教训，并随时听从调派赴蛇口工作。刚从北京来香港考察的一小批学者、专家，有的是梁宪的朋友，听说招商局还要在蛇口搞出口加工区，忧心忡忡地对他说：“这，这个已经脱离社会主义轨道了。”有人极其严肃地问他：“你们准备什么时候跟社会主义接轨？”

梁宪留在京城工作的妻子曾兆惠在信里对他说：“你去蛇口工业区我不反对，但是，有一条，你不要后悔。将来搞运动，整你，批斗你的时候，我不希望看到你流泪！将来因为这个事情判你很重，甚至要枪毙的时候，我也不希望看见你流泪！”

说这个话的时候，梁宪仅仅在招商局研究室工作，一只脚还没有伸到蛇口去，贤惠的妻子就这样忧心忡忡，在蛇口工业区坐镇指挥的张振声压力之大也就可想而知了。

袁庚完全理解张振声的顾忌和苦衷，硬按牛头不喝水，还是尊重他个人的选择吧，几天后，便同意了张振声的请辞。

张振声离开蛇口返港的时候，许智明等人送他登上交通艇。临别之际，这位曾经驰骋蛇口的大将，竟然潸然泪下。他是舍不得离开啊！

五、袁庚的“试用期”

谁来接替张振声？

他最先想到的是已经在蛇口干了将近一年的副总指挥许智明。许智明原是曾生司令员的部下，担任过港九情报大队副政委。解放后在一机部办公室工作。这是个敢说敢干的“老广东”，听说袁庚在家乡搞工业区，主动向曾生请缨调到招商局，被袁庚安排在蛇口工业区担任张振声的助手。在张振声离开蛇口的这些日子，是他在蛇口独当一面。他有人品，有能力，已经摸清了门路，是个不错的人选。袁庚找他谈过话，他表示如果没有别的同志愿意挑这副担子，他可以去挑，甚至说他愿意负全责而不把他的“副”字去掉，也就是像袁庚这样头顶“副”字，肩上却压着招商局的全副重担。我的好战友啊！袁庚十分感动，立即上报，可惜的是，有关方面考虑许智明人是不错，但资历还不够，恐难服众，没有批复。

那么好吧，请别的同志出马吧。

袁庚的目光停留在招商局广大干部身上，他先后与几个他认为堪当此任的同志接触，找他们个别谈话，希望他们出马。让袁庚失望的是，这几个人表示不愿当“出头鸟”。在长期的政治运动中，中国人信奉“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诸如此类老辈人传下来的教训，不出头，不走前，遇事绕着点，一慢二看三通过，求的是明哲保身。正当蛇口需要总指挥的时候，有能力的同志凭着多年的生存智慧，不愿挂帅出征，个别愿意去当头头的人袁庚又看不上，不放心，怕他们搞砸了，对党中央、国务院、交通部都无法交代。说什么“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自从张振声这员大将走了之后，连“廖化”都难以找到。无奈之中，袁庚考虑的是，我自己去怎么样？想想也不妥。你一个老头子，能兼顾香港招商局和蛇口工业区这两头吗？你又没有三头六臂！再说了，原先有张振声在，蛇口出了什么事，我虽然难逃责任，但毕竟不是直接领导责任，我还可以扛着，或者周旋、疏通一下，先把张振声保下来，日后再图东山再起。现在，要我直接跳上风口浪尖，万一有个闪失，那真是无可挽回、身败名裂的呀！……

袁庚不是什么都想好了才去干的人。事先设计好，为自己留条后路，那不符合袁庚的性格。他前思后想，考虑到了自己“出头露面”的危险性，但绝对没有想到如何明哲保身、全身而退。他觉得他已经被逼上了悬崖，没有退路了。早在五十年代初，袁庚被派往越南，担任胡志明的情报顾问和炮兵团团长。在援越途经云南途中，袁庚听人说过，在动物界有一种羚羊，被猎人或者虎豹逼上涧涯的时候，迅速分成一老一少两群，每次，一只老公羊与一只半大的羚羊同时后退起步，跑到悬岩边缘，纵身飞跃，朝对面的岩岸跳去。这一老一少起跳有个时间差，形成一前一后，一高一低的组合。按说，羚羊是跃不过眼前这二十多米的山涧的，眼见小羚羊身体开始往下跌落，就要粉身碎骨的瞬间，老公羊凭着娴熟的跳跃技巧，正出现在小羚羊的蹄下，让小羚羊把它的身躯作为跳板，在空中二次起跳，轻巧地跃到对面的山崖上，悲愤地咩叫一声，重新获得了生命。老公羊呢？坠下了深涧……就这样，羚羊们一老一少结伴飞过山涧，每一只小羊的新生，意味着一只老羊生命的完结，换来了种族生存不息的机会。袁庚想，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不能飞跃山涧，用生命为下一代打开生存的通道呢？一个人连死都不怕，这世上还有什么可以压倒他的呢？于是，袁庚断然决定：老头子我自己来当这个“出头鸟”，亲自上阵！

