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老受命挂帅香江

要讲述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实际运作第一人袁庚的故事，不能不说到“蛇口工业开发区”这一支中国改革的“试管”，也就不能不提到主持实施“蛇口工业开发区”规划建设任务的香港招商局。

在尖沙咀天星码头隔着维多利亚港眺望港岛的中环，紧靠海滨矗立着两幢一模一样的天蓝色大厦。大厦的顶部、腰部和底座的框架为红色。东头一幢大厦的顶端，横着一块蓝底白字的巨大招牌，“招商局”三个白色大字在蓝天、白云、阳光下，格外醒目。

这就是坐落在中环干诺道200号信德中心的招商局大厦。1998年5月中旬，也就是袁庚从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的职务上退下来的五年后，香港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总部迁至这座大厦的37层至40层内。招商局大厦南望港岛，北瞰九龙，一年四季美不胜收。

在香港有不少中资企业，目前以中银、华润、招商局、中旅实力最为雄厚，号称四大驻港中资企业。

招商局董事长秦晓博士在2002年12月纪念招商局创立130周年时说：招商局在创立初期创造了第一次辉煌，开创了近代民族航运业及诸多新兴经济领域，成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先驱。改革开放以来，招商局创造了第二次辉煌，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探索并提供了许多有益经验，并使招商局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进入新的世纪，招商局有信心再创第三次辉煌。

从2004年冬季到2006年冬季，我除了在蛇口追寻改革者的足迹，还多次经罗湖、皇岗等口岸从深圳市区进入香港，走访散居在香港各处的袁庚的战友或同事，在香港招商局、香港中央图书馆查找、复印、抄录资料。在头尾三年的季节轮回里，在香港，紫荆花开满了一条又一条街，接着，一树繁花变成满地落英，随后，再一次蓄芳待来年，开满枝头。在花开花落又花开中，在人事更迭、世事沧桑里，为了印证、补充袁庚本人的自述，我多次寻访当年与袁庚一道创造招商局第二次辉煌，开创“蛇口模式”，提供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经验的参与者、实践者，那些当代改革历史的书写者及其见证人。

一、“他什么都想知道！”

二十多年前在招商局及蛇口工业区与袁庚并肩作战的同事及其员工，大多已经离休或者退休，也有的先走了。听说袁庚接受了我的采访并同意为他写本传记，他们一个个都表示欢迎，欣然接受我的约见和采访，帮助我广泛搜集袁庚的素材。

招商局原办公室副主任朱士秀老人，在向我介绍袁庚初到招商局情况以后，还用颤抖的手写了三页纸的材料回忆袁庚，送给我作为参考。

当然也有例外。今年73岁的梁鸿坤是广东新会人，上世纪六十年代为广州铁路局干部，“文革”时期下放到基层工作。1973年，铁道部与交通部合并为交通部，交通部从原铁道部中抽调了梁鸿坤和另一位干部外驻香港招商局工作，不久，任命梁为招商局办公室副主任。这是一个和善、精明而又谨慎的小老头，我去拜访他的时候，刚说明来意，他极不信任地询问道：“请问，你是写真实的袁庚，还是因为宣传的需要拔高他？”

我告诉他，我除了多次采访袁庚本人及其家人之外，在找你之前，已经采访了36个袁庚同事，包括至今还在反对他的人，目的就是为了实现我的“回到现场，力求真实，客观公正，有血有肉”十六个字的为人立传方针。我特别强调蛇口老同志都很帮我。蛇口工业区管委会委员、总工孙绍先叮嘱我到香港找你们这些老人谈谈。已定居上海的原《蛇口通讯》总编辑韩耀根特意飞回深圳，接受我的采访。

“那好，”梁鸿坤说完又沉默了一会，接着突然反问我，“他带我看三级片，你写不写？”

我大吃一惊，猛地站起来追问：“说什么？”

“他在香港看三级片。”梁鸿坤几乎是一字一顿地说。

1973年9月30日，被康生罗织罪名而关押在秦城监狱长达五年半的袁庚，终于被释放回家，总算是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袁庚心里清楚，如果不是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说不定会把他关押到地老天荒。他不想回原单位中央调查部工作，在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的帮助下，他找到交通部部长叶飞，被安排到交通部任职，先是外事局负责人，不久被正式任命为外事局副局长。他珍惜新职位，以“拼命三郎”的精神工作。在这段时间里，中英海事协定、中巴海事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有关国家的11个海事协定，都是袁庚组织签署的。他多次陪同叶飞或者单独出国考察，善于在比较中进行鉴别，对中国经济体制的弊端有所认识，对当时中国经济秩序存在的问题有着深刻的思考。1976年到交通部工作的孙绍先不仅认为他思想开放，思路开阔，还认为他开明而有胆识。

他的胆识和开放意识，得到叶飞赏识。

1978年，已经61岁的袁庚，正思谋着“船到码头车到站”回家养老，突然受命被交通部党组委派赴港参与招商局的领导工作。

那天，叶飞找他谈话，问他愿不愿到香港招商局去打开局面。袁庚是个喜欢挑战的人，对“打开局面”几个字怦然心动，当即答应可以，但要先过去看看，做点调查研究，有了发言权再说。叶飞即派他赴港调研，要求他在招商局调查两三个月后，拿出一套让招商局走出困境的办法来，供部党组研究定夺。

1978年6月，袁庚赶到香港招商局那天，没有立即走进位于香港干诺道西15号那幢14层高的大厦，他在楼前看了看，一时默然无语。以往，每回出国公干途经香港，他会到交通部属下的这个招商局来歇歇脚。那时，他只是一名过客。现在，他可能要常驻这里了。“文革”期间，京剧《红灯记》中，李铁梅有一段“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的唱腔，香港人因而把进入香港的内地干部，统称为“表叔”。部里来的“表叔”不走了，他无法预料，这对他意味着什么？也无法预测，他的人生在60岁以后会来一个大转折；更没有想到，他推行的众多变革竟然会对渴望革故鼎新的当代中国产生一道道冲击波。

袁庚在招商局集体宿舍安顿下来之后，立即找干部谈话，一天安排两个，上午一个，下午一个。办公室副主任梁鸿坤想不到安排谈话的第一个人竟然是他。梁鸿坤走进袁庚的临时办公室，没有在袁庚身边的椅子坐下来，选了稍远一点的位子，半欠着身子坐下去。看上去，袁庚要比实际年龄年轻二十岁，身板硬朗，说话中气很足，沉稳而干练。梁鸿坤不清楚这个人的底细，更不明白他来调研的目的，也就没有多说什么。现在“钦差大臣”满天飞，你满怀改变现状的热情对他说了一大堆情况，他也很认真地记录了一大本笔记，然后呢，他说回去汇报、研究，拍拍屁股就走了，然后就“泥牛入海”没有下文。更可怕的是，这种人把你反映的情况泄露出去，他走了，你只能留在原地“吃不了兜着走”。

袁庚浅浅一笑，看穿了他的矛盾心理，知道他有话要说，却没有催他，适时地结束了谈话。实，他走进来的时候，袁庚也在打量他，觉察出这位小个子干部是个精明而又谨慎的角色。

袁庚工作讲究效率，你愿谈，他很欢迎；你不说，他也不勉强。你不要以为你不说，他就掌握不到情况。最让人闹不明白的是，和他相处的时间一长，你就对他心服口服，愿意把心里话通通告诉他。

袁庚第一次找张振声谈话的时候，快人快语的张振声就来了个“竹筒倒豆子”。张振声是香港远洋公司总经理。交通部在香港的益丰公司与远洋公司不属招商局，却由招商局代管，属一个党委。张振声是党委委员。他说，不论是招商局，还是远洋，业务都没有什么发展，基本上是看守性质。招商局更惨，清朝洋务运动中靠船队起家的船务公司，现在连一条船都没有！袁庚大吃一惊。还有这等事？真是不可思议，请你再详细说说。张振声带点牢骚地说：国家对派来香港工作的干部限制很多，出门也必须有两个人同行。不仅思想上限制，业务上也管得死死的，凡是业务上的事，必须报北京批准，几千元的开支都必须北京同意才行。部里对派驻香港企业不放心，不放权。记得六十年代，招商局的办公室非常小，只有一座四层小木楼，旁边的房主想把自己1000平方米的房子卖掉，招商局想买下来，但是没有自主权，必须报请部里审批，我去北京跑了两次，结果没有获批。我请示的时候，领导说，香港都是我们的，为什么要买呢？好像香港就要解放似的。眼看着香港飞速发展，我们啥事都不能做，大家都觉得非常压抑。我在这样的情况下干了20年，心里憋了一股气。

