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口惊雷 一蛇口镇上的“港客”

今日蛇口，并没有像袁庚最初所期望的那样成为以工业为主的类似于英国阿伯丁的海港城市，而是以她的美丽、繁华、喧闹、拥挤逐渐成为深圳特区内的一个城区。甚至，急功近利的房地产商们继续随意地涂写着，以至于大型商业中心或是购物广场至今还没有找到宽裕落脚的地方。即便如此，滨海花园楼盘、海涛小筑、鲸山别墅、背山望海的半山居住区，这一大批袁庚时代留下来的，充满欧洲风情的幽雅居住地，依旧是深圳人、香港人、甚至是外籍人士十分钟意喜爱的居住生活区。

袁庚欣赏的明华轮“海上世界”还在，不远处由蛇口人在1989年投票产生的海滨浴场已悄然关闭，填海后修了停车场，以缓解越来越严重的停车难。当我穿越大叶榕和荫香树的绿荫，从工业大道缓缓走过，我总会盯着左边的那艘明华轮出神。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袁庚的陪同下视察并题词过的这艘邮轮至今完整无损。倘若没有那些悬挂在桅杆上具21世纪时代气息的广告和缤纷的小彩旗，我还以为又回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袁庚的鼎盛时代。走着走着，我仿佛能够与年过六旬还挂帅出征的袁庚迎面相遇，总是看见他穿着西服，踏着矫健的步伐走来，带着脸上那招牌式亲切随意的笑容。在类似“工业大道”和“兴工路”这种缺乏人文和地域色彩的诸多路牌上，似乎还依稀能触摸到袁庚的理念，感受当年燃情岁月的沸腾。

历史无疑是由无数个偶然构成的。如果说1949年10月，作为两广纵队炮兵团团长率部队攻打大、小铲岛与伶仃岛，是袁庚率兵参与“第一次解放”了蛇口等周边地区，那么，在二十九年后的1978年，时任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的袁庚再一次选址蛇口，致力于一个海港的开发和开放，则可看成是这位热血男儿对这片土地的“第二次解放”。

我从湖、桥、亭、林四景俱美的四海公园慢慢走到蛇口海滨，来到“女娲补天”的巨大雕像下。这是2005年秋季的一个周末下午，我赶到蛇口与当年蛇口工业区一位老同志见面，他临时有事无法接受我的采访，我趁机“放逐”自己，到海边来走走。水光山色中，对岸香港元朗的高层建筑在下午的阳光下，远远地现出固有的媚态。这边，四海公园内的铜牛雕像为世界最高铜牛雕塑，艺术家韩美林设计，剧作家魏明伦撰写《蛇口盖世金牛赋》，书法家沈鹏题写“盖世金牛”。海岸上矗立的“女娲补天”，雕塑家傅天仇、曹春生、唐大禧联手创制，谢华撰写《女娲赋》。拓荒牛、补天女，正是深圳人、蛇口人的精神及其情怀的写照。

当我悠闲地享受当下的时候，想起袁庚对我说过的一段话。

袁庚告诉我，当年选定蛇口开办工业区，就想在变革中打开富裕之门，后来才考虑到最终还是要淡化工业回归生活，使蛇口成为最宜于人类居住的地方。

其实，类似这样的话，早在1988年那个夏天，他就说过了。

1988年夏日，在蛇口五星级南海酒店的总统套房，袁庚会晤专程前来拜会他的美籍华人、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李远哲先生。当被问及建设蛇口的初衷时，袁庚有一段精彩的告白。

“为什么不迟不早，恰好是在这个时候想要开发这样一个港口城市呢？你看那边是伶仃洋，旁边有一个山叫左炮台，这是鸦片战争打响第一炮的地方，从那时起中国一百多年翻不了身。几十年来，我们没有真正解决好富国强民的问题。香港抓住了机会，经济飞速发展。对共产党人来说，我们能不能借助香港，利用资本主义，利用国际资本发展区域经济？能不能用我们的双手，依靠我们的智慧，在这么小的一块地方，也是面对香港和澳门，在离资本主义最近的地方，搞得比他们更高明一点？所以，最早应该从1978年底开始，我们聚集了一大批有志之士，在‘振兴中华’口号的鼓舞下，在这里实行开放政策，从事一项探索性的工作，把它作为‘试管’，寻求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使得这个地方成为人类最适宜居住的地方。”

一、蛇口镇上的“港客”

1978年11月22日，袁庚领着香港远洋轮船公司总经理张振声、招商局发展部经理梁鸿坤等人坐车北上来到深圳河，走上架设在河面上的木头桥——罗湖桥。桥面上，用红色油漆画上的一条粗线，便是中英分界线。袁庚越走心情越沉重。张振声、梁鸿坤也面色铁青。在香港这边，山头的岗楼上飘着英国米字旗，英国兵如临大敌般地面朝北边的边陲墟镇深圳。在九龙海关验证进入深圳地界，走到罗湖车站的五星红旗下，他们感到气氛紧张得随时都可能发生爆裂。车站内外，边境线上，深圳河畔，到处都是边防军，一队一队牵着军犬、荷枪实弹的巡逻队伍走来走去。还有众多持枪带棍的民兵、戴红袖章的干部，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森严。

临近年底，逃港风潮有愈演愈烈之势。

有一则谣言说，因纪念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凡在1978年底非法进入香港的内地人都将获得大赦。

袁庚掌握的情况是，据宝安县不完全统计，1978年1月至11月20日，全县共外逃万人，逃出7037人。其中，8月份以后外逃1万多人，逃出5400多人。全县逃出大、小队干部121人，党员29人，团员161人。另据有关方面不完全统计，这一年在宝安一地堵截收容了外逃人员万多人。

袁庚望着张、梁诸人说：“我们这次到广州，一定要争取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

袁庚带领张振声、梁鸿坤等人到达广州，和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刘田夫等人，在省革委小会议室开会商议建立工业区一事。参加会议的有省革委副秘书长陆荧、办公厅副主任杨青山、省外贸局长冯学彦、省计委加工装配办公室副主任王奇等。

袁庚是前些日子才与刘田夫在电话里联络上的。互道姓名后，一对久违了的老战友开怀大笑，都很开心。这次见面，在经历了“文革”动乱，“十年生死两茫茫”后，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能完整地活到今天，能继续为党为人民做点工作，真是不容易啊！袁庚百感交集中，直奔主题，当即汇报说，中央批准了交通部关于香港招商局的请示报告，招商局致力于发展工业，同时进行多种经营，苦于香港地价奇贵，成本不菲，想在广东沿海选个地方发展与航运相关的工业与后勤服务项目。

刘田夫分管全省工业建设工作，立即乐呵呵地表示了赞同：“太好啦！太好啦！”他感到十分振奋，袁庚的点子很有胆识，很有气魄，竟然与广东省创办出口加工区的想法不谋而合。这个时候，广东省正在酝酿如何利用毗邻港澳优势发展广东经济，开始计划在宝安县和珠海县树立样板搞试验。听完袁庚的汇报，刘田夫高兴地表态：“你们搞吧，你们搞！我同意就是了。”

得到刘田夫热情支持，袁庚咧嘴一笑，不无狡黠地说：“曾生同志曾经向我交代，在广东宝安筹建工业区之事，如果刘田夫同志支持就干，不支持就不干。”

刘田夫笑道：“这是大好事，有利于国家和广东的现代化建设，我当然支持！”

袁庚问道：“刘主任，你觉得在哪里搞好？”

“你还问我？”刘田夫笑指袁庚，“你是两广纵队的啊，搞的就是情报，你清楚就是了！”

“在哪里搞？”张振声有点迫不及待。

“就在宝安搞嘛！”刘田夫直言不讳地亮出自己的看法。袁庚心里呵呵地笑了起来，不谋而合，英雄所见略同！

袁庚左手向前挥了挥，这是他惯常的手势，大凡打定主意或下定决心时，他都喜欢用这个动作来表态。“刘主任，我们招商局会择日选址，下次再商议具体落实地点。”

“好，很好！”刘田夫点头赞许，“你们写个东西好了，我马上签个字，我们上报中央。”

袁庚立即说：“我写了个东西给部里，基本上同意了。我们和广东省联合写一个报告，好不好？”

张振声和梁鸿坤都盯着刘田夫的表情，心里多少有些惴惴不安。作为一个企业，招商局竟然和省革委会合写一个报告，史上所见不多。他们没有听明白，刘田夫所说的“我们”在前，指的是广东省革委会与袁庚所代表的交通部；袁庚随后所说的“我们”，单指交通部而并非袁庚所在的招商局。官场用语，有时口头上相对含混不清，但在成文时非常慎重，免得横生歧义。

“好吧！”刘田夫爽快地回答。

会上，双方原则上同意在广东省沿海附近选择适当地方作为招商局发展工业用地，为招商局工业区，将由招商局参考香港的做法进行管理。双方商定，在交通部部长叶飞下个月出国考察经香港到广州时，就此事再作进一步商讨和决定。

12月下旬，趁着叶飞途经香港回国的机会，袁庚抓紧时间当面向部长汇报了与广东省商谈的情况。叶飞支持他的构想，表示到广州将会正式建议以交通部的名义与广东省联合上报中央。12月18日，叶飞与副部长曾生、国家经委副主任郭洪涛、招商局总经理金石与刘田夫等人商谈筹建工业区问题。叶飞建议根据商谈情况，联合向中央写报告。12月21日至23日，袁庚派金石率领张振声、朱士秀和香港友联船厂总经理陈松等人组成考察组，在广东省和宝安县相关领导陪同下，前往蛇口、沙头角、大鹏湾三个公社实地考察。24日，金石一到广州，即向刘田夫等领导汇报在宝安县三个地方实地考察的情况，正式提出选择蛇口公社兴建工业区。刘田夫同意招商局意见：“招商局是交通部驻港机构，不是资本家。对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交通部已有文件，且经中央批准。应放手让招商局干，先干起来再说，然后总结经验，进一步发展。招商局干起来了，对地方也是一个很好的促进。”

两天后，1978年12月26日上午。云淡风轻。招商局的“海燕8号”交通艇自香港中环码头驶向蛇口公社。袁庚赴港任职不久，就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招商局的船不经过任何检查，也不用办任何手续，可以直接进出香港码头。他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便利的条件，有利于在靠近香港的地方搞个基地，一来引进香港的资金、技术，二来发挥国内的有利条件。自由往来于粤港两地的招商局船队，将是编织两地繁华的金梭银梭。

今天，他要到蛇口进行实地考察。

几排破旧的房屋展现在海平面上，袁庚以老侦察兵的眼光打量远处影影绰绰的房屋。他掏出军用望远镜，定睛观察了几分钟后，发现这些房屋全为平房，陈旧而杂乱。

“怎么搞的？”袁庚喃喃自语。他又将望远镜移向距离平房不远处的一幢大厂房，然后转身向旁边的梁鸿坤问道：“你能告诉我那厂房是干什么的吗？”

“那是一间破破烂烂的修船厂。”梁鸿坤答道，“这里与香港新界西北部隔海相望，据说是非法越境者游水偷渡到香港的出发地。”他停了停，稍加思索后说，“听说常有溺水者的尸体被潮水冲上沙滩，变作孤魂野鬼……”

