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市场化进程

一、简要背景

自1978年开始至今，中国经历了近25年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自1992年又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已经基本改变了过去政府下达计划、管理生产、制定价格、分配物资、资金和人员等一系列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在相当程度上转上了市场经济体制的轨道。目前市场机制已经在多数经济领域起着主导作用或者重要作用。国内外许多研究者都认识到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给经济注入了活力，提高了效率，改善了要素配置状况，是中国近二十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如：Jefferson ，Rawski and Zheng，1992；世界银行，1996、1997；王小鲁，1997；蔡昉、王德文，2000）。但是市场化进程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和各个地区还很不均衡。尽管在许多重要部门和许多地方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但在其他一些部门和地区，进展还相当有限。这些方面的滞后已经成为制约经济继续发展的阻力，需要通过进一步改革来克服。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在减少和消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开放银行、保险、电信市场、增加政策透明度和清理与世贸组织原则相冲突的行政法规等方面作出了承诺。这进一步推进了中国的市场化进程。

关于中国市场化的总体进展状况，经济学界评判的方法、角度、看法和意见并不一致。

国外有几项研究并不直接涉及中国的市场化程度，但与之相关；包括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 International ，2002）的"世界竞争力评分"、Gwartney and Lawson 的"经济自由度评级"（2002），美国传统基金会的"经济自由度指数"（Heritage Foundation ，2003）。

"世界竞争力评分"评价2002年中国的竞争力为52分（以美国为100分），排在第31位（总共评价了49个国家和地区）。Gwartney and Lawson 和传统基金会分别将中国的经济自由度排在世界第101位和第127位（两者包括的国家和地区总数分别为123和156个），但两者显然包含若干违背事实的主观评价。1

国内的一些研究采用了更多的客观数据，相对来说主观评价较少，但结论也有较大的差别。例如卢中原、胡鞍钢从投资、价格、生产、商业四个方面评价，认为1992年中国市场化程度达到63%（见秋风，2002）。国家计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课题组主要从政府对产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控制和数量干预程度的角度度量产品和要素的市场化程度，加权计算，得出的结论是到1994年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已经达到65%的水平。顾海兵则强调要素市场发育不良，估计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不会超过35%.江晓薇、宋红旭从"企业自主度"、"市场的国外开放度"和"国内开放度"、以及"宏观调控度"四个方面进行度量，认为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约在37%左右（以上三份文献均见李忠，1996）。陈宗胜等（1999）计算，1995年"中国工商企业市场化程度"为46%，"政府行为方式市场化程度"为73%，"金融市场化程度"为9%.

对上述研究，也各自有一些批评，认为一些研究在方法上存在缺陷（例如，见张曙光、赵农，2001）。除了在度量方法、指标的采用等方面存在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以上多数研究注重了价格决定和资源配置机制，但没有对政府职能的转换和与市场相关的法律制度环境的建设给以足够的关注。这方面，较近的一些文献作出了重要补充。例如董辅仍（2001）将市场化归纳为自由化、规范化、法制化、国际化四个方面，更多地从制度角度解释市场化。习近平（2001）在考察了农产品和农业要素市场化程度、农村市场体系的发育、农村市场运行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农民适应市场经济程度与政府对市场的调控能力这几个方面之后，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农村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在1998年达到49%.由于农村经济中还有较大自给自足的部分，部分农产品价格受到政府控制，同时农村土地尚未市场化，可以认为农村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显著地低于城市经济。因此如果按照该项研究进行推论，可以认为市场在中国经济中已经占有主导地位。樊纲、王小鲁等（2001，2003）认为，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差异性和变动性，迄今为止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各国实践上，都还不能确定一个百分之百市场化的终极目标，因此关于市场化程度绝对水平的度量还不具备充分的科学依据。但是市场化的相对进程又是可以通过比较的方法度量的。他们提出了一个包括5个方面、25个基础指标的度量体系，对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市场化相对进程进行度量和比较。

