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格平:环保风暴背后
摘要:4月17日,一场规模罕见的沙尘暴席卷北京,当天北京市区共降沙30万吨,以人均计算,每人负担的重量达到20公斤。曲格平:25年我们的环境指标从来没有完成过,大体上我可以说这个话,从来没完成过,但是这个话没有人讲啊。
4月17日,一场规模罕见的沙尘暴席卷北京,当天北京市区共降沙30万吨,以人均计算,每人负担的重量达到20公斤。
曲格平:25年我们的环境指标从来没有完成过,大体上我可以说这个话,从来没完成过,但是这个话没有人讲啊。
解说:敢于说出这样一番话的就是曲格平。这个观点一经提出,就和沙尘暴一样,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几天以后,在上海举行的一次论坛上,曲格平再次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曲格平:你说有一年没有完成就算了,你怎么25年都没有完成?
解说:参加这个论坛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环保官员,外国的环保专家和环境专业的大学生。尽管这位76岁的老人语出惊人,但听众们却显得相当信服。因为在中国,恐怕没有谁比曲格平更了解过去25年里,中国的环境变化了。从1972年至今,曲格平做了将近40年的环保工作,他是中国第一批从事环境保护工作的人、中国第一任环保局局长,被人称为“中国环保之父”。
记者:您为什么一直在强调,我们中国25年来环境指标一直都没有完成,自家人揭自家的短呢?
曲格平:应该说我们现在面临的环境形势还是很严峻的,问题很多。像这种状况,应该让我们全国人民都知道。
解说:曲格平的观点很快得到了印证。几天以后,沙尘暴就席卷了北京。这场风暴过后,在曲格平北京的办公室里,记者再次见到了他。
曲格平:早上起来之后绿地都变成黄的了,绿地都变成黄的了,整个浮尘都落在这些绿地上。这些花草上,你看现在还可以,那天来讲都不是这样的。那个汽车上全是土,像土埋着似的。
记者:您看到这样一个现状,您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曲格平:唉,所以这两天也不光是我,很多人见面都在摇头。说我们怎么会生活在这么一个环境当中。
记者:您听到这些议论,您的心里好受吗?
曲格平:我确实觉得环境保护的任务非常地重大,非常地艰巨。
解说:与此同时,另外一场风暴也吸引着曲格平的关注。今年2月,国家环保总局对127个重点化工石化类项目进行环境风险排查,并查处了投资总额达到290亿元的10个违规建设项目,中石油、中石化等国有超大型企业的一些工程项目相继被环保总局点名批评。这是国家环保总局连续第二年掀起这样的行动。2005年,行动的矛头对准了大型水利工程,甚至连三峡工程都遭到了环保总局的批评。在环保总局以前的工作中,很少出现这样大规模的查处行动,因此外界将其称为“环保风暴”。
记者:那您怎么看待这场环保风暴呢?
曲格平:环保局能够现在敢于站出来监督,我觉得是很不错,用风暴把他们惊醒一下。因为普通的风吹不动他们,需要风暴来袭击他们一下。
记者:您觉得这个结果让人感到乐观吗?
曲格平:这个靠一步到位很难,你得有这种思想准备,遇到情况就要去斗争,就要去奋斗。
解说:就像曲格平自己说的那样,在过去30多年里,他一直在为中国的环境保护奋斗。在连续两年的"环保风暴"中,国家环保总局所依据的大部分法律,都是曲格平参与促成通过的。
解说:曲格平,1930年出生于山东肥城。他毕业于山东大学文艺系,曾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后来又进入了国家计委。1972年,第一届“人类环境大会”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举行,时任总理周恩来任命曲格平为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参加这次会议,它从此改变了曲格平的人生轨迹。
曲格平:应该说在环境会议上,我们能够说话的很少。就当时讨论的一些,比方说城市的发展问题,城市的居住问题,环境和人权的问题,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中国根本似懂非懂,懵懵懂懂不知道怎么表态。
解说:这次会议是当时世界各国第一次就环境问题召开大会,也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后第一次派团参加国际会议。中国政府派出了五、六十人的代表团参加。然而,一个规模庞大的代表团却不知道怎么就大会提出的问题表态,这让曲格平感到了震动。
记者:当时在国内对环境保护这个概念到底有没有认识?或者说认识到多大的一个程度?
