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实施中部崛起战略的思考

准确意义上的中部地区包括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山西6个省。古人曰：“得中原者得天下”。然而在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进程中，中部却成为政策和经济的凹地，学者们将其称为“中部塌陷”。在2004年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部崛起”的提法首次出现在2005年经济工作的六项任务当中：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结构调整的重大任务。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实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在刚刚闭幕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作为“十一五”规划十大发展目标之一，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国家出台的这些政策措施至少传达出两层意思：一是国家已经认识到中部崛起对中国崛起的重要作用；二是中部崛起需要有很好的规划和措施，要挺起中国的脊梁仍任重道远。中部进入了国家战略发展的视野。

山西作为中部省份，“十一五”规划为山西经济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山西的优势在哪里？差距在哪里？如何借鉴其它省市的经验和教训，制定山西的发展战略，抓住机遇，实现山西崛起，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当务之急。本报告拟从宏观角度,全方位观察、评析山西经济发展的主要优势、差距以及发展思路,以面对山西经济发展即将到来的机遇和挑战。

看清山西发展的“优势”，可以在机遇面前增强我们的信心。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建设，山西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翻开了全省经济和社会发展崭新的一页，山西凭借自身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农业优势和人文优势等，国民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产业发展更趋协调。

1、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成果，奠定了山西崛起的雄厚基础

GDP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它是反映各产业部门创造财富多少的重要指标。统计资料显示，1978年山西实现GDP仅88亿元，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经济规模迅速扩大，至2004年，山西实现GDP 3042亿元（初步测算数），按可比价格计算，1979-2004年年均增长9%。如果说GDP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总规模的话，人均GDP反映了人均占有财富的多少，则反映和代表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实力，在与全国及中部省份的比较中则更具说服力。山西人均GDP 1978年为365元，2004年增至9150元，增量为8785元，年均增长9.1%，略高于同期GDP总量的增长。

三次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是一个长期演进，不断调整、变化的过程。国际经济运行实践标明，随着整个经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并进而转变到信息社会，实现“三级两跳”，三次产业结构也将逐步升级，经历一个由第一产业为主到以第二产业为主，并进而以第三产业为主的有序转化过程。从山西省实际看，建国初期及前几个五年计划时期，三次产业结构也曾作过一些调整，但由于主观上的盲从而效果不明显。以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山西省产业结构进入一个新的更为主动、有序的调整时期，特别是实施“1311”工程以来，各产业在结构调整的平台上进一步优化整合。2004年，山西省三次产业结构之比为8.3 ：59.5 ：32.2 ，与1978年相比，第一产业下降12.4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则分别上升1和11.4个百分点。经过二十多年改革，山西省三次产业结构实现并巩固发展了“二三一”的三次产业格局，使产业结构在向“三二一”格局演进中取得了质的飞跃。与全国平均水平及中部省份相比，山西二三产业比重较大，产业层次较高，第二产业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5个百分点，在中部六省中排名1位，第三产业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5个百分点，在中部六省中排名第五。 

2、得天独厚的矿产资源优势是实现山西崛起的有利条件

山西的煤炭资源在全国首屈一指，其特征主要有：分布广、储量大、煤质优良、品种齐全、地质构造简单、便于开采、地理位置适中、便于向外输送、煤质和埋藏特点以及雄厚的物质设备技术力量，便于专业开采和综合利用等。煤炭工业历来是山西省的支柱产业，山西省既是全国最大的煤炭生产省，又是最大的煤炭调出省。面对当前煤炭工业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仍然粗放低下的现状，山西扬长避短，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大力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煤炭产业，全面实施煤炭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加快产权制度改革，实施科教兴煤和人才强煤战略，建立创新体系，加快对煤矿现有技术装备的改造，提高煤炭企业的创新水平，以清洁生产和洁净煤技术为手段推进产业结构化升级。按照结构调整计划，到2007年山西省煤炭产量将达到6亿吨，煤炭外销3.5亿吨，销售收入达到1500亿元，非煤产业实现利税达到200亿元，职工收入以年均10%增长；煤矿个数控制在3000个左右，洗选煤比重达到70%以上，煤炭资源回收率达到55%以上。同时发展大机焦8000万吨，淘汰落后焦4000万吨；丰富的煤炭资源为电力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电力工业欣逢大发展的年代，去年山西向省外送电排全国第一位。到2007年年底山西省装机容量将达到3310万千瓦，年发电量1860亿千瓦时，形成贯穿全省南北的500千伏双环网，外送电力实现800万千瓦，同时完成300万千瓦的脱硫改造。同时适度发展一批洗中煤、煤矸石、煤气综合利用和热电联产环保电厂，积极开发黄河北干流域水电资源，扩大省外用电市场，建设一批西电东送电源项目，扩展外送电通道。“皮筋效应”告诉我们，皮筋在松弛的时候没有什么力量可言，但要把它延长拉紧就会产生强大的力量。如果说皮筋效应对山西煤炭行业还只是个预期的话，那么在冶金行业已经变成现实。压缩一般性钢材生产、把不锈钢做大做强已是山西工业调整的一号工程，让不锈钢变成山西响当当的拳头，优势同样在资源。

