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巨头---乔石：政治局里的“老革命”

在一九九二年十月，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产生的中央「新的领导集体」中，乔石排位第三。按照中共传统的阶级斗争意识和「血统论」分析，新一届中央政治局七名常委中（其中四人是连任），唯乔石的背景最为特殊。江泽民和李鹏都是中共「革命先烈」的后代，父革「打江山」时洒下的鲜血，自然是后代端坐（红色江山）的（合法）依托，刘华清早年正是因为出身微寒，才奋起响应了「为穷苦人打天下」的共产党赤色宣传，战场上刺刀见红的经历，是如今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本钱。李瑞环家庭成分贫农。本人出身工人阶级；朱铬基和胡锦涛本人都是知识分子出身，但前者的家庭是城市贫民，后者的家庭是贫下中农。其父革均属共产党建立大陆政权后才「翻身得解放」的「劳苦大众」。

总之，上述六人全都是「根红苗正」，家庭背景二清二白」。唯有乔石，虽然也是出身城市贫民，且党龄超过了胡锦涛的年龄，但却因为其妻子是国民党高官显贵的后代，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被「控制使用」

自称没有显赫家庭背景

乔石生于上海，祖籍在浙江省舟山群岛中一个叫定海的地方，位于浙江省东部的杭州湾缘，长江、钱塘江、甬江人海交汇处，与上海市一水之隔。

乔石父亲显然是一个已经接受过新学教育的人，很早离开了家乡。青午时代即已经在上海作职员。

一九九二年，乔石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身分视察家乡，当地「父母官」因为他没有答应利用职权，为家乡建设开个「后门」而大为不满。较为熟知他底细则私下议论者：「乔石的父亲很早离开了家乡，乔石本人生于上海，所以才对家乡感情感情不深。

一九九三年三月底，乔石出任中共第八届全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后，曾在接受海外记者采访时介绍说，他父亲是一个普通职员，母亲八岁起即在上海一家纱厂当童工，工人出身。

在中共政坛上的诸多层领导人中，乔石向来被认为是深藏不露，加之长期丰管中共情治系统的关系，他自步入六层政坛起，极少有接受记者访问的机会。这次借苛升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之机，向外界介绍一点家庭级景情况，更是破天荒的一次。

能够狠下心来把年仅八岁的幼女送到纱厂当童工，说明乔石的外祖父当年的家境相当贫。而乔石的父新当年只能娶一个纱厂童工出身的城市贫民女儿为妻，可见非但自己的社会地位不会高，其上辈也不大会是什么大产人家。

乔石本人也曾回忆说：「我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可以说我家只是个很普通很普通小职员背景。等到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家里连小职员的地位也维持不住了。当时家里还有几个弟弟，我就开始负担自己的生活。所以说，我从小就生活在清苦的家庭中，我参加革命的时候很年轻，有五十多年了。我也糊里糊涂地遇了半个多世纪了。」

一九一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乔石在上海出生。几乎是在这同时，一个来自四川的文化青年李一氓，在上海东吴大学秘密加入中共地下党。

乔石半岁的时候，上海发生著名的「五卅事件」。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上海日本内外棉第七厂的日本老板以存纱不敷为由，宣布关闭工厂，停发工人工资。工人顾正红带领失为工人冲进工厂，要与厂方理论，要求照发工资。厂主悍然下令让厂卫队开枪，当场打死顾正红，并打伤十余工人。

这一屠杀事件首先激起上海的十一个日本纱厂两万多中国工人的愤怒，发起了同盟罢工。接着，上海各大学学生走上街头声援，又遭到上海外国租界当局的镇压。于是，上海学生与工人联手进行反帝示威。

五月三十日，先是由千余名上海学生及少数工人聚集在上海南京路公共租界，抗议日本纱厂老板的屠杀罪行，英租界当局出动巡捕拘捕百余名示威学生。消息传出后，又有近万名学生、工人和市民聚集南京路老闸捕房前，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租界当局下令开枪，当场死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在这场由中共上海地下党部幕后领导的，以学生和工人为主力的抗议斗争中，当时东吴大学读书的李一氓昌学生抗议队伍的中坚分子，而当时在上海纱厂作档车工人乔石母新也加入了罢工队伍。这虽然是巧合，但他们却先后成为对乔石一生影响最大的两个先辈人物。

