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经老讲工商联的故事

无论是对于四、五十年代的原工商业者，还是对于当今众多的民营企业家，经叔平这个名字都是非常熟悉和令人尊敬的，他的人品、学识、才干和风度无不令人称道。如今，已经84岁高龄的经老，依然是神采奕奕，満头的银丝与敏捷的思维给人永远年轻的感觉。日前，当记者就工商联的发展历程采访经老时，经老如数家珍，娓娓道来。

◎  我在工商社团战线是个老兵了，有60多年的“兵龄”

◎  一定意义上讲，新旧商会都是代表会员权益，但是具体内容不一样

经历：新旧商会的同与不同

问：作为全国工商联主席，作为一位经历了新旧社会的工商界德高望重的前辈，您一直在工商社团工作吗？

答：我参加工商社团的工作是从1942年开始的，到现在已经有60年了，这60年可以说基本是在工商社团里面工作。

我出生于1918年,1939年大学毕业以后就到企业工作了。解放前我在两个企业工作过，1939-1942年在化学厂工作，1942-1949年在卷烟厂工作。

在卷烟厂时，我就代表企业参加同业公会，担任一定的职务。那时同业公会是旧商会的基础，我有时也参加商会的一些活动。解放前，上海的商会叫上海总商会。当时工商是分家的，分工业协会和商业协会。由于工业协会成立在后，所以当时工业企业也参加商会。像我自己在卷烟企业，当时的卷烟工业同业公会在商会系统，同业公会既参加商会活动又参加工业协会的活动。解放后，工商业联合会陆陆续续成立。我参加了上海市工商联的工作，也参加了全国工商联的工作。同时，原来的同业公会也进行了改组，我继续在同业公会担任一些工作。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在工商社团战线是个“老兵”了，有60多年的“兵龄”。

问：解放前的商会和我们现在的商会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

答：当时的商会也好，同业公会也好，一定意义上讲，它的作用同我们现在的工商社团是相同的，就是代表会员权益，但是具体内容同我们现在不一样。

这里有两个很大的不同，一个是现在我们的商会是在政府和企业间起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是党和政府联系管理工商企业的助手。解放前的商会某种意义上同政府是矛盾的，是有斗争的，因为政府要收税，企业总希望税要低，就要向政府提意见。另外还有一个不同，那时是有劳资关系的，企业同业公会是资本家的组织，工人则有工会。但那时的工会不像现在的工会，当时我们叫它黄色工会，相当腐败。工会的头头都是些工头，他们都是为他们自己谋好处的，把工人组织起来，表面看起来同资方作斗争，要求加薪呀，要求奖金呀，实际上，他们从中同资本家讲条件，你给我多少钱，我就可以叫工人工作。

◎  第一个工商联是在哈尔滨成立的

◎  工商联围绕公私关系、劳资关系、税收关系开展工作

◎  1952年，政务院公布《工商业联合会组织通则》，1953年，全国工商联成立

回顾一：工商联的由来

问：工商联组织是什么时候开始成立的？

答：工商业联合会是解放后成立的。先有地方工商联，后有全国工商联。我记得第一个工商联是在哈尔滨成立的，好像是在1948年，因为当时东北是最早解放的。解放后，为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中央提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因为那时还存在有公私关系，国营企业要发展，私营企业也要发展，所以叫公私兼顾。劳资要两利，劳方的利益、合法权益要保护，私方的权益也要保护，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

问：当时工商联主要起什么作用？

答：政府很重视工商联组织，要发挥工商联组织的作用，实际上就是后来我们把它说的很明确的，起桥梁和纽带作用，管理工商企业的助手作用，但当时并不是那么明确。

那时候，在经济领域存在着三个关系问题，就是公私关系、劳资关系、税收关系。工商联的作用与这三个关系密切相关，工商联组织主要有三摊，比如一个是专门协调公私关系的，国营的厂同私人的厂之间要协调关系，另外也有同政府之间的政策方面的关系，工商联就此向政府提建议、意见，就公私关系问题工商联有一部分人参加到政协和各级各界人士的代表会议中。

我在这部分时间做税收方面的协调工作。解放初期，税收问题主要有两种情况：一部分企业规模大，会计制度和帐册比较健全，这部分企业，按照它的账和会计师查帐后的审计报表来交税。大量企业没有建帐，那么，这个就实行民主评议，行内不同的企业归纳为各种小组，把不同的人员组织起来，有税务人员参加，共同评税。这个民主评议中间问题就比较多了，有的评高了，有的评低了。整个税收还有个税率问题等。我在1951年和1952年代表上海参加中央召开的两次税务会议。第一次税务会议基本上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凡是帐册齐全的，都是按帐本审计后纳税。民主评议呢，可以评议，另外成立了复议委员会。复议委员会是由工商联和其他有关部门组成的一个委员会，如果有人对评税不服，可以到复议委员会去复议，税务部门遵照复议委员会的决定去办理。