3、山西独特的人文优势、丰富的旅游资源正在成为山西崛起的新的增长点

山西因地处太行山西侧而得名，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迄今为止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达三千年之久，属古晋国崛兴之地，故简称“晋”。山西旅游资源丰富，尤其是人文旅游资源在全国颇具竞争力，具有比较优势。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人民生活状况的改善，旅游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古老的旅游活动被赋予了振兴地方经济的新机能。进入新世纪后，充分发掘山西旅游资源、加速山西旅游产业的发展，已成为全省共识。为了充分发挥山西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优势，在“十五”期间实施的“1311”工程中，特别提出要在“第三产业重点扶持发展10个旅游景区，按照全面规划、重点突出的原则，开发要按市场机制进行企业化运作，开发与保护并重，重点开发云冈石窟、恒山、五台山、芦芽山、晋祠、平遥古城、绵山、壶口瀑布、关帝庙、鹳雀楼十大景区，着力培育古建佛教文化、晋商民俗文化和华夏根祖文化三大品牌，形成北中南三大旅游区，使旅游业发展成为我省的重要替代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2004年山西完成旅游收入199.7亿元，依据山西2004年度投入产出旅游模型测算，直接拉动我省GDP（直接需求）83.8亿元，间接拉动我省GDP（间接需求）62.1亿元，旅游业对山西GDP的全部贡献（完全需求）为145.9亿元，直接需求、间接需求和完全需求约占当年GDP总量的2.75%、2.04%和4.8%。

4、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是山西崛起的良好机遇

十多年前，中央提出“沿海战略”，率先启动中国最有条件发展的东部沿海区域，使之成为中国经济连续多年高速增长的火车头，因为建国40多年的事实证明，中国幅员辽阔，各经济区域之间差别巨大，经济发展不可能齐头并进，如果没有重点突破就没有全局的发展。然而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国家适时提出了东北振兴、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从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情况分析，中部崛起面临很好的机遇，东部沿海地区的土地等重要资源成本都在提高，很多产业正从东部向中部转移。山西凭借自己的区位优势和国家“中部崛起”的政策优势，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

二、反思山西发展的“差距”，是为了更好地迎接挑战

1、在经济实力增长的同时，山西经济总量在中部六省中的位置后移

1978年，山西实现GDP 88亿元，在与中部的河南(163亿元)、湖北(151亿元)、湖南(147亿元)、安徽(114亿元)、江西(87亿元)共六省排序中，位居第五。上个世纪的后20年，由于种种原因，山西经济急速下滑，在全国的位次快速后移，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拉大，虽然进入21世纪后全省经济得到了大力发展，在全国的位次有恢复性前移，但与中部其他省份相比依然表现出一定的差距。2004年，山西实现GDP 3042亿元，在与河南(8815亿元)、湖北(6310亿元)、湖南(5612亿元)、安徽(4812亿元)、江西(3496亿元)共六省排序中，位居第六；按现行价格计算， 2004年山西实现GDP比1978年增长33倍，与河南(53倍)、湖北(40倍)、湖南(37倍)、安徽(41倍)、江西(39倍)相比，增幅居最后一位；分三次产业来看，山西第一产业1978年创造增加值18亿元，2004年为253亿元，增长13倍，第二产业1978年创造增加值51亿元，2004年为1810亿元，增长34倍，第三产业1978年创造增加值18亿元，2004年为979亿元，增长53倍，在六省中三次产业增幅均属最后。