交通艇在蛇口渔民码头靠岸。所谓码头不过是半截残旧的突堤，艇上的人必须攀爬三四格铁梯才能上岸。袁庚大步跨上铁梯站在突堤上，与前来接站的海关关员李发辉握手。李发辉身穿海关制服，为船上人办理入境手续。他左手拎着一个黑色公文包，这个公文包就是五脏俱全的“边防检查站”：验证，盖章，放行。袁庚、张振声、朱士秀、梁鸿坤、陈松、许康乐等人被一一验行进关，踏上蛇口公社的土地。

袁庚一行顺着码头往西走，被带到蛇口公社办公楼。蛇口公社党委书记郑锦平和两位办事员热烈欢迎袁庚一行，寒暄过后，随即带领他们四处看看。

蛇口公社所在地是蛇口镇，坐落在荒寂的海湾边。不远处有一片晒鱼场，海风一路泄露着晒鱼场上难以遮掩的秘密，老街上两排曲折、破败的红砖瓦房也挡不住阵阵腥臭。绿头苍蝇嗡嗡作响，在人群的头顶盘旋、骚扰。

袁庚走在老街的土路上，感到蛮奇怪的，怎么到处关门闭户呢？街上不见男人，偶或看到三三两两老弱妇孺，瑟缩在门前或墙角里，脸上的表情木木的。如果说有表情的话，只是撩开眼皮望望袁庚这帮“港客”。

1978年之前的蛇口是农民、渔民和蚝民共居的小镇，全镇人口不足千人。镇上只有十多家杂货小商店和几家为流动渔民服务的简陋场所，有一间渔民小学。小学操场上堆放着一箱箱从香港北角电厂拆下后运过来的旧机器，原本是买下来兴建发电厂的，终因迟迟没有动工，机器日晒雨淋，变成一堆废铁。

逛完老街，郑锦平又领着他们抄近路走到白坭湾，也叫五湾。www。haoshＵＤu.Ｃom这是一个周末，修船厂空无一人。对岸新界的群山近在眼前，上白坭一带的房屋历历在目。修船厂两侧沙滩旁，有一条台湾相思林、木麻黄树和蓬草杂生的地带，微风吹拂，发出瑟瑟声响。海滩上到处是垃圾和养蚝人丢弃的蚝房。

“郑书记，”袁庚问，“你们公社有多少人？”

郑锦平掏出一包美国三五牌香烟递给袁庚，袁庚笑笑推辞不受，“我早就戒了。”五年半的牢狱之灾，戒烟是坐牢时一个重要收获。

“这里没人啦！”郑锦平吸了一口烟，轻轻地吁出一口气，“这里是荒滩，只有一条泥巴路通向深圳。后生仔都跑到对面香港去了。”

“那你呢？你怎么没跑？”袁庚笑着问他。

“总得有人在这里干呀！”郑锦平的脸上浮起解嘲的神情，“袁董，我不想瞒你，前日沙滩上又浮上来一具尸体，让我们掩埋了。”他将手里的香烟狠命吸了两口，扔在沙滩上，用穿着旧回力鞋的脚踩灭了。这两口烟，让他把后边要说的话咽了回去。

1969年外逃风盛的时候，郑锦平任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兼蛇口养蚝场场长。一个300多人的养殖场，一天偷渡者竟有30余人。1973年，郑锦平每天早晨五六点钟例行巡视海岸线，从后海海岸到赤湾沿线，七八公里的路程，最多时一次曾经发现8具尸体。他原本想告诉袁庚，每年夏秋时节，都会迎来内地客偷渡香港的高潮。有时一天要埋好几具尸体。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晚上睡觉，镇上人得把门关得死死的，经常有从蛇口下水的偷渡者，昏头昏脑地游了好几个小时，看到有灯光，便跑过来敲门，以为已经偷渡成功了。村民隔着门缝喊：这里是大陆，你们还没有游过去呢！“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一类说教只能是自欺欺人。这边劳动一天的工分值只有几角钱，香港那边打零工一个月赚2000多元港币，差距实在太大。

“怪不得家家户户都没有人了。”袁庚摆摆手，不让郑锦平再说下去。如果这是噩梦的话，就让它赶快过去吧！我们如果用“经济边防”代替“政治边防”，等蛇口的经济搞上去，外流偷渡的人自然就会回来的。他回过头去看着身后的海湾，堤岸上荆棘丛生。他将目光从郑锦平移到朱士秀身上，把话题引开说：“我同意你们几个的观点，这地方不错，容易开发，收效快。”

其实，总经理金石在广州向刘田夫汇报选址意见前后，就向袁庚征询了意见。今天，他再次提出同意在蛇口搞建设，实在是害怕郑锦平继续唠叨伤心事。金石向刘田夫汇报蛇口的五个有利条件是：一、靠近电网，有用电之便；二、有白坭水库供应食水；三、占用农田不多；四、靠近蛇口镇，便于生活供应；五、水陆交通都还方便。朱士秀听袁庚夸蛇口不错，趋前一步说：“袁董，三地比较，工作组初步认定蛇口。盐田水深港宽，宜建深水港，大亚湾海域辽阔，环境也佳，这两处淡水与电力都比较缺乏，交通不便，开发工程艰巨，投资巨大。”他清了清嗓子，略微放开了声音，“这里的白坭湾与虎地（即六湾）两处海滩较易开发，蛇口还计划兴建发电厂，可望就近供电——”

“这个海岸边还可以兴建码头，利于船舶通航。”袁庚一踏上这个码头，就看出这里蕴含的商机。想到这里，他的内心忽然有一种欣慰，一种众里寻他千百度之后，遇上知音般的心灵熨帖。“这里不是有个修船厂吗？我们要让这里活过来。”他转头看看郑锦平，“郑书记，你觉得怎么样？”

“袁董，这真是太好了！”郑锦平的语气中有一种难掩的激动，“你们来这里搞建设，是给我们做好事，我们当然支持。就算搞不成，你们留下来的码头，不也可以给我们用吗？”

袁庚转过脸望着郑锦平，郑锦平突然意识到自己乐昏了头。工业区还没有搞，怎么就说“就算搞不成”了呢？呸，不吉利！袁庚望着他，是在想，这个郑书记想的跟我一样！港督麦理浩希望袁庚能够在香港大揽角兴建货运码头，袁庚想拿下那个地方，但商谈的条件并不优惠，也就迟迟没有表态。他同意选择隔海相望的蛇口，还有一个原因是，万一不成功，万一政策有了变动，不允许搞下去，也是肉烂在锅里，码头呀设备呀什么的都还在内地，在蛇口，从国家的角度看，损失也不会太大。他接着郑锦平的话说：“对的，失败了，招商局的东西都留给你们。”

“袁董，”陈松汇报说，“我们上次测算过了，用招商局的交通艇测算的，蛇口和香港的距离为27海里。我们开船从招商局码头出来，大约一个多小时就能到蛇口。”

袁庚等人应郑锦平邀请，在公社食堂共进午餐。食堂既脏又乱，烟雾腾腾。袁庚只瞄了一眼，立即看清在食堂用膳的一共有七八个人，都是典型的广东佬，个子不高，体型大多一样，面色稍微黝黑一些。由于椅子不够，有的坐在条凳上，有的坐在旧木箱上，还有的倚靠窗前。郑锦平陪着袁庚走到相邻的一桌，正坐着吃饭的干部立即起身把椅子送过来。“不好意思，”郑锦平真诚地说，“只能委屈袁董了。在蛇口镇，有钱也办不下酒宴。”袁庚一只手不断驱赶在头顶、桌前轰炸的绿头大苍蝇，一只手挟起一块咸鱼干，笑呵呵地说：“客气什么？以后大家都是兄弟了，共同做一件事情，同甘共苦，同捞同煲，我相信能收到效果的。”

郑锦平满怀希冀地说：“袁董，你在蛇口办工业，等于给我们栽了一棵很值钱的大树，日后，我们蛇口好遮荫哪！”

下午，这帮“港客”在各处看了看，然后沿着海滩走向渔民码头，准备回香港。袁庚挽起裤脚，走向海边，海风轻梳他纷飞的思绪，激情在风中渐渐平复下来，考虑得更细致、更具体了。他在想，他们的报告中央会不会同意？原先叫后勤供应基地，现在改为工业区，字面不同，性质也不完全一致，上马后会不会半途而废？他不是多虑。他当然明白，在中国，改革家有几个有好下场的呢？从商鞅变法到康梁维新，都没有好下场。袁庚相信，大战在即，作为挂帅的大将，他更多地考虑负面因素，不是他缺乏自信，而是自己更加成熟起来了。令他始料不及的是，日后在蛇口蓬勃展开的一场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工业区实验，或多或少、或近或远地对中国现存的经济体制带来颠覆性的反叛与影响……

二、李先念：“就给你这个半岛吧！”

招商局代广东省革委会和交通部起草的联名向国务院请示的报告，袁庚请朱士秀写了第一稿。1979年新年期间，袁庚把自己关在职工宿舍，在金石修改的基础上，绞尽脑汁修改、补充、推敲这个报告。元月3日，在招商局领导班子会议上，几经讨论通过后，袁庚说要快，要抓紧时间送广东省、交通部修改、审定，越快越好。

这份《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提出：招商局初步选定在宝安县蛇口公社境内建立工业区，以便利用国内较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利用国外的资金、先进技术和原材料，把两者的有利条件充分利用并结合起来，对实现我国交通航运现代化和促进宝安边防城市工业建设，以及对广东省的建设都将起积极作用。工业区的建设项目初期有集装箱制造厂、钢丝绳厂、拆船厂、氧气厂、玻璃纤维厂等；基础工程的建设也由招商局负责投资。报告提出，工业区可作为宝安市区的一部分，但其建设和经营管理体制则由招商局负责。招商局将按照“参照香港特点，照顾国内情况”的原则进行管理。此外，还提出工业区有关人员的出入边境签证手续应从简，有关建设、生产上使用的物资进口及产品出口应参照国务院有关规定免税放行等。

在对报告反复斟酌的这几天，袁庚简直有点焦虑不安。他心里清楚：不是我迫不及待，是时不我待。一年之计在于春，新年刚过，春天就要来了。他交代把报告带到省、部去送审的张振声、梁鸿坤必须注意的各种事项，嘱他们马不停蹄，祝他们马到成功。

元月4日：张振声、梁鸿坤赶至广州，与广东省革委会副秘书长陆荧以及杨青山等领导商谈修改意见，随即飞往北京。

元月5日：上午，张、梁向交通部副部长兼招商局董事长曾生汇报，曾生审阅修改后交给二人飞回广州。下午，文件送到省革委会，刘田夫当即审阅签批：“拟同意，请全国同志、定石同志阅示。”

元月6日：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王全国、曾定石先后审阅该文件草稿，签批“同意”。当日，广东省革委会予以签发。

元月8日至18日：招商局在香港雇请建筑技术人员赶往蛇口，对陆地的地形、水文、地质状况进行勘测，同时派员对海域的水深、流向、海床地址进行探测，并绘制出工业区布局的草图。

元月9日：广东省革委会将《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正式打印成文。

元月10日：招商局派专人将《报告》送交通部部长叶飞签发后呈送国务院，并报党中央。

元月12日：袁庚在招商局扩大会议上宣布：即将成立蛇口工业区建设指挥部，负责蛇口工业区筹建工作。

果真是紧锣密鼓，马不停蹄。果真是急性子，甚至全然不顾“一慢二看三通过”的官场规则，在中央还没有批下报告，也不知道会不会批下来的情况下，袁庚就敲敲打打地开始了前期准备工作。

