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高考恢复细节揭秘：邓小平肯定恢复高考

  【周末报报道】 2007年6月1日，距离今年的高考还有6天，可距离1977年恢复高考已经30年了。

　　82岁的朱轸老人端坐在一张靠窗的桌子边，翻看着记者从江苏省档案馆里复印出来的1977年高考统考试卷，嘴里发出“呵呵”的笑声。

　　30年前，时任江苏省招办副主任的朱轸带着从江苏省各地抽调出来的二十多名教师，在一个名叫沙河水库的地方，出了这套改变无数人命运的试卷。

　　“当年，我们也打开了一座封闭了10多年的人才‘水库’的闸门。”

　　当头“冷水”，7月太原会议

　　1977年6月29日至7月15日，教育部在山西太原晋祠召开了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全国招生工作座谈会。

　　朱轸与江苏省教育局副局长方非、南京大学校长章德出席了那次座谈会。

　　朱轸是5年前从农村被调回江苏省教育局工作的，从事高校招生工作的他也已经苦恼了5年。那几年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办法在全省各高校推行。推荐权在生产大队(科、室)，政审权在人民公社(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委，体检到指定的县(区)医院，录取权在县(市)，审批权在地区(市)。各级政府都握有一份招生权力。“这也意味着，招生的权力高度分散，什么鬼都有”。

　　朱轸告诉记者，当时所推行的招生办法有很多弊端。首先对学生的文化要求过低。资料显示，1972年整个江苏省高校招收工、农、兵学员9018人，其中初中程度占55.4%，高中程度占35.7%，小学占8.9%。“这等于变相地把高校办成中专，并且由于文化程度的参差不齐，学校难以组织教学；其次，招生权力过于分散，干部的以权谋私就不可避免，所以从一开始，就有人采取私留名额、内定名单、指名派送、授意录取等不正当手段，将自己的亲属和上级的子女送到高等学校，严重侵犯了群众利益，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

　　1977年，“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了，但极左思潮还远远没有被肃清。饱受十年动乱之苦后，许多人对推荐选拔的大学招生制度，从私下怨愤到公开表示不满。朱轸说：“每天都有很多人民来信，有直接寄到省教育局的，也有从教育部转批下来的。”

　　所以到了太原会议召开时，朱轸觉得应该能改变什么了。

　　“会上对高校招生对象、录取方式进行了讨论。”朱轸告诉记者，“章德好像还发了言，提出了恢复‘文革’前的招生办法、大学招收高中毕业生的观点。”

　　据朱轸回忆，章德的观点受到了与会很多高校代表的赞同，有人根据当时的情况，提出了“招高中生或初中生均可，但同一年级的学生，文化程度必须一致”的主张，大家情绪非常高。

　　7月9日，座谈会小结，原教育部李琦副部长对1977年的招生工作归纳成几点意见：(1)坚决执行毛泽东“七·二一”指示，保证新生质量；(2)招收学生必须具有相当于初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理工科、外语、师范一般要有相当于高中毕业文化程度；(3)在少数高校试行招收少数高中毕业生直接上大学；(4)认真做好文化考查，文化考查实行“开卷考试”，采取口试、笔试等多种形式。

　　“对这样的小结，与会同志都感到非常失望，感觉当头泼了盆冷水。”朱轸说。

　　多年后，李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坦陈：“那时候‘四人帮’虽然被打倒了，‘文革’也算结束了，可是‘两个凡是’的力量依然非常强大，思想远远没有解放。太原会议大家都不满意，可是教育部呢，还是不敢提出来恢复高考直接招生。”

　　转折点，8月座谈会

　　1977年7月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闭幕，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复出后的邓小平主动提出分管教育和科技。十多天以后，朱轸就在北京见到了邓小平。

　　1977年8月4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了全国教育和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在这个学者和教授参加的会议上批驳了“两个估计”(编者注：“两个估计”指的是，“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朱轸回忆说，当科教界专家提出恢复高考时，得到了邓小平的肯定。邓小平问，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专家们答：今年改还来得及，最多晚一点。邓小平说，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