几天以后，袁庚找到梁鸿坤：“老梁，你带我到各处走走。”

梁鸿坤以为袁庚要到各个科室转一转，哪知道他要上街。梁鸿坤试探着问：“还找人谈话吗？”袁庚说：“要啊，也想实地看一看。”

袁庚走起路来，嗵嗵作响，步幅很大，比他矮一个头的梁鸿坤往往会跟不上。

袁庚一到香港，像一头灵敏的猎豹一样，翕动着鼻翼，广泛地搜集各种资讯，尽可能多地掌握香港政治、经济、文化动态。让朱士秀他们大吃一惊的是，总部楼底下的士多店（杂货店）、水果摊老板的姓名、经营状况、每月盈利情况，袁庚都能一一说出来，甚至还与招商局干部的收入进行对比分析。朱士秀在这幢楼内进出好几年了，他就不知道这些情况，对袁庚很佩服。袁庚听人家夸他“厉害”，心里有几分得意，脸上漾出笑意，说：“你们忘了我是搞什么出身的吗？”

多年的情报工作，还让袁庚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报纸的字里行间获取信息。

香港招商局订了三份报纸，全是左翼的《文汇报》、《大公报》、《新晚报》。其他报纸不是没有经费订阅，而是按照相关纪律，禁止外派干部阅读非左派报刊，以免上当、受骗、中毒。袁庚翻阅这三份报纸，总体印象是比北京报纸要开放、开明很多，但消息面还是比较狭窄，总觉得不过瘾、不解渴。他立即跑下楼去，在街头报摊上买回来一大堆各式各样的报纸，既有亲大陆的，也有右翼势力的，甚至还有****报纸。在这段时期，袁庚特别重视港澳台以及外电对5月间《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分析和评论，以便及时了解国内政治动向。

几天下来，袁庚在阅读中比较，在比较中鉴别，开始喜欢上了《信报》，觉得这家报纸的言论及新闻，相对来说比较客观、公允，也就是维持了一个“信”字。若要人信，实事求是是基本原则。后来，当他正式掌控招商局以后，以及他在深圳蛇口挂帅改革甚至离休赋闲在家的时候，都是《信报》的忠实读者。

这一天，袁庚戴着老花镜，手指头在《明报》分类广告栏内献映影片上一一划过。在“功夫片”、“枪战片”、“喜剧片”中，最多的是起源于六十年代的“风月片”，什么《洞房趣闻》、《金瓶双艳》、《七擒七纵七色狼》，标明“风月无边，少儿不宜”、“怨妇思春，不容错过”等等字样。他便放下报纸，走出办公室。

他找到梁鸿坤，劈头就问：“你看过风月片吗？”

梁鸿坤心跳骤然加快。他想，我就像南京路上的好八连，我人在香港，不论资产阶级刮什么香风都不会让我迷失无产阶级政治方向，我怎么会去看黄色下流影片？这一定是有什么人乱告状，诬陷我！

他刚要分辩，袁庚接着说道：“老梁，你带我看看风月片好不好？”

原来如此！梁鸿坤放下心来，但是，他根本不敢挪动一步。梁鸿坤内心的恐惧立即让袁庚感觉到了，一股无名火蹿上脑门，将他训了一顿：“有什么问题？我带你去！”袁庚转头就走，梁鸿坤不得不跟出门去。

走在街上，梁鸿坤还不时回头，唯恐有人跟踪，更怕在影院内被熟人发现。他七弯八绕领着袁庚钻进湾仔利舞台电影院坐了下来。

这是一部拳头加枕头的烂片，还没看到一半，袁庚拉起梁鸿坤就走，在电影院门外，冲着梁鸿坤说：“有什么了不起的，结婚也就是这样子！”

在香港太古城广场五楼太平洋咖啡厅，背景音乐柔柔的、软软的，是一首谈情说爱的粤语歌曲。我与梁鸿坤坐在落地花架背后的僻静处。梁鸿坤说到这里，大概回忆起袁庚走出电影院时那种“不过如此”的神态，竟然开怀大乐。

很快，老人收起笑容，严肃地告诉我：“袁庚后来对我说，有些东西，要敢于接触，你才敢于批评嘛，老是说那个东西坏，你不了解，你怎么知道那个东西坏？”

因为暴露出老领导的一桩秘事，梁鸿坤显得有些不安甚至歉疚，紧张地注视着我，看我有什么表情。然后，又补充了一句：“他什么都想知道。”

目前，中国内地还没有电影分级制度。党政干部因看三级片（在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香港称之为“风月片”，国内笼统地定性为“黄片”）而受到处分甚至丢官的，大有人在。袁庚胆子也太大了！回到深圳，我就到袁庚家核实这件事，老头子笑而不答，一副装聋作哑的样子。被我问急了，他反问我的思维是不是还是小时候听大人所教的那样，不是好人就是坏人？难道世间的事只有非对即错、非好即坏的两个极端？

袁庚走出电影院，回想电影院内的观众，发现上了年纪的人居多。这些老人为什么想看风月片呢？钱钟书先生说过，年轻时找对象，喜欢找年纪大一些的，是希望自己尽快地成熟；上了年纪时找对象，喜欢找比自己年轻的，是渴望回复青春。风月片除了迎合少部分观众不健康心理之外，也符合老年观众的生理需要，这是这类影片存在的一种理由。

一年后，邵氏电影公司老板邀请袁庚去看电影，从片名上看就是三级片，袁庚不仅自己去，还带上招商局几个老头一同去观看。

散场后，袁庚发现这几位老同志脸上漾起少有的红晕。袁庚乐了。

老家伙，是不是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了？

袁庚奉命到招商局调研，不仅对招商局本身的工作和人事进行调查了解，还对招商局所处的社会环境进行了广泛而多方面的考察。考察中，袁庚开始对“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不是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革命就是反动”的理论产生了怀疑，认为这种说法绝对化了，是不符合实事求是原则的。他在香港感受到，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一些东西，对其他社会制度的国家来说，也是有用有益的，也是可供借鉴的。他不是说三级片，本着好奇心看了不到半部三级片以后，他就不喜欢这种类型的影片。他的视觉、触觉所指向的是香港的工商贸易、典章制度，主要是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管理方法，还有勤政廉政、新闻媒体的自由运作等等，兴趣十分广泛。

二、想在香港买块地

下午2点，招商局总部12楼一间办公室的门虚掩着。这是一间窄小的办公室，安排了三张办公桌，梁鸿坤坐在最里头。他不是刚上班，而是从上午忙到现在，还没有下班，一直在紧张地算账。

建国之初，西方国家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禁运和封锁政策，招商局奉命利用身处香港之便，为内地办理买船业务，迅速扩大了新中国远洋运输能力，促进了外贸发展。从1978年起，招商局承担了为国内购买旧船与订造新船的任务。梁鸿坤1973年调到招商局，负责为招商局贷款购买二手船舶。在袁庚到来之前，招商局已经购买了总吨位100多万吨的船。袁庚来的这几天，经梁鸿坤的手，招商局已经买了两条船，都是两万吨的级别。

忙过这一两天，梁鸿坤就没有什么事了，“守摊”的招商局进入空闲时光，“表叔”们又可以聚在一起闲聊度日了。

梁鸿坤埋头算账，中午泡的一碗公仔牌方便面也忘了吃。此时，胀成一团面糊的方便面，混合着面条与海鲜调味包的味道，从门缝里钻出去，飘到走廊上。

袁庚走出电梯间，闻到这股熟悉的面条气味，沿着楼道寻找到虚掩的门，发现梁鸿坤还在忙工作。他轻轻推开门，大嗓门叫了起来：“忙什么？老梁，还没吃饭哪？”

