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胡绩伟对此文的一点补充

　　于光远同志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把1978年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真实情况揭示出来，很有意义。光远同志不仅如实地反映出来当时的实际情况，而且还提供了很多可靠的材料来加以仔细的比较分析，做了切实的证明。作为一个权威的科学家，光远同志表现了他十分严肃的科学精神，实在令人钦佩。

　　光远同志还慎重地告诉《百年潮》杂志的编者，一定把他的文章交给我看一下，征求我的意见，因为我是当时三位当事人之一，是仍然留在世上的唯一的当事人，其他两人——曾涛和杨西光同志都先后驾鹤西去了。

　　《百年潮》编委韩钢把光远的文章送给了我，还希望我约一个时间由他来采访，听取我对这一事件的回忆。看了光远的文章和韩钢送来的材料，又翻阅了一些有关的资料，我想，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要把我所经过的真实情况以及当时的背景讲清楚，不如自己动手一一写出来，这比由记者来转述更为准确一些。

　　光远同志这篇文章的主题，是说明北京市委当时在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所宣布的内容，只是说：“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对于因此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就是说，第一，并没有宣布《人民日报》新闻标题所说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第二，也没有如以后很多文件记载所写的，北京市委这一宣布是“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的；第三，报纸登出这一消息以后，很多同志都问报社“有什么来头”，即是不是经过中央批准的。当时，我们并没有请示中央就发表了这一重大新闻，中央是在新闻发表以后才批准的。

　　我们为什么那样果断地发布这样一个新闻呢？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自从真理标准讨论以来，曾涛、杨西光和我经常在一起交流情况，议论宣传工作。1978年11月15日中饭以后，曾涛拉我到杨的房里，他说今天《北京日报》发表了市委扩大会议的新闻，新闻写得很长，把“天安门事件”这样重要的问题淹没在这个长新闻里，标题也没有标出来。他那锐敏的“新闻鼻子”一下就“嗅”出来了。他打算把这点抓出来，突出地发一个单独的消息。西光和我当时都没有看《北京日报》的这条长新闻，我们很快看了一下，对于他用铅笔画出来的那一段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内容反复看了两遍。我们都觉得十分重要，应该摘出来专门发一个大消息，可以推动“天安门事件”的平反。

　　曾涛很快就写出来了，不到300字。看了这个消息，我们都很兴奋，认为是一条能引起轰动的头条新闻。我们说应该标一个鲜明醒目的标题。但是要标明“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悼念周总理完全是革命行动”，文字太长，不能成标题。我想了一想，说不如索性标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是会激动人心的。因为两年多来，中央一直说“天安门事件”的性质是“反革命事件”，这个标题就是为“天安门事件”翻案。

　　我把这个标题写在新闻的上面，大家又斟酌了一番：北京市委只宣布广大群众去悼念是革命行动，并没有宣布整个“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这样的标题是不是题文不符？我们讨论后一致认为，北京市委这次讲话，比过去中央“口径”有很重要的进步。过去说到“天安门事件”，虽然肯定广大群众对总理的哀悼“是合乎情理的”，但总要说“确有少数反革命分子乘机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而这次北京市委不仅没有说是“反革命事件”，连“确有少数反革命分子”也不提，这当然是说明整个“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了。

　　我们定下来以后，还想请于光远参谋一下。他住在我们楼下，我打电话请他上来，经过一番推敲，认为标题的根据可靠，即使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我们也站得住脚。

　　当时我们也议论了整个形势。虽然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央领导人一再认定：“邓小平的错误是严重的，一直发展到天安门事件。”“天安门事件到底怎么看？反革命搞进去，这是肯定的，是反革命暴乱嘛！”“四人帮”在北京市的“大批判组”——洪广思写的文章，还硬说邓小平是“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总后台”，是“中国的纳吉”；但是，这是违背民心，天理不容的。全国人民甚至全世界人民心里这杆秤是公平的，党的高中级干部也一致要求赶快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就在前三天，11月12日，陈云同志在大组会上还明确提出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得到强烈的赞同。我们说，小平同志早在一年前就已经恢复工作，而且被选为党的副主席和政协主席，扣在他头上的“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总后台”这顶黑帽子早就应该摘掉了。

　　就这样，我们四人齐下决心，这条加上标题的大新闻，就由新华总社发到全国，发到全世界了。

　　当然，我们也考虑到这有很大的风险。我们笑着说，北京市委这次传达华主席的讲话，就有“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我们这正是响应华主席的号召。事实上，自从这年五月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来，我们新闻界思想确实相当解放，胆子相当大；我们同坚持“两个凡是”的主管宣传的领导人已经进行过一系列的交锋，真可说是节节胜利。我们新闻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已经进行了很多努力，发这个新闻就是又一次有力的冲刺。这不仅仅是为了给“天安门事件”平反，而且是为了洗雪整个“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国家造成的耻辱，为革新我们整个工作(当然包括新闻工作)开创一个新局面。我们的勇气和胆识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迸发出来的。

　　(原载《百年潮》199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