母亲的影响首先是生身之恩和养育之劳。自幼即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到纱厂作童工人苦难经历，厂方对产品质量要求的苛刻，日本老板在中国工人面前的傲慢和居高临下，使得乔石韵母亲在含辛茹苦的同时，也对世道不公、人间不平的社会现象日益产生强烈的不满。但是「为了活命，为了能够把乔石四兄妹抚养成人，她不得不每天起早摸黑地在纱厂里劳作十几个小时，长大成人以后，令乔石最不堪回首的就是他在幼年时代常常听到的，母亲披星戴月地劳作一天，回到家中后的痛苦呻吟。所以，他经常向人感慨自己对母亲的养育之恩回报太少。曾在乔石身边工作的人介绍说：「喜欢读书、做事认真和孝顺双亲是乔石的特点。」

乔石的母亲辛劳一生，宁可自己忍饥受寒，也要供养乔石读书。乔石从懂事起，即从母亲的苦难经历感受到人间的不平。这决定了他从中学时期开始独立思考问题起，即很容易接受共产党赤色革命宣传中关于「阶级剥削」的理论。另外，当时乔石母亲辛勤劳作的上海纺人的经济盘剥，以日本占领军的军事统治和政治压迫为后盾，自然是更加肆无忌惮。这样，共产党赤色革命宣传中关于「民族压迫」的理论，就使乔石得了思考的答案。所以，乔石不到十六岁即加人中共，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出是家庭影响使然，特别是母亲的悲惨生活境遇，客观上促使他要找到一种能够实现社会平等的理论，能够找到一个自己愿意为之献身的政治力量，来实现消灭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的理想。

而李一氓对乔石的影响则是在一九七四年之后。无论从年龄还是从资历来讲，乔石在李一氓面前都是晚辈李一氓伯党龄正好等于乔石的年龄。一九九零年十—月李一氓去世后，已经身居中共第三把要职的乔石，在悼念文章中用极其虔诚和谦虚的门吻写道：二氓同志在奉月四日凌晨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作为一个比他年轻二十余年，与人相处时间不长的晚辈，本来没有资格写悼念他的文章。但在此时，我总觉得想说几句话……。」

在乔石出生之前，李一氓已经是上海早期学运的积极分子。一九四零年乔石正式加入共产党时，李一氓已经在中共地方政权中高居东南分局秘书长一职。

李一氓一九零三年于四川彭县，二十年代初到上海求学，先后在大同大学、沪江大学和东吴大学读书。二六年北伐战争高潮中，李一氓投笔从戎，从此离开上海，曾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和秘书长等职，是中共派到蒋介石身边的党代表之一。此时，正好蒋介荐了陈布雷。

四十多年以后，李一氓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主持工作，成为乔石的顶头上司。工作之余，两人谈及各经历及家庭情况时，李一氓才知道他这个部下竟是陈布雷的外甥女婿。从此，陈布雷就成了李一氓和乔石私下谈天的重要内容，李一氓对陈布雷的文章和为人，都赞赏有加。

李一氓去世后，其家人和秘书将他的遗作《模糊的荧屏》整理出版，书中对陈布雷著墨颇多。

这一本书在大陆拥有颇多读者，但读过此书的人只知道乔石为此书题写了书名，绝少有人知道乔石与书中的主人翁之一陈布雷有亲戚关系。

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李一氓离开蒋介石，参加了中共发动的「南昌起义」，失败后潜回上海，秘密从事赤色宣传和中共地下组织的保卫工作。当时，他所在的「中央特科」是周恩来一手组建起来的中共最神秘的情治系统。

一九三二年，中共在江西的根据地已经扩展到一定规模，急需一批有经验有能力的谍报及反谍报人员，于是李一氓奉调江西瑞金的中共苏维埃政权，出任「国家保卫局」长。他去世后，中共的文宣表彰他「马巩固中央革命根据地作出了贡献」。

五十多年后，李一氓曾效命过的中共「中央特科」和「国家保卫局」早已经演化成庞大无比的情治系统，主管这一系统的就是乔石。

一九三四年，李一氓随中共红军参加长征，到达陕西后，中共领导人看中他的理论才能，委其出任中共陕甘宁省宣传部长。此间曾以毛泽东代表的身分前往成都，对国民党政要进行统战工作。