　　“会上他(邓小平)指出‘今年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推荐’。听到这个指示，我们心里高兴极了，大家都拼命地鼓掌。”说到这里，朱轸老人开心地笑了。

　　“后来的人们可能会觉得恢复高考从此就一蹴而就了，但实际情况并没那么轻松。”朱轸说，“因为争议仍然存在，所以8月13日，教育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全国招生会议继续在北京召开。而这场会议一开就是40多天，我们住宿的地方也从月坛招待所搬到北京饭店再搬到友谊宾馆。”

　　据朱轸回忆，由于不少人对“两个估计”仍心有余悸，在恢复高考的问题上，会议陷入胶着。终于，人民日报社记者穆扬打破了僵局。9月3日下午，穆扬邀请参加过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6位代表座谈，决定向中央反映“两个估计”出台的经过。15日，人民日报社将穆扬署名的内参以《情况汇编》(特刊)报送中央，很快引起邓小平的重视。

　　9月19日，邓小平同教育部负责人谈话，提到这份材料“说明了问题的真相”，并明确表态，“两个估计”不符合实际，对《纪要》要进行批判。他说：“《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体系。”在谈话中，邓小平还说，“你们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筋斗的。”

　　邓小平的讲话传达后，教育部很快制定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经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后通过。

　　9月25日，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全国招生工作会议代表，同时被接见的还有全国科学大会预备会议代表。当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大厅时，全场响起热烈掌声，邓小平等频频挥手向代表们致意，并合影留念，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接见实况。

　　“这是建国以来，党和国家给予高考招生工作者的最高荣誉，是对教育的高度重视，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首先从招生开始。”朱轸激动地说，“会后别人给我送来了小平同志接见我们的合影。“

　　江苏高考试题，“产自”沙河水库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从1977年起，恢复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制度，应届高中毕业生可以直接报考高等学校，对考生的政治审查，重在本人表现，不再追查祖宗三代的历史。

　　中央政治局会议还讨论决定：关于考试的经费问题就不要增加群众负担了，每个考生收5角钱即可，其余由国家负担；印考卷没纸，就先调印《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

　　10月21日，中国各大媒体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并透露本年度的高考将于一个月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顿时，全国都沸腾了！

　　记者在江苏省档案馆中查找出当年的文件，看到文件这样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而尚未分配工作的)、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符合条件的均可报考，成绩特别优良的在校学生可自己申请，学校介绍，参加报考。

　　招生条件改为“政治历史清楚，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而学”。

　　招生办法改为“根据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实行“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省、市、自治区批准”的办法。

　　统一考试分文、理两类，由省、市命题，县统一组织考试，地、市招生委员会组织评卷。根据考试成绩，由地、市提出参加政审、体检的名单，公社或厂矿、机关、学校的党组织负责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

　　时间无疑是相当紧迫的！朱轸从北京回南京后，立刻投入紧张工作。“几乎都是从头开始，从工作人员到领导干部，我们已经远离这样正规的工作超过十年了！”

　　根据1977年10月15日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下达的《关于成立江苏省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的通知》，招生委员会下设一个办公室，主任是方非，朱轸是副主任。

　　“加上我们这两个正副主任，整个省招办才五六个人。”朱轸说，“熬夜是很正常的事，有时候不知不觉天就亮了，大家极度疲劳，却极度兴奋。”

　　10月21日，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江苏省招生会议在南京市307招待所召开。记者在有关资料中看到，为了配合这次有特殊意义的会议的召开，南京市工商局和南京市建邺路招待所还特别供应了当时紧俏的牡丹、大前门、雪峰以及南京等名牌香烟若干条。南京市粮食局则补助会议粮每人每天2市两。

　　对于没有抽烟喝酒嗜好的朱轸来说，专批的会议粮也让他从一个侧面感受到了这个会议的重要性。

　　“不要小看这2两粮食，当年干部口粮也就一个月28斤。”朱轸笑着说，“记得当年我得浮肿病后，省里才特批了2斤猪肉和用米糠加蜂蜜、红糖拌成的一包糠丸做营养品。”