2、在人均占有财富不断增长的同时，山西人均GDP与全国平均水平及中部省份相比差距扩大

与全国平均水平比，1978年，山西人均实现GDP 365元，全国为379元，山西比全国平均水平低约4%，1980年，山西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左右，1990年山西人均GDP为1528元，全国为1634元，山西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5%,1995年相对差距扩大为30%,2000年山西人均GDP为5137元，少于全国平均水平(7078元)1941元，落后27%，2004年山西人均GDP为9150元，少于全国平均水平（10533元）1383元，落后13%。从在全国的排位看，1978年山西人均GDP在全国排第7位，2000年在全国排第20位，2004年为19位。排序位次后移表明山西产业发展与全国经济发展不同步，存在一定差距。

与中部六省相比，1978年山西人均GDP排名六省首位，1990年退居第二位，湖北首先超过山西，2000年退居中部六省第四位，湖北、湖南、河南相继超过山西，至2004年，山西仍名列湖北、河南之后排名第三位。

进一步分析我们还发现，与经济实力大于山西的省份相比，差距进一步拉大，与经济实力小于山西的省份相比，优势有所缩小：1990年，首次超过山西的湖北，人均GDP高出山西仅4%，末位河南比山西低27%；2000年，湖北超出山西近40%，差距拉大，末位的江西比山西低不足6%，优势缩小；至2004年，首位的湖北高出山西15%，末位的安徽低于山西15%，山西位居中游。

3、在收入分配总体状况明显改善的同时，山西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且不同收入群体及其内部的差距在不断扩大

1980年,山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379.7元、155.8元，在全国排位分别为28位和25位，1990年二者分别排在26位和20位,2000年，排名分别为31位和20位，至200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7902.9元和2589.6元，排名均为18位，虽有增长，但尤其农民收入亦然增幅缓慢。而引起广大民众普遍关注的是，不同收入群体及其内部的差距在不断扩大。

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拉大。在个人收入差距中，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一直是较为突出的，我们一般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来反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山西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2.96:1，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起步于农村，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农民劳动积极性的提高，这一时期农民收入增长很快，1985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缩小为1.66:1，在随后的几年里，由于国家经济政策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镇，城镇居民由此体会到改革给自己带来的实惠，1995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扩大为2.73:1，其后又缓慢缩小为1998年的2.2:1， 2000年为2.48:1，2004年为3.05:1。可见，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山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始终呈现出“扩大—缩小”交替出现的格局。

城镇居民内部的贫富悬殊。从抽样调查资料可以看出，城镇居民高收入户与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在逐年扩大，1990年为1204.06元，1995年扩大为3227.26元，2000年进一步扩大为6906.6元，2004年为   元，城镇居民内部贫富差距越来越明显。近年来，有些行业特别是垄断行业的高收入不尽合理，正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

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明显。基尼系数是用来衡量贫富差距的有效方法，从全国对基尼系数的调查资料可以看出，山西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处于0.3—0.4之间，城镇居民基尼系数介于0.2—0.3之间，农村基尼系数高于城镇，说明农村居民内部分配不平均程度要大于城镇。 

应该说，某种程度上，“拉大收入差距”启动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从总体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市场机制在分配领域发挥着越来越多的作用，收入差距还将呈现出一种全面的、多层次的扩大态势，所以说，一些收入差距的扩大会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效率的提高，尤其随着十六大报告提出的“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进一步贯彻落实，与市场化进程有关、符合市场经济特点和要求的收入分配差距仍会呈扩大之势。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无序的、不合理的拉大收入差距的因素在山西表现得仍较为突出：第一、传统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依然明显。长期以来经济发展中所形成的城乡之间或地区之间拉大收入差距的不合理因素并未减少，某些制度障碍甚至有加重之势，尽管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之间已有各种联系，而且在改革开放之后还呈日益密切之势，但至今仍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两个经济单元、两种发展水平”的格局，城市化水平偏低，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客观上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可以说，他们是两类不同的收入群体和消费阶层。党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科学论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被认为是达成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第二、行业间收入差距扩大。按照市场经济利润平均化的运作规则，各行业之间的利润率应大致趋于均等，各行业职工的平均收入也应与此相对应，但是，目前由于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度不同，有关行业政策等因素带来的行业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许多行业如金融保险业、邮电通信业等，利用垄断地位或其他不平等竞争获取高收入，统计资料显示，收入水平最高的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人均收入为收入水平最低的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的3倍，这仅仅是从统计数字反映出的问题，如果加上工资外隐性收入、住房、福利待遇等方面因素，差异就更显著。同等条件的劳动者如果仅仅因为行业不同或所在单位不同，造成报酬相差甚大，那么，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不仅不会调动积极性，反而会引起人们的不满和心里不平衡，长此以往，会严重影响人们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第三、个别人以权谋私、非法经营、偷税漏税等现象还较严重。通过“放权让利”调整分配关系来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从而加快经济发展已成为改革开放的主要内容之一，但是在打破旧分配关系、建立新分配关系的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导致了分配秩序的混乱，个别人通过以权谋私、非法经营、偷税漏税等违法犯罪手段获取收入的现象还较严重，在山西这样一个经济发展还欠发达的省份来说，这种现象一直是人们不满的关键。