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后，李一氓被中共派到叶挺处，继续发挥他的统战工作，协助叶组建了由中共领导的国民革命新编第四军（即新四军），并担任该军的秘书长和中共东南分局秘书长。此后，他先后担任中共淮海区党委副书记、行署上任，苏北区党委副书记、行署主任、直到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后，李一氓升任中共苏北区党委书记，后又担任过中共苏皖边区政府主席等职，主管一方。一九四七年，调任东北旅大区委副书记、财委会书记，后又担任过大连大学校长等职。

中共建政后，李一氓长期从事外事工作，是中共联络第三世界国家的重要负责干部，先后担任中共保卫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理事、书记、中共驻缅甸大使、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等职，直接在周恩来手下工作。

大陆文革期间，李一氓被江青和康生等人迫害，投入秦城监狱。一九七四年，李—氓刚刚结束六年的监狱生活，被周恩来安排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邮当副部长，成了乔石（当时在中联部任局长）的直接上司。两人在工作接触中，不免淡及各正在上海参加和组织赤色学运的经历，这才发现他们的经历很有相似之处：两人先后在上海的大学读书时，选读的都是文学专业，虽然日后没有以文学为谋生之道，但都长期保持苫对文学的偏好；两人都是因为献身共产事业而没有完成大学学业。另外，也许还有更多的共同点，比如性格、志趣和爱好等等。

从此，工作时间，乔石在李一氓手下兢兢业业，李一氓则对乔石赞赏有加，鼎力提拔，业余时间，李一氓常以诗词相赠，乔石则不为「长幼尊卑」所拘泥，坦承直言。长此以往，两人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级别和年龄丝毫没有妨碍他们成为莫逆之交。此后，李一氓一再向邓小平、胡耀邦等人称赞乔石德能兼备，宁愿自己先厂同龄人退居二绕，也要腾出位子给乔石创造晋升的条件。

李一氓在中共政坛上虽然官位不是很高，但因为是资深知识分子党员，又在中共高层以清廉、公正著称，所以颇得胡耀邦、趟紫阳等人的尊重。另外，李一氓本人同邓小平、陈云等中共政治元老也很深的私交，所以他推荐的「接班人」在中共高层很容易被通过。

正是由于李一氓的鼎力保荐，乔石才于一九七八年初詖提拔为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成为文革结束后被最早提拔成部级干部的少数人之一。不久又是李一氓退位让贤，把中联部的工作全权交给乔石，为他步人中共最高领导层铺好了坚实的台阶。

抗战中走上职业革命道路

即使在经济生活极其窘困的条件下，也要让四个子女有接受教育的机会，这是乔石对自己母新最难忘怀的一件事。一九三一年夏天，乔石已经六岁半了。他母亲想起自己八岁到纱厂当童工的往事，发誓不让后代再复自己的苦难经历，将乔石关进一所公立小学读书。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时，乔石刚刚考入卜海南方小学，立刻在老师们的带领下，每日在街头奔波募捐义卖，并在伤兵医院等地服务。听到我卜海守军撤底战败的消息，乔石跑回家里痛哭。悲痛之声未绝，其父亲又带回失业的消息。白此，十里洋声上空扬起大日本帝国的太阳旗，乔石一家则陷于无隔夜粮的凄惨境地。

国破家亡的现实，使得乔石小小龄变接受了政治启蒙。半个多世纪以后，当他出任中共第八届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时，中共新闻机构的报导中特别强调他是「在抗日战争中确立了革命的人生道路」。

就在淞沪抗战期间，国民党政权接受了共产党及社会各界共同抗战的呼吁，开始了团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蒋介石亲自发表谈话，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漠地位。借此机会，中共中央迅即发出《关系开展全国救亡运动的指示草案》，指出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组织救亡团体和救亡运动。此时，国共双方都已经看到了争取城市青年，尤其是争取知识青年的重要，双方展开了争取城市青年，尤其早争取敞占区青年的竞赛。

可是，在此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国民政府虽然在上海等敌占城市里仍保留有秘密机构，却是以情报工作为中心。而中共在这些城市里的地F党则利用「在学校里学习，到前缝上学习，到军营中学习，到群众中学习，一切学习都是为著争取抗战胜利，都是为著建设国家复兴民族」等响亮的民族主义门号，利用学生救亡团体的活动，物色和培养激进青年，引导他们从相信共产党的救国主张、抗战决心到相信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不断壮大其组织力量，造就是乔石青少年代即投身中共的时代背景。