袁庚开始全盘掌管蛇口工业区，他像当初任命张振声先搞一段“试用期”那样，决定“试用”自己一段时间，看看怎样来回两边跑才既能领导好招商局的工作又能推动蛇口起航。如果两者关系不能搞好，他相信，部长是会把他骂死的。

更让他猝不及防的是，大战在即的关键时刻，金石突然提出辞呈！

金石是招商局董事、总经理。袁庚排除派性，力图在招商局组织一支“五湖四海”团队。不管是不是交通部的老班底，也不论是长江航运还是广东航运的人马，任人唯贤，特别启用敢打敢拼的闯将，让原有戒心的金石深受感动，开始信任并积极辅佐袁庚工作，成为袁庚的得力助手。正逢招商局扩大经营自主权、开始多元化发展的转变时期，金石为招商局建立完整配套的航运体系，为蛇口工业区的创建以及为中国远洋船队的壮大和现代化做出了很大贡献。就是这样一位好领导，在张振声辞去总指挥之后的1980年5月间，也因身患癌症正式向组织上提出返回武汉治病、养病的请求。知道内情的人说，金石先生确实有病，同时，也害怕在改革中跌进洪流或漩涡中，落个晚节不保。他思前想后，只得用病体请辞来离开袁庚，以保持一个干部在人生最后阶段的尊严和体面。

这样一来，几乎所有的担子都压在袁庚的肩头上了。

金石离开香港招商局回武汉5个月后，1980年10月，在袁庚熟稔了工业区的运作之后，经交通部党组批准，招商局正式向外宣布：改组建设指挥部，袁庚兼任总指挥，刘清林、郭日凤、许智明、杜庭瑞任副总指挥。这一次，许智明的名字不仅没有突前，反而往后靠了一些，但他依旧尽心尽力地做他的本职工作，让袁庚感到欣慰和钦佩。

这一年，袁庚63岁。

在普通人颐养天年的时候，他已经毫无退路，不得不为中国当代的改革，义无反顾地去赴汤蹈火，冲锋陷阵。

六、四分钱奖金风波

袁庚被推上了招商局前台——蛇口工业区执行导演的位置。

台前台后，那真是百业待兴，千头万绪！

忙了这边忙那边，顾了后台又去顾前台，刚刚在香港组建了明华船务有限公司，袁庚又乘交通艇赶到蛇口为航运码头建设殚精竭虑。

“走，看码头去！”1980年2月27日，星期三，农历猴年正月十二日，袁庚到达蛇口，立即召集指挥部人员赶往码头。新建工业区码头上彩旗招展，一派节日情景。由交通部四航局和广州航道局承包建设的600米顺岸式码头中的150米码头以及码头的给水排水、护岸、航道、港池、导标、航灯等工程提前一个月竣工。袁庚把大家带到码头上，立即参与验收工作。经各方负责人与工程技术人员组成的竣工领导小组的验收，工程达到优良指标。

还是在勾画工业区雏形之初，袁庚就提出挣脱现行体制中“大锅饭”的设想，得到谷牧、刘田夫等人的赞赏。1979年3月20日，刘田夫明确表示，在工业区里，“不能再搞‘大锅饭’这一套了。”600米顺岸码头工程，是蛇口工业区第一批基础设施的重头戏。动工伊始，按习惯了的路子走，还是沿用“大锅饭”的奖励办法：每月在工人中评定一、二、三等奖，按等级分别发给7、6、5元奖金。因为工程进展缓慢，10月间，工业区指挥部对四航局在码头工程中率先实行定额超产奖励制度。袁庚在各工程承包单位负责人会议上作过一个发言。“我说，在经济问题上我是兄弟无情，六亲不认的。”袁庚的开场白照例不讲客套，不说空话，直奔主题。“我们是先礼后兵，一切按经济规律办事，用经济手段去管理经济。诸位一定要记住，你们给我们订立的是工程合同，是招标承包的，提前有奖，大家皆大欢喜，但延期要罚，谁也逃不掉。”

实行定额超产奖励制以后，工程进度明显加快。四航局车队用的全是进口的日本挖土机和翻斗车，原来每天每车只能运20到30车。车队实行定额超产奖励制度，规定每人每个工作日劳动定额为运泥40车，完成这一定额者每车奖励2分钱，超过定额则每超一车奖4分钱。实行奖励制度后，司机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大家提前上班，天黑不愿下班，车队长不得不赶工人下班。为了少上厕所，司机们连水都不喝，下班以后还主动检修车辆……码头施工开始“提速”，原计划于1980年3月底完工的工程，整整提前一个月，为国家多创产值达130万元，工人的奖金只占他们多创产值的2%。

