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农村改革三十年 ——访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王庭栋

王庭栋，男，汉族，1923年6月4日出生，山西省平定县人。中学学历，研究员。

1937年初参加牺盟会，同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长期投身于太行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和根据地建设，参加过抗战期间多次反扫荡战斗、平汉铁路破击战、解放武安城和支援平汉战役等。曾任八路军独立营、独立团政委。

1938年4月10日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平定（西）县委秘书、冀西特（地）委秘书，邢台（西）、武安、博爱、沁阳县委书记，1949年3月任新乡地委委员。建国后，历任新乡地委秘书长、平原省委办公厅主任，河南省委候补委员、副秘书长、代秘书长。

1958年被错误地打成右倾机会主义、1962年平反后任省委委员兼省委农工部副部长、新乡地委第二书记。

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审查。1969年10月参加河南省革委党的核心小组成员。

1970年任山西省革委会的核心小组成员，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省委常委会建成后任省委常委、副书记。1977年任省委书记。1985年任省第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8年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

是中共11大、14大代表。

是第7届、第8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中国--比利时、中国--韩国友好小组成员。

曾任国务院"三北防护林"建设领导小组成员。

曾当选为中国农经学会第3、4、5届副理事长，第6、7届顾问。曾当选为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第一届副理事长。曾被聘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曾任万家寨引黄工程总指挥部顾问。

在20世纪50年代参加中国农民代表团访问苏联。后来，曾访问美国、日本、法国等国学习考察农业，也曾访问台湾农会。

在纪念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笔者受本刊编辑部的委托，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专程前往，采访了曾长期分管我省三农工作并从事农村经济研究的王庭栋同志。

记　者：您是山西农村改革30年的亲历者、见证者，也是领导者之一，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之际，请您谈谈对此的感受。

王庭栋：30年前，山西农业尚处于困境。山西农民虽然十分勤劳，但难得温饱。山西的农村工作干部虽然艰苦勤奋，但苦于对解决"民食"问题事倍功半。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推进农村改革，顺应了农民意愿。农村改革初期，山西比较滞后，各级领导不得不用很大力量，做解放思想、统一思想的工作。之后，山西同全国一样以最快速度、最低成本，解决了人民温饱，为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大转变创造了有利条件。我国市场供应充足，出口竞争力强劲，经济增长率长期居世界前列的大好形势与农村改革的成功有着密切关系。2004年以后，在农村改革取得巨大成功的基础上，以科学发展观重构农村发展新模式，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在一步一个脚印，步步取得新胜利。今年抗震救灾突出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和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

农村改革尚未完成应有的历史使命。农村经济仍然是特小规模经营占优势。解决"三农"问题还要千山万水从头越，还必须依靠党的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还必须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但如果说我国的改革与发展，成也农村，败也农村，说应把重新明确农村发展道路问题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似乎不够准确。党的十七大指出："最根本的，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这当然也是农村改革的结论，这是经过数亿农民实践检验的真理。

山西省近年来推进新农村建设，有几手措施颇有成效，有利于为长远发展打好基础：一、在一千多个试点村已形成明显的一村一品主导产业；基本完成村庄规划和改水、改厨、改圈、改厕、街巷道路硬化；建成标准化小学、科技文化活动室、卫生所、连锁商店；集中轮训了村干部。今年继续在两千个村重点推进；二、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突出的是83%建制村通了水泥（油）路，91%的建制村通了客运班车，户户通电，村村通电话，乡镇通宽带。实施兴水战略，年年大力推行饮水安全和沼气建设；三、在推进现代农业方面，实施了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基地县建设；推行了农业生产标准化；积极创新农业科技推广形式；四、农民选择农业专业合作社的势头较强，工商注册登记数目暂居全国前列；五、全省已从高校优秀毕业生中公开选聘近18000名村官，从优秀村干部中考录401名乡镇公务员，有利于优化乡村干部队伍结构；六、不断加大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力度。去年省财政安排"三农"资金同比增长19.2%，今年增幅达到38.2%，已形成稳定增长机制；省级财政新增经济社会事业发展资金的60%投向农业、农村；在矿产、煤炭、电力、能源基金中拿出较大比例支农；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对口帮扶农村建设；鼓励效益好的企业"一企一村"、"一矿一村"已普遍实行；另外机关已帮建3062个村，村企共建2024个村。全社会参与支持新农村建设的氛围已经形成。城乡一体化的机制有所创新；七、"项目扶贫"措施把老区扶贫事业大大加快。全省已落实448个项目；八、每年培训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40万人。