　　1977年的高考，由各省自行命题。在这次招生会议上，江苏确定除考政治、语文、数学外，文科加考历史、地理，理科加考物理、化学，并指定了考试所用教材。

　　朱轸告诉记者，当统考消息公布以后，书店里的教材立即销售一空，购书、借书之风盛行，形成“家家忙教育，户户谈招生”的热烈气氛。

　　“为做好命题工作，全省抽调了20多名各科的大、中学校优秀教师，由我带队集中到溧阳县的沙河水库命题、印题。”朱轸告诉记者，“这个地方是水利厅的同志提议的，说水库四周人烟稀少，便于封闭管理，保密性好。”

　　到那一看，朱轸觉得有点对不起命题教师。“沙河水库还没完全建好，连厕所和浴室都没有。”朱轸愧疚地说，“只有一个物质上的优势，那就是水库鱼多，每餐都能吃到几盘红烧鱼、清蒸鱼、砂锅大鱼头，可以弥补口粮的不足。”

　　“我始终担心教师们吃不了这样的苦，会影响命题进度和质量。出人意料的是教师们在恢复高考制度的激情鼓舞下，一再表示，为了江苏的千万学子，为了我们的明天，再苦再累也坚决完成任务。20多天，不光高考试题，连中专招考试题也一起出好了。”朱轸摩挲着记者带去的1977年高考试卷复印件说，“当时命题的难度和便利是相辅相成的。因为是第一次命题，所以不知道如何控制试题的难度，又因为是第一次命题，试题的可选择面就很广。”

　　“今天的沙河鱼头已经成为一道江苏的招牌名菜，沙河水库也变成了美丽的天目湖风景区，我已经不太记得当年的滋味了，但有很多‘鲤鱼’是从这里跳出了‘龙门’，哈哈！”

　　省教育局长的孩子差两分落榜

　　资料显示，江苏省的第一次高考统考于当年的12月23—25日进行，31万人报考高校。其中应届高中毕业生7万，往届高中毕业生24万。报考中专校人数53万(招收高中毕业生，当时规定大学、中专不能兼报)。

　　朱轸说，根据江苏省的实际情况，高校招生考试分初试和统考两次进行。11月28、29日两天初试一共淘汰了大约25万考生。1977年高校招生录取工作于1978年2月底结束，原计划录取9556人，后扩招4864人，合计录取14420人，使大批在“文革”中失去青春年华的学子圆了求学的美梦。

　　朱轸告诉记者，恢复统一招生考试制度以后，绝大多数干部都注意以身作则，大公无私，例如当时的省教育局局长余卫群，他的孩子高考成绩距录取分数线仅差两分，未能录取，他始终没有把这个情况告诉我们。又如南京中医学院党委书记何平，多年在招生办公室担任领导工作，他的孩子报考高校，考试成绩距录取分数线仅差一分，为慎重起见，当时我们决定由考务组负责抽调同期20名考生包括何平孩子在内的各科试卷，密封后交阅卷老师复查，看看阅卷中是否有差错(当时允许考生查分)，复查后未发现任何差错，何平的孩子终未录取。

　　朱轸对记者说，但在招生中也会遇到一些不尽如人意的事。

　　朱轸说，1978年高校招生，某分管省领导的孩子报考高校，总分320分。遵照教育部(78)教学字900号通知“按多于本省录取数的百分之五十，分文、理两科划线，确定本省参加体检名单”的规定，江苏省按总分340分划定体检分数线即可达到上述要求，但在8月27日召开的招生录取工作会议上，该领导规定江苏按总分300分为招生体检分数线，在校高中生按总分400分为体检分数线，体检人数将是国家下达招生任务的三倍，当即遭到出席会议的地、市文教局长和高等学校(院)校长的反对。我们将这一情况如实向国家教育部作了汇报。9月1日至9月6日，教育部连续三次打电话给我们，指出江苏高考体检分数划为总分300分和在校高中生按总分400分参加体检的规定，群众直接反映到国务院邓办(注：邓小平同志办公室)，建议不要这样规定。同时说明“该领导曾打电话给教育部某副部长(原在江苏工作)。教育部研究，仍按教育部原文件办，这是教育部党组集体研究答复的，不是个人意见”。可对这些意见，该领导置若罔闻。不得已，我和时任招办负责人的徐航共同具名，书面向省委报告，希望改变这个决定。这可气坏了该领导，他找我谈话，质问我：“为什么有意见不先通过我，就直接向省委报告？为什么一个省教育局局长(指余卫群局长)的儿子，高考成绩相差两分就不能录取，难道这就是你们正确执行了招生政策吗？”