问：全国工商联是在什么背景下成立的？

答：早在1951年，中央就提出了要成立全国工商联。1951年10月间，就开始了有一个筹备小组，那时我也参加这个筹备工作，筹备委员会是在1952年成立的，全国工商联正式成立是1953年10月。

1952年8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了《工商业联合会组织通则》。《通则》规定，工商业联合会是各类工商业者联合组成的人民团体。现在我们叫各种所有制，那时不叫各种所有制，叫各类，主要有国营企业、合作社企业，另外还有私营企业。工商联的任务主要有四项，一是领导工商业者遵守共同纲领及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二是指导私营工商业者在国家总的经济计划下，发展生产，改善经营；三是代表私营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向人民政府或有关机关反映意见，提出建议，并与工会协商有关劳资问题；四是组织工商业者学习、改造思想和参加各种爱国运动。

◎  1969年，整个全国工商联机关被“一锅端”到“五七”干校

◎  在干校我学会了和泥、耙地，还坐过各式“飞机”

◎  1956年，原工商业者76万人，现在，私营企业近200万家

◎  从第一届到第八届，每届对章程都有修改

回顾二：工商联的变与不变

问：几十年来，工商联走过了一个什么样的历程？

答：我参加工商联工作五十多年，我认为，工商联的历史可以分为四个大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49——1956年。国家当时采取的政策是帮助私营企业走上国家资本主义道路。私营企业是在国营经济领导下面，参与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一阶段，私营企业在国家经济的发展中是起了作用的。

在这段时间，私营企业逐步走上国家资本主义道路。以我自己的厂来说，从1953年开始，直到1955年公私合营，企业都是赚钱的，所以到合营的时候，清产核资，资产还满过得去的。这以前，买公债，还有在抗美援朝中捐献飞机、大炮，也出了不少钱。这一阶段，工商联的工作，刚才已经谈到，主要是围绕协调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税收关系开展的。

第二个阶段就是1956年到1966年。在这个阶段，有一部分企业家在工厂里当厂长，在公司里当经理，或者当副经理、副厂长，有的当科长，继续在企业里工作。当时还成立了很多专业公司，有一部分人就到专业公司里面去安排作为经理、副经理，每个人都有安排。在这个阶段，工商联的主要工作是组织原工商业者学习、改造思想和参加各种爱国运动。

第三个阶段是1966年到1978年，工商联工作全部停下来。1966年，大风暴来了，就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当时，我在全国工商联当副秘书长。1969年整个全国工商联机关被“一锅端”到“五七”干校，所有的人都到干校。干校的前身是个劳改农场，一无所有，连住的地方都没有，自己动手盖房子、自己种地，那个时候，我也学会了和泥、耙地。后来有人问我，你坐过“飞机”没有，我说我什么“飞机”都坐过，那时有一种“飞机”叫“喷气式飞机”，我说“喷气式飞机”也坐过。那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1966年。在农村呆了两年后，我就回到北京，回到机关里面。那时工商联“停摆”，各民主党派也“停摆”。各民主党派没有活动，工商联也没有活动。我们这部分人，包括各民主党派都到全国工商联机关上班，和在职的工商联干部一起组织学习。

1978年以后，工商联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大致又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刚才我说的，就是动员老的工商业者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应该为国家的建设做点事情。而新出现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当时不占什么主要位置。1979年1月17日，小平同志约请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古耕虞、周叔弢五位工商界老人谈话，就是要动员老的工商业者发挥作用，把有真才实学的人使用起来。这就是后来大家传为美谈的“五老火锅宴”。

1982年一直到1998年，老工商业者逐步退下来，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一步一步上来了，工商联的主要工作对象也逐步转向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1956年公私合营时统计，原工商业者76万人，经过逐渐自然淘汰，现在还有十多万人，再经过几年的自然淘汰，我看就没有了。现在涌现出来的新人一年比一年多，私营企业近200万家，就是说现在的私营企业家要比1956年公私合营时的人多了近两倍。至于资产就更不必说了，当时我们清产核资时是22亿人民币，现在的注册资本近两万亿元。从这个数字的变化，也说明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的大发展，私营企业有了大发展。