在党的十七大精神指引下，山西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工作，正在坚持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城乡统筹，从根本上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发展现代农业。

我认为：解放思想首先需要坚持调查研究。要能经常听到农民的真话，敢于如实反映；其二、需要与时俱进：要增强全球意识，对气候变化、人类健康、粮食安全、食品供应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等新的挑战，提高应对能力；其三、需要坚持农村教育优先：提高农村教育质量，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其四、需要保障农民合法权利，特别是保障农民土地权益，保证农产品生产者的合理收益。

记　者：今年是我国著名农业专家、农村改革的卓越领导者、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同志95岁生日，知道您很尊敬他，能谈点相关方面的情况吗？

王庭栋：好的。感受农村改革30年，必然使我回想杜润生同志对我长时期的亲切教导。

早在抗日战争年代，他在太行6分区当专员时，我在县里放手发动群众，减租、清债、反恶霸，曾出现蛮干情绪，他亲自给我讲发动群众不能"英雄打虎"的道理，至今记忆犹深。

建国初期，他在中南局领导土改运动，当时对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强调把农村工作当作中心。

20世纪50年代，他在中央农工部领导农业合作化运动。后来知道他受了批评。当时我在河南工作，总觉得"一夜"进入高级社、追求办大社、合大槽、挤掉自留地不是好办法。把有些农民对合作化中违背自愿、互利、民主原则的做法难以接受，将此作为两条道路斗争，作为对抗性矛盾处理，是不适当的。对已出现的农民"闹社"，牲口大量死亡，特别是虚报粮食产量，征购任务过重，争夺农民口粮，党群关系紧张等严重问题大量存在，作为我深感责任重大实在不得不向省委提出意见，不得不如实反映农民的苦难，因此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潘杨王反党集团"。我们被打倒事小，同时出现的中原大地百万以上农民被饿死的事大，真使我永远痛心！

"文革"之后杜老在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家农委领导农村改革，我每年参加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有机会学习他起草5个中央一号文件的思想作风。三中全会之后，山西努力扭转改革滞后的被动局面，走上正确路线。1982年杜老带我到合肥，出席了中国农经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及学术讨论会，学习了安徽农村改革的新观念、新经验，使我对三中全会精神加深了理解，启发很大。

在深化农村改革的过程中，每听到杜老一席话，就觉得同农民更亲近了一步。我十分崇敬杜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于"三农"问题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作出的伟大贡献，敬祝他健康长寿。

记　者：你长期从事党的"三农"工作，能请你谈谈你和农民的关系吗？

王庭栋：我1937年在平定参加革命，1938年调往冀西，先后在河北、平原、河南工作30多年。1969年底调回山西工作。

20世纪70年代我全力投入农业学大寨运动。主要是依靠集体力量，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努力改变农业生产条件。我始终认为，大寨带头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是伟大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陈永贵同志在农业思想上有不少积极观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全力投入农村改革。主要目标是在解决农民温饱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推进农村结构变迁，促进农业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在农村改革中，山西干部队伍主要解决解放思想和调查研究两大问题。解放思想关键在于领导干部首先要解放思想。调查研究关键在于领导干部敢于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从群众中来。事实证明：谁调查研究深入彻底谁的思想就更解放。

