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安：关于调整经济结构的决策过程

——本文摘引自徐景安《我所亲历的改革决策过程》

1980年，紫阳刚当总理，就面临经济调整。打倒四人帮后，经济上要来个快速发展。搞了一个“洋跃进”，引进宝钢等22个大项目，发生财政巨额赤字。所以，赵紫阳当总理，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不是改革，而是调整。我写了《要放慢还权还利的步子》，意思是考虑到整个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财政赤字，对农村政策的调整和企业改革的步子不能迈得太大。要根据国民经济调整的要求，对改革重作安排。紫阳于1980年11月22日批示：“这是徐景安同志就当前经济改革写的一篇意见书，现印发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会议一阅。徐景安同志原是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研究人员，现在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工作。我认为，他提的建议是有道理的。很值得重视。”后来中央的方针就改成以调整为主，改革要服从调整。

经济调整，就是压缩基本建设规模，求得收支平衡。这样，钢材卖不出去了，机器卖不出去了，水泥卖不出去了，生产就萎缩，收入下降；而人员不得裁减，工资还得照发，支出不能喊少，就会带来新的不平衡，导致恶性循环。于是，我又写了一篇《我国经济摆脱困境的出路何在》：“从国民经济全局来看，我们不得不采取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这一措施，这是使国民经济由被动转为主动的关键一着。”“主动压缩这部分生产能力腾出能源、原材料，保证消费资料生产的发展，以增加收入，稳定市场，是继压缩基建投资以后，使经济由被动转为主动的第二关键一着。我们的希望在于消费资料生产的发展，所增加的收入，不仅能弥补压缩生产资料生产所带来的收入的减少，而且能弥补各项补贴、经费等支出的增加，实现财政收支平衡。这样，我们的经济就能转危为安，摆脱困境。”我还对紫阳说，这样做，不仅有经济意义，还有政治意义。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发展重工业，商品匮乏，让老百姓勒紧裤腰带。如果在您的领导下，发展消费品生产，不仅繁荣经济、增加收入，而且商品琳琅满目，这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紫阳于1980年12月22日批示：“暮桥、马洪、季立同志：小徐写的这篇意见，我认为可以由研究中心组织讨论。不仅经济理论工作者，也吸收一些实际工作者参加。然后再把各方面的意见集中起来，提到财经小组。”这样中央前后组织了5次讨论，发了5期简报。

发展消费品生产，从哪儿抓起呢？从大城市抓起。紫阳带我到天津、上海考察，向当地领导介绍说：“我们这次来了个年轻同志，叫徐景安。去年写了一篇《放慢还权还利的步子》，最近又写了一篇《我国经济摆脱困境的出路何在》，我叫经济研究中心围绕他的这篇文章进行讨论。出路何在？薛暮桥同志有个答案，出路在于调整与改革。”紫阳同志最大的特点是感悟能力强，你跟他讲，他很快就听明白，马上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讲得头头是道，这是他的本事。从天津、上海回来，我就根据他的思想，也补充了我的想法，于1981年4月起草了他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提出发展与改革的九条意见。这是赵紫阳上台后的第一个施政纲领。后来，国外有评论，认为影响中国经济的三大决策是：一是调整结构，发展轻纺工业。苏联是重工业太重，轻工业太轻，长期调不过来。我们从1980年开始，就发展消费品生产，手表、缝纫机、自行车、冰箱、电视机等“三大件”、“五大件”，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二是农村承包，三是城市改革。中国是个人口大国，不搞消费品生产，怎么发展经济？这又与改革主要是调动地方中小企业、社队企业、民营经济的积极性相一致。当年北京卖的蛋糕都是硬梆梆的，咬都咬不动。现在市场什么样子，可以说商品琳琅满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