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仲夷搞活辽宁市场的回忆

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一伙以“打农业翻身仗”为名，把农村副业一律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把农贸市场、正当贩运一律封闭，粮食、猪肉、豆油都短缺，辽宁的城市每人每月只供应3两油、半斤猪肉和8斤豆饼做的豆腐，蔬菜、副食也都是凭票供应。人民生活极为困难。

1977年任仲夷同志任辽宁省第一书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他鼓励我们，财贸工作也要开创新纪元。他说，要研究群众在想什么、需要什么，努力办几件使群众高兴的事，多办造福人民的事，首先要解决群众的衣食住行、柴米油盐的基本生活问题，让人民的生活好起来。在他的领导下，辽宁省财贸工作的思想解放、政策调整大大推进了一步。

(一)

首先是努力缓解粮食紧张状况。“文化大革命”时，辽宁农民生产粮食国家征购一般占产量的25％左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在实际工作中常常出现征过头粮：1973年增产11亿斤，省超购13亿斤，征购占产量的29.8％。1975年“四人帮”在辽代理人谎报粮食自给，征购量的比例达到32.9％。1976年集体产量202亿斤，征购量71.8亿斤，占产量的35.4％。估产过高、征购过头，农民口粮平均只有300多斤原粮。有些商品粮基地，农民交完征购粮后还得买高价粮吃。城市每人每月供应27－28斤，还得节约一斤上交国家，大米、白面只有5、6斤。粮食紧张直接影响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相当紧张。辽宁省粮食工作会议一开就是半个多月，省定任务落实不下去。最后“县太爷”只好背回去。城市也有20％左右缺粮户。1978年，在国务院召开的粮食工作会议上，根据任仲夷同志的指示，我们汇报了辽宁的粮食困难情况，中央同意调减辽宁的征购任务。解决高指标，减少征购任务，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农民吃饱了饭，有了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逐年提高。从过去年产200亿斤左右，增加到300亿斤。

城市缺粮户怎么办。我们在调查中有的人说：“如果在自由市场上能买到粮食我就喊共产党万岁。”经过研究我们向省委提出：“以县为单位，在完成征购粮任务后，允许余粮到农贸市场自由出售。改变过去抓、堵、撵的做法。”意见提到省委。在任仲夷同志主持下，省委二次召开常委会议研究，最后任仲夷同志说，在不影响国家任务完成的前提下试办余粮自由流通不会出漏子。同意试行。

解决吃肉问题也要靠政策。农、财两家领导亲自下去调查，提出养一头猪给二分饲料地政策，这在当时也是一个大政策。这件事也有不同意见，几经周折，还是任仲夷同志主持省委常委会讨论后才定下来。政策对头，生产增加。1978年年国家收购生猪312万头、1979年收购338万头、1980年收购400万头、而且每头猪平均毛重每年递增20—30斤。

过去辽宁人出差到北京，逐个肉店买肉，把旅行袋装得满满的背回家，亲朋好友皆大欢喜，北京人讥笑“东北虎”下山了。猪收多了，供应标准从每人每月半斤逐步放宽到二斤，后来有些市场敞开了供应，也不排队了，城市供应不紧张了，采购员也不用到外地磕头要猪了，从此“东北虎”的“桂冠”也自然摘掉了。

猪收多了冷库不够用，计委商议几次，地方基建项目安排不上，在一次省委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任仲夷同志说：“冷库不够用多修几个，不能叫肉臭了。”我说：“地方基建项目已经都安排了，今年恐怕安排不上了。”仲夷说：“你们再去商量一下。”在任仲夷的直接过问下，才安排了部分建冷库的资金，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解决肉食供应中，有人提出了养兔作为一种补充，因为兔子繁殖快，又是食草动物。当时康平县有一位姓曹的老太太常年养兔，不但提供了肉食，而且增加了收入。当地有一句顺口溜；“一公两母、一年两百五”。我们在康平县召开现场会，推广养兔经验，还专门开了研究兔子养育、加工的全省会议，康平县当年收兔18万只。但一些人指责养兔子是发展资本主义，说：“资本主义的兔子不能吃社会主义的草”。把曹老太太当作是资本主义典型批判。任仲夷知道这件事后，不但批评了这种错误做法，而且亲自到康平农村去调查研究，回来后还特意嘱咐有关同志给曹老太太送去一对种兔。

