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取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

关于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和它的伟大意义，广大群众和基层干部的认识一直是十分明确和坚定的。在领导机关中负有一定责任的干部和学术界人士对之也给以高度评价。

　　“四人帮”粉碎后，党中央对1976年4月7日中央政治局所做出的决定和同日《人民日报》社论中对“天安门事件”所作的宣传，在看法上有所改变。

　　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对“天安门事件”讲了这样一段话：

　　“关于1976年4月天安门广场事件的问题。在‘四人帮’迫害敬爱的周总理，压制群众进行悼念活动的情况下，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表示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这时候，确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但是应当肯定，当时去天安门广场的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是悼念周总理的，其中许多人是对‘四人帮’不满的，反对的。不能把他们，包括纯属反对‘四人帮’而被拘捕过的群众，说成是参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已于1976年12月5日发出通知：‘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已拘捕的，应予释放；已立案的，应予销案；正在审查的，解除审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给予党籍团籍处分的，应予撤销。’应该说，这方面的实际问题已经解决了。”

　　这就是说，他虽然对1976年党中央、《人民日报》所宣布的结论有所改变，但还肯定存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对这种关于“天安门事件”性质的说法，广大群众和干部是十分不满意的。尤其这个讲话还谴责1977年有人张贴大字报，发表演说，点名攻击中央负责同志，要人们警惕“反革命分子的阴谋”(那时有一个写大字报批评吴德的青年，就因“恶毒攻击罪”被送进了监狱)。在这种情况下，华国锋要求“不要在‘天安门事件’这样一些问题上再争论了”。人们当然不能答应，因此在1977年3月这个讲话后，群众和干部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吁并没有停止下来。

　　一直到1978年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前的几个月中，广大群众为“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制造舆论的活动非常活跃。街上有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大字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童怀周(这是一个集体的署名，表示“一同怀念周总理”)又编辑印发了颂扬天安门活动的诗文；上海工人编写并演出了陈云发言中提到的那个话剧《于无声处》；许多因“天安门事件”而受到迫害的人，在各种场合做自己斗争经历和遭遇的报告；共青团中央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复刊号发表了文章；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编了一个“天安门事件”的专页，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同志不让登这一专页，这家报社的编辑余焕春同志1978年6月8日在全国政协的会议上讲了一番话，说这个案子还没有彻底翻过来(余焕春在《百年潮》1998年第二期写了一篇关于“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的文章，介绍他知道的许多情况)。可是直到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不久，要求“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活动仍得不到支持。

　　汪东兴等人在粉碎“四人帮”后，敢于违背广大群众和干部的意志，阻挠“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的“根据”，就是说“有毛主席的批示在，谁也翻不了这个案”。

　　就在这个时候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了，对这个党内和社会上普遍关心的问题，在会议讨论转移问题时大家就很踊跃发言。我在简报上看到的关于“天安门事件”最早发言的是华东组的陈再道。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已经有了，“真理”也有了，就是不敢去“检验”——不敢说真话。如“天安门事件”，悼念周总理，实践证明是革命行动，是反对“四人帮”的革命行动。如果说“天安门事件”有反革命，这反革命就是“四人帮”。这个问题向全国人民说清楚，全国人民也就服了。

　　接着——当时我在简报上看到的——陈云同志在东北组的发言，他讲的六个问题中的第五个问题便是“关于天安门事件”。他说：

　　“现在北京市又有人提出来了，而且还出了话剧《于无声处》，广播电台也广播了天安门的革命诗词。这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以陈云这样威信很高的革命前辈，这样早地提出问题，对中央工作会议各组的同志起了带头和鼓励的作用。

　　李昌在华北组对“天安门事件”讲得很透彻。他说：

　　“天安门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是个伟大的革命运动。‘五四’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启蒙运动，也可以说，天安门的群众悼念活动，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运动，从此大大发展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思潮和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思潮，是应进一步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的。现在正在演《于无声处》，请北京市委大力支持‘五四’运动。”

　　吕正操在华东组也率先就这个问题发言。他也说：

　　“如果说民主革命时期有‘五四’运动，那么‘天安门事件’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四五’运动。”“它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中国人民的伟大光荣。而当时在镇压“天安门事件”后，北京市还召开万人庆功大会，有一个坏分子在会上大讲如何到政治局去批判邓小平同志，说的话都是人身攻击。这是党内从未有过的怪现象。当时主持会议的吴德同志为什么允许这样的发言？”

　　11月13日于光远、王惠德、杨西光在西北组联合发言中提出在我国有充分发扬民主的必要。在联合发言中我们说：

　　“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就一定要使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都要相应地改变。列宁说‘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并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灭’。在这里有一个观点应该在党内明确，那就是我们党在成了执政党之后，仍然应该站在人民群众之中，领导人民群众去争取民主。因此争取民主的斗争，应该继续下去。而且民主不应该是恩赐的，恩赐的民主是不牢靠的，只有人民自己起来争取到民主才是巩固的。而人民争取民主的斗争又只有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从领导群众争取民主这样的革命立场出发，党应该对‘天安门事件’明确表态。”