在袁庚推门之前，准确一点说，当袁庚走出电梯，脚步在楼道的另一端响起的时候，梁鸿坤就知道袁大人已经驾到。他来招商局工作已有五年，能辨识出大部分同事的足音。外驻干部大多消磨了锐气，和本地雇员一样，脚步声像懒猫一样缺少生机。唯独这位新来的老兄不同凡响，落脚干脆，绝不拖拉，匀速前行，皮鞋钉撞击釉面砖的清脆声总会预先宣布他的到达。

梁鸿坤把粘在标明“绝密”买船合同书上的视线扯开，朝袁庚投去一瞥：“袁局，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后者正倚在不到一人高的银灰色屏风的卡位外，一只胳膊搁在屏风上边随意晃动。

袁庚吸了吸鼻子，随即像个军人似的发号施令：“帮个忙，下楼，将你的肚子填饱。”

在底楼的茶餐厅里，用餐高峰已过，食客不多，地方虽然不大，倒也清净。袁庚根据梁鸿坤的意思，给他要了一份烧鹅与叉烧的双拼饭，给自己要了一份速溶咖啡，不加糖。老梁饿狠了，也不讲客气，三下五除二把饭吃完，端起一杯冻奶茶，一脸茫然地看着袁庚：“袁局，你找我不会仅仅是为了请我吃顿饭吧？”

“这又不是饭，不过是一顿快餐！”袁庚暗自佩服这位小老弟的精明。

第一次见面，你并没有说什么，我来一个星期了，大家也熟了，你也该贡献点意见吧？袁庚将杯中的速溶咖啡一饮而尽说：“老梁，你陪我逛街，我们也算是朋友了，我这次来，倒真有个问题请教你。你说，你怎么看招商局这么个大摊子的？”

梁鸿坤深深吸了口气，“我认为招商局没有什么出息！根本干不了事情！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一口气说完这句话的时候，连他自己都听出了话里的怨气、恼怒与悲凉，“我们这里是包吃包住，把你包起来，一个月再发你几百元钱，大家都在吃公家的，上班没事可干，你看我我看你，这个状态很糟糕。”

当然，梁鸿坤对眼前的这个人是信任的。这一个星期的接触，让他对袁庚抱有好感。从他的步履可以推断他的个性，他不是一个前怕狼后怕虎的人，而是一个对前途充满了信心，也知道自己目前的处境、位置及重要性的人物。

“接着讲！”袁庚催促他。

“我来了五年多，觉得很悲观。”梁鸿坤忧形于色，“这里什么事情都是北京管，什么权都没有。只能这样可怜地守摊子。守摊子有什么用？”

袁庚右手食指轻叩桌面，双唇紧抿，内心波涛汹涌。“老梁啊，招商局是一定要变的，不变不行啊，这样下去，我觉得，对国家一点好处都没有，真是的……”他顿了顿，将手中的空杯举过头顶，示意服务生续水，“我来这里一个星期，我看你们的人，这里所有的外派干部，都是从国内千挑万选出来的，尽是工程师、轮机长，都是很有经验的，可是，你们在香港什么事也不能干，这不是浪费人才嘛！”袁庚越说越急，语速明显加快。邓小平1977年8月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而今把人才闲置不用，怎样去实现十一大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呢？

“这些年来，我们眼睁睁地看着董浩云、包玉刚靠买船起家搞航运，不断发展，成了船王，我们怎么就不能发展自己的船队？”

袁庚很有兴味地听老梁“诉苦”。是的，“文革”十年，我们不但停滞不前，到香港来一看，反而落后了一大截。香港、台湾，还有东南亚国家和日本，正是抓住这十年大踏步地向前，繁荣了经济。甚至，台湾来了个咸鱼翻身，也上去了。实力政策，实力地位，总是要讲实力的。现在的问题是，怎样才能提高我们的实力？

袁庚又向服务生招手，给梁鸿坤要了一杯冰冻雪梨水，说：“老梁，你觉得应该怎么办？”

梁鸿坤因受到垂询而士气大增，说话也一改先前的小心翼翼：“我说，招商局一定要独立自主，一定要扩大，一定要发挥作用。”他用了三个“一定”来强调语气，“既然我们在外边，外边就有外边的作用，我相信，国家也是想让我们发挥身在外边的作用的。”

袁庚看着小个子梁鸿坤被热情点燃的样子，咧嘴一笑：“你觉得究竟应该如何发挥外边的作用呢？”

梁鸿坤又一次抬高了声调，引来几位就餐者的注视。“我们自己就有一个友联船厂，可是，我却送过不少内地的船到外边修理。如果将友联船厂扩大，这一大笔钱就可以省下来了嘛！还有，大的干不了，我们可以干小的，可以做拖头（拖船），拖船靠岸的拖头。”一个谨慎平和的人，把压在心底的话倾吐出来的时候，显得很急，两只手在空中乱抓，反复地说：“经我的手，每年都送100多条拖头给别人做，我们自己可以做，为什么要给人家做呢？船上用的铁缆，友联厂修了好多条了，为什么不可以让我们自己做呢？”他摇摇头，就像一个小学生明明知道一加一等于二却说不出来那样委屈和难受，“我是铁路系统调过来的，铁路都可以做，招商局为什么不可以做呢？油漆，每年花费好多油漆，怎么不能做呢？”他接着告诉袁庚：“东九龙那一带的工厂，全部是香港人靠拆船起家的，就是这几年的事，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拆船呢？”他自己都不知道说到哪些地方了，总之他很激动，“不管怎么说，招商局可以做的事情太多了，问题是可不可以干，能不能让你干？”

听到这里，袁庚脸色凝重起来。张振声提出过许多关于航运、修船、制造方面的意见，刚才老梁讲的这些也都是可以做的啊！现在面对的，正如老梁所忧虑的是“可不可以干，能不能让你干”的问题。

袁庚很清楚，“十一大”提出在“阶级斗争推动下”，深入持续地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按照这个方针，老梁提出的办法要不是给你扣上搞“独立王国”的帽子，就说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是要冒风险的呀！

还是在京城的时候，他反复阅读了5月11日《光明日报》“本报特约评论员”七千多字的长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读着读着，他觉得，阵阵清风把长期压在眼前的阴霾吹开一道裂缝，露出一缕缕真理的阳光。

“‘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批评过的‘圣经上载了才是对的’这种倾向依然存在。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四人帮’都设置了不少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对于这些‘禁区’，我们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科学无禁区。凡是有超越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篇文章发表的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新华社发通稿。但是，《红旗》杂志按兵不动，拒绝转载。有高层人物放出话来说，这篇文章是“砍旗子”的。紧接着，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极大地支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第二天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在第一版刊登通栏标题：“邓副主席讲话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对邓小平讲话作了报道。几天后，两报又在第一版全文发表了这个讲话。“文革”中惯用的“两报一刊”只剩“两报”了，老共产党员袁庚一看这种宣传阵势，就猜测到党内高层斗争已经白热化了。

“一慢二看三通过”是行人在铁道口的行走原则，也是多年来干部在工作中的保险守则。还等吗？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们已经白白丢失了十年大好时光了，我也过了耳顺之年，难道还要等下去，难道只能在等待中浪费时间，空耗生命吗？

袁庚在反复思量中，感受到坐在对面的梁鸿坤探询的目光。他没有说话，默默想心思，老梁也就不敢开口，唯恐扰乱了他的思考，只是不时地望他一眼。

袁庚终于说话了，他轻轻敲击着桌面：“招商局可以做的事太多了，先干吧，下决心干起来！”

袁庚来香港一个多月，办公室副主任朱士秀协助袁庚查阅招商局文档，搜集、整理一些文字资料，从中猜测到袁庚来这里想干点事情，具体是什么事却猜不出来。朱士秀认为，他的嘴太严了，不愧是搞情报工作的。

袁庚的血型为AB型，这种血型的人既具A型的沉稳与冷静，又蕴含B型的热情与冲动。与梁鸿坤在茶餐厅晤谈的第三天，他就领着梁鸿坤朝着他心中的梦想出发了。这一次，他不是去渔港摊档了解市井民俗，而是驱车去了新界与大屿山等地进行实地考察。