这一段用经济杠杆撬动经济建设的场景，被几位记者记录下来。在1979年题为《蛇口工业区建设者的创业精神——广东深圳、珠海特区见闻》的新华社广州电讯稿件中，记者赵奇、黄越、何云华、丁志坤四人见证了蛇口工业区大胆实行包括奖金制度在内的改革后热火朝天的创业场景：

我们发现，（蛇口）工地上一排排活动房屋，一堆堆钢筋和木材，还有一些施工设备，都是从香港运来的。这些东西如果都要从内地调拨运来，就会等这等那，拖延施工时间。招商局根据工程需要使用自己在香港拥有的资金，一个电话打到香港，很快就能把材料、设备运到工地。但是，他们决不浪费外汇，凡是能在内地买到的，就在内地采购……

我们在蛇口工地住了一夜，一觉醒来，听到雨正下个不停。这样的雨天，不会影响施工吧？出乎意料的是，雨天中，工程照样有条不紊地进行。工程指挥告诉我们，在这里，对于工作效率是用不着太操心的。招商局用在香港的某些经营办法建设蛇口，它同施工单位有合同规定，凡提前一个月完成工程任务，就拿出相当该工程费百分之零点五的钱作为奖金发给职工。

奖金制度促进了工程进度，各项工程提前一个月交付使用，为工业区早日通航争取到了一个月的宝贵光阴。

工业区港口第一次营运，卸下由招商局驳船从日本转运到港的900多吨设备。这一天，1980年3月22日，天气清明，风和日丽，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和国家进出口管委会副主任******等在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深圳市委书记张勋甫等陪同下，正在蛇口工业区视察。袁庚将工业区的筹建过程、工程进度及目前存在的困难作了简明扼要的口头汇报。谷牧对招商局自筹资金建成的这段码头很感兴趣，长时间在码头上停留，不时地询问袁庚一些问题。3月26日，袁庚赶到广州，参加闽粤两省汇报会。谷牧在会上明确指出：“关于特区的基本建设，我看了蛇口工业区，觉得有可取之处。他们基本上是按经济规律办事，比如他们搞计件工资，超过定额后可以增加付酬。所以很快突破原定计划，大大缩短了工期，提前完成任务。他们建的码头，现在已经有几个泊位开始营业，以自己的积累养自己，逐步扩大发展。”说到这里，谷牧强调指出：“这是路数对头。”

在谈到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时，趁谷牧讲话停顿的间隙，袁庚插话道：“我们要求中央、广东省加强领导，帮助解决一些问题，否则那里就要卡住了。”袁庚当着各位领导的面，把心中的忧戚和盘托了出来。

仿佛为了印证袁庚的忧虑，谷牧副总理按经济规律办事的讲话言犹在耳，甚至袁庚还来不及把谷牧肯定计件工资精神的讲话传达下去，换句话说，也就是袁庚额手称庆得太早了，很快，超额有奖的改革之举被上级有关部门勒令停止。国家劳动总局和交通部相继发出“红头文件”，文件说，为了纠正滥发奖金，规定职工每年奖金不得超过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的工资。甚至有人指责蛇口“奖金挂帅”是“倒退”。

超额奖励皆无，“大锅饭”又开始了。

工地上冷清寂静，码头建设进度似蚂蚁般爬行。

“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李清照《声声慢》）。

五月上旬的一天黄昏，袁庚在指挥部办公室假寐，利用晚饭后的一段空闲时间集中思考一些问题，却道是到黄昏点点滴滴，思绪一直无法集中。想起来了，原来还在惦记着大风过后的顺岸式码头工地，他离开办公室，独自走到了海边。

雨后斜阳，海面上夕照万分妖娆。

袁庚的繁杂心绪舒缓了许多。但是，当他来到五湾的时候，眼前的一幕又让他震怒万分。

前些天，一些溺海者的尸骨被冲刷到了海边。沙滩上，四五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围坐着，正在堆砌从海边拣来的骷髅头嘻哈取乐。被海水漂得惨白的七八个骷髅头，堆在那里，两只眼窟窿空洞洞的，茫茫然地望着黄昏下的沙滩，让袁庚看了触目惊心。

为首的一位小伙子是通讯站刚分来的大学生，袁庚记得他的名字叫武克钢。

袁庚晒黑的瘦脸一下子涨得通红，他的声音颤抖着，用手指着那几个小伙子怒吼：“我——命令——你们，把这堆——骨头——给我埋掉！深深地——埋掉！”

然后，他一摇头，转身快速地离开了海滩。

晚上，袁庚下令召集指挥部全体干部紧急会议。蚝房改的会议室里，塞满了人，来得早些的人自己找椅子坐下，多数人依旧站着。工程科科长王今贵给袁庚端来一张椅子让他坐，但被袁庚拒绝了。