回想参加革命70多年的经历，感受最深的是正确对待农民。

日本侵略者的炮火迫使我这个不愿当亡国奴的穷学生参加了革命。在党的领导下，为了抗日，必须依靠农民，也只能依靠农民，发动农民，武装农民。一个小青年，到农村中去，不怕艰苦，真心了解农民的要求，深知农民需要援助。首先是保家乡、度灾荒，紧接着是减租、清债、反恶霸。党领导的根据地建设，把落后农村改造成先进的革命根据地，虽然只是初步的改革，但农民生产兴趣增加了，抗日积极性更高涨了。我也在农民运动兴起中，和农民结合起来了，长期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控诉地主恶霸。邢西（王老当年下乡所在地）贫下中农流传着"减租、清债找小王"。我向农民学习，才具体懂得了封建地主阶级是农民的死敌，是帝国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在反扫荡中我们只要到了农民窝里，就有一口炒面吃。在配合百团大战、对平汉铁路大打破击战中，邢西的基干民兵紧跟着我，贴心地说："小王，你走到哪里我们跟你到哪里。"农民是不忘历史的。建国后我常到老区看望老农，他们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全家还在念叨共产党过去的恩情。对于曾经同他们共患难、帮助过他们的革命干部、革命军人，他们一一牢记在心。我偶然回到士岔村和长安村，老党员还记得1938年县委在他们村办训练班、发展党员、大锅烧稀饭的情景。回到伯延镇，老农会人还记得当年斗地主分果实的喜悦："分下房子地，摆上桌子柜，老婆孩子不受罪。"我为了不忘历史，过去曾帮贫农写过许多农户的家史，有一篇还保存了下来。

在解放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1947年，我党颁发了土地法大纲，广大农民欣喜若狂。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全面贯彻执行《土地法》，使数亿农民获得翻身机会，也使国家获得工业化的基本条件。随后，党指导农村全面开展合作化运动，把社会主义的工业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两件大事结合起来，并及时批判了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制止了新的阶级分化苗头。广大贫下中农，依靠集体力量，愚公移山，创造奇迹，为改变农业生产条件发挥出巨大潜力。几亿农民，一方面改造客观世界，一方面也改造着自己的主观世界。多么好的农村形势啊！

1957年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在不断反右倾的压力下，脱离实际的农业经济指标层层加码，同时用突击方式进行农村超越实际的公社化变革，使发展了的农村生产力遭受了极大的破坏。当时我工作的地方在河南省委，有些领导人抢先"大跃进"，抢先公社化，大出风头，大刮浮夸风。亩产小麦7320斤，放了卫星，谁要说是假的，就挨批斗，一个地区为此挨批斗的就有12000人次。省以下各级领导只好按上级意图层层抓右倾典型。农业大浮夸推动以大办钢铁为中心的"十几项大办"，挤占了农村劳力、物力，把农民的铁锅、铁农具也收走炼钢。1959年秋季大歉收，硬说是大丰收，一个地区秋收不足10亿公斤，各级预报估产36亿公斤。虚报上去了，就要高征购，征购不起来，就反瞒产，反不出瞒产来就同农民争夺口粮。秋收不久许多地方农民就外出逃荒，省领导认为是破坏"大跃进"，下令在路口设岗拦堵逃荒群众，说是抓"流窜犯"。许多公共食堂定量太低或者开不了伙，又不准农民挖野菜充饥，谁家用小锅煮野菜就是破坏公共食堂。有的农民饿急了就杀牲口，又被戴上"破坏集体经济"的罪名。农民身体撑不住，只好晒太阳，听任浮肿、肝炎、妇女闭经种种疾病蔓延。全省农村劳动力40%以上因病不能下地劳动，直至大量人口饿死，还被说成是"瘟疫"，是"正常"死亡。干部群众写信向上反映实情要求救人，被当成"右倾分子"。领导机关扣压人民来信，并布置邮局把关。省内外许多反映实情的信件被查处，都作为"反右倾"证据。