袁庚简直有些急如星火。在大屿山的时候，袁庚说，这个地方很不错嘛。梁鸿坤说当然不错，可这里没水没电，路也不行哪。再说，也太贵了。

梁鸿坤试探着问他看地的用意，袁庚终于吐露出自己的心思：“找地，在香港弄块小地方先搞起来也行啊。”

这就泄露了他的“天机”，想在香港买一块地，弄一块井冈山、延安那样的根据地，作为招商局重铸辉煌的基地。

他们马不停蹄地连续看了几块地，都因地价高昂而打了退堂鼓。他们到一个叫西坪洲的地方去考察，一问价钱，立即驱车返程，买不起哟，就是把招商局所有的家当都卖掉，在那里也买不到5000平方米地皮。

编印于2003年的《招商局史》是这样简述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香港地价的：

1978年的香港，经历六七十年代的大发展之后，已由一个消费城市变为工贸城市，从一个转口港成为远东金融中心和贸易中心。市区用地已达饱和，地少人多，寸土寸金。香港中区地价之高，仅次于日本东京银座。七十年代末期，中区每平方英尺地价已涨至万港元，郊区工业用地也在每平方英尺500港元之上。此外，劳动力不足，工资高昂。作为一个后来者，如在香港兴办工业企业，困难必多，产品成本必高，对市场竞争不利，对用户不利。

8月上旬，就在袁庚飞返北京汇报之前，招商局总经理金石和朱士秀陪同袁庚坐船赶赴澳门考察。香港贵为天价的地价让袁庚望而却步，只有将目光转向一海之隔的澳门。

澳门南光公司总经理柯平接待了袁庚一行，柯平为交通部副部长曾生的老友，早在东纵时期他们就已相熟。三日之旅，袁庚探望了后来澳门回归后担任澳门特首的何厚铧的父亲何贤。何贤先生（1908—1983年），番禺人。1943年，日军侵占广州，何贤随难民涌入澳门避难。袁庚在东纵时期，因情报工作多次与在澳门的何贤接触，得到他的大力帮助。后来，何贤以大丰银号起家，成了“澳门王”。从1950年至1983年，一直任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何贤是个很热心的爱国者，当袁庚联络上他，表明招商局想在澳门买一块地兴办工业区时，立即表示大力支持。老友相见，分外高兴，他立即带袁庚一行参观了一个倒闭的爆竹厂和一个码头，介绍他们买下来。袁庚颇有兴趣。金石搞过工业，比袁庚更懂业务，认为爆竹厂在山上，必须平掉山头，经济上不合算。至于那个码头，水很浅，一米不到，根本不能作业。袁庚听后点头称是，婉言谢绝了何贤的好意，一行人便打道回府。

袁庚不得不放弃在港澳买地的念头，转而寻求利用招商局现有资源实行变革，谋求发展。

三、中央批准《请示》

8月中旬，袁庚完成了在香港的调研工作，飞回北京向交通部党组和部长叶飞汇报，并急切地了解离京两个月来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理论动态和经济工作拨乱反正的现状。

1978年5月，新中国第一个赴西欧考察的国家级经济代表团，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历时一个多月，在法国、联邦德国、丹麦、比利时、瑞士五国进行考察，考察报告向中央提供了大量的信息与建议。7月至9月，国务院召开务虚会，专题研究加快中国四个现代化进度的问题。这次会议产生了一些过去从来没有过的理念，比如强调要放手利用外国资金，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与设备。同时，会议还讨论了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问题。

到了8月份，各省、市、自治区和军队各大单位负责人纷纷表态，公开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表达的不只是学术观点，而是对重大政治原则问题的立场。中国政治力量的天平倒向了坚持实践这一边。

在这些日子里，袁庚越来越感到春风扑面，荒芜多年的田地里，到处散发着泥土的芳香，使他这头憋足了劲的老黄牛，迅速进入“不用扬鞭自奋蹄”的亢奋状态。

交通部的气氛非常活跃，这批皇城根下的官员也都渴望解放思想，冲破束缚，大干快上。部领导的情绪影响了袁庚，袁庚的大胆设想又感染了部领导，他的构想得到部领导层的广泛支持。部领导根据袁庚的调研和建议，决定让招商局“放手大干”，同意“放权”，“授予招商局就地独立处理问题的机动权”。根据部党组对招商局工作所制定的方针和措施，袁庚以交通部党组的名义执笔起草了一份请示报告，经党组讨论修订后，于10月9日上报给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

党中央、国务院：

为了贯彻中央对港澳“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根据国务院务虚会的精神，我们认为：充分利用交通部香港招商局，以加强我在港澳的经济力量与发展远洋运输事业，是极为有利的。

根据过去的经验和今后的要求，我们认为今后的经营方针应当是“立足港澳，背靠国内，面向海外，多种经营，买卖结合，工商结合”，争取5至8年内将招商局发展成为能控制香港航运业的综合性大企业。我们应当冲破束缚，放手大干，争取时间，加快速度，适应国际市场的特点，走出门去搞调查、做买卖，凡是投资少、收效快、盈利多、适应性强的企业可以争取多办。如：进一步发展一批中小型现代化交通工业和其他工业企业；接受来料加工、装配业务；就地引进新技术、新设备和装配线，聘请专家、技师，为国内培训技术和管理人员；兴办现代化建筑公司，承包港澳、国内基建工程与建港任务；抓住船价大跌时机，增添一批新船或半新船，开辟班轮航线，承办旅游联运，开展对外揽载业务；收购超龄轮船，发展拆船业，把废钢重炼重轧为各种钢材；增设浮船坞，修造国内外船只；兴建集装箱码头；积累经验，购进或卖出与航运有关的港湾、房地产、仓储等。

经营这些企业的资金来源，我们本着自力更生的精神，不向国家要投资。主要是就地筹集资金，依靠扩大发展业务，采取“滚雪球”的办法；或向银行贷款（包括向外资银行抵押贷款）；也可试行发行股票和有价证券，多方设法吸收港澳与海外的游资；并建议允许香港招商局的中转代理、仓储、驳运等业务每年约500万港币的净收入，从1979年起留用5年，不上交财政，用以扩大业务。

对这些企业，要加强管理，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经营形式应根据市场情况灵活多样……同当地爱国华侨或外商合办；有的可在国外设分支机构，跨国经营等等，路子要宽广，做到越办越活，越办越好。

为了完成上述任务，必须加强领导。拟采取以下措施：

一、……

二、鉴于港澳的资本主义竞争激烈，情况瞬息万变，一定要改革上层建筑，简化审批手续。应该确定就地独立处理问题的机动权。建议授权可以一次批准招商局动用当地贷款500万美元的权限，从事业务活动；可以批准从港澳派去海外进行业务活动的人员，不必再报经国家审批。

三、招商局要抓紧内部整顿，充实干部。为了发展业务的需要，我们拟增派一些得力干部，特别是熟悉经济、技术，懂得外语和广东话的干部，去加强招商局及其所属企业机构。

……

交通部党组

1978年10月9日

这份请示报告基本上没有阐述与分析，全是一件件一桩桩渴望要做的工作，就像一份请战书，行文也朴实无华，充满了激情和男人的血性。后来，当袁庚开创的“蛇口模式”获得成功，袁庚率先锐意改革而名满天下以后，《人民日报》记者鞠天相在其《争议与启示——袁庚在蛇口》一书中，称赞这份请示在“字里行间弥漫着一股不可遏制的跃跃欲试的渴望情绪。”

仅仅三日后，也就是1978年10月12日，这份《请示》就获得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批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批示：“只要加强领导，抓紧内部整顿……手脚可以放开些，眼光可以放远些，可能比报告所说的要大有作为！”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和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汪东兴以及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余秋里、谷牧、康世恩阅批同意。

“好了，好了！”袁庚拿到批文，喜形于色，像趴伏在战壕里的小战士，肢体语言紧张而活跃，全身充满了跃跃欲试冲锋陷阵的渴望。

四、跳出香港到宝安求发展

1978年10月，招商局董事会改组，袁庚以副董事长身份来香港主持工作。

袁庚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是召开党委会，传达中央指示和交通部党组的《请示》报告，研究贯彻落实办法。会后，将两份文件交朱士秀安排打印，油印出几十份以便传达贯彻。