曲格平:没有。那个时候来讲,这个词我们都没有环境保护这个词。没有,你查查字典,当时根本没有这个词。我们有环境卫生、环卫工人,但没有环境保护这个词。
解说: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显现。大连湾、北京官厅水库相继发生大面积污染事件。但是,由于环保知识的缺乏和国内局势的动荡,污染问题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只有周恩来等少数领导人给予了关注。从斯德哥尔摩回国之后,曲格平立即把听到的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1973年,在周恩来的推动下,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在北京召开,随后,各地也相继召开了环境会议。中国的环保工作正式启动,尽管这个时间比西方国家已经晚了几十年。
解说:从那以后,曲格平投入了新生的中国环保事业,他也因此成为中国最早接触环保工作的人之一。1976年,他被任命为中国常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首席代表,之后,他又相继在城乡建设部和国务院的环境保护部门担任领导工作,1987年、中国国家环境保护局正式成立,曲格平被任命为第一任局长。
记者:那么究竟您是在什么时候意识到环境保护对我们国家来讲已经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了呢?
曲格平:真正感觉这个问题比较严重,到了20世纪80年代底90年代初,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经济已经发展得比较快了,大家精力、注意力都在搞经济发展追求GDP的增长,而对于环境保护,虽然提还是提了,但是实际上摆不上议程。
解说: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是曲格平担任国家环保局局长的期间。实际上,从80年代开始,中国的经济开始起飞,尽管当时政府已经初步形成了环保法规体系,但它们根本抵挡不住过热的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
曲格平:他们当时来讲,认为排放污染物天经地义。国家要我生产,要我的产品,没有说要我其他的东西,治理污染可以治理,你来治理。当时提出来环保部门的任务是来治理,我排了之后你去治理,公开提出,不是说开玩笑。
解说:这里是北京著名的风景区:十三陵。上世纪80年代初,北京市有关部门曾经希望在十三陵附近建一座水泥厂。知道这个消息之后,环保局多次要求主管单位不要建厂,但对方却执意要开工,这一争就争了好几年。
记者:如果这个项目上了之后,这个水泥厂建了之后它的后果可能是什么样的?
曲格平:北京最有光彩、最有吸引人的魅力的地方就是十三陵,漂亮。你在这儿弄个大烟囱在这儿排烟,太不像话了。
记者:那看到这样一个结果,您作为国家环保总局的局长,您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曲格平:确实很着急。环保部门出来这么反对的东西并不是多,因为它太不能叫人,如果我们这种事情不出来,那环保做什么?我们觉得实在太无能了,一定要争。我们反对,反对不掉,最后官司就打到国务院。
解说:最终,这个水泥厂被勒令停止建设。连关一个水泥厂都要争到国务院,曲格平感到了身为环保局长的无奈。
曲格平:我也不能处分他,一点办法没有。我只有往上反映,用现在的话就是告状,因为法律上并没有不授予你这个权力,你不停我就关你,没有这个权力。
解说:实际上,早在1979年,中国就颁布试行《环境保护法》,是全世界第二个专门为环境保护立法的国家。但在曲格平看来,这些法律过于原则化,而且并没有明确规定环保局的权限,操作起来并不容易。
记者:类似于这些企图想让环境保护屈服于经济发展的例子,您看到得多吗?
曲格平:很多,到处都有。
记者:所以当时大家是不是有一句话,觉得环保局事实上有点像一个橡皮图章。很难真正地开展执法工作
曲格平:是啊,当然我们法律上也有一些弱点,不足的地方。就是没有非常具体、明确的授予、授权。
解说:1993年,曲格平进入全国人大担任环境与资源委员会主任,他的身份从一名执法者转变成为立法的参与者。在担任环保局长的时候,曲格平深感环保法律的不足,进入立法领域之后,他决心用完善法律来推动环境保护执法。然而出乎曲格平意料的是,环保立法工作远没有他想象得那么简单。这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估法》是2002年通过的,在近两年环保总局掀起的"环保风暴"中,它发挥了巨大的威力,但是当初,它却险些无法出台。
曲格平:这部法律在审查的时候中断了,没法进行下去。因为反对,当时的意见很难取得一致,中断之后,我们的法律规程有这么一项制度,如果停止两年,整整到两年那一天,这个法就算过去了。谁也不准再提它、再来议了。
解说:《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定,任何规划和建设项目在开工前,必须经过环境影响评价,并报环保机构审批,否则,这部法律将赋予环保机构责令停工和处以罚款的权力。用曲格平的话说,这是一部比较具体和容易操作的法律。但正是这样一部法律,在草案审议阶段遭到了多方的反对。
记者:到底谁在反对这部法律呢?