当时我在省委分管统购统销工作，下乡调查，看到一些村干部和农民蹲在路旁怒看送粮车，有的垂头不语，有的痛哭。我亲自了解到给农民留的口粮太少，而且多为鲜红芋，4斤就顶1斤粮，到了春天就会烂掉很多。许多村庄又收回了农民的自留地。农民发愁不够吃，严重影响生产积极性。我回来向省委第一书记汇报，在省委全会上提出并坚持自己对粮食购销办法的意见，主要是主张让农民一人一天能有一斤粮，只对人均190公斤以上的余粮队进行征购，红芋改按全国标准，5斤顶1斤粮，饲料适当增加一点，自留地按法定标准留足。这样就被戴上攻击党的粮食政策的帽子，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由于我执行自己的职责，按照省委第一书记的交办，认真下乡调查、收集资料、提出建议，并起草文件，提交省委决定发布，这就被定为反党集团成员。对我进行全省公开批斗后，省里将我直接押送到襄城县柳林生产队的一个驴圈里，当社员劳改3年。我在这个生产队直接了解到粮食亩产330斤，被迫上报910斤，公共食堂虽然能开伙，但每人每顿两瓢菜汤，一瓢只有两片红芋干，到地里干活，尿一泡肚子就饿了，还必须大干苦干拼命干，白天黑夜连轴转。麦收后村干部合计高征购后只怕社员就吃不上一顿白面馍了，于是连夜蒸出杠子馍，让社员饱吃了一顿。对此我完全赞成，以后被反映到上级，又给我加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煽动大吃大喝的罪名。我第一年下地，队干部怕我身体受不了，专门分配我去和老农种瓜，以后才让我下大田。我在地里干活，经常有来自四面八方的农民专门来围在地头看我。社员们怕我饿坏了，晚上常有人采些野菜、树头菜加一点盐装在小瓶内送到我房间。当我身处逆境时，基层干部、群众对我的爱护使我永远不能忘怀。我和社员们在地里干活休息时，大家说农村这种严重情况，"毛主席他老人家肯定不知道，王同志你和村干部们知道，但没有办法，中间出了奸臣了。"

这一场斗争的实质是：执行"八大"路线同把全省工作引向"左"倾蛮干的矛盾；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把农民对合作化中出现的违反自愿、互利、民主原则的行为表示仅对，笼统作为两条道路的对抗性矛盾；是关心农民疾苦同不顾农民死活的官僚主义的矛盾。在这场斗争中，我的勇气完全来源于长期接受毛泽东同志关于为人民服务的教导。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就明确指示：不能因为公粮负担过重，让农民饿肚子，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对我教育极深。　　

中共河南省委1958年作出"关于潘复生、杨珏、王庭栋同志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决议"，在全省党内外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潘杨王运动"，对"潘杨王"采取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法。直到1962年中央7千人大会后，省委才进行了审查复议，作出平反决议，报请中央批复同意。平反决议认为原决议是完全错误的应予取消。"反潘杨王斗争"最严重的后果是给河南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巨大灾难，直接导致大量农民饿死。

　　农民问题既是经济问题，又是政治问题。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代表农民的根本利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都是依靠农民取得了胜利。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解决了大多数农民脱贫达小康的问题。现正在用极大精力帮助农民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继续以科学精神和时代精神武装农民，引导农民坚持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道路。不论哪一个历史时期，党和农民的关系好，困难就容易克服，事业就大踏步前进。我们要十分珍重我党历史上对农民问题的理论创新成果和实践创新成果。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仍必须深刻理解党中央关于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的指导思想。共产党的干部是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任何时候都不能站在农民头上欺侮农民，剥夺农民，不能与农民争利，不能坑害农民，仍然要敢于同损害农民利益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在农村工作中，不管取得多大成绩，切忌虚报浮夸，搞形式主义，这是劳民伤财，破坏生产力，甚至要死人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