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乃夫：自治是中国公益慈善之本(资料)

三年前，为了做《中国新动力》的专题，记者曾经采访过崔乃夫先生。此次中华慈善大会召开前夕，我们再次拜访了这位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教父级人物，领受这位长者对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智慧与忧思。

在慈善事业中，政府的定位是在幕后

我们的谈话直奔主题，由政府召开中华慈善大会、颁布中华慈善奖开始。

崔先生认为，倾政府之力，由政府出面来办慈善大会和慈善奖励，说明政府对慈善事业的重视程度比以前大大提高，这首先是一件值得高兴的大好事，也说明中国公益慈善的地位提高了。“但是，我有一种忧虑，我觉得这一次政府似乎站位前了一点。因为，毕竟公益慈善事业应该是民间的，政府更多的是当幕后的英雄，更多地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多做鼓励工作，而不是取代民间。”

温家宝总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首次提到政府要大力支持和发展慈善事业，最近党和政府的文件中开始提到“慈善”。在文件中，政府提到“要建立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很多时候，慈善被当作政府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环节。崔先生认为，“把慈善事业的位置提高了，是好事。”但这也可能是错误的，存在一种误导，就是把慈善事业纳入政府的政策之一。“其实，慈善事业是民间的，政府那是职能部门，民间的慈善，是一种自治行为，一种发乎自愿的东西，而一旦是政府的，就是一种强制性的东西。”

公益事业要大力发展，但如何做，要思考，“政府不能越位，政府一越位，就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很多事情可能做不好，因为它就没有时间精力去做它该做的事情了；二是出现畸形发展，政府出面做，可以倾一国之力，力量当然是最强的，但有可能走样，失去了公益慈善事业的民间本性。这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

中国人需要补自治的课

按照崔先生的说法，民间组织的特征就是自治。

本报特别关注中国的村民自治，因为中国数万个村民组织——村委会，应该是规模数量最大的自治组织。

崔先生给我们回忆了当年村民自治在中国的出台经过。当年起草《村民自治法》时，崔先生反复强调，村民委员会是一个群众性的自治组织，而不是政府，不是政府的最低一级组织。但是，这个草案，在全国人大三次讨论时，遇到了很大的阻力，通不过，最后，是彭真委员长出面，采取一个妥协折衷的方案：先通过，但是是试行。于是，才出台了村民自治法试行草案。这一试行，就是10多年，直到几年前，才有正式的村民自治法律出台。“当时很多人都觉得，一级组织没人管，那不得了啦。因为在中国几千年的社会文化定式中，有一个东西根深蒂固，就是皇权天授。皇帝管理国家，他的权力是上天赐予的。然后一级一级，再往下分配。”

崔先生认为，中国国民几乎没有受过这样的整体训练，就是自治。当时邓小平很伟大，要在中国进行自治的训练，怎么做？先从基层做起，于是有了村民自治。“但是，直到现在，这种训练还远远不够，我们还任重道远。你不见许多村长、乡长，他们不认为自己的权力来自于人民，而认为是上级安排的。”

崔老认为，其实清朝末年，慈禧太后办新政开始，中国就有了自治，是到县一级的，当然那是非常粗糙的东西。可惜，后来没有坚持下来。现在，中国还是要补这一课。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公益慈善事业，就是一种很好的补课。而将自治引申到政府、政治，就是民主，这是中国的最后归宿。中国的事情，要先从基层做起，从村一级做起，但不能停留在这里。要先把村一级做好了，再上升到乡、县一级。然后就形成一个有自治特性的大社会。

建立稳定机制是社会工作的定位

中国的事情，就怕一件事：乱。与乱相对，就是稳定，就是安定，就是和谐。

“我认为，民政部门的工作，在整个国家中的定位，就是要建立一种稳定和谐的机制。”崔先生说：比如打仗，当战争结束之后，国家首先要表彰，有人立功，有人受奖，有人晋升为将军、元帅，有人获得勋章。这些工作是应该的。但是，还有一件事，往往容易被忽视，“就是一次战争下来，许多人阵亡了，许多人成了伤残，许多人成了孤儿寡母，许多人的房子被烧掉了。那么，谁来管他们呢？我认为这就是民政要做的事，可以说是去打扫战场，做战后安抚工作，以求得社会的稳定。”

现在情况也是这样，崔老认为，当国家倾力发展经济的时候，许多有能力的人先富起来了，但一些没有能力的人谁来管呢？许多人失去了土地，社会出现了新的矛盾，谁来管？这个时候，就需要民政工作来建立一种稳定的机制。

“这就好比一辆汽车，不管它的动力如何先进，速度如何快，但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刹车系统，就没有安全保障，就不是一辆严格意义上的好车。”崔老认为，不管是优抚、救灾、低保、社会福利、还是民间组织管理，实际上都是在做社会的安抚和稳定工作，通过这一个环节，来缓和社会的矛盾、消除人们的忧虑和担心。这样，社会才会和谐。某种意义上，建设和谐社会，民政工作是重中之重。

公益观念仍然需要普及

谈到当前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重点，崔乃夫先生认为，“公益”两个字，还要加大、加强宣传力量，这一是理论专家的事，二就是媒体的责任。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认为，“慈善”两个字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中国人非常容易理解。但“公益”是一个外来的词，当你向别人提到“公益”时，人们不会像对“慈善”一样立即有反应，很多人可能都要先在脑子里停顿一下，再来谈。

对于慈善的定义，有N多种不同版本。崔先生说，他有一个自己的“崔氏版本”：“慈善是人与人之间的帮助，这种帮助是互相的。一方面，你帮人家，人家会解决许多实际困难。另一方面，你从帮助别人的过程中，自己也能得到一种人格上、精神上的升华。”他认为，慈善不仅仅是钱和物，“一个盲人过马路，你扶一把是慈善；一个小孩跌倒了，你拉起来，这也是慈善。它更主要的表现为一种心灵和精神层面。这种精神的东西，就是仁爱，人与人之间的爱。”

慈善与公益，在爱的层面上和从发乎内心上是相同的，但在方式上，却有很大的差别。“看到贫困的人，你给他衣服，是慈善；但你去帮一群人盖学校、建房子、办医院，你去支持音乐事业，抢救一个民间剧种，这种就是公益。”

现在，关于慈善与公益的争论太多，崔先生认为，我们不要有太多的争论，现在还不是争论的时候，应该记住邓小平的教导：不争论。先做三点：一是爱心的培养、感恩精神与互助精神的养成；二是补自治的课；三是从基层做起，目标是实现和谐社会，也是一个公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