耄耋之年几度春——记著名企业管理学家、原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袁宝华
摘要:他是一名官员,先后历任中央几个部委的领导者;他又是一个学者,出版了许许多多的专著并兼任过大学校长;他更是一名管理大师,推动并奠定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模式……
他是一名官员,先后历任中央几个部委的领导者;他又是一个学者,出版了许许多多的专著并兼任过大学校长;他更是一名管理大师,推动并奠定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模式……
“袁宝华这个名字,不但写在新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阶段,更是中国企业管理和质量管理的一个代名词。”
2006年1月8日,当袁宝华站在“中国质量领域最高荣誉奖”的颁奖台上时,当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忠禹向他递过象征这一荣誉的水晶奖杯时,“中国杰出质量人”组委会的颁奖辞对他如此评价。
他身上有太多值得说的东西
“作为我国德高望重的经济界元老,著名的经济学家、企业管理学家、教育家和国务活动家,袁宝华同志身上有太多值得说的东西。单单在质量管理和企业管理领域,袁老就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人。”中国质量协会副会长艾丰说:“袁宝华这3个字可以说是中国企业管理和质量管理的一个代名词。”
如此的断言,并不是因为91岁高龄的袁老现在还是中国质量协会的名誉会长。1979年,中国质量协会在袁宝华的推动下正式成立;2004年,中国企业管理科学基金会推出以袁宝华名字命名的企业管理奖,这是中国最高级别的企业管理奖项之一;2005年,国际职业经理人协会授予袁老国际管理大师荣誉证书……
自建国伊始,袁宝华一直就职于国家经济部门,相继担任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计划处处长、秘书长,重工业部钢铁局副局长、基本建设局局长、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物资总局局长、我国第一任物资管理部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全国职工教育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会长等多项职务。
在长期的经济工作中,袁老一直非常强调质量和管理的重要性。在他许许多多的著作里,质量和管理总是占据着重要的章节和篇幅。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建设一是基本建设要量力而行,二是工业生产要讲综合平衡,三是工业内部要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四是要坚持把质量放在第一位,五是要坚持专业化协作和社会化大生产,六是要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七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要承认多种经营方式长期并存的客观必然性,八是要重视科学技术,充分发挥工程技术人员的作用,九是要正确处理生产和生活的关系,关心职工的物质利益。
在袁老的《千秋功业,永世流芳》一文里这样写道:“实际上,产品质量是企业管理工作的综合反映,质量要上去,企业各方面的管理都必须跟上。要真正做到质量第一,就必须加强企业管理。”
他创办了中国质量管理协会
“授给我这样一个非常高尚的荣誉,我感觉到我是不合格的,我是受之有愧的。”华发丛生的袁老不无动情地说。
他说:“像刘源张这样在质量界既有高深的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专家,获此殊荣才是当之无愧的。那些企业家们在实践中运筹帷幄、冲锋陷阵,做出了巨大的成就,获奖也是当之无愧的。而我仅仅是属于摇旗呐喊、站岗助威的。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荣誉,应该给中国质量协会第一任会长岳志坚同志,因为他在我们国家做质量工作是最早的,也是最早到日本去取经的。”
1978年11月,袁宝华带领一个中国经济代表团到日本参加日本的质量月活动,日方告诉他,岳志坚已经到他们这儿访问过了。于是,袁老坚定地认为,岳志坚是东渡取质量经的第一人。“虽然岳志坚同志已经去世了,但是这个荣誉应该授予他。今天给了我这个荣誉,我只能说是代表岳志坚同志来接受这个荣誉。”
谦逊的袁老迎得了人们更持久的掌声。无人忘记,没有袁老或许也就没有今日的中国质量协会。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袁宝华先后访问了英、法、日、美、联邦德国、瑞士、奥地利等国,系统考察了这些国家企业管理的情况,深感在遭受了十年动乱的破坏后,我国企业管理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先进水平相比,差距很大。
1978年,他约请几位质量专家谈筹办质量组织一事。质量专家刘源张进言:“中国确实需要这样一个组织,在政府和老百姓之间充当桥梁作用,也为政府提供一些专业信息。这个组织不讲身份,大家一律平等,没有上下级关系,从中可以发现人才,可以培养人才。”后来,几个人商量组织的名称,原来想称之为质量管理学会,后来一想,学会需要的是专家和工程师,而当时的中国需要的是工人、是有实践经验的人,所以应该叫协会。
1979年,在袁宝华的推动下,中国质量管理协会正式成立。
他推动了中国企业的管理体制
那还是一个以计划为主要配置方式的年代,袁宝华已经颇有前瞻性地开始抓企业的管理能力。他在全国范围内主持召开了几十次专门会议,作了几十次企业整顿工作报告,他认为整顿企业的主要内容是整顿和完善经济责任制,改善经营管理;整顿劳动组织,加强劳动纪律;整顿财经纪律。围绕以上内容,要着重整顿领导班子,使领导班子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做到精干有力、懂生产技术、会经营管理。