　　长叹一声，朱轸老人沉默了半天，然后又开口说道：“作为高考恢复的具体经办者和见证者，我看着高考30年一步步走来，看着这个制度一点点成熟发展。77年高考恢复工作，上上下下都有点仓促上阵，我们都缺乏经验，有的环节是有点乱。

　　“但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77年高考，是新时期的一个起点，是国家从大乱开始走向大治的一个标志，这就像大病初愈的孩子迈出的第一步，尽管有点磕绊，有点摇摇晃晃，可有惊无险，迈出去了，就是胜利！”

　　链接一：“七·二一指示”

　　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报告提出：要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大学毕业生应当先到工厂、农村参加劳动，当普通劳动者。应由基层选拔经过劳动实践的初、高中毕业生入大专院校，由有经验的工人当教师。毛泽东在编者按中加写了一段话：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因为这一指示是在7月21日广播中公布的，所以简称为“七·二一指示”。该指示发表后，首先在两个方面产生了最直接的作用：一是学习上海机床厂办大学的经验，全国兴起办“七·二一”大学热；二是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

　　链接二：恢复高考三十年大事记

　　1977年8月4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会上决定恢复高考。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正式恢复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的制度。据统计，当年的报考人数570万，录取人数27万人，录取率4.7%。1983年，教育部正式提出“定向招生，定向分配”的方法。规定在中央部门或国防科工委系统所属的某些院校，按一定比例实行面向农村或农场、牧场、矿区、油田等艰苦行业的定向招生。

　　1985年，教育部规定：可以从参加统一高考的考生中招收少数国家计划外的自费生。一向由国家“统包”的招生制度，变成了不收费的国家计划招生和收费的国家调节招生同时并存的“双轨制”。

　　1985年以后，高考改革的总体趋势向减少高考科目方向发展。先是将理科7门、文科6门各减为3＋2共5门，上海则实行3＋1方案。

　　1989年8月，国家教委决定将标准化考试逐步在全国推行。

　　1997年，中国高等教育试行并轨招生，高校学费开始增加。2000年，一直由国家“全包”的师范专业也实行收费，招生并轨改革完成。

　　1999年，教育部开始推行“3＋X”科目考试方案。广东省率先开始在高考科目设置和考试内容上进行改革。

　　1999年，全国高校招生数在1998年208万的基础上激增22万人，高考扩招步伐正式启动。

　　2000年，北京、上海、安徽进行春季招生的改革。高考由一年一次增加为一年两次。

　　2001年4月2日，教育部宣布取消对高考考生年龄和婚姻的限制。

　　2003年，北大、清华等22所高校被赋予5%的自主招生权。截至2006年，自主招生的高校已扩大到了53所。同年，教育部允许香港高校在内地自主招生。

　　2003年，实行了20多年的7月高考制度迎来变革，高考时间提前1个月，固定安排在每年6月7、8、9日，高考告别酷暑。

　　2006年，在北京、上海两地试行高考自主命题后，高考考场上共有15个版本的高考试卷。

　　2007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师范生免费教育重返大学校园。

　　2007年，山东、宁夏、广东、海南4个省区作为全国高中新课程改革的首批实验区，即将迎来课程改革后的第一次高考。

【周末报报道】 编者的话：我们在探访“高考30年”的过程中，无意间在如山的资料里发现了这桩今天看来依旧是触目惊心的舞弊案。其影响之坏、手段之恶劣，令我们愤怒。可是，从处理的结果来看，给当事人最重的处分是：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留用察看两年。似乎按现在的理解，处分过轻。可这才是时代的真实痕迹，要知道在那个打下“政治挂帅”烙印的年代，如此的处理结果，无疑是宣布了一个人在仕途上的“死刑”，这样的处分是最重不过的了。的确，在记者采访时，所接触到的相关当事人依旧讳莫如深，不敢畅言。显然，1977，对他们来说是永远抹不去的阴影；1977，也深刻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30年过去了，时间已经给了他们最大的熬煎，我们不愿再更深地刺痛他们，只是试图如实地还原那段并不遥远的历史，故以下文字中我们对当事人均使用了化名，希望读者理解。