上海沦陷后，由于日本方面尚不敢过于冒犯西方列强，所以上海的原公共租界及法租界暂时能够免遭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这也给了中共上海地下党部所领导的抗日救亡组织生存空间。

进入南方中学以后，乔石很快就被中共地下党部操纵的上海学协（上海学生界救亡协会）发起的各项活动所吸引。当时，国民党方面为了争取人心，组成了「上海市学生联合会」，与上海学协分庭抗礼。

与上海学协相比，亲国民政府的上海学联，一是组织中能人有限，二是所组织的各项活动及宣传门号，既不具较强的煽动性，更没有刺激性，所以对青少年学生的吸引力和组织凝聚力远不及上海学协。当时，上海学协组织的许多常常被租界当局禁止，甚至遭到审讯，而包括乔石在内的激进青年仅仅从民族自尊心也发，也会自觉地支持上海协的活动。比如一九三八年九月，上海学协专门成立了「徵募寒衣委员会」，要求全市各校每个学生支助或劝募棉背心一件，献给前才抗日将士。乔石立刻积极响应，请自己母亲精心缝制了一件棉背心捐献出来。与比同时，上海学协在各校的团体会员迅猛发展，乔石所在的学校不甘落后，以组织公开的读书小组的名义，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到处散发带有强烈思想激进色彩的宣传品。

三八年十月至十一月，中共在延安成立了中准青年救冈阐体联合办事处，以此做为中共组织全国青年抗门运动的领导机关，并安排城市学生运动小身的冯文彬任上任，李昌任副主任。此时，乔石的政治生涯尚处在「积极要求进步」的启蒙阶段，每拇捧读冯、李等人的文章和讲话材料如同对经。但四十多年以后，乔石担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冯文彬仅在其手下作副主任，五卜多年以后，乔石成为中共上要领导人，李昌却被打成这个政权的叛逆，背上党内「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的罪名，险些詖开除党籍，据说，积极为李昌开脱的人之中也有乔石。

三八年底，上海学协在中共地下党的指示下，专门出版了学生界的刊物主般》，由地下党员陈伟达（当时的名字是王经纬）担任主编。

刊物送到南方中学后，乔石立刻被杂志中的激进内容所吸引。如饥似渴地读过之后，不由地对杂志的主办人感到十分钦佩。所以，陈伟达可以说是乔石在政治上的第一个启蒙教师。

陈伟达长乔石八岁，三十年代初在上海暨南大学读书期间即参加了中共赤色学生运动。

三七年正式加入中共。抗战前期，他一直在上海负责地下党对上海学协的领导工作，后来又到中共游击区参加武装抗日斗争。中共建政后，他调乔石到自己担任市委书记的浙江杭州市负责青年工作。后来，陈伟逢遗担任过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浙江大学校长、浙江省省委副书记和书记等职务。

一九七八年十月，中共政治元老陈云亲自找陈伟达谈话，说服他调往天津，出任天津市长，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兼天津警备区第一政治委员职务。八O年六月，根据中共「党改分开」的有关决定，他让出天津市长职务给胡启立。两午后，胡启立调往中央，李瑞环被胡惨立和万里等人推荐接任了天津市长职务。此后，李瑞环长期与陈伟达不合。知识分子出身，党龄比李瑞环长二十多年的陈伟达，非常看不起李瑞环的「农民作风」，却又在每场明争墙斗中屡居下风。八四年十月，陈传达终于被李瑞环挤出天津，中共派出全国总工会主席，工人出身的倪志福兼任天津市委书记。

之后，中共高层苦于无处安排陈伟达。此时已经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乔石念及当年「政治启蒙」之恩，及时伸出援手，安排他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委员会副书记。

不满十六岁的地下党支部委员

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公共租界及法租界当局顺从日本侵略者的意旨，下令取缔租界内一切政治活动。同日，国民政府宣布该日实施旨在动员全民抗日的国民精神总动员。上海学协在中共地下党指示下，立刻接过国民政府这一门号，在上海各大、中学校学生中开展「精神总动员宣誓运动」。乔石响应这一号召，在校内地下党员的带领下，庄重地向祖国宣誓：不违背国家民族利益。不做汉奸和敌国的顺民，不参加汉奸组织……，要做新中国的青年。