孙绍先是交通部基本建设司的技术骨干，1955年就是基建司的工程师，资历很老的。1981年夏天正式调入蛇口工业区，为蛇口码头、赤湾码头及后来的集装箱码头建设立下过汗马功劳。先后任蛇口工业区管委会委员、总工程师室副主任、总工程师，兼任过好几个公司的领导职务。1997年退休，现为深圳市政协常委、市科协常委。

2005年4月间，在他位于深圳南山区后海一间装修得很有品位的商品房里，孙老向我谈起陈年往事。

孙绍先劈头第一句话就说：“我秘密调查过袁庚。到今天都没有说过，不知道他现在知不知道？”稍后，又说，“我之所以告诉你这些事，是想让年轻人知道，袁庚能走到今天，是多么不容易！”

当我向袁庚求证时，袁庚略微有些意外，说他一直被蒙在鼓里。他没有责怪任何人的意思。往事如烟随风散去了，他已经没有震惊和埋怨。

袁中印（袁庚之子）看得很透彻：“对他来说，这是很平常的事。”

1978年12月初，袁庚向叶飞呈报招商局发展计划，提出在广东设后勤基地。www.haoＳhuＤu.cＯm为了了解袁庚本人及其计划是否可行，招商局能不能发展，叶飞迅速派出一个四人工作组赶赴香港招商局进行调查。组长王大勇，是个局级干部，延安整风时挨过整，办事异常慎重。副组长孙绍先，基建司工程师。这个小组对外名义是技术交流小组，事实上是来秘密调查袁庚和招商局新班子的，与叶飞单线联系；之所以如此神秘，是因为关于袁庚的告状信不断飞往北京，有人告他经营“独立王国”、“里通外国”、“胆大妄为”、“独断专行”等等。告状信很管用。有个别副部长对他已经很“感冒”了。根据袁庚的设想，交通部与广东省联合作战的重大战略打响在即，这无疑是交通部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叶飞不希望事关改革的大事有丝毫闪失。叶飞爱才惜才，用人原则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他是信任袁庚的。但由于“小报告”不断，何况“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万一他有什么差池呢？

袁庚真诚地欢迎技术小组抵港，几天后，请他们在刚买下的新楼附近的海鲜馆吃了一顿饭，以尽地主之谊。小组中，有两个人怕中了袁庚的“糖衣炮弹”不敢去，王大勇与孙绍先因盛情难却还是去了。席间，王大勇只是点头，吃饭，不发表任何看法。

闲谈中，孙绍先说起袁庚在外事局那时候的事，对袁庚说：“过去我们出来都是你批的，这次出来不是你批了。”

袁庚支棱起耳朵听，对过去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别人的事并不想多说。

“听招商局的人说，你有很多很大胆的想法。”

这下袁庚来劲了。他说，招商局要发展，首先要发展航运，发展工业。孙绍先认为招商局在香港没有工业，袁庚说他准备买下友联船厂，还想在对面划一块地方搞个基地，主要是航运的后勤供应，说着扳起指头数了八大项目。

“你真开放！”孙绍先由衷地说，“搞得起来吗？”

袁庚盯视着被煮得通体透红的盛在盘里的基围虾，表达心中的忧虑：“难说。我可以告诉二位，自我袁庚到达香港之日，也就是告状信飞到北京之时。我不得不横着站，瞻前顾后，格外费力。”

原本也将目光望着盘中虾的孙绍先，迅速抬起头来望着袁庚，心里想：这个搞情报的老家伙，难道已经知道我们此行的目的了？转而又想：他不可能知道！

大约一个月后，孙绍先一个人独自返回北京，在叶飞的安排下，向党组汇报了关于招商局新班子的调查情况，主要是两条，一是招商局可以而且应该发展，发展航运以及与航运有关的工业；二是香港无地可用，只有在国内，在广东发展。

汇报到这里，叶飞询问究竟广东什么地方为好，孙绍先回答说，袁庚认为在蛇口或者大鹏湾比较好，已经派人去考察了。叶飞立即委派他一个人先到蛇口去看看，尽快向部里汇报。

在“揭发”袁庚的告状信中，有一封信说他不顾招商局大多数干部的意见，不在广州选址而要在宝安他老家搞，是狭隘的地方主义、家乡观念。孙绍先清楚，这个所谓“多数”是招商局内大多数来自广州远洋公司的干部。这些同志中有个别人有自己的考虑，反对袁庚在宝安县选址。

孙绍先在蛇口镇老街上碰到梁鸿坤，什么也没有说，打个招呼就分手了。蛇口是水上交通的咽喉，孙绍先考察后认为不错，立即向交通部作了汇报。

交通部党组手头既有袁庚的报告，又有“技术交流小组”的报告，能够迅速作出符合实际的判断。一向雷厉风行、作风硬朗的叶飞很快签发了交通部与广东省的联合报告，上报给党中央、国务院。

为了让国务院领导同志了解香港招商局建立蛇口工业区的意图和计划，争取国家领导人的支持，交通部党组决定让袁庚进京当面汇报。袁庚接到部里的通知，比预定时间早了一个星期飞赴北京，在述职汇报后，焦虑地等待中央领导的垂询。

1979年1月26日，叶飞以急切的心情给李先念副主席去信，请他抽空听取袁庚汇报并给予指示。叶飞写道：

李副主席：

去年十一月至十二月我访问西欧荷、比、西德三国结束后，在返国时经过香港，在香港停留了五天，看了一下在香港的招商局所属单位，并听取了航委同志汇报，他们的工作正在开展，局面已开始打开，正如您的批示所说的，确实是大有可为，大有希望。袁庚同志（招商局副董事长、港澳工委航委书记）现已由香港回京度春节并汇报招商局工作情况，知道您对香港招商局工作很关心，希望您能抽一个空听取袁庚同志汇报并给予指示。我由香港回国经广州时，已与广东省委商妥在广东宝安地区建立一个招商局的工业区，我部已和广东省革委会联名写了一个报告呈国务院，请您审阅，如可行，望即批示，就可以动手去干了。顺致敬礼，并贺春节！

叶飞

1月26日

1979年1月26日，是戊午年马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第二天是除夕，距己未年羊年还有一天。叶飞部长在信中，向李先念拜了个早年。年前年后的日子，中央领导都很忙，袁庚数过去，邓小平副主席应美国总统卡特邀请赴美国正式访问，叶剑英副主席可能去了南方。他猜测，至少要到十天半个月以后，才可能安排他去汇报。春节三天假期，袁庚与妻儿在西苑南二院中央调查部宿舍楼里过了一个团圆年。这一年，首都节日市场的供应并不像报纸上夸的那样充裕，但是，比起“四人帮”时期要好得多了。

席间，袁庚向儿女们宣布：“经过我的争取，你们的妈妈年后要调到香港去上班，同我在一起。把你们留在北京，你们要好好照顾自己，好好学习和工作。来，为你们的父母不当老牛郎老织女，来干一杯！”

袁庚在香港上任，不带一兵一卒，却多次向部里要求带夫人去。他的理由很简单也很充足：我年纪大了，生活起居需要照顾，老婆比我小9岁，希望调她过去对我有个照顾。叶飞对他的要求左右为难。历史上，交通部派往香港的干部，包括领导同志，没有一个携带夫人上任的。不是不想带，是不让带，他们也不敢提出来。袁庚却理直气壮地提了出来。部党组一研究，一致同意他的请求。经过多方运作，袁庚夫人年后可以同袁庚一块去香港，安排在招商局研究室管理资料。

袁庚过了六十，一个人跑到香港工作，汪宗谦原本就不放心，这下好了，年后在香港上班，就可以照顾到老头子。可是，这边又不放心儿女。这个春节，她同两个女儿铺陈了一大箩儿女骨肉情的唠叨。让她高兴的是，她原先喜欢听的革命抒情歌曲，诸如《洪湖水浪打浪》、《马儿啊你慢些走》、《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都已经“解禁”了，她可以尽情欣赏。中印和两个妹妹在音乐欣赏上与母亲有“代沟”，谈论的是和“革命歌曲”完全不一样的来自台湾邓丽君的《甜蜜蜜》、《小城故事》，还有朱逢博的歌……

春节前后，袁庚接到中调部几个老同事老上级的电话，他算了算，一共有6个。这6个电话有问候他的，通报各中央机关平反信息的，告诉他某个方面可能要放开的，也有祝贺他在羊年当“领头羊”的，让他感到异常温暖。

按国务院春节放假通知，1月31日，大年初四，结束春节假期，各机关单位上班。就在这天，袁庚接到通知让他进中南海汇报。

1979年1月31日上午，袁庚早早来到交通部大楼，将准备好的资料收进一个两年前从荷兰鹿特丹买来的灰色文件夹里，看了看时间，9时整。他内心有点紧张，却又被渴望所填满。

9时30分，一辆交通部的黑色红旗牌小轿车载着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和袁庚两人，穿过长安街，向中南海方向飞奔。他原以为是曾生副部长领他去见中央首长的。曾生在“文革”前是广东省副省长兼广州市市长，“文革”后任交通部副部长。现今他兼任香港招商局董事长，由他带队汇报，原本是顺理成章的事。现在由彭副部长领着，袁庚也很高兴。

10时整，袁庚和彭德清一起走进了中南海李先念办公室。穿越走廊时，袁庚留意到，李先念办公室门前的一株腊梅树已含苞吐蕊，空气中漾起一丝清甜的气息。在李先念办公室，李先念正与先到的谷牧谈论着什么，彭、袁二人立即趋前向二位首长拜年。袁庚略显拘谨。

李先念首先询问招商局的情况，袁庚的汇报就从招商局的百年沧桑开始。他说，从1872年12月23日李鸿章向清廷奏呈《试办招商轮船折》到招商局创办一批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工交金融企业，从1950年香港招商局全体员工率在港的13艘船舶起义，到如今全部资产仅剩亿元，已到了非变革不能图生存的地步。袁庚建议，要把香港有利条件如资金、技术和国内条件如土地、劳动力结合起来。李先念连连点头：“现在就是要把香港外汇和国内结合起来用，不仅要结合广东，而且要和福建、上海等连起来考虑。”

袁庚从灰色的文件夹中拿出一张香港出版的香港地图展开来，细心地指着地图请李先念副主席看，说：“我们想请中央大力支持，在宝安县的蛇口划出一块地段，作为招商局工业区用地。”

李先念仔细审视着地图，目光顺着袁庚手指的移动，从香港地面移到了西北角上广东省宝安县新安地界上，说：“给你一块地也可以。”当他抬起头来在身边寻找什么的时候，袁庚立即起身，从李先念办公桌上的笔筒里抽出一支削好的铅笔送过去，李先念接过铅笔在地图上一划：“就给你这个半岛吧！”

袁庚紧张而兴奋地看着李先念手中的铅笔，在地图的左上角，宝安县南头半岛的根部，用力地画了两根线条。啊，好大的一块地方，足足有30平方公里！那一瞬间，他的脑子分裂成两半：一半在飞速地计算开发那一大片土地所需要的资金，那是天文数字！而高雄、巴丹、裕廊等工业区，面积均为几平方公里，基础条件都优于蛇口。一半在盘算着万一出现闪失，对整个国家改革开放所造成的不利影响。最后，他嗫嚅着，只要了南头半岛南端的蛇口，面积也有300亩。