这5个方面包括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以及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根据这项研究，中国产品市场发育程度相对较好，但要素市场发育程度不理想。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在各地还非常不均衡，特别在西部地区发展不足，影响了西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另外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方面，各地差异也较大，这两方面总的进展还不够理想。

二、关于市场化进程的现状描述

目前市场竞争机制就行业部门分布来说，在制造业、建筑、公路交通、国内贸易、房地产业、生活服务业等领域已经取得了主导地位。在农业中还有部分农产品（主要是粮食）在价格和市场进入方面没有完全放开。在第三产业中还有一些部门处于国有企业垄断、半垄断状态，或受到较多的政府干预，例如铁路、电信、金融、保险、国际贸易的某些方面。

按市场说，产品市场的开放程度明显高于要素市场。金融市场竞争度较低，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规范程度较差，技术市场发展迅速，但地区差距悬殊。

在与市场相关的政府改革和职能转换、以及法律制度环境建设方面，进展还不够理想。

本节以下部分按照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产品市场的发育、要素市场的发育、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这5个方面分别进行分析。然后讨论各地的市场化进程总体状况。数据未注明出处者来自国民经济研究所关于市场化进程研究（樊纲、王小鲁、朱恒鹏，2003）。2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

经济改革期间，非国有经济部门的迅速发展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市场化进程都作出了主要的贡献。由于其发展速度远远高于国有部门，因此在越来越多的行业中占了主要位置。非国有部门几乎完全是市场导向的，可以认为凡是非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领域，市场化基本上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但农业在某种程度上是个例外）。在国有部门中，市场化也在进行，但企业经营和资源配置仍然受到较多的政府干预和非利润目标的驱使。在改革开始的1978年，国有企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为77.6%.经过20年后，这个比重到1998年已经下降到28.5%（包括国有控股企业）。但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在各行业部门的分布是很不平衡的。根据推算，1999年非国有经济在工业增加值中的贡献份额约占72%，在建筑业增加值中占53%，在交通运输业中占47%，在通讯邮电业中占18%，在国内贸易业中占59%，在银行和保险业中占31%，在其他所余的国民经济部门占28%.加总计算，约占GDP 的64%（见表1，资料来源见Wang Xiaolu ，2003，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推算）。

注：表中第2-6列中的数据是以GDP 为100的百分比，第七列数据是以相应行业增加值为100的百分比。最后一行数据调整是基于根据各种调查结果进行的估计，将一些名义上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归入个体私营企业。

资料来源：王小鲁，2003.

上述估算数据反映出，非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已经占有接近2/3的比重，特别是在工业、建筑业、国内贸易、公路运输、餐饮服务业等部门发展迅速，已经占据主导地位，但在电信、金融、保险等服务业领域中发展还相当有限。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在各地方同样也很不平衡。就其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而言，2000年东部占56%，中部30%，西部只有24%3.非国有经济部门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平均分别是56%、45%和41%.因此在西部地区，还不能说非国有企业已经占有主导地位。但由于东部地区在经济总体中的比重显著大于中西部地区（东部2000年占全国GDP 的57%），其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状态左右了全国的情况。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就资源分配的市场化程度而言，在改革前的计划经济时期，经济资源集中通过政府财政进行分配。1978年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高达31.2%.改革期间由于权力下放和引进市场机制，这个比重持续下降，到1995年已下降到10.7%.财政收入和支出比重的下降过程近似地反映出市场分配经济资源的比重在总体上上升的趋势4，但近几年由于加强了税收征管，以及出于拉动需求的考虑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政府收支比重有所回升。2001年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达到了17.1%（国家统计局，1999，2002）。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一项短期政策，应当不会导致政府分配资源的持续上升，但也需要警惕政府投资对市场导向的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另外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财政收入和支出占GDP 的比重在各地非常不均衡。以支出比重而言，1998-2000年平均，东部和中部省份平均为13.2%和13.9%，而西部省份则高达19.2%.全国最低的省份是江苏，占9.8%，最高是青海，达25.2%.其二，90年代以来各地方政府不通过财政预算的集资、摊派和非规范收费急剧增加，有人估计其总量在数量上已经和地方政府的预算收入相当。因此财政占GDP 比重这个指标不能完全反映经济资源通过政府而不是通过市场分配的部分。

