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解贫富差距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题中之义

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成为我国新阶段的重大决策。从我国改革发展的现实情况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使发展的目标和方向限定在科学发展的轨道上来。所谓科学发展，就是发展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笔者认为，当前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要把缓解过大的贫富差距作为重要目标。

第一，以人为本是以所有人为本，发展要惠及所有人。改革开放初期，为摆脱共同贫困的局面，调动人们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我国提出了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但是当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这就带来了两个变化：一是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广大社会成员对发展经济的热情被大大激发出来；二是收入分配差距已经大大拉开了，人们对共同富裕的愿望比以往更为迫切。因此，站在发展的历史新起点上，从国家战略层面，应当努力为所有人的共同富裕提供相关的制度安排成为各级政府的当务之急。在经济转轨的特定背景下，许多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差距是同市场制度不完善，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平等竞争所造成的。为此，应当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为广大社会成员提供平等竞争的秩序。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迟福林教授是国内较早提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经济学家。他认为，在我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定背景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主要是一项制度安排。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平均主义并不可取，但国家应当确保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大致均等的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公共就业服务和基本社会保障。这样做本身就可以缓解实际的贫富差距，并可以使贫富差距尽可能不转化为广大社会成员起点上的不平等。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2006’中国改革问卷调查报告显示，94.62%的专家赞同把建立公共服务体制作为改革攻坚的重大目标之一。

第二，全面的发展不仅包含经济发展，还包括社会和谐。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经验都表明，过大的贫富差距不利于社会和谐。一是容易造成部分低收入群体严重的挫折感，并由此诱发社会心理失衡，使社会问题增多；二是容易造成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分野，二者财富拥有的差距往往会演变成社会地位的差异、机会的差异，从而加剧贫富分化；三是贫富差距会形成价值观上的差异，不利于形成社会共识和社会融合，从而削弱一个国家的软实力。由此可见，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缓解过大的贫富差距。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利益多元化和利益博弈已成为新阶段社会运行的常态，为此，要建立与多元利益诉求相适应的利益协调机制。尤其是要尽快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劳资矛盾正常化的协调机制。

第三，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其本质是共同富裕。我国近30年生产力的长足发展，主要在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展。尽管城乡居民的绝对生活水平均有大幅度提高，但城乡居民的贫富差距拉大了。目前城乡居民的收入实际差距大致在5-6：1左右，而世界上多数的国家在1.5：1左右，这样的差距很难在短期内弥补。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性，在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工业收益大于农业收益是正常的。但从国家政策层面，不能任由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在我国这样一个长期实行“以农补工”政策的发展中大国，必须尽快打破城乡二元制度结构，在各项政策上切实向农村居民和农民工倾斜。在此方面，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提出，要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主线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应当说，这是建立统筹城乡发展体制保障最重要的任务。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由于自然禀赋的差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上有较大的差距也是正常的，但要避免由于公共政策引起过大的经济发展差距和贫富差距。国家要通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赋予落后地区社会成员平等的发展机会。

第四，在我国经济转轨的特定阶段，经济可持续发展不仅仅包括资源环境问题，还应当包括公平发展的问题。一是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还取决于国内市场的扩展速度。目前过大的贫富差距已经形成对扩大内需的制约。富人的支付能力高而边际消费倾向低，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高而支付能力低。在这种情况下，扩大内需的政策安排往往难以奏效。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渠道只能是追加投资和扩大出口。追加投资往往会造成国内经济过热，扩大出口又会带来过大的贸易顺差，带来内外经济的不平衡。二是经济可持续发展还包括宏观经济的稳定性。目前房地产市场、资本市场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泡沫现象，表面上看流动性过剩，背后的问题是过大的贫富差距。三是经济可持续发展还包括产业结构的优化。目前我国第三产业比重过低，发展滞后。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一个足够大的中等收入者群体。只有这一群体的数量足够大，才能产生一个足够大的服务业消费市场，才有条件使第三产业大规模地发展。

第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创新的步伐，缓解过大的贫富差距有利于形成广泛的改革共识。从制度层面看，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质是从政府主导转向市场主导，这就需要推进市场化改革，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但在贫富差距过大的情况下，市场化改革攻坚的难度就会比较大。例如，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要求我们尽快实现资源要素市场化，以矫正过去资源环境成本偏低的问题。但在目前，这种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结果就是容易引发连锁性的涨价。我国低收入群体的规模还相当大，涨价很容易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困难。这样，就会形成市场化改革与民生问题的“悖论”。由此可见，要使全社会坚定对市场化改革的信心，就必须在解决困难群体问题上下大功夫。尤其是要尽快为困难群体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为其提供必要的生活福利。

有的专家指出，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差距有一个拐点。也就是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到一定程度，就会自然而然地降下来，这是一个规律性事件。但事实上，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公共政策的取向往往是影响这一拐点的重要因素。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立平等的市场竞争秩序，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体制机制，我们完全可以使这一拐点能够提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