1984年初,袁宝华作为《企业法》起草领导小组副组长,主持进行《工业企业法》(草案)的调查研究工作。一年之内进行了三次大调查,最后确定实行厂长负责制。1988年,经党的十三届二中全会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简称《企业法》)作为立法建议,于同年4月提交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袁老对此法的评价是:《企业法》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把企业的内部关系、外部关系、经济关系和行为规范都明确了。它首先明确了企业的地位和作用。原来企业是政府附属物的地位从根本上得以改变,企业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法人,应该是自负盈亏、自主经营、有自我发展能力的;第二就是必须改变长期以来的领导体制,来适应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而且真正使厂长负起责任来,同时改变党不管党的状况;第三就是要解决企业领导人和职工之间的关系,要明确全体职工是企业的主人,必须实行民主管理,职工代表大会制度非常重要。虽然是厂长负责制,但不能厂长一个人说了算,重大问题的决策还是要民主化、科学化。
在长期的经济和企业管理工作中,袁老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自己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在经济建设、物资管理、企业管理、工业管理、经济管理、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管理干部教育、职工教育、高等教育等方面多有论述,其著作主要有《袁宝华文集》、《袁宝华访谈文集》、《社会主义企业管理论要》(访谈录)、《袁宝华经济文集》、《日本工业经济管理考察》、《美国经济管理考察》等。
此外,他还担任了《中国企业管理百科全书》、《当代中国的经济管理》、《中国企业概况》、《中国企业大辞典》等刊物的主编或顾问。
他做过颇有“争议”的事情
从事我国工业主管部门和国民经济综合部门领导工作40多年,袁宝华不仅对我国工业和经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而且在企业管理科学方面的造诣尤为深厚。
2004年,中国企业管理科学基金会正式推出“袁宝华企业管理金奖”,要为摸索、总结出“自成一家”的中国式管理开辟出一条道路,以进一步促进我国企业管理水平的提升,更有力地推进我国企业管理现代化事业。从2005年起每年奖励2至3名在管理创新方面有杰出贡献的企业家,奖金每人为10万元人民币。据悉,这是中国最高级别的企业管理奖项之一。
其实,在袁老的一生中,做了许多类似“第一”、“之最”的事情。常常让人有拨云见日、醍醐灌顶之获。当然,他也做过一些颇有“争议”的事情。
1981年,北京商学院在78级的商业经济专业中加入了市场营销课程,当时它是作为选修课出现。但是,营销观念的认知和转变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当时有一些编写出版的营销书籍包括作者本人都还没有从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子里走出来,有的市场学教材还保留了较多的计划经济色彩,如“定价”和“渠道”策略,基本上还是按计划经济的要求讲,与现代营销观念格格不入。
面对这种情形,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袁宝华于1983年1月,在“借鉴外国管理经验座谈会”上说:“学习外国经验,要从头到尾、原原本本地学,学通了,才能从中吸取有用的东西,至少在专家范围内应该是这样。”“不把‘众长’学透,就不能‘博采’,要想自成一家,就先学透百家。”
这一段话,北京商学院的兰苓教授至今耳熟能详。这一段话,更是在1984年初中国高校市场学会的成立大会上广为传播。
作为中国最早的财经类期刊之一——《中国企业家》,1985年2月创办时,曾邀请袁宝华题写刊名。但当时这个刊名也引来了人们的争议:中国到底有没有企业家?
袁宝华回忆说:“我当时的回答是肯定的。我说有企业家,可惜企业家不在国营企业,而在乡镇企业。到1985年时改革开放已经6年了,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因为乡镇企业一开始就走入市场,在乡镇企业出现了一批企业家。而国有企业改革才刚刚起步。”
如今,红火的《中国企业家》杂志也显露出袁老的前瞻性和预见性。
他的思维永不休息
91岁高龄的袁老如今还每天坚持散步健身、读书读报。
2006年1月22日,当人民大学的校领导去给这位老校长拜早年时,老校长依旧精神矍铄、思路清晰,并兴致盎然地就学校的“十一五”规划、“985工程”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等等进行了评价。
几十年如一日:他的工作无止境,他的思维永不休息。惟一不变的是他那一口浓浓的乡音。
袁宝华1916年出生于河南省南阳市南召县城关镇,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曾参加和领导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受党的派遣,他在南阳建立党的特支,继而回南召发展党员600余人,建立地方武装7000余人,南召县城一时被称为“小延安”、“小抗大”。
新中国成立后,袁宝华走上了经济工作领导岗位。但半个世纪以来,他对故乡的感情一直炽烈如昨。
作为南阳人,他无时无刻不对家乡充满了眷恋和期待。他说:“我们在南阳搞地下工作的时候,当年的理想、追求、向往,今天都实现了……可是我们还感到不满足,就南阳来说,对比沿海经济仍然落后。我们有好多同志缺乏发展经济所必需的认识、缺乏市场观念、缺乏效益观念、缺乏竞争观念、缺乏风险意识等等,这些正是我们振兴南阳经济所必有的。”
在一次同乡会上,他还即兴赋诗赠与家乡人民共勉:盛世风光满眼新,耄耋之年几度春。少年长怀济民志,垂暮犹存报国心;征途险阻鼓剩勇,正气张弛系念深;岁月不舍廉颇老,宜将清白贻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