以下两个指标可以对上述指标有所补充：其一是农民的税费负担。根据全国2万家农户的抽样调查结果，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农民2000年平均税费负担（纳税和税外的费用上缴）占农民收入的5.7%，高于国家规定不得超过5%的上限。其中东中西部平均负担比重分别是3.8%、7.5%、5.9%，以中部地区农民负担最重。最高的省份是黑龙江，达16.7%，最低是广东，仅1.9%.其二是企业的非税负担（指上缴政府的各种税外收费、集资、摊派等占企业销售额的比重）。根据全国4000家企业2001年的抽样调查，全国30个省份平均负担是2.64%，东、中、西部平均分别是2.63%、3.07%、2.33%、也以中部企业负担最重。企业负担最重的是湖北，为4.04%；最轻的是甘肃，为1.65%.目前已在少数省份进行"费改税"的试点，但还没有向全国推广。

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方面影响市场化进程的因素不仅限于经济资源的分配，其他有重要影响的因素还有政府对企业的过度行政干预，以及政府规模过大对市场和社会造成的负担。

关于政府干预，我们使用企业调查中关于企业负责人"是否把主要时间和精力用在与政府主管部门和其他政府部门打交道"这一信息作为衡量指标（共有10项选择，可选取3项），根据全国4000家国有和非国有企业的抽样调查发现，仍然有大量企业负责人要花费主要的时间和精力与政府部门打交道，而不是用于企业经营管理。全国各省样本企业平均，有44%的企业选择了这一项。东部略少，占40%，中西部分别占46%和47%.行政干预最少的是上海，但仍然达到33%，多的是青海，达62%.这说明政府对企业干预过多（也包括政府工作人员的寻租行为对企业的干扰）仍然是一个影响市场化进程的严重问题。

政府规模过于庞大也是一个影响市场化进程的因素。这不但增加了企业和居民的负担，而且导致政府机构人浮于事，增加对企业不必要的经济干预和寻租行为，影响了经济效率。

在改革开始的1978年，国家机关、政党、社会团体工作人员总数为430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0.45%.到1990年，这个数字已经翻了一倍多，上升到929万人。到2001年进一步上升到1088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到0.85%（见国家统计局，2002）。这说明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政府改革是滞后的。根据一些调查，某些地方由于政府规模过度膨胀，严重增加了社会负担。

产品市场的发育

经过二十多年的经济改革，产品市场已经基本上取代了过去按计划生产和分配产品的体制。改革前绝大多数产品的价格都受到政府控制，到2000年全国平均按价值量计算只有约10%的产品价格受到政府控制或干预。东部较低，平均为7%，中部平均接近9%，西部平均为14%，其余部分为市场调节。由于政府控制的价格偏离市场价格，偏低的情况较多，所以上述比例可能还需要各自上调几个百分点。如果将服务产品包括在内，那么价格控制的程度可能还会有一定程度的进一步上升。例如国家计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课题组在考虑了这两个因素后估计价格受市场调节的比重在1994年占80%左右。就总体而言，市场价格毫无疑问已经在价格形成中居于主导地位。

产品市场的发育还表现在地方政府对本地市场的保护正在减少。根据一项覆盖全国4000家企业的调查，企业在进入各省市地方市场时遇到行政性壁垒的件数，按各省市的经济规模（以GDP 衡量）平均，在2000年为0.08件/亿元，比1999年下降了0.01件。个别省份较高，为0.20件，沿海省份较低（但不包括三个直辖市），如广东仅有0.025件。

农产品的市场化进程值得注意。我国经济改革期间曾几次尝试彻底放开农产品价格控制，但由于暂时的价格和市场波动，均未能坚持下去。关于目前实行的部分农产品按保护价格收购和不允许非国有粮商直接收购粮食的政策，也存在不少争论。主要意见是高出市场价格的保护价格和垄断性的收购一方面刺激农民多种粮食，造成供过于求，造成浪费并增加了财政负担，另一方面导致卖粮难，因而最终对农民的利益有所损害。近年来作为主要粮食销区的8个沿海省份在放开粮食市场后出现了市场稳定、农民增收、财政减负的好势头。看来这个改革措施有必要尽快向其他省份推广。