4、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作用和与之相适应的思维方式，严重制约了山西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和区域经济发展的进程

思维决定着人们的行动，一个省的经济发展与否与人们思想解放程度有密切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经济建设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有了一定程度的转变，但由于历史的地域的原因，山西一直比较封闭和保守，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旧观念旧思想日益受到冲击和动摇，但至今自然经济和产品经济意识还有较大影响力，小农意识的思维模式和惰性仍具有较强的惯性，人们思想观念上封闭、保守、依附的特点还比较明显，竞争意识、风险意识、市场意识的观念还相当淡薄，居民的择业取向和结余资金的投向还没有真正摆脱旧思维、旧观念的束缚。在利用国家政策和处理一些问题时思想解放还显得不够，缺少“敢为天下先”的魄力。

三、积极采取应对“措施”，是山西抓住机遇、面对挑战的根本出路

要用辩证的观点看待山西的差距。事物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和有条件的，不平衡才是绝对的、经常的和无条件的。只要发展就会有差距，差距就是不平衡，发展不平衡是一切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部与东部的差距如果长期存在并不断扩大，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是不利的，它将威胁我国改革、稳定和发展的大局。山西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思想不够解放、发展缓慢、内部收入差距较大、自然地理较为封闭、连片贫困地区较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不足等，我们应该辩证地认识上述问题，虽然这些问题确实可以制约发展，但悲天悯人、妄自菲薄都于事无补，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差距大、开放度低，辩证地看就是潜力大，可以大有作为。差距就是潜力，潜力就是希望，希望经过奋斗就可变成光明前景。

2、要以结构调整为主线缩小山西的差距

山西的差距表面上是增长速度、人均收入等方面的差距，深层次上反映的则是结构上的差距。任何总量的不平衡都是以结构不平衡为基础的，山西产业单一粗放、结构严重失衡，其畸重的产业结构可以概括为：一是基础工业过长，加工工业过短，投资巨大，回报率低；二是能源原材料粗加工、初级产品比重过大，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档次产品比重少，经济效益差；三是地区产业结构趋同，低水平重复，特色优势不突出。所以，山西发展速度慢，经济效益差，除了政策不合理外，结构单一、产品初级、企业分散、产业素质差是导致差距拉大的最主要原因。当今世界结构转换已成为工业化进程中的主旋律，经济增长只是结构转换的一种表现。加速发展，缩小差距，必须抓住结构调整这个关键因素，抓住政府的调控力量、市场的导向力量、科技的创新力量进行系统设计，整体联动，带动整个经济高速、高效、稳定的增长。

3、要以健全的市场经济为出路努力消除山西的差距

市场体系不健全，市场发育不到位，生产要素难以合理流动，社会资源不能优化配置，同样是影响山西发展的主要因素。加快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经济发达的省份迅速转轨和并轨是山西面临的新课题，也是山西发展的必由之路。市场不仅仅是商品的交换场所，而且是经济关系的综合反映，所以市场经济的建立不仅是指有形的市场建设，更重要的是市场意识、市场关系、市场机制、市场规则的健全。如果说走向市场是企业的行为，那么培育市场则是政府的职能。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市场经济的总框架、大力发展中介组织、刺激和推动市场的迅速发育。“浩瀚疆域浪潮涌，磅礴巨龙蓄势飞”。当前，迎着“中部崛起”的滚滚浪潮，中部各省形成了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局面，山西在历史上曾几度辉煌，今天，在新世纪和新的五年计划刚刚开始的时候，只要抓住机遇，奋力开拓，一定会实现跨世纪的大崛起。随着中部的崛起，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和中华民族的振兴，也会因此进入突飞猛进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