袁庚开门见山地谈起了傍晚发生的事情。“我今天看见几个小青年在海边堆尸骨，你们知道那些尸骨是什么人吗？他们都是你的同龄人。只是为了生存，冒死渡向对岸。”他顿了顿，整个会议室里顿时充满了肃穆紧张的气氛。袁庚说：“这些尸骨中，也有辛辛苦苦的赶海人，或者是舟行者。按广东民间说法，就叫游魂野鬼，无主孤魂。他们是落水而死的，民间叫溺死鬼。你们在江岸码头上有时会看到镌刻‘南无阿弥陀佛’的石碑，是为了防范和超度溺死鬼用的。过去，河海上的艇户，对溺水者一般不去援救，害怕溺水鬼来找替代的人。当然，那是迷信。我们是社会主义时代的青年，不敬神鬼，但对生命应该有一份敬畏！”

袁庚顿住了，想说说前些日子，梁鸿坤笑骂司机，让他叫赶来赶去的野鬼上门来找他袁庚的故事，但话题又回到逃港风上，脸色忧戚凝重，眼眶渐湿：“我年轻时，率领炮兵部队解放这个地方的时候，好像比现在还富，现在，怎么比那个时候还穷？我们怎么对得起我们的老百姓？如果我们不好好搞好这个工业区，不抓好我们的经济建设，中国怎么能够富强起来？我们怎么能挽留住这块土地上的老百姓？”

武克钢的头低得更厉害了。他第一次听到一个共产党干部喊出心中的声音，有种振聋发聩的感觉。他抬起了眼睛，同会议室里其他人一样，噙着泪水。

彩云之南。群山连绵似海。12座的日立牌面包车在山岭间忽隐忽现。

昆明市郊金殿后山。云南红酒业董事长武克钢的私人山庄。

2005年5月，劳动节假期。春城。阳光透亮。我和袁中印受邀造访武克钢的私人山庄，同行的还有蛇口工业区原党委秘书处的过永鲁。

武克钢以善饮和豪爽而闻名朋友圈。他从酒窖里搬出云南红招待大家，觥筹交错之间，干红与干白的醇香如记忆般芬芳。

25年前，年轻的武克钢加盟工业区下属的通讯公司，成为工业区第36位新兵。32岁那年，他担任了深圳市蛇口工业区管理局副局长。1987年，他赴美国留学，后获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社会经济学博士学位。5年后他回国步入商界，多年折腾，53岁的武克钢现任香港通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掌管包括云南红在内的十多家公司。

武克钢感慨：对那天袁庚发火的记忆，历久而弥新。

 200米长的顺岸码头工程施工现场，弥漫着懒洋洋的气息。承包这项工程的交通部四航局工程处两位处长以及所有施工工人，并没有意识到此刻走到眼前的这个人，竟然是工业区的头头袁庚。他们并不认识他，但从他威严的目光中读出了一丝讯息——他最初对他们消极怠工就这么慷慨地浪费宝贵时光所产生的愤怒已经减弱，取而代之的是为自己无计可施而暗自恼怒。当袁庚走至码头施工地盘的中央位置时，所有的人都注视着他。

梁鸿坤与许智明跟在袁庚身后，相隔不过三四米，一声不吭。袁庚静静地注视着码头，空气仿佛变得凝滞起来。工程科科长王今贵躲闪着，不敢和袁庚的目光相撞。这些天来，王今贵天天泡在工地上监督工程，但丝毫不起作用。

袁庚径直走向一辆停靠在路边的东风卡车，对身后的许智明说：“你先四处转一转，找一找施工队长，我去同开车的谈一谈。”

装满泥沙的车正靠在码头附近。袁庚打开右侧车门，钻进了司机右侧的座位，对光着膀子的司机笑笑：“你好——”

驾驶室里闷闷的，一台小小的风扇正在转动，小型无线电收音机播放着袁庚喜欢的粤剧。司机一看见袁庚进来，就把收音机关掉，清新激越的粤曲立刻停了下来。

“不用关，我是来调查工地上奖金制度的。”袁庚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

“本来都好好的，大家鼓足劲一起干，现在一点积极性都没有，怎么会这样呢？”司机拿起挂在脖颈上的毛巾擦汗，将小风扇转向袁庚对着吹，“假如你是调查这件事，我同你讲，大锅饭不行啊。”

袁庚点点头，示意他接着往下讲。

“原来大锅饭的奖金还分三等，现在我们都没有兴趣评议，大家统统拿6元钱……大家都磨洋工喽！”

袁庚在他的声音里听出了无奈和困惑。

“如果不实行奖金制度的话，”他毫不隐讳地说，“那我保证没有一个人愿意多干。拖，就是唯一的途径。最后，倒霉的还是你们工业区。”

袁庚离开东风卡车时，已经和司机交上朋友。他随手关上卡车门，对一旁守候的王今贵挥了挥手，朝那些在工地上慢腾腾如蜗牛般行进的卡车比划了一下。“想办法！奖金制度一定要想办法执行！”

5月7日，蛇口工业区建设指挥部向交通部、国务院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广东省委特区管理委员会递呈《关于蛇口工业区特区基本建设按经济规律办事实行定额付酬办法的请示报告》并附上相关调查报告。这份报告陈述：