问：做了几十年的工商联工作，请您介绍一下工商联的任务发生了哪些具体变化？

答：工商联的变化，从章程就可以看出来。从第一届到第八届，每届对章程都有修改，而每一次的修改，都可以说是与时俱进。但每届修改的内容，都没有脱离《通则》的范围。

第一届工商联代表大会1953年10月份召开的。章程是根据《通则》制定的。一是关于会员的规定同我们现在的情况不一样。当时规定，全国工商联以省、中央及大行政区、直辖市及相当于省一级工商业联合会为会员。比如山西省工商联、北京市工商联，是全国工商联的会员。二是可以作为会员的是国营企业，但不是所有的国营企业，是国营企业的全国总机构，全国合作社的联合总社。三是经本会邀请的人士，参加全国工商联为会员。我们工商企业经营者在地方做地方工商联的会员。

1956年12月，当时私营企业已经变成公私合营企业了，所以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又修改了章程。章程说，工商业联合会是国内工商业者联合组成的人民团体，它的会员分为三部分，包括企业会员、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团体会员没有变化，但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原工商业者可以成为个人会员。工商联的任务也有了变化，因为企业没有了，企业变成公私合营了，这时主要是对人进行思想教育工作，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

1960年召开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章程又有些变动，章程第一条修改为：工商业联合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国内工商业者组成的人民团体。非常明确地提出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这句话。

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是在1979年召开的。章程第一条改为：中国工商业联合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商界组织的人民团体，主要由工商界的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所组成。这里面提到的社会主义劳动者，是指原来的工商界人士。小平同志替我们这些人摘了帽子，就是说你们原来是工商业者，现在已经由资本家改造成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1983年召开的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对章程又作了修改。章程总则里的第一条是这样写的：中国工商业联合会是中国工商界组织的人民团体，主要由过去经营工商业的人员组成。这样改是因为它的大量的会员是过去的工商业者，那时非公经济刚刚开始，人数很少。

1988年召开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章程又有些变化。因为当时非公经济变成有益的补充了。所以章程的第一条修改为：中国工商业联合会是中国工商界组织的人民团体，是民间的对内对外商会。

1993年的第七届会员代表大会上，章程又作了修改：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是中国工商界组织的人民团体和民间商会。对内对外四个字去掉了，变成民间商会。商会嘛，都是民间的，哪有什么对内对外之分。

第八届会员代表大会1997年召开的。这时又有变化了，非公有制经济变成重要的组成部分了，所以第八届章程改了，第一条是：中国工商业联合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商界组织的人民团体和民间商会，是党和政府联系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桥梁和纽带，是政府管理非公有制经济的助手。这样，第八届的时候都明确下来了，非常明确了。现在我们即将召开第九届会员代表大会，这次工商联章程还要有大的修改，因为我们又面临着新的形势。

问：刚才您谈到的是变化，那么有没有不变的呢？

答：当然有。回顾一下工商联的历史，尽管有那么多的阶段，那么多的变化，工商联的工作始终围绕着我们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进行的，这是始终不变的。另一个始终不变的是，工商联始终是在党的领导下的人民团体。因为我们每个人、每个企业都不能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整个中国要建设，要发展，要成为一个世界强国，我们就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所以，我们老工商业者有三句话：听共产党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不管你怎么调整，内容怎么变化，始终都要坚持这个信念。

◎  我第一个叫外国企业购买我国的折实公债

◎  你们一身都干干净净了，应该抬起头来，挺起胸来

◎  工资524块，下班就到颐和园划船

故事：昂首挺胸进京开会

问：您刚才谈到私营企业在解放初期，在国家经济的发展中是起了作用的，您能结合您自己的经历讲一两个故事吗？

答：我讲一个我在上海时的故事吧。刚解放时，通货膨胀很厉害。怎么办呢，国家就采取发行折实公债的办法，折实公债就是说你买了公债以后，公债的价格根据折实来定，折实价格上去了，到还你钱时，就根据折实的价格来变动。这些公债，买的最多的是谁呢，是工商界，从全国发行的公债数字看，上海工商界占的份额有5%或者还多一点，那个时候我负责协调税收关系的工作，因此我也积极推行公债。如果说当时有什么第一的话，那就是我第一个叫外国企业购买我国的折实公债。当是国家还没有说，我就叫他们买。英美烟公司的人说，这个公债是你们中国人买，叫爱国公债。我说，你不是长期在中国吗，你是中国的法人，你就得买，不买不行，于是他们就买这个公债。