要素市场的发育

迄今为止，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还远远低于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在金融市场方面，银行间竞争已经展开。但利率还没有市场化，市场竞争的范围也还比较有限。4家国有商业银行和几家国有政策性银行占了全国信贷业务的主要部分，它们在2000年在存款总额中占70%以上的比重。在贷款方面，2000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平均，在短期信贷中贷给非国有企业的部分，只占短期贷款总额的22%；这和非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已经占有主要部分的状况不相协调，说明非国有企业，特别是非国有中小企业，在融资方面还面临很多困难。

在资本市场方面，股票、期货市场已具有一定规模。股票市场融资规模近年来每年一百多亿元（2000年达512亿元），股票市场年成交金额3万多亿元（2000年为6万亿元）。（国家统计局，2002）但是市场运作的透明度和规范化程度仍然较低，操纵股市、欺诈、提供虚假信息等行为频繁发生，亟待继续加强监管，规范市场。

在劳动力市场方面，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已经开放，特别是城乡间的劳动力转移，目前已经具有相当规模。根据调查推算，截止到2000年转移到城镇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累计达7500万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培训就业司和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总队，2002），约占现有农村劳动力总量的15%.但是农民工及其家庭在向城市迁移方面还面临不少障碍，例如有些城市对允许农民工进入的行业设立限制，随意对农民工进行强制遣返等。农民工在社会福利方面也同城市居民面临不同等的待遇，例如他们的子女入学面临很大障碍，他们多数享受不到城市社会保障和各种社会服务。为劳动力流动提供服务的系统，例如职业介绍、职业培训等，在许多地方也还相当缺乏。

在土地资源的利用方面，过去行政性划拨土地的资源利用方式已经改变，但还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土地市场。

我国科技市场发展迅速，全国技术市场成交额在1995年为268亿元，2001年已达到783亿元（国家统计局，2002）。但总体水平还不高，而且地区间差距非常悬殊。按科技人员数平均的技术市场成交额，高的省份如上海达5万元，低的省份如贵州只有30多元。分地区计算科技人员人均成交额，中、西部各自只相当于东部的28%左右。

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

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在全国不同地区很不平衡。以律师人数和会计师人数占人口的比重为例，比例最高的北京分别为每万人3.2和1.8人，其次上海为2.8和1.4人。全国平均分别为0.93人和0.48人，远低于北京和上海的标准。最低的贵州只有0.2和0.1人。因此在欠发达地区加速发展市场中介组织是非常必要的。此外，我国行业协会的发展还很不理想。

一些政府办的行业协会还带有相当程度的行政色彩而且活力不足；民间协会组织发育滞后；这使各行业内的信息沟通、行为自律、技术传递等重要活动缺乏必要的途径。

法律制度环境的改善目前是市场化进程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司法的公正、透明和效率直接关系到能否保证一个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目前影响市场机制有效运行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法律制度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这方面的情况在各地也很不平衡。如果以每亿元GDP 平均的经济案件发生率和消费者投诉率来近似衡量各地经济秩序的好坏，这两个指标最低的省份分别只有5.2件/亿元和2.3件/亿元，最高的省份则分别达到31.4件/亿元和18.2件/亿元。

全国各省平均为14.3件/亿元和8.3件/亿元，远远高于发生率最低的省份。这说明多数省份相比较而言经济秩序不够理想。改善市场秩序的中心措施首先需要严格执法纪律，打击腐败，实行公正执法并提高执法的效率和透明度。

市场化在各地区的进展状况

市场化在各地区的总体进展状况是很不平衡的，目前东部沿海地区市场发育程度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总的来说市场化程度相对比较落后。图1是国民经济研究所关于1999-2000年各地区市场化进展的评分和排序。

图1.各地区市场化指数评分和排序：1999-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