四月，工业区基础工程建设第一次出现月度计划未完成的现象，原因是为施工单位规定职工年奖金额不超过两个月的平均工资和按平均数发奖金给各个工人，及由于改变奖金制度，挫伤了工人积极性使工程进度和完成的工作量明显下降，拟采取定额制超额增加付酬方法。报告还列举了两个在工业区的建设和土石方工程施工中的例子来说明按经济规律办事的好处，反映有的单位因执行最近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文件，改变了奖金制度，职工积极性不能充分调动起来，计划在9月底提前完成二期工程已不可能；认为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倾向不能调动广大建设者的积极性，已成为加快工业区建设的障碍；主张工业区应根据这里的实际情况，采取灵活措施，实行特殊政策。应坚持和推广前段时间所实行的按经济规律办事，搞“定额制”，超额增加付酬等行之有效的做法，以加快蛇口工业区的建设。

不到两个星期，一份《关于深圳市蛇口工业区码头工程停止实行超产奖，造成延误工期，影响外商投资建厂》的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20687号），送到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案头。

1980年7月30日，胡耀邦亲笔批示：

请谷牧同志过问一下此事。我记得中央讨论奖金时，中央并没有哪位同志同意奖金额不得超过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工资额的规定。赵紫阳同志是坚决反对这种硬性规定的。我也赞成他的意见。为什么国家劳动总局能这么办，交通部也这么积极？看来我们有些部门并不搞真正的改革，而仍然靠做规定发号施令过日子。这怎么搞四个现代化呢？请你顺便在财经领导小组例会上提一提。

谷牧同日批示请******等人考虑：“既实行特殊政策，交通部、劳动总局这些规定在蛇口完全可以不实行。如同意，请通知广东。”

8月1日，蛇口工业区获准实行超产奖励，交通部四航局工程处宣布：恢复定额超产奖。

于是，工地上快马加鞭，一片繁忙景象。

七、200米长的疮疤

蛇口工业区所有道路网络全部由招商局投资，但是，必须按条条管理原则交给交通部门的公路局来承建，且为“不二价”。袁庚决意向垄断性行业挑战，他在一次工业区的干部会上说：“刚开工的工业区就碰到了这么多的问题，奇怪不奇怪？并不奇怪，蛇口不是真空地带，内地的一切弊病，在这里都存在。一样的走后门，一样的关系学，一样的卡脖子。看来不管你走到哪里，生活好像逼着你要去走那条世俗的路，以致一些有才华而又想改变局面的人，也常常顶不住周围的重重压力。好在我们已经看清，与世俗同流合污是一条十分危险的路，所以才要改革。谁说改革没有硝烟，我们所经历的就是一场又一场战斗。”

广深105国道与蛇口工业区内的干道对接，工业区外公里长的专用公路在快要验收前，有人执意在接口处路段设置通行障碍，留下200米路面在很长一段时间不铺设沥青。在进出工业区的“门户”外，一长条巨大疮疤袒露在秋风中。从这块疮疤路到公路局工程处临时工程指挥部之间的直线距离，大约有1000米。其间100多米长的一段路满是泥浆、石子，变成了泥浆沼泽地，附近的农民在干燥一些的地方围上铁丝栅栏喂鸡养鸭，晒一些咸菜类的腌制食品。所有这些障碍都得小心翼翼地跨过或绕过，尽管天气渐寒，又刮着大风，袁庚等几个人却走得大汗淋漓。

他们在途中遇上推着自行车在泥浆中奋力前行的人，两三个结伴而行戴着客家妇女巨大斗笠的妇人，所有的路人都没有去注意袁庚和其余两个人——许智明与梁鸿坤，当然，也就不会发现三个人脸上堆积的怒气。

他们是9点30分上路的，在10点过5分的时候，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走完了1000米，终于来到了省交通厅公路工程处设立在此地的临时指挥部的门前。这是一幢临时搭建的平房。一个星期前，许智明来这里协商过，怒气冲冲地和处长邱金礼吵了一架。他记不清已经吵过多少次了。这一次，邱金礼私下开列清单，索要电视机与录音机等，不给就不修补200米疮疤。令许智明感到憋气的是，此前，工业区用工程费为其陆续进口了310万港元的设备，并借购买设备之机邀请这位处长去香港。明为访问，实际上是去游玩，由梁鸿坤亲自作陪。前不久，这位处长又以刮台风受损为由头，向招商局索要3万港元补贴，许智明也一一答应了，不料，此公又提出了新的条件。

“看来他们真的是横蛮霸道啊，”袁庚眯起眼睛，示意许智明去敲门，“我会和他们好好谈一谈，然后再决定是不是上报。”

许智明敲了几下门，发现了门上换了一把新锁。他近乎自嘲地苦笑起来：“袁董，这帮人不在。他们竟然不在……”