问：在全国工商联成立前后，当时的原工商业者普遍是一种什么心态？

答：我还说我经历的一个故事吧。“三反”、“五反”运动后，我同其他一些代表一起，准备到北京出席全国工商联的筹备会议。当时上海市长是陈毅大元帅，他又是华东军区司令。当时他在南京，知道我们有些代表到北京参加工商联筹备会，他说，你们在南京下车，到南京来玩一天，我招待你们一下。他看见我们这些人到了南京都是垂头丧气的，因为大家都刚从“三反”、“五反”运动中过来，虽然不都是有“五毒”俱全问题，但因为出了个“五毒”俱全的王康年嘛，都觉得脸上无光。我记得陈毅元帅一看见我们这种情况就对我们讲，你们过去要是有些“五毒”的，现在都交待清楚了，你们一身都干干净净了。你们应该抬起头来，挺起胸来，好好去开这个会，要团结在党的周围，要为国家的建设起作用。所以，我们当时带着这么一个受到鼓励的心情，就昂首挺胸地进了北京。

问：作为原工商业者，您当时对赎买政策是一种什么态度？

答：赎买政策是很英明的，一个是定息，一个是高工资，实际上我们是不担风险稳拿钱。我的工资当时是524块，是高工资，那个时候据说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工资是300多块。那时的赎买政策是高工资不变，所以524块始终是524块。另外，就是根据你的资产，当时说好七年不变，利息五厘，就是说你有一百万元的资产，每年拿五万块钱利息，连续拿七年，延长与否，到时再议。而我们这些人，当时主要是进行思想教育，对人进行改造。在那一段时间，我到社会主义学院脱产学习一年半，学“三论”：实践论、矛盾论，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我那时心宽体胖，因为没有一点后顾之忧，大家也都和我一样。那时社会主义学院在颐和园旁边，下午五点一下班，就和同学到公园划船去了。

◎  要从改革、发展、稳定这三个方面来找准自己的位置

◎  WTO和飞速发展的科技带给我们挑战和机会

期望：写好明天的文章

问：马上就要换届了，您认为，在今后的工作中，工商联和民营经济应该如何找准自己的位置？

答：我认为，我们要从改革、发展、稳定这三个方面来找准自己的位置。没有稳定的政治局面，老搞政治运动，老折腾，是不得了的。比如“大跃进”、“三面红旗”。当时工商联后院也搞大炼钢铁，蛮好的锅子打掉，炼出来的钢是什么钢呢，泡沫钢，一点用都没有，浪费了。这都是折腾，现在不能搞。国家要发展 ，经济要发展，非要有稳定的政治局面不可。但稳定是为什么呢，稳定不是一切，要在稳定的局面下发展生产，发展经济，使大家能够过好日子。因此一定要发展，经济不发展，我们国家怎么能够富强呢。但是我们中国原来是个计划经济的国家，实践证明，要使国家富强，非得要改革，闭关自守不能解决问题，不能闭关自守，所以一定要开放，要改革开放。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就是说，我们在任何时候，不能忘记三件事情，不要忘掉了发展，忘掉了改革，否则，发展也发展不下去。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要同国家，同政府一起考虑这个问题，找到一个最佳的结合点，把三者结合的最好，既能发展经济，又能改革，对深层次的问题进行改革，又能有一个稳定的局面。我们工商联的工作也要据此一步一步来做，发挥更大的作用。

问：现在是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你认为商会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应如何应对新形势带来的的挑战？

答：关于新形势，我看主要有这样两点：一个是我国参加了WTO，这是个很大的变化。大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全球化。我们可以走出去，他们也可以进来。本来，我们企业的竞争主要在国内，与国内的资本竞争，现在国际的企业进来，我们要进入到国际去，就还得提高竞争能力。第二是新世纪在科技方面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现在你看，发生在美国的“9•11”事件，我们从电视上就看到了飞机撞上大楼，看到有人从楼上跳下来，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今后可能用不着看电视机了，你的手表上就有一个电视，人家开会的时候，你一弄，电视画面就出来了。

面对这样的形势，要实现我们的目标，应该说我们的任务是很艰巨的。2001年我们只有上海、深圳、北京、广州，国民经济增长的人均水平基本上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均4000——5000美元。四个城市加起来，一共也就四千万人。到2049、2050年，我们要让全国达到这一水平，你想这个任务多重！但任务重，机会也就多，我们一定要抓住机会。每个人都应该有神圣的使命感和强烈的责任感，完成我们的使命。

问：回顾几十年的风风兩兩，您最想说的感受是什么？

答：我最想说的感受就是，我是非常幸运的。在我30出头时，看到中国的解放。1997年香港回归， 1999年澳门回归，我都参加了。20世纪结束进到21世纪，我又参加了。这在人的一生是很难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