　　但该记住的却不能遗忘。

　　“不管现在我是一名多么优秀的医生，都永远开不出‘后悔药’的配方。如果世界上真有这种药卖，花多大的代价我也愿意买。”江斌这么说，源自30年前那段痛苦的往事。

　　“批准《关于灌云县一九七七年高校、中专招生工作中严重违法乱纪事件调查处理的情况报告》，现决定通报全省，并在《新华日报》予以公开报道。……灌云县文教局副局长黎胥，文教局中教股副股长何声，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王飞，省地驻灌云县招生工作组组长江斌等人，大量改动考生成绩，营私舞弊，弄虚作假，破坏了招生制度的改革，损害了党的声誉，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苏委发犤1978犦33号文件，详细地记录着这段历史。

　　这么多年来，江斌对此事不愿意回忆，也很少提及，可他的内心一直备受煎熬。

　　“十多年前，有一个当年被改低分数的学生家长，来我们医院看病的时候，偶然认出了我，她指着我的鼻子大骂，我没有说一句话……”

　　1977年发生的“灌云县在高校招生工作中营私舞弊，违法乱纪事件”给这个本已经十分特殊的第一届高考，抹下了灰暗的一笔。

　　改分“公开化”

　　11月28、29日，江苏淮阴地区灌云县高校、中专的高考初考如期进行，参加统考名单于12月16日公布后，陆续有人民来信，12月17日上午，龙苴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刘如山、公社党委组织委员李德学两同志打电报给当时的国家最高领导人，揭发招生工作中的问题。

　　淮阴地区招办于1977年12月19日进行调查。随着调查的深入，真相被一步步揭开了，其中的情节恶劣程度令人咋舌。

　　1977年11月29日，江苏省高考初考结束后，被抽调在灌云县运动办公室的文教局中教股股长常鑫，亲自找到县招办文考组组长、文教局中教股副股长何声，要何声对其孩子常亢多多关心，让其参加统考。

　　何声感到，我是外乡人，又是和常鑫在一个股里工作，这件事情办不好，以后工作上难配合，因而对常的儿子参加统考问题倍加“关心”。

　　开始录分的第一天下午，何声到录分室想了解常亢的初考成绩情况，当录分员单言看到常亢的数学考分只有6分时，就拿给何声和录分员历水看，这时，三人沉默了一会儿，负责登记录分表的单言问：“照写还是怎么办？”何声说“加点”，并用手在空中画了一个圈。单言问：“加零啊？”何声说：“行。”单言就在“6”字后面加个“0”字，变成了60分。

　　当晚，历水把何声指使人改分问题报告了文教局小教股股长、招生秘访组方雨，方雨于第二天上午报告了招办主任黎胥，黎胥听后未追究就算了。

　　这件事情很快在录分员中传开了。当时有的人为何声的做法捏了一把冷汗，但没有看到领导追查制止，也就不在意了。

　　于是，有的录分员就开始暗暗地把自己关心的考生分数改动了。更有甚者，黎胥亲自出马，明目张胆地把老首长、老同学、老部下托其关心的写在三张活页纸上的四十多个考生名单交给录分员历水，并作交代说：“如果他们分数不够的话，把他们提到分数线上。”

　　历水又把黎胥交的名单，按公社分别写成若干小纸条，送给各个录分小组，并把黎胥的说法作了交代。招生委员会副主任王飞已经发现录分表上有的考生分数被涂改，还没有意识到有人有意改分，不仅没有深究，还把县委一个负责同志小孩和卫生局一副局长两个小孩参加统考的问题，向录分员历水和程尚打了招呼，叫“给他们统考”。