李先念继续说道：你要赚外汇，要向国家交税，要和海关、财政、银行研究一下，不然你这一块地区搞特殊，他们是要管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嘛！

袁庚解释说，《报告》中关于免税进出口问题是根据国务院颁发的《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第四条规定而提出来的，现在只要中央点个头，在《报告》上面签个字，这块地皮的价值就大大提高了。

李先念说：剩下的就是要缴税的问题。广东拿了百分之三十，其实就是缴税。

李先念翻阅着交通部与广东省的《报告》，问谷牧道：对招商局这个报告你看怎么办？

谷牧说：你批原则同意，我去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好了。

李先念爽快地表态：“好。我批。”说着，他用袁庚原先递给他的铅笔在《报告》上做出批示：

拟同意。请谷牧同志召集有关同志议一下，就照此办理。

先念

1979年1月31日

接着，李先念说：交通部就是要同香港结合起来，搞好国内外的结合，可以创收外汇……我想不给你们钱买船、建港，你们自己去解决，生死存亡你们自己管，你们自己去奋斗。

向中央领导汇报标志着袁庚进入了一个崭新世界。11时50分，回程的车上，袁庚一直看着李先念划过的那张地图，原先勾勒出南头半岛的铅笔印已经用橡皮擦擦浅了一些，但仍可清晰地看出“圈地”的痕迹。重新在蛇口南部所划的粗短线条，就像决战时的总攻命令，非常激动人心。袁庚的心情既惊喜又愉快。车窗外，冬日的阳光正酽。

彭德清副部长也很兴奋。不过，这位原则性很强的老领导还是严厉地批评了袁庚：“你刚才主动把铅笔递给首长，你这不是逼首长表态吗？你怎么能这样做？”

袁庚原本想解释，作为侦察兵，当时他看出了首长意图是在找铅笔，那么，他就应该主动为首长办好。但是，已经用不着解释了，他只对彭德清笑了笑，一句话也没有说。

十年以后，1989年3月，在成都举办的一次经济研讨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青年学者丁宁宁批评袁庚：在李先念给他整个南头半岛一事上，袁庚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

2004年一个初夏午后，我和袁庚坐在一块神聊，谈及蛇口工业区早期用地，我清晰地感觉到，有一种遗憾穿透他的骨髓。这一天，他再一次提起他此生最大的遗憾——李先念给他整个南头半岛，他只敢要蛇口平方公里、开发用地约300亩这么一个范围。

“我当时怎么敢要整个南头半岛呢？我要这么一小块蛇口，也是蛮大的一块土地了。国家能够给予一个企业这么大的自主权，作为一个领头人，我是要负责任的。”直到他离休之后，万事都能放得下的时候，他还能感受到当年的压力。开发一平方公里土地，时价将近1亿元，国家不给投资，全靠企业自筹，对一个资金仅有亿的驻港企业来说，并非易事。“这不是我们想不想要的问题，而是一个敢不敢要的问题。”袁庚坦承：“我没那么大的胆量。”

晚年袁庚回忆当年，检讨自己有“三大遗憾”，不敢吃下约36平方公里的南头半岛，为其第一大遗憾。2004年5月，在纪念深圳特区创立25周年前夕，我公开报道了袁老改革中的“三大遗憾”，发表在2004年5月28日的香港文汇报上。那时，我还在香港文汇报出任珠三角新闻中心助理总编辑，后出任香港文汇报专题新闻首席记者。后来，我为集中时间和精力撰写袁庚传记，不得不于2005年1月8日正式向文汇报提出辞呈，回深圳家中，开始有系统地采访和艰苦的素材梳理工作。

“先念批下来了！”喜讯在交通部高层领导间迅速传播开来！羊年真是吉祥，开了个好头啊！

李先念作出批示的48个小时后，2月2日上午9时30分，在西皇城根一个大院内，工作雷厉风行的谷牧召集国务院有关部委领导人商谈具体落实招商局建立工业区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计委段云、顾明，建委彭敏，外贸部刘希文，人民银行乔培新、卜明及财政部王丙乾。交通部有彭德清、袁庚、江波。人员刚到齐，谷牧便开了腔：“香港招商局原来想在香港建厂，受条件限制，他们已经和广东省委商量好，要在靠近香港一边的蛇口地区开设工厂。在这里建工厂当然要得到特殊待遇，除地方行政按国内一套办，在经济上要闹点‘特殊化’，就是要享受香港待遇，进出自由。他们的分红办法是给广东省三成，给资本家三成，招商局得四成。就是我们合起来占七成。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意见，广东、福建可以更开放一些。先念同志1月31日听了交通部汇报后做了批示：‘拟同意。请谷牧同志召集有关同志议一下，就照此办理。’会议的结果要写个报告。”

谷牧将目光转向袁庚：“下面由交通部的袁庚同志作个说明。”

袁庚向众人简略地介绍了前天向李先念和谷牧汇报的情况，接着说：“我们香港招商局已有107年的历史，对比英国香港财团、华人财团的发展来看，我们已经错过了发展时机。目前，香港地价之贵仅次于日本银座，以中环地区为例，一平方英尺要万港币，郊区工业用地也要500元以上，银行利息高，劳动力贵。因此要按中央《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批示来做还有不少困难。经过反复分析和研究，我们认为要充分利用我广东省的土地和劳力，利用香港及外国的资金、技术、专利、全套设备，两者结合起来，这样我们就有了内地和香港的有利因素，排除了在香港办厂的不利因素，这是任何香港财团都不能和我们竞争的。这个问题后来经过叶飞部长和广东省委共同商定了方案，即《报告》的内容。进出口免税问题要中央定才行。”

谷牧插了一句话：“也就是要‘自由化’嘛!”

袁庚接着说：“土地、行政、企业主权全是国家的，广东省派行政管理人员，以企业利润分红来说，我们和广东省合共可以控制70%。工厂的管理完全用香港的办法办，由招商局管理，产品从香港出口偿还外债和外商投资。劳动力由广东省解决。工人工资，原则上参照香港照顾国内，不超过200元人民币（包括职工公共福利等）。这个工业区的建设不用财政部一个钱，我们要求财政部10—15年免税，以后全部交给国家。”

谷牧说：“袁庚，你把想要办的工厂先和大家介绍一下。”

袁庚点了点头说：“我们第一期上马的有五六个厂，如拆船厂、钢丝绳厂、集装箱厂、油漆厂、无线电导航设备厂及玻璃钢厂等。目前用地300亩，在96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上，这是微不足道的。”

最后，袁庚表示：“我们希望各个部委给予我们相应的支持，让我们能够享受一些特殊的待遇，支持我们尽快搞起来！”

袁庚的话音未落，激起一片议论之声。有关负责人从各自分管工作的角度出发，纷纷提出问题。有些谷牧作了解释，有些袁庚做了回答。会议热烈、活跃，充溢着少见的激情。当然，在这项全新的议题中，有些问题一时无从解答，无法说清。

主持会议的谷牧挥了挥手，果断地打断了议论之声：“不要再议论了，原则已定了。大家都要支持。总共就这么300亩这样一块地方，交通部先走一步，试一下，现在就‘照此办理’起来。”

谷牧将头转向袁庚交代说：“你回去和习仲勋、刘田夫同志商量，继续搞。”他向众人晃晃手中的报告和李先念的批示，“不要说按香港的办法办，实际上也不能按内地的办法办。要给你们方便，不怕你们多赚钱。小平同志认为不仅宝安、珠海县可以搞，广东、福建的其他地方也可以搞。”

会上，谷牧先后三次提到邓小平关于广东、福建可以更开放一些的意见，这使袁庚认识到，党中央、国务院对香港招商局在蛇口创办工业区，不仅仅是他在会上所说的解决招商局本身的问题，而是在全国改革开放的大棋盘上让招商局先走一步，做一枚过河卒子，探探路子，打一场侦察战。在这以后，一直到他从招商局领导岗位退下来之前，每每想到这一层，便有责任重于大山的感觉。

袁庚是个说干就干的人，会议一结束，他就邀请交通部有关局及科研、设计单位于2月4日在交通部座谈蛇口工业区基础工程的承包问题，并请各单位派专家组成考察组赴蛇口现场考察。这个时候国营企业还在津津有味地吃着“大锅饭”，头头们还没有意识到“承包”对搞活企业的重要性，但已经多少意识到这个老头的一些大动作，可能会影响到他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原有的经营运作模式。

交通部迅速组建了一个34人的工作组前往蛇口。从2月11日开始，张振声、招商局办公室副主任许智明陪同工作组在蛇口实地勘察，规划基建项目。同时，交通部第四航务工程局也派出以设计室主任陈金星为首的工程技术小组进驻蛇口，工程勘测、设计工作有条不紊地渐渐展开。

让袁庚心情激荡的是，就在他用了四个月的时间（从1978年10月中旬到1979年2月中下旬），将“蛇口工业开发区”从构想到筹建的各项准备基本就绪的时候，一场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的春潮开始从南海之滨聚集力量，汹涌澎湃地冲击着闭关守旧的中国。

1978年底和1979年初，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提出，要利用临近港澳的有利条件，在广东搞一个出口加工区。袁庚欣喜地获悉，1月23日，广东省委决定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成立深圳市委，张勋甫为书记，方苞为副书记。3月初，国务院批复同意宝安县改为深圳市。4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广东省提出将“深圳、珠海和汕头划为对外加工贸易区”的提议，有一位副总理当场大泼冷水。他担心国门一旦打开，万恶的资本主义会如洪水猛兽般涌进来。

但是，广东省的建议得到了邓小平的赞成和支持。就在广东提出建议的当天下午，邓小平即与习仲勋等谈话，高瞻远瞩地指出：“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了这一重大议题，形成了《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会后，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领工作组在广东、福建调研，推动两省制定“试办出口特区”方案。1980年3月，谷牧赴广东主持会议，与广东、福建两省负责人具体落实特区建设方案。这次会议，将“出口特区”更名为“经济特区”。

1980年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

经济特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正式宣告诞生。

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中国从“文革”进入“改革”，一字之差，天壤之别。袁庚多次谈到，这一个字的变化，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一字之变，说明我们的党真正成熟了，促成中国当代历史的伟大转折。

1998年，有位学者在一篇探讨蛇口改革的文章里说：“多年来有一个观点：中国近20年的改革，是一场自上而下，由最高领导发动的自我改良运动。然而，真正的事实似乎并非如此。”作者说，1978年10月9日，袁庚代交通部起草的《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第一次提出了“适应国际市场的特点，走出门去搞调查，做买卖”的对外开放的建议。1978年11月下旬，袁庚正式向叶飞提出了在宝安蛇口筹建“蛇口工业开发区”的构想，叶飞支持这一对外开放的第一试验，请袁庚马上起草报告，与广东省联名上报中央。1979年1月31日李先念批复同意广东省革委会、交通部《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作者由此得出结论：“这一史实表明，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实际运作的最早计划，来自中央一个副局级干部袁庚，最早的对外开放具体方案来自‘蛇口工业开发区’（一年后，1980年8月，深圳经济特区才开始建立）；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并非从上而下，而是由下及上再自上而下。”