当时辽宁食用油也紧张，因为辽宁大豆种植面积小、产量低。城市人每月供应三两油，持续了七八年，被人称为“老三两”。街上没有卖油条的。省里开人大会吃油条是改善生活。怎么办？任仲夷说，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我们经多次研究决定，农民卖给国家100斤大豆，返还20斤豆饼，豆饼关系军需，还要用来做豆腐，这是多次研究才挤出来的。还有一条是发展小油料。动员辽西辽北多种向日葵，1977年到1982年，6年间，国家平均每年收购1.38亿斤，埠新市1980年向省交了1000万斤，但向日葵种多了地力消耗大。再一个办法，辽宁等中部地区试种一部分油菜，但群众不习惯吃。这个困难最后还是靠科学种田，提高大豆产量，出口一部分大米换豆油，国内外交流解决的。1980年在省委扩大会上市民食用油由两三两提高到半斤时，参加大会的同志们热烈鼓掌达几分钟之久。

在粮食、猪肉、豆油问题解决的同时，我们坚持贯彻任仲夷的指示，认真抓了蔬菜的产销问题，在大中城市郊区组织蔬菜，为城市服务，保证了城市人民吃菜问题。

(二)

在狠抓粮、油、肉、菜的产销同时，我们根据任仲夷同志的指示，坚持解决思想，狠抓一个“活”字，建立多成分、多品种、多渠道、少环节的社会主义市场，开创辽宁财贸工作的新纪元。

首先要发展集体商业和个体商业。1951年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期间，“小商贩的”一步登天变成国营或集体，商品品种减少了，花色单调，理发店、浴池都变成国营的，给人民生活带来许多不便。实践证明，国营商业统一天下，不适合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多样化需要。因此，省委决定，凡是过去“一步登天的小商贩一律退回去，退休职工要求单干的应该允许，并明确小商小贩也是工人阶级一部分。政策明确后，陆续出现了一些个体饭店、理发店、小摊贩。八一公园附近出现了一个卖油条的老赵头，我们对他大力宣传和推广。我写了一篇文章：《从一个炸油条的老头说起》。一位女青年在北行卖烙饼，当时有些领导同志都很支持她，鼓励她，生意很红火，对发展个体经营起到推动作用。后来陆续出现一些合伙经营的店铺，个体商业逐渐多了起来。

为了搞活农副产品的交易，必须恢复农村集贸市场，“四人帮”当时提出批判小生产，许多都是指令村干部拿来摆样子的。我们批判了这一套，恢复了农村集市交易。不几个月，农村集市贸易就发展起来了，出现了大型专业服装市场，我们提倡工业品上市，供销社赶大集，交易搞得十分活跃。

农贸市场能不能进城呢？仲夷同志指示我们先在沈阳城乡结合部的三台子搞试点，结果大受欢迎。以后就逐步推广，成为一个商品交易的重要场所，一条重要渠道。1979年，我们又提出在沈阳、辽阳等10个大中城市允许开放农副产品市场。在省委常委会讨论时，开始表现不统一，有的同志怕把市场搞乱了，有的同志怕把国营商业挤垮，有的同志怕影响粮食统销，最后任仲夷同志同意财办意见，以省政府名义发文件，允许在大中城市开放农贸市场，受到群众拥护，繁荣了城乡商业。沈阳在北行建起了农贸市场大厅，国家工商总局在沈阳召开了现场会，推广沈阳“五爱”市场，全年交易额60亿，在全国数一数二，许多国营商店也从这里进货。

货源从哪里来？这里有个运输和渠道问题，过去长期批判投机倒把，把长途贩运搞没了，集市也活不起来。原来设想集体贸易上市主要是农民自产自销，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家中劳动力多的，自产商品也多的，直接运到集市贸易出售的也有，但只是少数，多数农民把产品运到市集后批发给当地商零售。这样就出现了“二道贩子”。是否允许呢？任仲夷说，对许多劳力不够，商品不多的农民，“二道贩子”是不可少的。这是集贸市场上必要的环节，这样自然形成了生产者——二道贩子——零售商的流通环节，大大活跃了农贸市场。

当时商品购销要由国家一级批发站、省二级批发站、县三级批发站、再到零售网点的繁琐环节。但省市主管部门谁都不愿撤。根据任仲夷的指示，我们把一、二、三级站都撤了，零售店可以直接到大中城市进货。京、广百货滚滚而来，辽宁工业品也可以进关，地区封锁被打开了。

过去工厂产品统统由商业包销，矛盾很多，好销的产品工业不愿给商店，滞销的产品不愿接收。以后改变对工业产品统购包销的办法，工业部门可以自销，商业部门也可以自选，这样，解决了工商部门之间的长期矛盾，形成多成分、多渠道、多层次、少环节的商品流通形成，为今天的市场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经过几年的努力，在任仲夷同志的领导指导下，我们“解放思想，大胆改革”，把“四人帮”搞成的“重灾区”搞活了，粮、油、肉、菜的供应充足了，这是仲夷同志的一大贡献。我们不能忘记，子孙后代也不能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