　　我们指出：

　　“天安门事件是一个伟大的革命事件，完全应该得到我们党的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

　　接着我们还说：

　　“执政的共产党，一方面要站到群众之中，继续领导群众进行争取民主的斗争，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夺取了的政权，去保护人民民主，配合群众自身争取民主的斗争。”

　　各组在中央工作会议一开头都有人提出要为“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

　　在11月13日上午我们做联合发言时，我们不知道北京市委正召开它的常委扩大会议。

　　发言的第三天，11月15日《北京日报》上有一篇关于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长篇报道，对“天安门事件”说了这样一段话：

　　“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滔天罪行的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愿，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对于因此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北京日报》上报道的这段话与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华国锋的讲话比较起来，有几点进步：首先是对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去活动的意义评价提高了。1977年3月讲话只是说群众(没有说广大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报道则说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是伟大的革命行动；更重要的是三月讲话中接着前一句又说了一句：“确有少数反革命乘机制造了天安门反革命事件”，14日《北京日报》的报道对1977年3月讲话中这后一句话的意思虽然没有否定，但也没有再提。

　　这一段话是11月15日见报的，何时经过怎样的过程在报道中写进这样的话，我至今还不清楚。《北京日报》中这一小段话插在长达三四千字的报道中，而且没有在题目中标出，当天没有引起在京西宾馆开会的人的注意。可是新闻界的三位同志：新华社社长曾涛、《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却敏感地注意到了，而且采取了一个重要的行动。他们从《北京日报》报道的全文中抽出这一段话专门发了一条新闻，加上了一个《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的标题，把本来只是讲群众到天安门广场去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如何如何的内容“拔高”了。

　　新华社11月15日发出电讯后，11月16日的《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在头版重要位置刊出这则新华社电讯稿。当天早晨参加工作会议的同志看到这条新闻兴高采烈。新华社发出这条新闻时没有送中央政治局审批，也没有向常委中任何一个人报告。据余焕春回忆，事后胡耀邦对胡绩伟说，这样一件重要的事情也没有给他打个招呼。当时曾涛等人的考虑是：这件事以不请示为好，就由新华社自己负责。关于此事未经政治局讨论这一点，纪登奎在西北组开会的会议室里，在开分组会前说过，这样的事未经政治局讨论不好。大家就对他说，这件事情已经很清楚，毋须讨论。

　　我接触到的同志都赞赏曾涛同志的勇气和果断行为。华国锋当然明白这一点。这件事只是产生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并不是会内的事情，但对会议发生了影响。因为在新华社这条新闻发表后，经过三天的考虑，11月18日华国锋为童怀周送去人民文学出版社要求出版的《天安门诗抄》题写了书名。华国锋用这样一个方式，做出了支持曾涛等同志的行动的表示。

　　新华社这条新闻同时也报道了在“天安门事件”中被判刑者全部宣布无罪的消息。但中央工作会议上还是有人希望中央对“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再做一个明确的表态，认为在18日华国锋题书名之后，“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这一件事事实上应该说是完全解决了，唯一还要做的事，便是要求中央再正式发一个文件，再做一个明确的表示。东北组的华楠就这样回忆说：

　　11月25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大会上就“天安门事件”讲了这么一段话：“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久，中央就着手解决在‘天安门事件’和这一类事件中革命群众被迫害的问题。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这方面的问题大都陆续得到解决。但是，问题解决得还不彻底，还没有为‘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平反。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这一段话华国锋讲得是很聪明的，为自己做了某些辩护，又承认了未为“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的现实，最后表态接受会上的意见，代表中央为“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他讲话中的这一部分，我认为是应该受到欢迎的。“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的确是到了该解决的时候，曾涛等同志的行动只是使这一平反来得快了些，快得没有能等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没有等到三中全会召开，就提前解决了，这是中央工作会议上大家提出的、未等会议结束就得到解决的唯一重大问题。

　　华国锋接着讲11月14日北京市委宣布的结论，他所叙述的北京市委宣布的内容是符合《北京日报》的报道的。但在这里有一些细节问题我没有弄清楚，那就是北京市委这个会议究竟是何时举行的。这种情况通常应该公开报道，而《北京日报》的报道却没有这方面的内容。这是很奇怪的事。至于“天安门事件”的那段话是什么时候由华国锋审批的，华国锋讲话中所说的中央常委究竟是指华国锋本人，还是指他和汪东兴二人，或者还加上别的人，那就更不知道了。批准时肯定没有邓小平，因为邓小平在11月14日晚上才结束对新加坡的访问回到北京，11月14日上午他还在新加坡受到热烈欢送，他不可能参与“批准”这件事。批准时间不可能如华国锋讲话中说的是11月14日，这样说肯定有误，因为载有关于这一段话的《北京日报》，在11月14日清早已经在北京街头发行了。不过这些实在是无关紧要的细节。

　　关于1978年北京市委做出决定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件事，我在《百年潮》1998年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1978年“北京市委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真相》的文章，详细介绍了当时我的“亲身经历”，并做了一番“文献考证”和“一些辩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