袁庚本人对这篇题为《“蛇口维新”20周年祭》的文章，有不少意见。对夸大他个人在中国整体改革中的作用，也深感不安。

袁庚多次告诫我，做事以及写文章，一定要实事求是。

被人誉为时代“弄潮儿”，中国改革的实践者，晚年的袁庚却是决绝地，甚至是不留情面地淡化自己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是靠某一个人的脑袋，而是要靠群体的智慧和群体的力量。”他说，“千万不要夸大个人的作用。”

他喜欢举例说明自己的观点：“毛泽东讲过，他这一生做了两件大事，其一是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去，全国人民都会赞同；其二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赞成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看来毛泽东已知道错了。邓小平也讲过，毛泽东曾批评斯大林破坏法制，目无法纪，杀了多少人，制造了多少冤案，这种事情在美国、英国与法国都不可能发生。没想到晚年的毛泽东犯了和斯大林一样的错误。毛泽东评价斯大林，邓小平评价毛泽东，而我们改革开放的历史，谁来评价？这个问题每一个共产党人都值得思考，不进行反思总结，要走得更稳更快就很困难。”

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第一炮”在蛇口打响的事实，袁庚的说法更加内敛与低调。2004年的冬天，他穿着羽绒背心，深陷在紫檀木质沙发里，不时习惯地打着招牌手势——用右手食指指点前方，加重语气，或是用左手掌在空中顺时针划着小小的圈子。

“不要老是强调蛇口，一说到蛇口，好像什么都从这里开始的，这是不客观的。我们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从蛇口这个地方打开了国门，在过去来讲，这是犯了天条大罪。

“这里面有三个因素。

“第一因素是适逢其时。当时‘文革’浩劫，中国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全国人民渴望变革图强。与此同时，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定。所以，蛇口工业区的出现可以说是占尽天时。

“第二因素是适逢其人。一大批从中央到省市的深受‘文革’迫害的领导者，都想改变中国的面貌，如果没有这批人，中国就不可能进行改革开放。这批人中，邓小平是‘刘邓陶’中的‘邓’，杨尚昆是‘彭罗陆杨’的‘杨’，胡耀邦、赵紫阳、万里都在‘文革’中深受其苦，我现在还有一张任仲夷戴着最长的高帽子，在辽宁被批斗时的照片。

“第三因素是适逢其地。蛇口与香港毗邻而居，一水之隔。香港又是世界上市场经济发展得最佳的地区之一，政府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所以，香港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系，一个好样板。我们可以照搬一些香港的成功东西过来。而其他特区就没有这么好的样板。”

谈及李先念那么爽快，乐意给他这么一块地方冒险之事，袁庚是这样总结当时气候的：那时小平已经发话了，说要吸收国际资金和先进技术，三中全会又正式提出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国务院已经派出经济代表团出国考察；大家都在寻找打开局面的机会。我们的报告恰好在这个时候递上去，中央看到有一个驻外企业愿意积极试验，又有广东省的支持，而且不要财政部拨款，认为可以试一下，因此事情很快就定下来了。

蛇口工业区的开发，可以说是一场有计划的大胆的冒险行动。这不仅因为招商局作为一个企业来单独开发一个经济区，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是罕见的；而且还因为建设者在实践中越来越认识到：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进行政治和社会改革，因而尝试并推动着政治体制的改革。

三、夜访罗青长

就在袁庚回京度假、等待中央首长召见的时候，他意外地收到胡耀邦秘书写来的一封信。

袁庚同志：

据中央组织部编的《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点名诬陷的人名册》中有你的名字，耀邦同志着我摘抄给你。原文如下：

1968年3月28日在调查部业务领导小组报告上的批示“此人问题极为严重，立即逮捕与曾生案一并审讯”。调查部报告上要求“停职接受审查”。

敬礼！

元月二十日

胡耀邦都关注我的问题，那就快解决了，我等着。

袁庚相信，为他彻底平反的日子也就是这一两天。解铃还须系铃人。调查部既然让他“停职接受审查”送他进监狱，到现在应该甄别了吧？

在北京的日子里，几乎天天都有拨乱反正、平反昭雪的消息。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和国家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从1978年12月起，中央、北京市及各地方先后为薄一波等61人所谓叛徒案平反，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平反，为“二月逆流”平反，为“三家村”平反……

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

1979年1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转统战部等六个部门的《关于落实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请示报告》。随后，还释放了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下党政军及特工人员。

共产党的特工人员袁庚等待他无比热爱的党为他彻底平反。

2月5日，农历正月初九，下午3时30分，他接到了中央调查部一个老友的电话，告诉他，部里对一大堆冤假错案进行了平反昭雪。就在不久前，在调查部大礼堂里开了一个会，很隆重的，诸多干部喜气洋洋接过了平反文件。仅剩三个人没有平反，你袁庚竟然是其中之一。末了，老友为袁庚抱不平，表示了同情：“老兄，你蹲了五年半牢狱总不能不给个说法吧？”

然而，给人平反的人正是当年整自己的人，能够平反吗？

从交通部办公室到西苑南二院的途中，一路上袁庚怒火中烧，愈烧愈旺。他很少发火，属于少发作、慢发作的一类人，可是，一旦发作，往往难以遏制。现在，他正在火头上了。

他说不上这肚子火是冲着谁的。他觉得很窝火。都平反了，只剩下三个人还不清不白地“挂”着，他恰恰恭列其中。自己属于百分之百的反革命营垒了吗？“地富反坏”四类分子都摘帽，我的政策就不能落实吗？

走进西苑南二院中央调查部宿舍大院内，袁庚没碰到一个他所认识的人。他希望碰到熟人跟他讲话，不管跟他说些什么，袁庚一定要连怒带嚷地请人家帮他好好评评理。

回到家里，他脱下挡风大衣。客厅墙上的钟显示的时间是下午5时整。妻子汪宗谦正在厨房里准备晚饭。回家过年的儿子中印躲在自己的小房间里。自袁庚坐牢之后直到今天，中印再也没有当面叫他一声“爸爸”了。曾在农村插队落户的小青年正处在一个茫然与躁动的青春期，他沉默、内向，内心对纷乱繁复的外界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抗拒。

黄昏变成夜晚。袁庚坐在客厅沙发上，一脸土灰地想着今晚无论如何要去找调查部部长罗青长谈一谈，要一个说法。他的火气慢慢地蔓延、燃烧，只要两块石头撞出来的火花就能把自己点燃。

袁庚也不知道是如何吃完晚饭的，反正是毫无胃口。放下饭碗，19时30分，袁庚拨通了罗青长家里的电话，说话时情绪激动，也不管老领导如何看他。电话那头，罗青长同意见面谈一谈。

“天很冷！”袁庚出门时，中印不知何时站在身后提醒他，“别那么激动。要有理、有利和有节。”

“对，对，对！”袁庚凝视着儿子的眼睛，这是儿子多年来第一次和他谈心。

“刘少奇、彭德怀那样的大人物都被斗死了，”中印劝着父亲，“我同学的父母们，好多人家破人亡，现在还没缓过劲来。”他顿了顿，声音小了下去，“你能熬过来，已经是万幸啦！”

这样一劝，袁庚心里舒缓了许多。不错，真是万幸啊！袁庚说：“我只想要一个说法，他们怎么也要给我一个说法！”他的气头已经过去，但眼睛里依然冒着火。

“所谓平反，无非就是一种形式。重要的是，你有事情可以干，”中印眼里闪动着聪慧而豁达的光亮，“你在香港招商局，正好可以大干一场啊！”

“对，对，对！”袁庚再次表示了赞赏。没什么比有具体的工作要做更令人愉快的。他感激地看着儿子，不免心生感慨：这个独自挨过青春期的小子已长大成人，并指教起他的老子来了。

“别谈得时间太长，太累。”中印停了一下，接着叮嘱，“不要激动。”

大约半小时后，坐在罗青长家中沙发上的袁庚，不再是一颗随时即可点燃的炸弹，而是一位走亲访客的老友。不再在调查部拿工资养家糊口，与调查部领导的关系不再是人身依附关系，他觉得，他可以用平等的口吻与老领导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了。

“你是我的老领导，长期在总理身边工作，总理力保干部，竭尽所能，他在临终前给你写下了三个字‘托、托、托’，你应该知道是什么意思吧？”袁庚的开场白不谈应酬话，直接切入主题，“有人借我过去的历史整我，你也去掺和？”

这是袁庚平生第一次当面批评他的上级领导。

罗青长真是好涵养，听任袁庚发牢骚，只是一脸铁青，低头无语。

袁庚的态度变得咄咄逼人：“我今天来不是和你讨价还价的，平反大会已经开过，是否给我平反并不重要，我只想和你交一交心……”

袁庚盯着罗青长的眼睛。他不提站在背后恶毒地打倒一切的康生，而是直指政治风暴来临时个人的良知：“‘文革’中，你被人整得很惨，但你也整了人。大家都不容易，但是，我们就不能不去整人吗？……”

屋里暖气很足，闷热得令人窒息，仅有的两个人几乎都能感到空气的凝固。

“这么多的情报干部出生入死，生时隐姓埋名，没有任何荣耀，死后也不能留下任何名声。总理总在尽其所能地保护情报干部，我们怎么就不能学学总理的风范？”

罗青长还是一语不发，盯着自己上衣的下摆。

“我这一生，上头只有两个领导。一个是东江纵队的司令曾生，一个就是你了。”袁庚继续说着，挥动手臂。“1949年，我就在你的手下工作，每个脚印你都看得见，每一步都是跟着你走的。”

罗青长向后仰靠在沙发上，陷入了沉思。

“六十年代起，我跟你接触最多，我干点什么你都知道，假如说，我有问题的话，你早就出问题了！”袁庚往前欠一欠身，“你看得见我所做的一切！我记得1962年，我们一同去广州出差，那时党内正杜绝拉帮结伙，怕我这个广东人与广东人接触，在广东当领导的曾生请我吃饭，我还向你请了两小时的假。你让我两小时回来，我一分钟都没延误就回来了。”

稍后，袁庚又说：“你再想一想，假如我真是有问题的话，我怎么能被派到香港去工作？”

袁庚还想说下去，终究于心不忍，停止了讲话，望着罗青长，他在心里说：我的老领导，你一辈子为党为人民做了大量工作，你永远是我的领导啊！可是，长期憋在我心里的话，我是不吐不快，请你海谅！正是因为敬重你，相信你，我才一吐为快啊！

“太晚了。非常抱歉。”罗青长的妻子走进客厅，委婉地给袁庚下达了逐客令。

“不关你的事！”罗青长站了起来，脸色凝重，对着妻子摆了摆手，“你先睡吧，很难得的，我们要好好谈一谈。”

“我对过去、对你的事情很抱歉，”罗青长第一次面对下属承认了错误，他尽量不看袁庚的眼睛，诚恳地说，“你别走，机会太难得，我们俩要好好谈一谈。”

他重新沏了一壶碧螺春，给袁庚换了一杯茶，接着，他们进行了一场长达一个半小时的谈心。这以后，袁庚在香港任职，继续替国家做一些统战工作；罗青长两次抵达蛇口，都受到袁庚热情接待，每次都很尽兴；袁庚在各个节骨眼上力保蛇口工业区的干部，一有问题都自己扛着。凡此种种，不能说与这次春夜长谈没有关联。