　　驻县的招生工作组长江斌在录分室也发现录分表上有的考生分数被改动，却认为是因录错分数改动的，没有引起有人乱改分的警觉，未加追究。同时把工作组成员找其关心的14名考生分数，记在本子上拿回给工作组成员看。

　　这个时候，改分已经“公开化”了，参加录分的11个录分员，有10个人除替领导叫其关心的考生改了分以外，还把受人家委托和自己觉得该关心的考生基本上都改了分。文考组组长何声就亲自改了二十多个考生的分数，其中一个中考考生苏发是何声的内弟，总分由89分，改加到134分。就这样，除了替领导交代的考生改分，也把受人委托和自己“关心”的考生改了分数，总共改动分数的考生达273名(高校123名，中专150名)。其中，在分数线以下加分的229名，在分数线以上加“保险分”的44名。

　　打压合格考生

　　在评阅初考试卷的时候，灌云县所在的淮阴地区下达了评卷标准，但王飞等人却不执行，他在评卷教师会上说：“不要把分数压得过低，过低了我们县会吃亏，参加统考的人数少了，录取的人也会少。”

　　当黎胥到地区汇报初考成绩时，王飞又说：“不要先发言，听听别的县汇报后再说。要是第一个汇报，把及格率说高了，人家会笑话，要是报低了，参加统考的人就少了。”还有人也交待说：“不要先汇报，听听别县情况。多争取一些人参加统考。别的县分数高，我们如悬殊太大，也可以把分数适当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加上大量改分，他们就把该县初考合乎地区规定的分数线以上的考生857人，虚报为1176人，谎报了319人。

　　王飞、黎胥等人骗取参加统考的名额后，又擅自决定把一部分低分考生列入统考名单。于是，就有了这样一组令人惊讶的数据：

　　“属于总分在分数线以下，未改录分表直接参加统考的有198名(高校84名，中专114名)，占营私舞弊总数的42%，其中正副局长级以上干部的子弟和亲戚17名，文教系统的26名，其他干部的77名。”

　　如王飞，其姨侄女崔林，实考38分，也因为王飞打招呼，要录分员“关心关心”，而参加统考了。伊山公社考生焦南，政文5分，数学0分，也参加了统考。甚至还有一名只报名而根本没有参加初考的人，也被塞进统考方案，参加了统考。

　　黎胥等人，为了把不合格的低分考生塞进去，参加统考，竟胆大妄为地把实考总分在分数线以上的433名(高校176名，中专257名)合格考生，非法地不让他们参加统考。其中15名考生的总分，被改到分数线以下，失去了参加统考的机会。如四队公社高校文科考生孟庆礼，政文83分，数学55分，共138分，没有参加统考；白蚬公社高校理科考生邹法实得总分114分，录分表上被减少50分……

　　最后，由于黎胥等人大肆改分，非法参加统考的考生总数高达471名，占灌云县参加统考人数(1131名)的41.6%。其中高校207名，占高校统考人数(582名)的35.5%；中专264名，占中专统考人数(549名)的48.09%。不过，万幸的是，在调查组调查后，及时采取了补救措施。对初考考分在分数线以下而参加统考的，宣布一律无效；对被非法剥夺参加统考权利的考生，进行了补考。

　　一份检讨书

　　在我们查阅这个事件相关资料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了一份夹在其中的检讨书，正是江斌的。

　　这封写于30年前的检讨书，透露了许多至今恐怕都不为人知的细节：

　　“……考试成绩的保密问题，省、地招办都很重视，地招办规定初考成绩(录分表)各县的省、地招生组中只有正组长能看，这本是组织上的信任，初考录分期间，我们招生组的其他四位同志要求我了解一下他们各自所需关心的考生成绩，当时我都同意了。并将其他所要了解的初考成绩的考生姓名，所在考区，准考证编号都一一写在我本子上，为了满足他们的要求，我把成绩录在自己本子上，转告了招生组的其他四个同志，自己所关心的考生黄北、苏君的初考成绩也录在自己的本子上。高校录分结束时我把县里初考成绩在130分以上的考生，按公社录在自己的本子上，并给别人抄了，造成泄密。……