10月18日。上午9时。袁庚穿一身铁灰色的簇新西服，系蓝白相间的真丝领带，站在香港招商局12楼会议室门口，迎候前来开会的其他董事与部门经理。

会议原定上午9时30分举行，还有半个小时，当老板的袁庚早早就来到会议室门口恭候，大家有点受宠若惊的样子，也有人认为袁庚在作秀，很不以为然。与他共事时间一长，人们就明白这是一个视时间为生命的人，珍重自己生命中的每一个日子，也珍重别人的时间。每每开会，他作为召集人或者领导，一定准时到达，甚至往往比其他与会者还要早一点坐在那里。袁庚认为，这里面不仅有时间概念，还有对别人的尊重。尊重别人，也是尊重自己。作为领导人先行进场，这用不着去作秀，他已经形成了这种习惯。

“欢迎你，袁董。”招商局总经理金石说，“你的那份《请示》很精彩。”金石比袁庚大两岁，安徽人，来香港招商局任职已经四年了。

袁庚笑容可掬地答谢：“谢谢你的支持。金总，我希望，精彩的在后面！”

梁鸿坤因接了一个买船的电话耽误了一点时间，朱士秀为了处理公务最后一个进入会议室。等他俩甫一落座，金石就敲敲铁灰色会议桌面，让大家安静下来，随即宣布：“今天开会最重要的一件事，交通部派袁庚同志担任招商局副董事长，主持招商局工作，现在，我们欢迎新来的袁庚同志给我们讲话。”

“谢谢你，金总。”袁庚清了清嗓子，他的嗓音一贯有点沙哑，像个慢性咽炎患者，但又不乏温和与亲切——考虑到外派干部较多，他选择了普通话来表达他的思维。他坐在椅子里的身躯微微前倾，发言时的神情照例是自信而刚毅。

“各位，大家好，其实，在三个月之前，我和诸位都见过面的。我曾经浪费过诸位的时间，也很感谢诸位的帮助和支持，使我完成了对香港的调研。”会议桌四周一阵纸页翻动的窸窣声——对于招商局的干部来说，记录老板的讲话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各位，上次调研你们谈的一些问题，比如单一经营、困守一隅、没有经营自主权、大锅饭等等，我都向部里汇报过了。我将调研的成果写成了一份《请示》，由交通部党组呈递给党中央和国务院，现在的好消息是，中央非常及时地批复了我们的请示报告。”

会议桌四周出现一阵骚动，还有一阵喃喃低语。袁庚扫了一眼正在长椭圆形会议桌旁就坐的几位董事与部门经理。对于袁庚来说，他的目标是要改变招商局现状，蹚出一条崭新之路，让这里不再是一个混日子的地方。

“现在的国际环境不一样了，各个国家都在大搞经济，唯独中国还是老一套，怎么行呢？”袁庚严肃的脸上掠过一丝沉重，思路像海潮一般绵延。他的才华无疑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便是能使自己犀利的头脑完全专注于某一问题。这个时候，他所陈述的话语便拥有了非凡的煽动力，“七十年代中期，我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日恢复了邦交，通过基辛格的穿梭外交，中美也相继建交，本来封锁了这么多年，可以打开窗户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了，但是，‘四人帮’这些人打肿脸充胖子，说什么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自吹自擂，一个国家这样下去，没有出路。今天，我们招商局为什么要改革一些东西？是因为受香港的影响。香港的发展如此之快，我们国内有充足的土地和人力资源，为什么别人能干我们不能干呢？”

“可是，我们一没有钱二没有权，就是想干也不行啊。”张振声炮筒子脾气一点燃，就炸开了。梁鸿坤、朱士秀等人也抱怨束缚太多，浑身有劲使不上，不知怎么办才好。

“现在，时候到了！”袁庚的声调高扬，“中央批准了交通部的《请示》。”他扬了扬手上《请示》的油印件，“我们在香港，要充分发挥这个窗口的作用。”

“有中央支持很好啊，我们要拿出办法来。”招商局副总经理郭玉骏说，他是来自广州远洋的老干部，是个老资格。

袁庚召开见面会，除了例行公事，主要想开成一个动员会，看到张振声等人情绪逐渐高涨起来，决定再添一把火：“前不久，我来香港调研，打开电视一看，每天都有这样的镜头：大陆偷渡逃港过来的人，被这边遣送回内地，男男女女戴着手铐，都是一些年轻力壮的，那种画面看了叫你欲哭无泪。”他有些激动，额头竟然冒出细密的汗珠，“很多同志看到这里，‘叭’——就把电视机关上了。我们住在香港，想想大陆同胞为什么逃港？十几年前，香港人却想到内地谋生，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变化？请大家晚上看看电视新闻，看看每天有多少人背井离乡，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偷渡？”

会场上，立时叽叽喳喳小声议论起来。有爱国心的人，共产党员们，更感到压抑、气闷。有人分析内地人逃港原因是太穷了。更有人认为是对天天高唱“社会主义就是好”不务实为民的现状失掉了信心。有人思路更宽泛一些，嘀咕国内为什么把好的、美的，比如花鸟虫鱼、时装靓衣喇叭裤、富裕生活统统打成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思想？为什么老百姓喜欢的上头就要反对、批评？一个个表示想不通。

袁庚认为有些事是扯不清的，他没有过多地牵扯理论、政策等敏感问题，而是启发大家如何大干快上，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抢回来。接着，不少人提出拆船、航运等方面的办法。会议开到这会儿，大多数人都发了言，表了态。也有一些人，包括总经理金石、副总经理陈广轮惜话如金，一声不吭。

袁庚心里清楚，由于历史的原因，特别是经过十年“文革”的动乱，香港招商局内部派性很严重。这里的外派干部，大部分来自长江航运和广州远洋两个地方，自然分成两派，形成颇为严重的“山头主义”。这一次赴港任职之前，交通部一位副部长建议袁庚多带一些人来，以利于把中央批下来的《请示》精神尽快地贯彻下去。

到一个陌生地方任职，没有一班得力人马辅佐，工作是很难开展的。袁庚考虑了很久，决定一个干部都不带，单枪匹马来上任。

面对实际存在的“山头主义”，袁庚打定主意当着全体人员的面挑开来说，来一次彻底的摊牌。“我上次来香港调查，了解到招商局的派性很严重。”他环顾四周，淡淡一笑。“我不管你们是哪个山头的，我说，假如有人同我一块来搞改革开放，我们一同干点事情，我就叫他为‘同志’，志同道合！这样的同志，就是好样的！”

会议室内突然出现一阵短暂的静默，随后又扬起一阵议论声。张振声用左手敲击着桌面，向会议桌旁的总经理与副总经理挨个扫了一眼。他是一个体形高大的山东大汉，有话就说：“袁董，其实，你说不管哪个山头的，积极肯干就是好的，这话说得好。如果要算旧账，永远也扯不清，越算越不团结。”他略为停顿了一下说，“大家都有顾虑，我们一怕干不好，二怕赔钱。”

“要干就干跟航运有关的事情，”梁鸿坤提出建议，“这样入手快一些。”

新一轮的七嘴八舌的议论声又响起来了。在这种群情激奋的态势下，原先抱定主意不说话的分管航运业务的副总经理陈广轮也发表了意见：“还可以修船。远洋公司和益丰公司有一百多条船。”

受派性影响，原本打算在会上当泥菩萨的干部在融洽的气氛中，也都先后表了态。

招商局的外派干部，包括一些董事先生，对于束缚他们手脚，不让他们发挥专长的种种限制早就憋了一口气。多年极左路线的影响，招商局已经形成万马齐喑的局面。今天，这位叫袁庚的胆大包天者公开站出来挑头，他们才敢说说心里话。否则，要他们在这样一个公共场合公然抱怨国内政策，就是借他们一百个胆子也不敢。

