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定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方案

——本文摘引自徐景安《我所亲历的改革决策过程》

1987年考察新加坡，用人单位与员工都按一定比例交纳，建立公积金，用于养老、住房。这给了我很大启发。1989年由体改委牵头，劳动、卫生、计划、财政、市总工会、市人民保险公司参加组成深圳市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工作小组，讨论方案。我故意不称领导小组，而称工作小组是不用向市领导请示，干起来再说。我自封为组长，提出一个思路，参照但不照搬新加坡经验，按工资一定比例提取，建立个人帐户与共济帐户，当个人帐户不足支取时，由共济帐户补充，以弥补工资少或发生大病时抗风险能力弱的缺陷。此后，由体改委副主任陈道贻主持，市场处副处长杨建和主笔，市场处陈坚定作测算，经集体讨论，历时三年，于1992年拿出《深圳市社会保险制度综合改革方案》，深圳市常委会先后讨论7次，终获通过颁布实行。这是我国最早制定的社会保险制度综合改革方案，由职工与用人单位按职工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提取，建立社会保险金，分立个人专户与共济基金，用于养老、医疗及住房。后来，这项改革推向全国。

由于当时认识的局限，制订该方案时没有涉及财政对社会保险的支持，更没有研究政府应该承担的公共责任。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对这个问题的忽略变成了越来越严重的经济、社会、政治问题，以至产生了对改革、对政府、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怀疑。

对城乡居民提供社会保障，是政府首要的不可推卸的公共责任，是社会主义原则的根本体现。但是，至今缺乏认识。我们已制定了十一个五年计划，但一直重生产、轻分配，有GDP翻番的规划和目标，却从来没有制定社会保障方面的长远规划。

早在20多年前的1984年我写了《试论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一文，指出：“长期以来，我们用产值、速度、产量指标作为衡量经济发展和考核经济工作的标准。”，“按照这样的标准考核经济工作，结果许多地方工厂盖了不少，生产发展很快，但住宅紧张、交通拥挤、污染严重、吃饭难、做衣难、修理难，人民生活问题成堆。”建议“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作为2000年的奋斗目标”，“从七五计划开始，安排经济发展的秩序能否顺过来，先定人民生活的消费指标，吃、穿、住、用、行以及文教、卫生等社会服务达到什么水平，然后推算工农业各部门的生产指标，最后确定产值、速度。”赵紫阳征求国家计委，能否按此编计划？房维中答复：这种计划没法编。

今天，计划改为规划，工农业产值改为国内生产总值，取消了产品数量指标，然而还是一个生产规划。十一五规划，提出了国内生产总值翻番的目标，而涉及民众切身利益的公共服务没有任何指标，城乡居民的教育、医疗、卫生、住房、养老究竟要达到水平没有提及。

这就形成了今天的局面：从GDP来看，我国挤进了世界第四位，成为名符其实的世界经济大国；而民众感受到实惠不多，看病、上学、住房成了新的三座大山，怨声载道。民众的意见是：“对于一届政府的成就，不要仅关注经济增长，还要看教育、医疗、环保等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方面。如果经济的成长只表现在数字上，而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并没有进步，那么数字必然是虚的，毕竟，生活才是真实的。”

今天的各级政府已趋向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他们在利益分配时首先考虑的是自身利益，工资、福利、盖楼、吃喝、用车、出国；其次是实现GDP增长的投资和改善政府形象的工程；而城乡居民的教育、医疗、卫生、住房、养老等社会保障，旡论在财政支持上、还是制度建设上被严重忽视。以2005年财政支出为例，总额达3。4万亿，行政管理费支出达6500亿，占当年支出的19。1%；经济建设费为9317亿，占当年支出的27。3%；用于抚恤福利、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和各种价格补贴共3530亿，占当年支出的10。4%。如此分配，怎么能让百姓满意？

2006年9月25日至26日，我参加了中共中央编译局和中央社会主义学院联合举办的《首届全国社会主义论坛》，十分赞同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提出的见解：分配是所有制的实现。公有、私有，关键看剩余价值归谁所有。生产资料名义是公有，而剩余价值实际为少数人占有，这就不是公有制，而是私有制。反之，生产资料名义是私有，而剩余价值实际为社会占有，这就不是私有制，而是公有制。社会主义就是将剩余价值大部分归社会占有，然后向全体居民提供社会保障。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保障主义。没有社会保障就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要到企业里去找，到财政部去找。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建立全国统一的全覆盖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运取决于能否推翻新的“三座大山”，即解决医疗、教育、住宅的制度性短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