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罪”并非假命题

近日，重庆市委书记汪洋在“第六届重庆民营企业家年会”上表示，民营企业创业初期的“不规范”既是与生俱来的“胎记”，也是其生机勃勃的活力所在，各级党委、政府要给予宽容。

此前不久，长城战略研究所所长王德禄曾撰文指出，民企“原罪说”是一些理论家不负责任、轻率地扣给民营企业（家）的一顶大帽子。 

王德禄还举了希望集团刘永好、联想集团柳传志的例子，认为绝大部分民营企业是靠企业家的辛苦劳动和聪明才智，靠中国市场的成长带动发展壮大起来的。

事实上，在第一波关于民企原罪讨论中，刘永好就曾承认做过亏心事，而柳传志也自曝赖过账，重庆力帆集团的董事长尹明善更是坦言，自己对普通工作抱有深深的负罪感，整日如芒刺在背。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就有过这样的论述，原始积累在政治经济学中所起的作用，同原罪在神学中所起的作用几乎是一样的。民企原始积累过程中的原罪，绝不是人们主观臆想出来的“假命题”，正如吉林大学教授潘石所言，回避和否认原罪的存在，只会加剧社会分裂和民众的仇富心理，丝毫不利于私营经济健康发展。

除了“否认原罪说”，目前在理论界，还存在诸如“特赦说”、“淡化折衷说”、“清算说”等观点。很显然，对民企原罪实施“特赦”没有法理依据，“淡化折衷”则讳疾忌医，而“清算”之举更是民企无法承受之重。

我们主张不再纠缠“历史旧账”，但是，这种宽容不是民企“不赎罪”的理由。对于民企的原罪，应该寻求一种明智的妥协，可这种妥协不是“不追诉”，否则，民企原罪未除，新罪恐怕又在酝酿之中。对于已过诉讼时效的民企原罪，法律自然没有可追诉的依据，可对于未过诉讼时效之原罪，政府切不可轻易出台豁免政策。毫无原则的“宽容”和“既往不咎”，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践踏，也是一种法律权威的沦丧。即使对于已过诉讼时效的民企原罪，道义上的赎罪也不该被遗忘和轻易豁免。

刘永好、柳传志、尹明善之所以没有因为早年的原罪而受损，除了法律上的原因以外，更在于他们以实际行动赢回了社会的尊重。对于民企的“赎罪之道”，笔者赞成《商务周刊》主编高昱的观点，他说，民营经济领军的“二次工业化”，就在于它不仅具有产业经济上的作用，更在于它为社会各阶层实现和谐和谅解提供了很好的途径：民营企业家将累积的财富转化为实业投资，像他们几百年前的欧洲同行那样，为洗清原罪，一方面厉行节俭，投身于生产，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认购“赎罪券”方式，进行各种救济穷人的善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