　　“初考后的录分期间，录分室人员复杂，而谁能接触录分表，谁能看录分表，招办领导在初考工作会议上都讲得很清楚，这些我都是知道的。但没有向有关领导提出，以至造成别有用心的人有机可乘，在此期间我在录分室看分数表，发现少数成绩有涂改，如‘3’改成‘5’、‘8’，‘1’改成‘7’，有的涂掉以后重写等，当时我还用铅笔在录分表上帮助加了几个公社考生的总分，发现以上情况曾向身边的工作人员询问，是1还是7，是3还是5等，自己把这些看作是录分人员工作中差错后的涂改，是难免的，并没有引起我的疑问，也没有提出叫录分员在涂改后的地方签上自己的名字。……

　　“伊山公社考生苏君(据说是当地一所中学的民办教师)，是我同学一个朋友的朋友的女儿，我11月27日与我同学一起到我的同学的朋友家玩，通过介绍才知道的，该考生是应届高中毕业生，考大学理科的，初考总分108分，因统考名单没有她，经我同学的朋友介绍来找我的，根据以上情况，自己又在我同学的朋友家吃了饭。还请代买了十元钱虾皮，面情难却，所以向李局长反映过，要求有名额的话给苏君参加统考，后来苏君在统考前一天办了有关手续参加了统考。……

　　“我与黄北素不相识，初考期间，我去看一个同学，在此期间听当地公社医院一位医生(考区保健医生)介绍说黄北学了两年医，有一定的医学基础，我提出让黄北参加统考的想法是该考生够分数线，又有一点医学基础，如果考上大学学医还是不错的……

　　“地招办派去的两同志第一次去灌云了解有关情况，发现三个考生试卷成绩明显不够分数线也上了统考名单，他们临走的前一天晚上(当时我因喝酒后头昏睡了)，向何声股长讲了以上情况(因黎局长不在)，并提出要下。当时我也表示了同样意见，又隔了一天(已是统考前第二天了)，当我问到以上事时，黎局长说不准备一下，不好弄。因快要开会了，周围又有很多人，具体情况就没有多问。会后我又问到此事，在散会回招待所的路上，黎局长讲了真话：三个考生都是公社中学主任和文教助理的小孩，不好弄，就不下了，这些情况我是后来才知道的。由于自己放弃了原则，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几个不够条件的考生仍然参加了统考。”

　　在《关于灌云县一九七七年高校、中专招生工作中严重违法乱纪事件调查处理的情况报告》中，明确记录了对这些人的处理意见：黎胥在地区招办调查时，他又支持何声把录分表上改动明显的改回来，对此事件负主要责任，给予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留用察看两年的处分；何声负重要责任，给予何声以开除党籍、撤消中教股副股长职务的处分；王飞也负重要责任，撤消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职务，留党察看两年；江斌同样负重要责任，接受请吃请喝，游玩连云港，并托人购买猪油、食糖、虾皮和酒之类的物资，留党察看一年。

　　2000年广东电白高考舞弊案

　　编者注：高考事关重大，30年来，随着制度的不断完善，高考出现“非常事故”的几率越来越小，但一旦“出事”，等待当事人的是严肃的党纪国法。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高考30年的成长和进步。

　　2000年高考，在广东电白发生一起有组织、有预谋、有分工的高考作弊案件。该团伙的组织者收买监考员，由监考员在考试开始后，将试题传给县教育局派到该考场的巡视员，再由巡视员交给团伙的组织者拿去复印，并组织高三的教师在学校的单身教师房间做答案，然后将答案用电话传到事先统一调好频道的BP机上。也有监考教师在分发试卷后，当场在考试室讲台做题，然后送给预先收取了好处费的考生。

　　事后33名经查实从BP机上收到答案并证实答卷雷同的考生被取消当年的考试成绩，且3年内不准报考。电白县人民法院以玩忽职守、贪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三罪，判处电白高考舞弊案始作俑者、电白县教育局原局长陈建明有期徒刑8年，并追究了其他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