“别敲了，”一位睡眼惺忪的文员从旁边一间小屋探出头来，他的声音充满了霸气与不恭敬，“邱处长上山打猎去了，每天这个时候都在山上，你们下午来找他吧。”

许智明举起双手，作出投降的姿态：“头，我真的是没辙了，办一点事情就有这么难。”

“你打算如何对付他？要不要再等一等？”梁鸿坤把目光转向袁庚。

袁庚双臂紧紧抱在胸前，气恼异常：“这位处长利用职权向工业区勒索财物，贪赃枉法，他把招商局当成什么啦？我们不是‘洋商’，不是‘阔佬’，我们的钱是国家的钱，国家的钱是不允许‘乱捞’的。老梁老许，你们应该考虑一下，一定要拿出建议来，彻底打破这种垄断型行业。我建议，以后工业区所有的工程都要像香港那样拿出去投标，中了标的单位才可以接工程，要彻底杜绝这种霸王、老爷作风。”

袁庚站在平房门前，因气愤身体微微颤抖着。这一切究竟怎么啦？他从未想过会发生这么多的问题，国内有些单位同招商局打交道时都想多捞一把。征用土地，包括赔偿青苗等，招商局都是如数补偿的。工业区最近要在一个山坡上挖排洪渠，按水渠占用面积内的树木（包括小树苗）都一一赔款给了公社，但是，生产队却额外提出半面山上丝毫未损的12000棵树也都要交付征购费。工业区不同意，就不让开工……

蛇口海滨花园南海小筑A5号楼，是工业区1996年发售的联排别墅。这幢别墅二楼的一个单元，为袁庚离任直到2006年4月初的寓所。朝南面向蛇口五湾的阳台上种满了热带植物，东边远处香港的山岭在晴朗的日子里隐约可见。大约60多平方米的客厅里，一整套红木沙发均垫着厚厚的棉布垫，即便在炎夏也不例外。实际情况是，袁庚的身体越来越瘦弱，臀部肌肉所剩无几，在硬木沙发上一坐就会被硌伤。当年转战蛇口创造辉煌的老战士，如今即便在自己家里坐下来，也必须仰赖棉垫的保护。

2005年盛夏，在6月23日的袁庚保健体检表上，记录着如下数据：袁庚，男，88岁，身高1米70，体重57公斤。事实上，连保健医生都有些惊讶袁庚身体机能各项指标的完好。人到老年越来越矮，1980年左右，袁庚的身高达到1米76，体重足足70公斤。

欧洲人把阿拉伯老人称作“无花果树树干”，在法国，人们乐于用“葡萄枝”比喻一个弯腰驼背的干瘪老农。说到袁庚，这位形体上似乎和两种植物均有相似之处的老人，亦像无花果树和葡萄枝一样，在结出丰硕的果实以后枝干日渐枯萎下去。

和他身体肌肉日渐萎缩相衬，袁庚的记忆力有些下降。“现在对他采访非常艰难，有些时候，他记不太清楚，问什么情况都要翻找资料。”儿子袁中印出于对父亲的爱护与保护，挡驾了前来采访的一批又一批记者。这一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二十五周年，集抗战老兵与改革尖兵于一身的袁庚备受媒体瞩目，却没有一两个记者能够采访到他。

“我可能是老年痴呆症的初期，记忆都快被吃掉了。”袁庚豁达地对我说，听上去有些戏谑和自嘲，但绝不显悲观色彩。“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辛弃疾《清平乐?独宿博山王氏庵》），对一个奋斗过、创造过的老人来说，他的记忆在别人的记忆里，他的生平在历史的讲述中，是用不着悲伤的。何况，它并不是什么老年痴呆症，只是岁数大了，记忆力有些衰退而已。很多时候，他的记忆里简直可以用“非凡”来形容。他说他是老年痴呆，我估计，那是他免见记者的“挡箭牌”。

这天，当我们一老一少坐在沙发上聊天，他的讲述非常顺利地随着回忆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方向延展。

“搞工程招标，人家会说，你们这是香港的资本主义那一套，我们说，这是按经济规律办事！”袁庚似乎又回到了那个弥漫着硝烟的改革现场。他告诉我，真正促使他下定决心，彻底实施工程建设改革，与他从秦城监狱释放后被派往上海造船厂的调查有关。

袁庚奉交通部之命赴上海造船厂调查，看到了一幅幅他并不想看到的图景：那么多工人都在晒太阳（上海造船工人戏称夏天上班造“风字号”——即找地方乘风凉，冬天上班造“阳字号”——即找地方晒太阳，而“风字号”、“阳字号”均为上海造船厂正在建造的万吨远洋货轮的名字），便找来厂长问。厂长说，我也没有办法，上面就是让我们厂必须接受这么多的工人，人多了没活干，就只好晒太阳。一个工人每天上班真正干六个小时的电焊，便算得上劳动模范了。袁庚说，那你不可以不要那么多的工人？厂长答，不行，不要也得要，叫我们工厂养活他们（上海造船厂同时还养活从未上过一天班的140多名精神病患者和残疾人，因为工厂要征地，生产队便在征地协议上写明征一亩地必须养活队里的多少个残疾人，工厂想不出别的对策，只得请他们只领工资不上班）。此事对袁庚刺激很大，成了他日后在蛇口工业区要求企业自主权，坚决不养闲人、懒人的一个反面例子。他在蛇口顺岸码头坚决实行工程承包，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中第一例工程承包。