回到家里已经很晚了，天又冷，估计家里人都睡了。www。ＨaoＳＨＵＤＵ。ＣoＭ他想不到的是，中印还没睡，一直在等他，听到脚步声，赶紧打开门扶他进屋，催促道：“爸爸，时候不早了，你早点睡！”

袁庚一愣。啊，叫我“爸爸”，整整十年零八个月没有叫我“爸爸”了！一股暖流便往心里涌！

当晚，袁庚连夜给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宋任穷写信，以书面形式向组织上提出了彻底平反的要求，同时亦“希望对涉及当年抗战华南游击队和地方党的假案、冤案、错案能一一予以平反”。

任穷同志：

我名叫袁庚，1938年参加工作，1939年入党。抗战时在华南游击队东江纵队工作；解放战争在三野（后来在四野）工作；解放后在中央调查部工作。1968年4月被捕入狱审讯，罪名为特务、汉奸（详见我致总理的第三封信）。1973年9月我出狱，恢复自由。1975年10月由调查部调交通部任专职工作，现任港澳工委常委、香港航委书记。对外名义为招商局副董事长，长驻香港，主持香港招商局工作（董事长曾生同志）。

最近，我从中央组织部编的《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点名诬陷的人名册》中得悉：康生在1968年3月28日在调查部业务领导小组的报告上批示“此人问题极为严重，立即逮捕与曾生案一并审讯。”至此我才恍然大悟，当时诬陷我的报告是中央调查部领导搞的。而我的“罪名”正好是执行了当时总理在重庆主持南方局所领导下的具体任务。调查部领导的这种做法，实无异于向康生提供了攻击总理的炮弹，我在狱中所受审讯正是要逼我供出“抗战后期勾结美帝、出卖香港的主使人”。

我出狱后，三办在调查部的协助下，为我做出了四条结论。虽然他们不能不承认我不是美国特务和出卖祖国，但硬塞上我曾是国民党员、蒋军校学生（其实我入党时和个人档案中早有详尽交代）和文化大革命初期说过调查部“荣宁二府”而加上政治错误罪名。当时我为了争取早日恢复工作，被迫一面保留意见，一面在结论上签名。但多年以来，调查部始终讳莫如深，不向群众说明真相，对我和我的家属一直欺骗说：“这是中央搞的。与调查部无关。”使我蒙在鼓里十年之久，百思不得其解。

1979年1月25日，调查部罗青长同志亲自召开平反大会，为数十人平反（包括孔原同志，还有罗青长同志自己）。虽然大会只是把应平反的人名一念而过，但就是这样的“平反”竟连我的名字也不附带提及。我这次从香港回交通部述职，为此我曾找过罗青长同志，我将摘抄的中组部编的材料给罗青长同志看了，并问他上报康生的材料是否调查部报的？罗青长同志说：“是的。”这真使人震惊，我被欺骗十年之久。我对罗青长同志说：“我被捕前问过你，美军观察组和香港谈判的事你当时在延安社会部是否清楚。你说你知道东纵当时情报和情况是由电台发至重庆总理处再转延安的，并要我对这历史真相不要随便对红卫兵讲。”而想不到事隔不到半月，调查部领导竟据此为罪名上报康生，要将我“停职审查”（见中组部所编材料）。

谈话后，罗青长同志说要为我平反，初步承认了调查部领导有错误，说要在党组扩大会议上平反。

我要求：（1）在什么范围搞错的，在什么范围平反（当时逮捕我是开全部大会公布的）。（2）领导上将诬陷我的真相向群众说明。（3）承认当时部领导上报材料是错误的（可以不提为康生提供攻击总理的炮弹）。（4）在我的档案中将三办结论及其他塞进去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一律撤销销毁。

罗青长同志已初步同意我的要求。由于我对调查部领导班子一贯正确信心不强，因此将事件前后大致经过向你报告，并希望组织部在中调部进行有关我的问题平反时予以关注（我即将返港，不可能等待参加大会）。同时希望对涉及抗战华南游击队和地方党的假案、冤案、错案能一一予以平反。以上不仅是我个人昭雪问题，而主要是为党拨乱反正，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树立正气。当否请批示。

袁庚

1979年2月

罗青长说要为袁庚平反的话是算数的，不久，也就是袁庚离京前，他收到了中共中央调查部委员会对他的复查结论。

关于袁庚同志的复查结论

袁庚同志，原我部一局副局长，现任港澳工委常委、航委书记，以副董事长名义主持香港招商局工作。

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干扰下，1968年3月27日部业务领导小组根据当时社会上的诬陷不实之词，向中央报告对袁庚同志拟停职审查，而康生于1968年3月28日却批了“此人问题极为严重，立即逮捕，与曾生案一并审讯。”1973年9月经中央批准释放，1974年11月经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三办公室做了四条结论，其本人在结论第三、四条持保留意见情况下签了字。

经复查，所谓曾生案纯属林彪、“四人帮”制造的一个假案、冤案。袁庚同志的历史、工作是清楚的，政治上无问题。所强加给袁庚同志“与美军观察组进行秘密勾结出卖情报”、“同香港英军谈判中出卖我党利益”的问题，纯属诬陷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全部撤销1974年11月27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三办公室“关于袁庚同志的审查结论”。

在袁庚同志的档案中，一切有关诬陷不实之词的材料予以销毁。

中共中央调查部委员会

一九七九年二月

袁庚拿着这份“平反书”，既激动又感动。激动的是，组织上对他的问题终于有个公正的说法了；感动的是，罗青长这么一个老同志，自己跑到他家里去当面指责他，他不但不记恨，反而这么快就办好了相关文件，说明他气度很大，体现了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原则。

京城二月，柳芽初发，色如鹅黄，果真如诗人杨巨源所说的，“绿柳才黄半未匀”（《城东早春》）。

袁庚携汪宗谦一路上春风相伴，来到了首都机场。和他同机飞往广州再转道香港的，还有刚刚由交通部外派香港招商局工作的时清，此前，俩人并不认识。

首都国际机场的主楼里一片忙碌。候机区挤满了熙熙攘攘的旅客。机场喇叭一遍遍地播送着各次航班因故延迟而致歉的声音。没有人知道航班晚点的真实原因。时清身材高挑，精力充沛。和众多引颈张望的旅客一样，他隔着落地玻璃窗望去，突然间，5分钟前还一片静寂的巨大停机坪已是人头熙攘。这一天的下午，1979年2月8日，邓小平访美归来，他的专机刚刚降落首都机场。两分钟后，时清看见，在女儿邓楠的陪同下，邓小平从飞机扶梯上缓缓走下，一把抱起手拿鲜花迎接他的小外孙女。

搞清了飞机误点的真实原因，时清赶紧走到不远处候机区的长椅旁，想告诉他的老板袁庚，看见袁庚正和他的三个孩子聊天，只好打住话头。

袁庚像朋友似的拍了拍儿子袁中印的肩膀：“我和你妈走了，你要保护两个妹妹啊！”中印已24岁了，他期望儿子能够挑起看护两个妹妹的担子。

袁中印点了点头。“可是我要告诉你，”他讲得稍快一点，信心不是太足，“她们两个要是听我的话就好了，你看看，周末的时候，她们总是跟同学出去玩，我连她们的影子都捞不着。”

“你听我说，中印。”袁庚用他的大手抓住中印的胳膊，“你现在，是这个家中唯一的男子汉了，我和你妈妈都相信你，你能管好这个家。”

“你放心。”中印抬起头来，他长着一双和他母亲一样明亮的大眼睛，身材足足比袁庚高出四五公分，“我会照看好两个妹妹的。”他用眼角的余光瞟了一眼尼亚和小夏。两个妹妹相差两岁，在去年同一年考取了两所名牌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与北京外国语学院。不像自己早生了几年，下放插队，延误了读书的大好时光。此刻，小夏正在和母亲聊天，尼亚正捧着一本读得津津有味。

不到20分钟，机场广播里发出通知，袁庚所乘坐的班机开始检票。

袁庚站起身，算了算三人的行李件数，脱下身上厚厚的黑呢大衣，交给中印带回家。告别的时候到了，他习惯用自己的方式和孩子们告别，向面前的三个孩子伸出手臂：“来，拥抱一下。”

这是袁庚最爱的方式。

他将小女儿小夏搂在怀里。这个1960年夏天生的孩子，也是家中最任性的孩子。“听哥哥的话，好好读书。”袁庚再次叮咛一遍。

接下来是尼亚，最后是中印。然后，就像每次要去执行任务一样，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三个孩子站在候机厅前，目送着他们的父亲和母亲身影消失在走廊的尽头。这样的告别方式，对他们而言，是最为平常不过的事情。在儿子中印的眼里，父亲从来就不太称职。小时候，他与父亲的关系只建立在两件事情上，一次是小学三年级，父亲平生第一次参加他班上的家长会，会后为了犒赏儿子，特地带他吃了一顿红烧肉。再一次是带着中印去前门换主席纪念章。习惯兼麻木，就是他和父亲分离时的感觉。这次兄妹三人倾巢而出的浩大送别，不是替他们的父亲送行，而是因为他们的母亲要离开他们了。

 四、让野鬼都能魂归故里

飞机抵达广州，袁庚安顿好妻子和时清，晚上赶到广东省革委会，向刘田夫、李建安及陆荧、杨青山等有关负责人传达李先念副主席的批示及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在研究落实批示会议上的指示精神。刘田夫在听完袁庚的传达后说：“中央批了就好办了，可以先筹备。一定要把香港的办法与我们的人力和地利结合起来。先实践，从实践中定出具体办法来。招商局办事很快，希望把工业区搞成功。”

袁庚说，交通部将派出一名总工程师率队到蛇口实地考察，会很快搞出总体规划和“三通一平”1工程的方案，希望省里也有个专门班子抓工业区。他还提出可否立即把党中央批示的精神向已经撤县改市的深圳市负责同志传达。刘田夫同意把中央批示的精神先向深圳市委和各县县委传达。中央文件正式下发后，省革委会将召开会议传达和贯彻落实，同时发个文件为工业区解决劳动力问题。

第二天，袁庚一行三人抵达香港。翌日，招商局召开所属单位部门副经理以上干部会议，一共50多人，由袁庚传达李先念批示和谷牧讲话精神，动员全体干部带动广大职工大力支持蛇口工业区的建设，为建设工业区贡献力量。

袁庚说：“你们知道蛇口吗？那是中国的夏威夷。”

到过蛇口的人立即哄笑起来，嗤之以鼻：“袁董在讲大话！”

袁庚继续介绍：“蛇口坐落在宝安的南头半岛上，上颚有座山，下颚有座山，中间是个湾，看上去就像一条蛇昂着头，张着个大口。可不要被这个名字吓着了，蛇口是个好地方，那里有绵绵细沙的海滩，海滩上有风吹瑟瑟的树林，你们有谁去过夏威夷吗？蛇口，美得像夏威夷一样……”

为了煽动招商局同仁对蛇口的狂热，1979年6月底至7月初，在招商局顶楼饭堂,袁庚给梁宪他们作形势报告，专门介绍蛇口，说“大话”。此后，在香港招商局引资恳谈会上，袁庚都说过类似的“大话”，总是引来讪笑和议论之声。