曲格平:这个来讲就是有关部门。
记者:哪些部门?
曲格平:这个具体不讲了。基本上来讲就是国务院的有关的一些部门,我们这个法律规定的范围是这样的,国家建设的所有规划必须要受这部法律约束。
记者:那么您觉得,他们反对一个主要原因是什么?
曲格平:经过环评就麻烦了。你这个项目该不该建,你建当中应该注意什么问题,要采取什么措施,要增加麻烦了。一些部门有部门的一些利益,环评跟他们这些利益发生冲突,所以他们就反对。
解说:2002年,《环境影响评价法》的讨论进入关键阶段,而曲格平的心情也越来越焦急。这是他参与制定的最后一部法律,一年之后,曲格平就要退休了。
记者:那么这部法律对您个人来说意义重大吗?
曲格平:我这一生,有两部法律我力争必须要做,一个是《环境评价法》,一个是《清洁生产法》。我的大半生都是在搞环境保护,我是很希望能做点事的。能把这个状态能够尽快地改变一下,这个心情一直是非常迫切的。遇到困难的时候,就加重了我的这种不安的感觉。
记者:为什么您觉得一定要通过?
曲格平:我们的法律光从发生问题再去补救,不行,得要把它提到预防上来。从源头上来堵,这两部法律都是从源头上把关。
解说:经过多次激烈地讨论,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最终审议通过了这部法律。
记者:那么当您最终看到这部法律通过之后,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曲格平:我是觉得我在这个全国人大十年的工作,我最后这两部法律的通过,我总感觉有一点成就感。
解说:从1972年开始,曲格平做了30多年的环境保护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后通过的25部环保法律中,绝大部分都是曲格平参与制定的。从1987年到2002年,曲格平多次获得海内外的各种荣誉。1992年,他获得联合国环境大奖,成为唯一一位获得这项荣誉的中国人。
曲格平:我从来没有特别兴奋,欢喜若狂,从来没有。我们投入这么大,但是我们现在问题仍然控制不住,我老是感到很不安。
解说:如今,曲格平已经离开了环境保护的国家决策机构,不过他还是接受了中华环保基金会的邀请,继续从事环保工作。接替曲格平担任环保总局局长职务的是解振华。他曾经当过曲格平的秘书,外界认为,他和曲格平的工作风格一脉相承。但是去年,松花江发生了严重的水污染事件,解振华在担任了12年环保总局局长之后,被解除了职务。因为松花江水污染事件的严重后果,环保总局和各级环保机构的工作遭到了公众的质疑。但曲格平却有着不同的看法。
曲格平: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这种发展方式,它必定会造成严重的环境问题。这个发展方式,各级环保部门是无权来纠正的一个方面,另外你国家作出的法律规定,就应该执行,没有得到认真执行,为什么?就是我们监督机制,环境搞得好,当然很好。他要是搞得不好,谁来制约他?没有啊!
解说:这也许是曲格平为他的继任者进行的辩解,但更是一个从事了大半辈子环保工作的老人,在经历过种种艰难与困惑之后想要诉说的诤言。沙尘暴过后的北京城,很快就被打扫干净,除了偶然还能看到的沙尘暴留下的痕迹之外,市民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一片沙尘毕竟是容易清理的,但如果环境继续恶化下去,城市终将淹没在沙土之中。这是从事30多年环保工作的曲格平最担心的事。在土地沙化最严重的中国西北,如今每年都依然会留下曲格平的足迹。他希望有朝一日,那里吹来的不是沙土,而是清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