 八、皇城根下舌战群儒

为了搞好邮电通讯服务，工业区向广东省申请专线电话，省里很快就批准下来，呈报谷牧转有关部门，经过多次催促，邮电部同意工业区派人过去谈谈。

这一天，一行三人快步走进北京邮电部大厦，梁鸿坤代替袁庚与许智明在来客登记簿上一一签过名，一名警卫将他们领往邮电部会议室。他们是头天飞到北京的。上午九点，邮电部的有关司长、处长、科长及总工程师、工程技术人员等三四十人正在那里等着他们。

袁庚穿一件铁灰色西服，配一条紫罗兰色条纹领带，拎着印有“香港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字样的纸袋，袋里塞满了随身携带的文件和一本叫《大趋势》的书。他喜欢拎简易纸袋，这是他的习惯。西装与纸袋在众多蓝色中山装和干部公文皮包的夹击中，不免显得突兀。

会议室内，一位矮胖的负责人站起来宣布开会。他的话音刚落，另一位上了些年纪的总工程师刷地站立，朝着袁庚三人理直气壮地吼叫起来：“你们申请专线电话，搞微波，实际就是要开一个出口局，你们知道不知道？当年毛主席、中央军委、国务院只定了北京、上海两个出口局！”他看上去有点不耐烦了，用训人的腔调叫嚷：“你们有什么资格、条件提出这个要求？谁敢负这个责？你们真是吃了豹子胆！胆大包天！我看另想办法吧。”

在危急时刻把握局势对于袁庚而言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在邮电部权威人士的轰炸下，他一直在努力控制自己，耐着性子听听他们的理由，考虑如何说服这帮长期雄踞京城的官员和专家。

“我们现在搞蛇口工业区，外商要打一个长途电话都要跑回香港，这样的投资环境怎么行？”梁鸿坤提高了嗓门，俨然像个教师在讲课，但他忘了解释什么叫“投资环境”。对京城的许多人来说，这是一个新名词。他接着说：“我们请示汇报了那么久，为什么还批不下来？你们考虑过蛇口的实际情况吗？”

“我们是按原则办事。”一位处长严厉地说，“邮电是国家专控行业，关系国家安全，你们一个企业怎么能办通讯？”他说着指指墙上的国家地图，“你看看，这上面哪有企业办通讯的？”

“什么企业？蛇口？连名字都没听过就想申请专线电话！”一个声音叫嚷着，尖厉而刺耳，随即引起一阵哄堂笑声。

对于各种冷嘲热讽，袁庚早就领教过了，不过今天“冷风”的风力大了几级而已，都在意料之中。他正想开口，一位副司长突然发话了：“你们一个企业，到邮电部来说这说那，你们不是太过分了吗？”他严厉地说，“就是因为看在你们是特区的分上，才……”

“别来这一套！”许智明长期以来为通讯跑得心力交瘁，到这时候已经忍无可忍了，他指着副司长说：“你们他妈的到底还支不支持改革开放？蛇口电话都通不了，还怎么改革开放？！”说着骂着，一个大男人竟然当着那么多的人失声痛哭，所有的委屈和磨难都随着眼泪飞了出来。

“老许，有话好好说。”袁庚厉声打断许智明的叫骂，站了起来，径直走到主持会议的负责人面前，相互对峙地望了几眼，转身朝向全体与会者：“我想告诉大家，特区是个新事物。长期以来，我们闭关锁国，作茧自缚，因此，我们想的东西，说的东西都是老框框。旧有的认识，是可以原谅和说服改变的。”这时，会议室里嗡嗡的谈话声渐渐消失，袁庚的声音充溢着整个会议室。“我们办特区，相当困难，我们在通电、通水、通讯、公路等方面都遇上了‘拦路虎’。今天，我们远道而来，也浪费了诸位的宝贵时间，我们只想申请专线电话，这对我们来说，实在是至关重要。过去我们只说‘三通一平’，通水、通电、通车和平整土地，对一个工业园区来说，是不够的，还应该加上通讯、通航，实现‘五通一平’，这样的梧桐树才能引来凤凰栖。工业区要吸引外商投资，没有电话寸步难行啊！这是我们的改革，也是你们的改革，我们希望，诸位多多支持蛇口工业区，多多支持新鲜事物。”