多年后，为袁庚的人格魅力所折服而真心辅佐袁庚，被别人誉为袁庚“智囊”的梁宪才读懂袁庚心中的这个蛇口情结。某次，他与袁庚同船从香港赶赴蛇口，袁庚颇为得意地说：“世界上美的地方也见得多了，还是觉得蛇口最美。”接着又告诉他：“梁宪，你知道吗？每次我从海外回来，第一脚踏上蛇口这块土地的时候，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和冲动。”

招商局在蛇口建立工业开发区的消息很快传播开去，有眼光的商家从中发现巨大的商机，纷纷向招商局打探消息，寻求合作的机会。袁庚决定带一些人过去看看，现场听听他们的意见。2月16日，袁庚与招商局副总经理郭玉骏率一个小组以及爱国华侨商人罗新权、施惠堂等乘坐交通艇自香港到达蛇口，与深圳市委副书记方苞和革委会主任贾华、工交办主任杨克、蛇口公社负责人以及交通部四航局工程技术人员共同实地勘察，一起商讨有关工业区应占地面积及如何进行“三通一平”的工程方案。罗新权等人也从投资方的角度提出了一些建议。

此后，招商局张振声、梁鸿坤、许智明、时清、何建华等人先后与广东省革委会、深圳市委以及港英海事处等负责人就工业区土地面积、出租方法、供水供电、劳动力招聘以及出入境等具体问题进行了大量的沟通和商谈工作，得到广东省与深圳市和香港方面的大力支持。

这个时期，也就是前期筹备的各项工作，依旧可以用“密锣紧鼓、马不停蹄”来形容。

蛇口工业区提上招商局董事会议事日程之始，袁庚就有意把远洋公司总经理张振声推向前台，让他参与筹备和策划工作。1978年底，张振声单枪匹马从香港进入蛇口打前站，后来，派司机小魏开车，载着他东奔西跑，两个人历尽千辛万苦。从蛇口公社到深圳墟镇，仅有一条崎岖小路相通，往返异常麻烦。从1979年2月开始，袁庚把在蛇口坐镇指挥的重担交给张振声，张振声什么要求也没有提，只希望增派人手。袁庚在会上动员，在会后找人谈话，说了很多次，招商局总部没有一个干部主动提出愿意离开香港到蛇口创业。不得已，袁庚从招商局下属的益丰公司抽调严华，从远洋公司抽调林远生、张鸣赶往蛇口协助张振声工作。

张振声敢说敢干，也很有工作经验，袁庚信任他，让他实际上去挑起蛇口工业区建设总指挥的重担。张振声有些犹豫，怕干不好，也怕出问题。袁庚说：“你先去，大胆干，希望你干出成绩来。有什么问题，出了什么状况，由我来扛着！”

1979年4月1日，招商局正式成立蛇口工业区筹建指挥部（不久改称建设指挥部），袁庚非常“吝啬”，仅宣布张振声为负责人，什么职务也不给。他对张振声说：“先干起来吧，试试看。”潜台词是：“干得好，才任命你为总指挥。”

也就在4月1日这一天，张振声、许智明率领先遣人员进驻蛇口，把征购的蚝民小屋和随后搭建的铁皮房当做指挥部办公室和住宿地，像拓荒牛一样，开始了披荆斩棘、筚路蓝缕的创业之路。

交通部水运规划设计院审查认为，在蛇口五湾建码头影响当地养蚝场生产，建议另选地点。4月20日，袁庚从香港赶至蛇口，与张振声等再一次在蛇口沿岸各海湾进行详细考察。在五湾西边的一湾测量时，快步走至最前端的袁庚，脱下了米白色的夹克衫，在擦汗中，张振声紧走几步，跟上袁庚，抓紧时间汇报工作。袁庚问这几天在干什么，张振声直言相告：“唉，当拉尸佬。”

这个时候，逃港风正盛，不少外逃者从蛇口下海，借助气枕等东西游向海那边的香港，风浪一起，不少人葬身海底，尸体被潮水送回蛇口海滩。海上派出所委托几个上了年纪的人掩埋尸体。他们把尸体从海边甚至海水里拉到埋尸之地，当地人称他们为“拉尸佬”。每埋好一具尸体，凭海上派出所的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取15元劳务费，如尸体腐烂、恶臭，可增至20元。大风过后，张振声不得不和同事们加入“拉尸佬”的行列。他们学着那几个老人的样子，先喝上一口酒，对无名尸鞠上一个躬，说声“对不起，打扰了”，再挖个坑埋葬。

张振声说到这里，其他几个人也跟过来了，袁庚转过身去，面向烟波诡秘的海湾，久久没有吱声。众人从他骨架高瘦的背影上，也能感受到他粗重的呼吸和凝重的心情。

在五湾勘察，在一湾进行挖土作业，时不时会从沙滩里翻出溺海者的尸骸，张振声不得不又去当“殡葬工”。司机小魏是广东人，特别忌讳碰见死尸、白骨，向张振声建议在掩埋白骨时无论如何要祭奠一下，送他们一程，请他们走远一点，不要骚扰新兴工业区。张振声无可奈何地说，要办你去操办吧。小魏赶往深圳东门老街，买来香烛冥纸等物品，每逢掩埋白骨时，他会预先焚香烧纸，打躬作揖：“今天惊动你了，不要怪罪我们，不是我们要到这里来打扰你，你要找就找到香港去，去找小个子梁鸿坤，去找他……”

这话传到梁鸿坤耳朵里，把个梁鸿坤气得半死，骂骂咧咧地嘟哝：“该死的小魏，又不是我要你去蛇口，有本事叫那些野鬼都去找袁董袁庚呀！”

过了些时候，有招商局的干部望望袁庚，问袁庚这几天晚上是不是在做噩梦，袁庚回答说，每天两眼一睁，忙到熄灯，倒在床上一觉睡到大天亮，梦都没有一个。说到这里，袁庚有些奇怪：“你怎么问这个问题？”那人大笑不止：“没有鬼来找你吗？”便把小魏、梁鸿坤的话说给他听。袁庚笑嘻嘻地：“行，告诉蛇口的同志，叫那些鬼都来找我，我是不信鬼，不怕鬼的！”

筹建工作中，先要征购一些农民的土地，个别人趁机“狮子大开口”。袁庚完全懂得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以及深厚感情，苦于招商局不可能一下子满足这些要求，指示张振声寻求深圳市的帮助。袁庚说：“我们借助深圳市的一块风水宝地落脚谋生，一定要寻求深圳市领导的帮助和支持。没有他们相帮，我们寸步难行！”事实上，无论是宝安县委还是新成立的深圳市委，一直把支持招商局开发蛇口当作自己分内的工作，尽可能地给予最大的帮助。新到任的市委书记张勋甫和市长贾华多次到蛇口调研。贾华还到水湾头给农民作报告，说服他们支持招商局的建设。蚝民们有8栋连成一片的两层小楼，适合做指挥部，招商局与蚝民协商征购事宜，贾华专程赶来做蚝民工作，很快以每栋3万元的价格买了下来，作为指挥部办公用房。

这天，袁庚被领着走进蚝民小楼，小魏开玩笑告诉他，这几栋小房子是蛇口数一数二的“小别墅”，袁庚笑了起来：“这是什么破别墅！……不过，你们一到蛇口就有了别墅，这话要是传到北京，你们准备写检讨吧！”

指挥部小楼内外，处处留存着蚝民们生活与劳作的气息，袁庚感到很亲切。

在会议室里，袁庚听取指挥部同志的意见后，同意将原定在五湾建码头改为在一湾进行，建议四航局和航道局在一湾进行勘探、测量。他站起来想说什么，却什么也没有说。他脑子里波翻浪涌：码头建起来了，外商和货物进入蛇口，蛇口工业区建起来了，工厂林立，成千上万的人涌进工厂劳动，生活安定富裕，闲暇时下海钓鱼，游泳，嬉浪……

“袁董，”张振声询问他还有什么吩咐，他愣了一下，回过神来，挥挥手，说：“快，我希望快点干起来！”

在返回香港前，袁庚把张振声、许智明招至身边，司机小魏也被叫到跟前，袁庚说：“你们工作很辛苦，生活很艰苦，这是值得的。我们把蛇口建设好了，生活富裕了，就不会有人冒死偷渡去香港。那个时候，我们应该有资格告慰那些孤魂野鬼，请他们不要乱跑乱窜，让他们安安心心地魂归故里，还是回家吧，回家，不要做野鬼！”

袁庚说得很动情，小魏听得很动容，鼻头有点酸涩起来。

“海燕8号”交通艇驶离了渔民码头，袁庚返身注视着暮霭沉沉的蛇口，在他理想主义的精神高地，跳出5个大字——“东方夏威夷”！

五、改革开放第一声“开山炮”

招商局拓荒者们在蛇口的生活，比袁庚预计的还要艰辛。

先行者在移师蛇口之前，袁庚叮嘱张振声、许智明，一定要注意安全，注意健康，注意身体。袁庚说，大庆人“先生产后生活”的举措令人敬佩，我们要学习他们艰苦创业的精神。现在，转眼就到了八十年代了，不会把你们的生活放在生产后面考虑，招商局一定会，也有条件帮助大家解决生活中的困难。记住，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这个时候，内地的粮油还需凭票证供应，深圳市本身并不宽裕，却无私地支援香港过来的这批建设者，只是肉类和食油供应比较困难，差不多天天是清水煮白菜。袁庚分给梁鸿坤一个硬任务：保证在蛇口工作的人员炒菜有油、锅里有饭、碗里有肉。香港人一般不吃猪油，梁鸿坤买下好几大铁桶熟猪油，由运送器材物资的“海燕8号”交通艇捎带到蛇口，食堂的铁锅里开始飘起猪油的香味。香港市面上的猪肉比较贵，冻鸡翅相当便宜，梁鸿坤每星期上一次超市，买一盒约10公斤的冻鸡翅带到蛇口。

后来人多了，梁鸿坤一星期要送两三次共二三十公斤，除了鸡翅还有鸡骨架、鸡腿等等。在刚刚建市的深圳，餐桌上有“港货”鸡翅，算是很奢侈的了。但对于张振声、许智明、陈金星等人的肠胃而言，时间一长，便味同嚼蜡，以至于在以后很长一段岁月里，张、许、陈等人闻鸡色变，引发一阵阵胃痉挛。

从张振声、许智明到技术人员和工人，背着水壶、冒着酷暑，跋山涉水，勘测地形，经过近4个月的艰苦努力，到7月份，工业区第一期基础工程的勘测设计工作基本结束。

各地赶来的基建工程施工队相继抵达蛇口，在荒滩野地上搭起一座座工棚，沉寂的海滨，呈现出人欢车叫的热闹情景。

1979年7月2日，为了打通五湾至六湾间的通道，开始炸山填海，蛇口工业区基础工程正式破土动工。轰隆隆的开山炮炸醒了沉睡的蛇口，宣告一个崭新的外向型工业区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诞生了。让袁庚想不到的是，蛇口这一声炮响，后来，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声“开山炮”。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幕，是在深圳蛇口，一个寂寂无名的海滨小镇正式拉开的。蛇口，开始书写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史册上极其重要的篇章。