“现在，中央吹起了改革之风，我们为什么不乘着东风好好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呢？还在调查时，我就和部分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的本行是航运，就要搞跟航运有关的业务。能不能先把拆船、修船、轧钢等等工业搞起来？这就需要弄一块地皮来施展拳脚。接下来，我们去四处看地，找一块风水宝地来开工厂。”袁庚言犹未尽，又补上一句：“可能，接下来招商局要进军内地了，要在宝安县附近搞一个后勤服务基地，大家以为如何呢？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这是袁庚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亮出在内地筹建后勤服务基地的设想，勾勒出蛇口工业区构想的最初轮廓。三个多月前，在总部底楼茶餐厅请梁鸿坤吃快餐的时候，袁庚说他一直考虑建立一个后勤服务基地或是加工区。梁鸿坤立即想到一水之隔的宝安县，当即激动得脑袋直晃，向袁庚提出自己的设想：“我熟悉宝安，我们可以在边境线上，找块地方来干！”袁庚哈哈一乐，英雄所见略同！他曾经考虑过，既然招商局总部在香港，在香港没有发展空间，就应该跳出香港求发展，在就近的仅隔着海湾的广东宝安找块地方作根据地。现在，梁的想法与他不谋而合，立即兴奋地说：“很好！”

“袁董，你可以去找广东省革委会的刘田夫啊，他是副主任，专门分管工业的。”梁鸿坤提出建议。

“我和他还是老相识呢！”袁庚的思绪一下跳得很远，“解放战争时，我是两广纵队司令部的炮兵团长，他是两广纵队政治部副主任，工作上还多有往来……”

“说不定他能帮你。”

“依照他的个性，我想他会的。”袁庚说，“招商局是该做出点贡献了。”

此刻，在动员会上，袁庚提出到宝安发展的构想，自然得到梁鸿坤的热烈回应：“好啊，我们可以去宝安看看！”

会场上叽叽喳喳，又热闹起来了。

袁庚紧紧抓住工业区话题说下去，告诉大家前些日子他在香港与澳门找地困难重重的情况，希望大家的思路能够跳出香港，寻求一个更大的空间。

副总经理郭玉骏很冷静，认为到宝安找地是一个不错的想法，但这事招商局无权做主，只有中央支持才能实施起来。

这次见面会，总经理金石除了几句开场白，一直没有说话。袁庚明白，此人原任长江航运局副局长，1974年任招商局总经理，工作辛辛苦苦，是个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好人。自己是广东人，在交通部无根无底，到招商局没有带一兵一卒，在老长江航运的同志们看来，我一定是依靠和重用来自广州远洋公司的干部，亲不亲故乡人嘛！老金同志，你错了，谁有能力我就用谁。开会期间，袁庚有意无意地把目光投向金石，希望他金口笑开。在招商局挂帅，没有这位仁兄的支持，那是很麻烦的事。等等吧，袁庚想，等他看清我的用人路线、施政主张，这次不发言，下次一定会贡献意见的。有趣的是，他刚说完在港澳买地受阻的事，金石就说话了。

金石说：“我看，假如要搞工业区的话，香港和澳门还是止步吧！到宝安发展是个好办法，不过，要听听广东省的意见。”

袁庚看见一丝微笑在金石的脸上划过，心里也笑了起来，是一种欣慰的快乐。

“金总的想法和我一样，”袁庚瞟了众人一眼，“大家可以回去消化一下这份《请示》，让办公室将文件下发到各个科室学习，毕竟束缚了几十年嘛，现在中央放权，放手，让我们自己走，总要走得潇洒一点啦！”他咯咯一笑，然后挥一挥手，转向金石，“金总，我的讲话完了，现在把总结交给你啦。”

五、袁庚登台亮相

袁庚走马上任，特别是见面会上的举止言谈，在招商局内形成一道冲击力，全局弥漫着一股大干快上的求战情绪。但袁庚很清楚，他就这样上任，在香港各界并不会有什么动静。

他琢磨着举办一项活动，向香港公开宣告新任常务副董事长的到来，目的是把香港招商局这块百年老牌子打出去，打响亮，从中传递国内的重要信息，向海内外展示中国决心打破闭关自守的开放姿态。

这些日子里，在国内，已是“春到人间草木知”（宋代张拭《立春偶得》）了。

在9月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指出：经过几年的努力，有了今天这样的、比过去好得多的国际条件，使我们能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

9月11日，在“文革”中被迫停刊的《中国青年》杂志复刊第一期出版。这一期杂志有童怀周编辑的一组《天安门诗抄》。刊物一出来，中央下令：发出去的刊物要收回封存。当时在北京的袁庚没有看到这一期《中国青年》杂志，但是，通过其他渠道阅读到了“天安门诗抄”。他一边读诗，一边怀念敬爱的周总理，禁不住热泪流淌。袁庚相信，《中国青年》刊登《天安门诗抄》，以及歌颂“四五”运动的话剧《于无声处》的公演，昭示着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袁庚更为期待的是，何时能为自己平反昭雪？他已经知道了，是康生陷害他，把他关押了五年又六个月。现在，也该有个说法了！

进入金秋十月，袁庚感到欢欣鼓舞。真理标准的讨论越来越深入。他还听说，在11月中旬将举行至关重要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顺利举行准备充分的条件。他不知道中央工作会议的具体内容，但他知道，这次工作会议将是在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会议。他期待着会议的胜利召开。

所有的信息都表明：长期封闭的中国将要向世界打开大门。

袁庚找到金石商议，决定以招商局的名义在香港举办一次盛大招待会。

袁庚笑着说：“让我这张老脸到前台去亮相。”

袁庚策划的这次亮相很成功。

袁庚把相关情况向我讲述之后，言犹未尽，手掌挥一挥说，“这件事，可以找某某去问一问。”

今年63岁的时清是袁庚所说的“某某”之一。当年他不过36岁，为招商局行政部职员，后为办公室主任。他说，六七十年代，香港招商局在香港默默无闻。很多香港人都误以为招商局是照相局，因为广东话中的“招商”与“照相”语音相似。“刚来香港的袁董，有一种很强烈的招牌意识，他总想把招商局的名声打出去。”这位文质彬彬的上海人是与袁庚同时外派至香港招商局工作的，回忆往事，声音温润而饱满。

对于1978年11月1日的那场盛会，也就是招商局董事、总经理金石假香港富丽华酒店，介绍袁庚与中外人士见面的那次盛大招待会，时清记忆犹新。他说：那次盛会在招商局的历史上绝对是“亘古未见”。

招商局招待会拟邀请的嘉宾，是袁庚自己挑选的，囊括了香港各界名流，共有200多人。袁庚请办公室买来200多张请柬，然后，整整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亲笔挥毫，在每张请柬上用毛笔签署自己的名字。

袁庚的毛笔字很不错，遒劲有力，这得归功于私塾凤围堂老师的启蒙与中学时蓝老师的影响。战争期间，他在沙地上与泥地上练。坐牢狱时，他用食指在墙上比划。他的一生，最大的兴趣莫过于读书与练字。对于书法他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喜欢王羲之的行书，也钟情颜真卿的颜体，所以，懂得书法的人说，他的书法博采众长，有一种综合后的奇丽。

在中央调查部一局当副局长的时候，他曾着力培养手下干部练字。有个干部字写得不太好，袁庚交给他的任务是每天写一千个字，由他来圈哪个字好，“逼”得这个干部练就一手好书法。

袁庚的亮相会在11月的第一天在香港富丽华酒店举行。

下午五时半，穿着夫人汪宗谦置办的全套崭新黑色西服，身高一米七六的袁庚站在酒店宴会厅前的走廊上，神采逼人。这套购自大华国货的西服，叫不出品牌，却是他衣橱里最贵的一套。除了西服崭新让他略感不适外，脸上照例透出一贯的自信与从容。

他的位置很醒目，“堵”在距离扶手电梯一两米的走廊旁，热情地迎候各方来宾。夫人汪宗谦临时从北京飞来参加这次见面会。一袭白色西裙，秀丽端庄，站在夫君右手边不远处。她的旁边站着总经理金石、副总经理郭玉骏以及两三位部门经理。这一天，袁庚的“肢体语言”传递着一种尊重与友好，明白无误地向与会的香港各界人士展示了一位中国国营企业负责官员的风范与礼仪。