经过一番激烈争辩，部分人士提出另外方案：由招商局出资三3000万元至4000万元，邮电部派人建一座微波站、机楼以及职工宿舍，交给邮电部管理。

“不可能！”梁鸿坤叫苦不迭，“招商局预算只有6000万元，搞通讯的钱只有几百万。”他用目光向袁庚求助，看到袁庚再一次站了起来。梁鸿坤与许智明发现，袁庚的手指明显地绷紧了，他一边沉思一边说：“我们绝对不能同意这样的方案，假如我们同意了，必然是走旧路，花那么多的钱，办成一个小小的通讯站，结果办成小而全的官僚主义企业，谁也无法进行有效管理，这和蛇口工业区的初衷是相违背的。”

“你知道吗？”一位处长告诫袁庚，“还是那句话，你们这叫办一个出口局，现在开会让你办微波站就是看在你们是特区的分上，你还来说这说那，不是太过分了吗？”

另一位处长类的人物合上笔记本，放下铅笔，以毫无商量余地的口吻下达“最后通牒”：“你们必须出钱，由我们管理。没有二话可讲。”

袁庚瞧瞧分坐左右两边的两位副手，向他们做了一个眼神。两位副手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

“那好吧，”袁庚说，“以后再说，不过，有一点现在就必须说清楚，关于微波站归你们管理之事，这在蛇口工业区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他起身，站立，走到门口，两个副手紧跟在他身边。然后，他拉开门，返身朝向整个会议室，说了最后的一段话：“蛇口那地方并不大，如果我们有幸能邀请到诸位移驾屈尊到那里去参观指导，到了蛇口工业区，你们就会知道，在那个地方，与香港与外地联络是多么重要，也许就能设身处地为我们基层想一想。不说了，后会有期！”

袁庚不得不越级向谷牧汇报，坚持招商局投资、招商局管理，经过了一段时间，中央负责同志同意和广东邮电部门商议“试验”一下。几番周折后，7月4日，袁庚获准以招商局的名义与香港大东电报公司达成协议：由对方负责供应及安装蛇口工业区的电话交换机，并连接蛇口与深圳两地的微波通讯系统。此举与当时国家的通讯政策相悖，也触动了既得利益者，激怒了相关管理部门，他们说：“这是国家专控专管行业，企业无权擅自与境外联络。”

只能再请示，再汇报，再请中央帮助解决。

新华通讯社国内动态清样（1980年第2447期）

新华社广州讯 由香港招商局投资开发的深圳市蛇口工业区，经过十个月的建设，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往日荒凉的海滩、杂草丛生的山岭，已经大为改观。“五通一平”（通路、通航、通电、通水、通讯和平整建筑用地）工程，已接近完成。工业区内的重工业、轻工业、化工、公园、住宅和商业等六个区的规划，已大体安排就绪。对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工作，已经开始。已与港商和外国客商签订了15宗合资开办企业的协议书。今年第四季度，将有两个合资工厂建成投产，还有一批工厂，将于明年开始兴建或投产。

但是，形势喜人的蛇口工业区，目前碰到了一些被称为“拦路虎”的卡脖子问题，影响了工程的进展，使建设速度逐渐迟缓下来。据调查，蛇口工业区碰到的“卡脖子”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

一、关于安装通讯设备问题。根据蛇口工业区的需要，招商局于1979年10月向邮电部门提出尽快安装通讯设备，并要求尽可能搞先进水平的通讯设备。邮电部门则提出要用国产的五十年代的设备，并且提出由邮电部门“统一设计，统一施工，统一管理”。招商局不同意邮电部门的意见。后来，邮电部派来的工作组，提出四个方案。经过反复协商，招商局同意第一方案，即引进国外先进设备的方案。随后，招商局根据第一方案，直接和香港大东电报公司洽谈，准备引进美国先进的“全自动程序控制（即中心电脑控制）电话”设备。这种设备体积小，投资包括土建工程在内，只需要150万人民币。比国产设备费用低、性能好，能比较好地适应工业区与外界通讯联系的需要。这样做，就必须同时在深圳建一个微波站，以便与市话局接口。但是，邮电部门没有同意。当蛇口工业区和香港大东电报公司谈判，邀请广东省邮电局、深圳市邮电局派人参加，结果被拒绝了。在深圳市建立微波站和与市话局接口问题，两家争来争去，邮电部门始终没有“点头”。通讯问题，从提出到现在，前后经8个月的时间，得不到妥善解决。工业区今年底，将有部分合资工厂建成投产，部分厂商与技术人员进来兴建新厂，通讯设备，已成迫在眉睫的问题。现在，工业区指挥部，只有一部三十年代的手摇电话机。要一次长途电话，需要等个把小时，有时还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摇通。工业区负责人对记者说，解决通讯问题极为紧迫，希望得到邮电部门的支持，尽快批准在深圳市建立微波站（设备由招商局购买）和微波站与深圳市电话局的接口，使通讯及早畅通，以应工业区发展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