同年十月，上海学协又一次发动各校学生分头向家长和亲友劝募寒衣助难民，乔石再次积极响应，并在活动中接受中共地下组织的考验。

年底，上海学协公布，该团体已经顺利捐款十七万八千五百多元，购置寒衣三万五千七百余套，全部用来支援中共领导的新四军。这笔捐款里，除了知石及其家人自己捐献的一部分，也有他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劝募到的。

多少年之后，乔石还对自己在这次活动中的表现津津乐道，曾对几位中共党史工作者回忆，他当年虽然人在上海沦陷区，但却为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有所贡献。

四O年一月，中共地下党部的外围组织在上海学校中开展二元钱救难运动」，号召小学生每月捐款二角，半年一元，中学生每月三角，三个月一元，大学生每月五角，两个月二兀，教职员工以月薪百分之五缴纳，自由职业的教育人土每月至少缴纳一元。在这次活动中，乔石已经正式接受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调遣，成为其所在学校的学生劝募组织的小头领。

一九四3年四月，被日本人扶持起来的汪伪政府为了加强对中小学生的亲日奴化教育，通令上海各中小学校每周实行一小时的所谓「精神训练」。此举自然引起爱国学生的极大反感。同年六月，汪伪政权的教育行政会议结东后，汪精卫又在接见与会人员时说：「和平、反共、建国是一切施政方针，也是教育方针，使青少年的思想与日本建立东亚新秩序吻合。」此会结束后，上海刚好发生了一个日本教员在课堂上用手枪逼迫学生接受奴化教育的事件。凡比种种，都给中共上海地下党部提供了利用在校学生爱国心理，壮大其组织队伍的机会，也坚定了乔石「跟共产党走」的决心。

上海地下党部与汪伪政权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是：在各大中学校普遍建立读书会、读书小组及课外阅读指导小组等表面没有政治色彩的组织，以此为掩护，组织青少年学生传阅的大部分为红色内容的报刊书籍。比如当时的中共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以美商好华图书公司名义创办的《时论丛刊》中，大量刊载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彭真、林伯渠、项英等共产党、八路军及新四军领导人的言论和文章，同时还转载了列宁、季米特洛夫等共产国际方面的文章。当时都被中共地下党交给乔石所在学校的读书会或澡外阅读指导小组，使乔石如获至宝。

从这时起，乔石虽然暂时还只属于「党组织的外围成员」，但已经正式开始接受了列宁主义的薰陶。此后，他曾长期坚持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等人的著作，并自信从中找到丁救国救民的真理。

据乔石自己回忆，他曾分别在青午学生时代和日后参加和平建设时代，两次集中时间，非常认真地将几十卷本的《列宁全集》通读两遍，并先后作厂三千多张资料卡片，在每张卡片上都用钢笔一丝不苟地详细注明篇名、页码、内容摘要和分类编号。曾有大陆小国新闻社的记者形容，乔石的这些学习卡片「字迹之工整与道劲，令人过目难忘」。

一九四O年初，上海南方中学的中共地下党，将乔石的出身简历及表现报请中共江苏省委，认为他接受考验已经合格。同年八月，中共领导的「新江抗」（新江南抗日义勇军）任江苏常熟东塘市正式成立，上海地下党动员了一批学生、干部及已经暴露的党员对这支部队开展工作，同时在上海学生中发展了一批党员接替城市学生工作。乔石随詖批准为中共正式党员，并被任命为南方中学的地下党支部委员，这时，他的年龄差四个月就十六岁。

入党以后，乔石的上级立刻向他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国民党区学生工作的几个决定》，其主要内容是：今后在国民党区的学生运动的根本方针，应是长期和潜伏的发展，积蓄力量，争取人心。应自校外救亡工作立即转为校内工作。因此，在工作中必须遵守：一、党员应首先注意功课、操行；二、争取团结大多数的同学，应以思想的启发为主，提倡尊重人格，研究学术，暴露社会黑暗，介绍文艺作品和不违禁和进步刊物，但并不放弃适当的共产主义教育。可能时可组织学术性·生活性、友谊性的和团体，三、对于学生合法团体如同学会、系会、级会、同乡会、青年会、音乐会，球队等，应液环境可能进行组织，多注意学生福利事业及民主作风；四、争取好教员的同情，麻庳坏教员的敌视；五、经过一些积极分子，参加与领导学生群众和斗争，遵守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六、领导学校支部的各县区青委，尽可能人校读书。