霍英东来了。船王包玉刚来了。船王董浩云也来了。中华总商会会长王宽诚也携商会诸多成员一同驾到。他们都收到了袁庚本人亲笔签名的请柬。握手的时候，嘉宾们的感觉很明显：这位精神矍铄的董事长的双手很有力度。袁庚与霍英东老友相见，来了个热情的拥抱。1945年，袁庚代表中共出任东纵驻港办事处主任时，就认识了霍英东。“袁上校，唔，袁董，你越活越年轻了。”霍英东说。袁庚摇着他的手，热切地表达着自己的愿望：“招商局搞开放，你一定要支持啊！”

影星石慧与丈夫傅奇被扶手电梯缓缓送到袁庚眼前，袁庚立即认出了这位冰雪聪明的女士是《巴士奇遇结良缘》的女主角。石慧着一身灰绿色西裙，上身披一条同色带穗的披肩，手挽一个缀着五彩珠片的黑底真丝刺绣手袋。她步出扶手电梯，朱士秀抢先一步走了过来，向袁庚介绍：“这是……”袁庚早已伸出双手：“不用介绍了，著名影星，《巴士奇遇结良缘》。谁人不识？”他笑着将脸转向傅奇，“我说也包括你呀！”他爽朗的笑声和激情的穿透力，刹那间缩短了初次见面的距离。

“袁董，恭喜你。”石慧那双遮掩在琥珀色太阳镜下的大眼睛呈现灰绿色，说的虽然是客套话，但语音糯软，令人受用。

“记得用你的号召力给我们招商局招招商啊！”袁庚礼貌性地握了握石慧伸过来的手，“有机会我们可以合作啊！”

寒暄的话语，礼貌的客套。两年后，招商局下属的明华船务公司果真与傅奇、石慧夫妻合作，以45亿的天价夺得香港机场免税店的8年经营权，虽然后来业绩不够理想，合作总还算愉快的。

香港永康国际旅行社总经理马灿洪与太太陈惠娟远远地向袁庚招手。日后，陈惠娟在袁庚的鼓动与支持下，加盟蛇口工业区，与工业区合资成立了中国内地第一家免税购物中心。

当富丽华酒店可容纳四五百人的大堂几乎全被挤满后，袁庚随着招商局总经理金石健步走向台前。这是属于袁庚的见面会。金石主持见面会，向香港各界名流隆重介绍袁庚，袁庚的内心泛起温热的伤感。以往与香港的关联像默片一样在璀璨的灯影里慢慢呈现：童年时代随母亲来香港，与做海员的父亲会面；青年时期参加华南抗日游击队，与亲密战友黄作梅一同负责港九地区的情报工作；日本投降之后，代表华南游击队与英军代表夏悫将军在香港谈判关于东江纵队港九大队撤出港九地区问题。“文革”中五年牢狱之灾的起因，也跟香港颇有关系。现在，他又重新踏上这片熟悉的土地，不是当过客，而是有所作为来了！轮到他说话时，激情无可遏止地飞迸出来。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同志们。”袁庚的开场秀，像一个百味杂陈的串烧，面面俱到地迎合了不同身份者的称谓心理。在此番正式的场合下，为了表明来自大陆的“表叔”身份，他用了普通话来表达思维。“久违了！我是袁庚。在座的人，有些是我的熟人或朋友。我曾经是大陆华南抗日游击队中的一员，在1945年时，我代表华南游击队与英军代表夏悫将军在这里谈判，帮助夏悫将军一同维持过香港的治安。现在，交通部派我来到招商局，出任常务副董事长，希望大家多多关照，多多支持！”

袁庚的目光环视着大堂，在嘉宾的脸上掠过，在热情而又谨慎地介绍中央坚决拨乱反正、坚持对外开放的信息之后说：“现在，中央批准了招商局的‘二十四字’方针：立足港澳、背靠国内、面向海外、多种经营、买卖结合、工商结合。招商局要在五年至八年内发展成为综合性大企业。这就是说，中央政府授权给我们，希望招商局能够大力发展。换一句话就是：我们招商局要大干一场了。现在，我们和香港同行业界之间不是竞争，而是要共同发展，共同繁荣香港经济。”

袁庚将手中的葡萄酒杯高举过头顶，醇美的酒液在灯光下晶亮闪烁：“我首先感谢香港各界老友一贯以来对我的支持，当年，为了维持香港的治安，我们曾经并肩战斗，同担风雨。现在，我更加感谢在座的各届名流人士赏脸参加这个见面会。新老朋友欢聚一堂，共商招商局未来发展之大计，我和我的同仁都非常感谢诸位。招商局的发展，仰赖各位的支持与帮助。我提议，为了招商局的明天更灿烂，为了香港的明天更繁荣，让我们举杯同饮：干杯！”

掌声响起来，接着是酒杯相碰声、絮絮低语声。袁庚在金石的导引下，一桌桌地敬酒、寒暄、致礼，这个历来滴酒不沾的客家男人的脸上，升腾起一片红晕。

觥筹交错中，袁庚与来宾交谈，用得最多的是不咸不淡的广东话，又带客家音，还有他老家大鹏腔，甚至还蹦出几个北京语汇。他用广东话与嘉宾交流，更加强化了与客人在地域和心理上的认同。

袁庚的亮相轰动香港。

翌日，香港各大报刊对袁庚莅港迅速作出积极反应。有媒体称袁庚的亮相标志着招商局“开放改革提上议程”。有的媒体称穿西装带夫人的袁庚在公众场合露面，是中国正在酝酿重大变革的一个信号，传递着让香港人欢欣鼓舞的中国从此打开大门的信息。1978年11月2日的香港《文汇报》在题为《袁庚副董事长到港招商局作酒会欢迎》的新闻报道中指出：为了配合中国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香港招商局正拟大力拓展业务。除继续经营已有的船舶代理、远洋货运和本地仓库码头业务外，还将直接经营船舶买卖，以及大力开展同交通运输有关的各项工业、商业和服务业。这些业务主要为中国服务，也乐意为国外服务。

这次酒会之后，招商局职员惊喜地觉察到，他们在香港办事，比先前顺利多了。

主角登场，袁庚亮相，人们倒要看看他主演的大剧在序幕过后如何发展下去？

六、香港第一课

中午，袁庚准备上13层的饭堂吃午饭之前，来到梁鸿坤办公室，小声交代梁鸿坤，叫他到银行放风，就说招商局要买楼，准备修整门面大干一场。总部目前所用的干诺道15号楼，是在1966年招商局投资150万港元，将原4层办公楼改建而成的14层楼，已经不适应发展需要了。

“是不是真的啊？”梁鸿坤不相信，在袁庚来之前，前后也有几位老板想买楼，几经请示都未修成正果。

“你到底有办法没有？”袁庚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只是告诉他买楼的理由，“老梁，招商局的写字楼太破太旧了，再说，我们要扩大发展，必须注重形象，换一个写字楼已迫在眉睫。”袁庚有两层意思没有说出来，第一是，总经理金石早就建议买一个写字楼，提议搁浅多年。现今在他的力争下，交通部已经批准了这个请求。第二是，如果内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香港的地价楼价肯定快速上扬，他要买一栋楼等它升值。

好吧，梁鸿坤点点头，仍旧呆呆地说不出话来。眼前的袁庚难道是个通天的人物吗？那边刚鼓动大家建一个想都不敢想的后勤基地，这边立刻要替没有多少银行信誉可言的招商局贷款买一栋写字楼！

“我想一想，看一看，到几个银行去放放风，看看有办法没有？”梁鸿坤勉强答应下来。

“去吧，越快越好。”

梁鸿坤从事买船业务，与金融界有过交往。他把招商局打算买楼的消息放了出去，竟然有许多反馈信息，让梁鸿坤很是高兴。他挑了几家愿意为招商局贷款的银行上报给袁庚，让领导去斟酌、去选择。差不多与此同时，袁庚率领几个人到处看楼论价，最后选中距离总部近，处于闹市区，价格较低的干诺道上一幢24层的商业大厦。

艰苦的谈判开始了。袁庚不愧为谈判老手，看起来对方急他不急，不慌不忙，气定神闲，太极推手。其实，他外表不急内心急，讨价还价中，巴不得早一刻成交。这一天谈来谈去，已是临近中午，让袁庚诧异的是，他发觉卖主开始显得有些不耐烦起来了。