袁庚在香港，对蛇口的一举一动甚为关注。进入7月以后，他多次询问金石总经理以及招商局其他领导对张振声的意见与看法，在大家都认可的情况下，袁庚认为可以组建蛇口临时指挥部党委了，并需要尽快报深圳市委批复。7月20日，金石总经理率招商局有关部门和蛇口工业区建设指挥部负责人专程赶到深圳市，向深圳市委书记张勋甫、副书记贾华等汇报工业区建设指挥部临时党委人选事宜，获深圳市委批准：由张振声出任工业区建设指挥部临时党委书记兼总指挥，许智明任副书记兼副总指挥，郑锦平、林运生为副总指挥。

六、对不起，我的大鹏！

1980年春节转眼间就要来到，袁庚夫妇在香港工作也有一年了。袁中印领着两个妹妹乘火车到达广州，袁庚夫妇也从香港赶了过来，在副省长刘田夫的安排下，一家人在广州过了一个团圆年。初一上午，袁庚率领全家人乘坐一辆面包车，一路上颠簸摇摆，好不容易才来到蛇口，住进了铁皮搭建的临时招待所。袁庚很兴奋，对儿女们说：“你们终于回到祖辈生活的地方了，过两天去大鹏，回老家！”袁庚始终认为，一个人即便身在异乡，也不要忘记祖辈生长、劳动的地方，那里有我们的根。

初一下午，袁庚叫上袁中印走到招待所附近的海湾村，挨门挨户给蚝民们拜年。

几乎所有蚝民的祖屋内都贴着一幅毛边纸印制的妈祖像。蚝民们相信，她正殷勤地探看人间苦难，保佑蚝民的今生与来世。袁庚站在一户蚝民家里，海风从板壁的裂缝中呼啸穿行，吹得他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

蚝民目光呆滞，看上去了无生机。门内仅有一张看不清颜色的木桌，几张木条凳子，一架木梯靠在阁楼上，顺着木梯爬上去就是床。对于年复一年在海边养蚝的蚝民来说，这就是他们在世上寒酸而温暖的窝。

“你是……是……团长？”当袁庚的眼睛刚刚适应了房内的黯淡后，房中央一位五十多岁的蚝民突然试探性地趋身向前，他的身高足足矮袁庚一头，一双大眼却清澈闪亮。

“我是开发建设这里的招商局袁庚，来给你们拜年了。”袁庚嗓门很大，中气十足，却不洪亮，略带沙哑。他说的粤语夹杂着大鹏半岛客家话的口音，本地蚝民都能听得出来。

“没错。就是你，你是……团长，是解放我们的团长啊！”小个子男人兴奋起来了，声音颤抖着，像海底被惊醒的石斑鱼。“好多年了。你……你怎么又回来啦？！”

“你……你是……”袁庚一时想不起来此人是谁。

“你忘记了？”小个子男人似乎很得意自己的非凡记忆力。他激动起来，脖子上的青筋兴奋地蹦着。“四九年的时候，解放军攻打这里的大铲岛，是我驾的船运过兵。打完仗，你开了放行条让我返家，还送给我一包美国香烟哩。”

“我想起了，是你啊！”被回忆迅速点燃的袁庚兴奋不已，大步上前抓住小个子男人的手，热烈地摇晃着。三十一年前的深秋，两广纵队炮兵团团长袁庚奉命带领部队攻打大铲岛，解放了这块土地。

“团长，我是……屈椿华啊……”当年的船工和解放军团长执手相看，感慨无语。

袁庚双眼再次缓缓地扫视土屋全景，内心有什么在坍塌，有什么在撕裂，回忆顽固地拉着他回到他打天下时许下的诺言，逼迫着他去看解放多年后的现实。

自从选址蛇口以来，从去年忙到今天，袁庚忙碌不堪，一直没有机会拜会当地的蚝民与渔民。他趁春节假期给蚝民拜年，撞入眼帘的竟是如此的荒凉与贫瘠。蛇口的原居民充其量不超过3000人，在家的已属凤毛麟角。村支书告诉他，十四五岁到四十岁的青壮年都偷渡到香港谋生去了。本地人熟门熟路，外逃的成功率极高。留下的，不过是老弱病残，妇孺孩童。

他拉着当年为解放军驾船的屈椿华的手，久久没有放下，鼻头有点发酸……

初三，广东人的返家日，袁庚携妻子汪宗谦、儿子袁中印、大女儿袁尼亚及小女袁小夏举家探亲，同行的还有侄子欧阳建平（袁庚二弟欧阳汝川之子）。他在逃港19年后，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跟着大伯首次返乡。

离家50多年的袁庚尽管有心理准备，老家大鹏城水贝村的残景依旧对他造成巨大冲击：巷弄狭窄破落，排水沟流淌着墨绿黏液，低矮土屋东倒西歪，垃圾堆积得到处都是，牲畜无精打采，树木沾满灰尘……中和里爷爷留下的那栋祖屋已经破烂不堪。天气寒冷，老家的亲戚和同乡们拱起肩膀，垂着头，脸色苍白地蜷缩在阴暗的小屋里。

日产丰田中巴被堵在窄如田埂的村口，通往水贝村的羊肠小道尘土飞扬。袁庚小时还有的村口石牌坊已经被串联的红卫兵砸烂，了无痕迹。

“叔公，你又回来了，1949年你攻打大、小铲岛时，我还见过你，你骑着马儿回来过呢！”在村口的老樟树下，袁庚的远房侄子欧阳国财笑嘻嘻地和袁庚打了声招呼。那一年，因考虑到国财是独生子，袁庚坚决拒绝了他参加部队的要求。

走进祖屋，二弟媳叶金妹噙着眼泪接待了这支省亲大队，藏匿不住的笑容绽开在深深的皱纹里。

在水贝村，欧阳家早已家道中落。1945年中秋节前夕，父亲欧阳亨和袁庚妻子陈碧仙、二弟欧阳汝川及其8岁的儿子欧阳天羽，搭海船至香港途中被水雷炸死。留守老家的母亲袁燕妹熬到解放了，在三年生活困难时期苦熬苦撑到第三个年头，还是活活饿死了。三弟欧阳汝航在五十年代逃到香港，后转赴荷兰阿姆斯特丹做海员，几年前客死异乡。汝航的大儿子欧阳观雄在“文革”期间被斗成精神病。小儿子欧阳志坚在70年代末期逃港，雇佣海上摩托艇从香港海面过大鹏，冒险接走了哥哥和姐姐，三兄妹从此不敢返乡。苦守祖屋的只有二弟媳叶金妹，靠着果园的微薄收入维持生计。

“想吃点什么？”午饭时分，叶金妹再也坐不住了，她的声音像脸色一样苍白。新春佳节，来了久违的大伯一家人，分别19年的儿子领着没有见过面的儿媳妇和两个孙女也都来了，竟然拿不出一点像样的东西招待亲人。更揪心的是，家中存粮不多，恐怕无法让这么多人吃饱。

“有没有番薯？”袁庚提出建议。建平将一叠钱和一包包香港食品掏出来放在母亲身边。

“番薯是有，不可能让你吃番薯的。”叶金妹叹息着，搓着一双皱纹满布的老手。村里没有通电。土屋狭小，白天来了客人必须点灯才能进屋。小小的油灯光线昏暗，照得叶金妹脸色惨白。

“我喜欢吃番薯！”

拗不过大伯的坚持，叶金妹只好去洗番薯下锅。

几块番薯下肚后，袁庚信步走进自家的果园。

“大哥，这些荔枝树是我奋力保下的，你不知，当年阿婆留下的荔枝树，还包括远处那一些，喏，你看，”袁庚顺着二弟媳扬起的手臂望去，果园东北角的小山包像害了疥癣似的，一片光秃。“起码叫红卫兵和村民砍掉十几二十棵啦……”叶金妹不堪回首话当年。

面对母亲栽植的树木，仿佛看见母亲忙碌的身影，袁庚微笑着说：“我看到这些，我好开心。”

下午三点，在王母圩镇上找到一家小餐馆，袁庚这一大帮人总算填饱了肚子。袁庚还饶有兴致地带领大家去参观三十年代他曾担任过校长的大鹏镇新民小学。他和几个孩子聚少离多，本想趁这次返回故里的机会，说说自己的过去，看到几个孩子没有兴趣的样子，也就不再饶舌。算了，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不说也罢。

丰田面包车顺着公路往海边缓慢行驶，远处湛蓝的海水一路逼近，几个女孩抢先“哇哇”地狂呼起来。25岁的袁中印不是头一回看海。他喜欢北戴河的渤海，具有北方恢弘的诗意，也钟情海南岛的南海，妩媚而湛蓝，但他不得不承认，父亲家乡大鹏湾的海水透亮诱人。远处，还在大学读书的尼亚与小夏都脱了鞋，光脚在沙滩上嬉戏，建平的两个十来岁的女儿也学着堂姨们的样子，在沙滩上赤足奔跑。

凭着依稀的印象，袁庚往西走了50多米，找到了一个有50多年泊船历史的小海湾。50多年前，这里是大鹏人赴港的首发站。那时候，袁庚还叫欧阳汝山，每年有一两次，拉着母亲的衣角，和两个弟弟一起，来到这个小海湾，坐渔民的小船到大埔，再转乘火车去香港见父亲。父亲欧阳亨和伯父欧阳肪云，都曾是世界上最大的两艘邮轮——美国“总统号”和英国“皇后号”上的海员。每次父子相聚，父亲总会用那一双嵌满油垢长满老茧的手，摩挲着汝山的脸，或者用久未刮掉的胡子将他的小脸扎得生疼。告别时，父亲总会将折叠得整齐的港币，用灰色的道林纸包好，交给母亲维持家计。

这个小海湾，在日军侵占华南及香港期间，还是东江纵队在大陆与香港之间传送情报的重要驿站。可是，在七十年代末的“逃港风潮”中，这里还因是大鹏人偷渡香港的出发地而臭名远扬。

与纷扬的思绪和情感纠缠在一起的，是他那不能言说，无法细数的重返故乡后的莫名伤感。蛇口海湾村的贫困再一次和水贝村的惨景叠印起来，纠结成一团无法分开，屈椿华的脸顽强地浮出海面，和二弟媳叶金妹的脸不停地更替转换。

就在刚才，在水贝村原先的大牌坊下，欧阳国财向他询问招商局在蛇口搞建设的事，责问他为什么不在水贝搞工厂，哪怕是投资建一间小工厂，村里青少年进厂当工人，每月有薪水拿回家，青壮年也不会抛妻别子往外跑呀！言语中，对他有很深的责怪。

说实话，袁庚原本想选定家乡大鹏搞建设，以期报效乡梓，也曾把这个意思向参与选址的下属透露过，无奈的是，香港过大鹏没有便捷通道，他不得不抛弃这种私心，放弃这个想法。现在，面对亲人的诘问，袁庚不得不解释为什么选南山半岛的蛇口而不选大鹏，即便选大鹏半岛也可能不选水贝村的道理。

欧阳国财直率地告诉他，你把蛇口搞起来了，不管外边的人怎样夸你赞你，家乡人也是不会为你敲锣打鼓的！

说完，国财走了。望着他远去的背影，站在当年的大牌坊下，袁庚只能在心里说：对不起，我的父老乡亲！

“爸爸，我可能会来蛇口，我们单位承接了你们蛇口的培训，我到时再来看你……”儿子袁中印的声音从他的后背传过来，打断了他涌起来的对老家的愧疚。

“好啊！欢迎你来蛇口。”

“爸爸，还有我呢！”小夏也拽着他的胳膊。

“欢迎，欢迎。”袁庚这时才开心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