据乔石自己回忆，他「入党以前，比较喜欢文学、艺术，这个爱好一直维持著」。入党后，乔石便按照其上级的指示精神，借与同学、教师相互介绍文艺作品的机会，向他们传播共产党的主张。

潜伏上海以待时机

就在乔石正式入党前后，根据中共江苏省委当时的统计，整个上海市区各系统共有中共党员一千六百余人。当时的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人从左倾激进的急躁情绪出发，求胜心切，计划在上海动员一万名群众和五百名党员参加新四军。据说刚刚入党的乔石本来也是在詖动员参加新四军，投身武装斗争的五百党员名单中，但中共中央负责主管国统区工作的周恩来立刻指示，要重新检查上海党组织的工作，使之能适应突然事变，工作方式、组织形式都应从最坏的环境打算。党员要社会化，要有便于掩护的职业和社会身分。

同时，中共中央书记处也正式给江苏省委发文，认为这种大规模成批的号召（参加新四军)。最易暴露党的组织」。只有已经暴露的在上海不能站脚者，才可以用秘密方式派到中共苏北的抗日根据地。

于是，乔石决定长期潜伏上海，他所在的学校地下党组织归江苏省委秘密工作部领导。不过，自此之后，乔石因为终日把时间和精力都放在紧张、危险的地下组织活动上，同时又要设法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所以再没有更多的精力去钻研他自幼皖好的文学、艺术。九三年初他曾感慨道：「我虽然也上了大学了，但是因为初中毕业就参加革命了，很难专心学好我爱的东西。」

四O年十二月，中共中央青委在重庆召开青年工阼会议。会后不久，上海地下党部有关负责人向乔石传达了「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政策」，指示二方面尽量地发展统一战才的工作，一方面采取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

接受这一指示后，乔行考虑自己正式入党前已经在中共外围组织中表现得过于活跃，或许已经被人注意。于是他徵得上级同意，从南方中学转入光华大学附中就读。从此不再参加暴露性的活动，以灰色面目出现在公众场合。不久，他被任命为光华附中地下党的支部书记。为了工作上的方便，他将自己的原名蒋志彤改为蒋乔石，后来，干脆把「蒋」字也去掉了。

直到抗战结束的这段时间里，乔石在中共上海地下党内一直负责中学方面的工作，最高职务是上海地下党中学区委干事。

四一年十二月，由于珍珠港事件导致太乎洋战争爆发，日本军队进入上海租界，上海后此全部沦陷。为此，中共地下党江苏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将所属的上海和南京各地党组织，除留下部分负责干部和各党支部未暴露的革层干部、党员坚持地下活动外，其余都撤至淮南中共新四军的占领地。而乔石由于在此之前已经成功地潜伏下来，没有任何显示他的身分已经暴露的迹象，因此继续留在上海。

四二年九至十月间，中共江苏省委再次决定，把上海地下党部所属的工、职、学、文和地下党教委的主要领导成员已经暴露的党员干部二百余人，陆续撤往中共华中坑日根据地。从

此，乔石在上海的处境更加困难，除了「等待时机」而外，已经没有太多的工作要敝。正好这时他的中学学业也已经结束，便进入华东联合大学大学系读书。

一九四三年一月，中共中央华中局把原来的敌区工作部更名城市工作部，简称「城工部」，上海地下党部的工作直接由华中局城工部领导。

一九四四年六月，中共中央发出一份《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要求其各中央局和各区委，「必须把争取敌占区一切大中小城市舆交通要道及准备群众武装起义这种工作，提到极重要地位」、一里应外合的进攻日寇，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

同年九月，华中局城土部向上海地下党的各系统工作委员会发出通知：「上海的各系统负责人到根据地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并接受任务」。于是，乔石即奉中共上海地下党之命，到淮南中共新四军的根据地，接受华中局城工部干部调训班主持的城市地下工作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