这种不耐烦，不是卖主奇货可居对压价很不耐烦，而是卖主急于出手，希望早一点，哪怕仅仅早一分钟变现。袁庚看准了对方的软肋，虽然自己也希望早一分钟成交，因为事关国家资产，依旧是一个坚定的杀价主义者。这一个上午，楼价从6500万元一路压低到6200万元，袁庚对这么低的价格很满意，立即见好就收，说：“既然你们诚心要卖，我们招商局也是诚心要买的，这样吧，就6180万元，6180,一路（6）要（1）发（8）！你不要再争了，这个数字对双方都很吉利的嘛！”

对方老板犹豫了一下，立刻从沙发上站起来：“你真厉害，袁董，就这样吧！”说着急切地就要上律师楼把手续办下来。

袁庚很高兴，为了庆祝买卖成功，合作愉快，希望对方赏脸，大家一块吃个午饭庆贺一下。这是很有人情味的请求吧？但是，不管袁庚怎么说，对方就是不去酒楼吃饭，坚决要求尽快到律师楼去把相关手续办好，尽早拿到订金。袁庚说这怎么行呢？酒不喝，饭总要吃吧？对方无奈地表示，那就吃快餐吧，越简便越快就越好。袁庚只得依了他们。快餐送上来的时候，他们也不讲客套，拿起来就吃，把河粉、面条之类的东西胡乱地往嘴巴里塞，还不停地看看手表，仿佛追兵随时会扑上来似的，吃完了就走，约定袁庚，下午2点“一定”、“准点”、“无论如何”要赶到某律师楼，双方把手续办妥。袁庚不知道对方为什么这样强调时间，为了不失约，催促财务及时把2000万元的转账支票填好盖上章，一行人带上支票，准时赶到了律师楼，对方老板和相关人员早到了那里，正站在门口等他们。袁庚发现，老板的小车停在楼前，没有熄火，司机还在驾驶座上随时待命。在律师楼里办完各项手续，对方送过来楼书等一应文件，这边把第一笔款子的支票递了过去，“验明正身”后，双方签字。对方拿到支票后，留下一个人与袁庚他们商谈善后事宜，只见其他人立即起身，左右护卫着一个拿支票的人快步下楼，迅速钻进了轿车，只听“嗖”的一声，轿车拐上马路，箭一样地冲向远方。

这天是星期五。对方带着支票离开律师楼赶往银行的时间，是在下午2时30分左右。

当国内还只是星期天为休息日的时候，香港已经实行双休日制度。星期五下午3时，香港各家银行停止营业，要到两天之后的星期一上午9时才开门营业。这就是说，如果星期五下午3点钟之前不把支票交到银行自家账上的话，他们就要白白损失2000万元港币在3天之中的活期利息。这有多少钱呢？当时的浮动利息是14厘，三天就有28000元！

袁庚被这个紧张的场面感动了。真的哦，香港人把时间当做了金钱！

看看我们国内的同志吧，有谁会争分夺秒地及时把企业的资金存进银行的账户上去呢？这次买楼之后，袁庚及时开展财务检查，发现不少子公司不及时进账，有人把支票搁在家里过夜根本不当一回事。袁庚毫不手软地把这种不负责任的财务人员换掉了。仅仅抓紧及时进账这一项，就使全局的收益状况大为改观！

袁庚把这次买楼所受到的教育，称为“香港第一课”。香港第一课以及后来在蛇口发生的一件事，引发袁庚勇敢地喊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振聋发聩的口号，冲击并影响了中国。

几十年间，袁庚常常回放“香港第一课”的情景。

“我们中国古人说，一寸光阴一寸金。香港人呢，在激烈的竞争环境里，真正把时间当做了金钱。我给大家讲一讲我亲身经历的故事，也是我的‘香港第一课’……”

在七十年代后期招商局的工作会议上，在八十年代蛇口工业区干部大会上，在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各届蛇口培训中心学员班开学典礼上，在本世纪初面对人民日报《大地》杂志社记者采访的时候，袁庚差不多都是这样开始讲述香港人是如何教育他懂得“时间就是金钱”的。在讲港人卖楼故事中，袁庚只讲港人争取到了2000万元三天的利息，却“贪污”了两个内容：一是他如何把原本就比较低的6500万元价格压低到6180万元的；二是买这幢楼，赶在香港楼市在国内全面改革开放前夕涨幅还不大的时候，使招商局捡了一个大元宝，占了很大的便宜。

快到年底，北国已经是雪飘冰封了，袁庚站在港岛西环海滨，无时无刻不感受到从内地掀起的春潮正一阵阵地拍打着海岸。

中央工作会议从11月10日到12月15日，开了36天。如此之长的中央工作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

紧接着，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只开了5天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取得丰硕成果。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后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1。

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宣布：“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全党工作的重点应该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全会毅然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方针，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

全会号召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十一届三中全会讨论了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和《一九七九、一九八○年两年计划经济的安排》，对如何改革开放进行了探讨。全会还印发了苏联、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实行开放、引进的专题材料，作为参考。在这个基础上，全会明确提出了改革、开放、搞活的重大战略方针，把中国这艘航船从封闭、保守、落后的浅水岸边，引领到开放、改革、风光无限的广阔洋面上。

实行改革、开放与搞活，是中共高层领导经过历史阵痛后的一次集体抉择，是全体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潮流、与时俱进的智慧结晶。

袁庚从电台、电视、报刊上得知十一届三中全会拨正航向的消息，显得兴奋而又活跃。这天，香港《文汇报》全文刊载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袁庚仔细阅读着，把认为重要的地方用红铅笔划了又圈，圈了又划。

“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

袁庚一边念着，一边将这些重要论述抄写在笔记本上。

总经理金石敲门走了进来，手里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显然已经读了一遍，脸上洋溢着兴奋和欣慰的笑容。

袁庚放下笔记本，与金石会心地一笑，高声地喊叫：“解—放—了！”

是的，解放了。这是精神枷锁的被打破，这是思维理念的自由放飞，这是思想的大解放！

西环北部的海面上，轮船和渡船来来往往。

节令已经进入12月份，圣诞节与新年还没有来到，与北京、广州相比，香港市面上已经开始热闹起来了，各商家忙着打折促销，引来一阵阵购物狂潮。夫人早已回北京上班了。忙累了一天的袁庚独自来到轮渡码头，欣赏港口风光。难得有闲工夫，他想到对岸尖沙咀、旺角去走一走，看看天色不早，也就算了。这些天，他正在主持起草在蛇口兴办工业区给中央的报告。他在岸边这里看看，那里望望，有时目光望着远处，仿佛在等着什么，又不明白想看什么。直到后来，他在蛇口创办股份制企业的时候，才突然想到1978年岁末的这一天，他在西环望海，颇有点诗家情怀，也许是想越过历史烟云，看看招商局成立的第二年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悬挂着红底黄色圆月旗的招商局轮船，从上海港出发，傲然地开进全是外轮停泊的香港海面的情景……

李鸿章（1823-1901），清末洋务派代表。1872年6月，经办海运十多年的朱其昂受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之命创办招商局。8月间拟就招商局第一个正式章程《轮船招商节略并各项条程》。1872年12月23日（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李鸿章致函清廷总理衙门，转呈朱其昂等所拟条规。同在这一天，李鸿章向清廷奏呈《试办招商轮船折》，内容与致总理衙门信函大致相同，论述试办招商局的必要。12月26日，清廷批准李鸿章奏折，成立轮船招商局。1873年1月17日（清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招商局在上海洋泾浜南永安街正式对外开局营业。

招商局的开局，成为清末洋务运动由“求强”向“求富”转型的产物。袁庚原先并不了解招商局，当他到招商局进行调研了解招商局的历史之后，当他正式成为招商局第29代实际掌门人之后，他才知道，招商局是“设局招募商股”的意思，是近代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也是中国近代创办的第一家民族工业企业，是在潮起潮落中，洋务运动至今仅存的唯一硕果。不管专家学者对李鸿章及其洋务运动作何评价，袁庚始终认为，招商局的诞生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上是一次重大的制度创新。

1978年与1979年新旧交替将要到来的时刻，在北京刚刚吹响改革开放号角的时候，萦绕在袁庚心头的是，我能把李鸿章在106年前下的那盘棋，重新走得风生水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