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顾之争"升级亲历记

骤雨座对贤人酒 

8．28 上午我们见到了郎咸平，他说官司已经开始不宜谈， 这次要批判新自由主义。邵振伟在中午帮他准备了发言。下午郎咸平公布了请而不到的"主流派"学者名单。这也是双刃剑，一方面表示对主流不满，一方面与非主流划清界限。会上他表示自己是主流，要以在国际刊物发表文章确定学术地位。他对我们的发言有点不耐烦，这引起了我的反感和批评。 

随后几位"非主流"经济学家的发言支持郎咸平，维护国有企业制度，主张强化管理监督。国资委宏观部部长赵晓没有参加会议，但写了发言稿痛斥郎咸平不了解中国情况，破坏改革大局，"好象一头公牛闯进了瓷器店"。"国资委企业部部长，反方代表张文魁单刀赴会"，我们本来就是极力避免单方话语霸权，因此他的参与得到了我们的鼓励和善待。当时的情势，张文魁也是满意的，但会后却为顾雏军单独举办讨论会进行吹嘘。 

会议既然进行得顺利，为避免舆论一边倒，最后我做了一个中性的发言。发言中我重申了组织这次讨论会的目的在于打破经济学"主流派"的话语霸权，创造平等自由的对话平台，这比压倒对方观点更加重要，这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 

针对上海《外滩画报》记者挑衅性的提问（郎咸平是不是和新左派合流了），我否认自己是新左派，并且指出，所谓"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论，是中国一部分自由主义者为了打击不同意见制造的概念，是一顶政治帽子，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不能准确地概括中国的真问题。真问题是经济学领域"主流与非主流"的争论。这个概括在这次大辩论中成为流行话语。"经济学主流派"及其瓜分纲领成为过街老鼠，而"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划分，因为不能概括争论双方业自然也难免被抛弃的厄运。这才是历史与实践对理论概念的最终选择作用。 

在发言中，我还肯定了国有企业需要改革，但不能被当权者瓜分。我建议暂停MBO，把国企出路定位为"国家战略产业"，以超越左右翼。随后我的文章《国有企业改革要超越左右翼》，被上海《国资杂志》部分发表，9月15日被《社会科学报》和深圳《开放导报》全文发表，并收入许多文集。"超越左右翼"是我1994年提出的， 10年以后实践验证了其价值。 

菱熟八月经时雨 

8．28．会议的顺利召开， 第一个重大历史作用，就是打破了经济学主流派的封锁，把学术争论通过网络扩大到全社会，形成全民自由讨论公共政策的高潮，影响了政府决策。 

"瓜分派"马上召开一个"传媒的社会责任研讨会"，向媒体施加压力，要他们管好自己的记者。 他们甚至向政府呼吁控制网络民意。他们总结教训时，把这一个月的讨论归纳为：学术界新左派利用网络煽动"民粹主义"，形成了互动，搅乱了思想，干扰了改革大方向。改革出现了危机，因此需要把2005年定为"改革年"，并恢复综合性的体改研究机构。他们得懊恼之极，说明了8.28 会议的价值。 

8．28 会议的第二个意义，是迅速打乱了经济学"主流派"的阵脚， 使其中的"瓜分派"暴露出来。 

中国庞大的主流派经济学家队伍，奉"瓜分派"为代表。 面对郎咸平的挑战他们不约而同地以集体沉默加以封锁，但8.28会议打破了沉默。赵晓，张文魁，王忠明，陈志武等已不能控制局面，许多老资格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如厉以宁，萧灼基，茅于轼，张曙光，以及中年的如魏杰，刘伟，钟朋荣，石小敏，他们也不出马。樊纲曾多次批评国有企业占有70% 金融资源，但只生产30%的国民生产总值，鼓吹私有化，这次却表示：得罪老百姓的事谁干呀。 

林毅夫以"先解决社会保障再改革"的表态推托了，他曾与张维迎辩论，认为产权不是最根本的问题。 吴敬链既坚持反对"权贵资本主义"，又表示"国企改革不能停"，这是针对我的。在目前形势下，不先暂停下来就无法制止权力瓜分。 二人均提出把一部分国有资产划归社保基金以保持中间态度。

此时，"瓜分派"两位中年主将不得不亲自出马。 

8.28晚上张维迎就在深圳回应说："要善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以后又说：传媒要负社会责任，真正的学者要敢于对抗大众，我不和无耻的人辩论等等。两天以后，幕后主将周其仁出马，已按耐不住对郎咸平的怒火，一反平时温文而雅，大骂郎咸平。不过，比起1989年京丰宾馆改革大会上的风采，这次他是败走麦城，不仅在理论上没有打赢，而且破坏了自己的形象。主将出马过早，没有留预备队，这是兵家大忌。 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一出马就败落，问题出在网络民意的强大对抗，挫伤了他们的锐气。他们平时只在富人俱乐部中出入，极大地脱离了人民群众，再不是莫干山时代的"中青年"了。他们不习惯"民粹主义"的话语环境， 面对网络民意没有经验，很快就进行对抗，这是最大败笔。 

8.28 会议的第三个意义，促成一般自由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分化。 有人把中国学术界划分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 即改革与反改革。我一直反对，认为这是自由派打击对手，设立假想敌的政治策略。 我是不戴"新左派"帽子的。 

我的划分是经济学界的"主流和非主流"，所谓主流，就是以西方经济学树立自己学术霸权地位， 为改革提供经济学依据。但是他们默认中国的权力资本化，实际上就成为了"瓜分派"的那些"著名经济学家"。主流与非主流的争论，真正抓住了中国改革最核心，准确概括了改革焦点。 

在这次全民大辩论中，大家自发抛弃了所谓"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概念，把"经济学主流派"作为批判对象。 自由主义左翼的秦晖多年以来批判"掌勺人私分大锅饭"，这次关键时刻南方周末资深记者鄢烈山尤其出色。 包括许多法学家也出面强调依法改革，表明越来越多的自由主义者开始识破"瓜分派"的阴谋并与他们划清界限。 

雨息江上数峰青 

"瓜分派"在国庆节期间才清醒过来， 组织多次反击， 包括顾雏军之类的资助下的北京华侨宾馆会议，专门为顾雏军鼓吹，以及随后在搜狐网组织的反击。"瓜分派"又做改革的文章。他们把2005年定为"改革年的"纲领，实质是抵制中央新领导关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科学可持续发展观"，" 统筹兼顾"，调整社会矛盾的基本纲领。他们是在急于按照他们的设计推行的"权力资本瓜分"，不顾一切社会后果得把所谓改革强行进行下去。他们在理论上维护新自由主义，在经济上维护房地产泡沫， 进一步组织利益集团， 这是他们力量的显示。他们所谓的"改革设计"确实阴险。 但是无论他们如何反击，他们已是强弩之末了。 

"瓜分派"一些人是80年代参与改革开放的佼佼者，有贡献，许多人是我好友，共同为推动改革开放奋斗了15年。 许多人信奉哈耶克，痛恨集权官僚体制， 崇拜西方人权自由，但是为了推进市场化改革，他们竟然越来越选择了一条制造权力腐败的道路。他们把国有企业有意搞垮，然后低价卖给企业经营者，就是其中最恶劣的一种表现。这些实在令人痛恨又惋惜！ 

历时一个月的大辩论，是人民群众与爱国主义学者相结合，依托网络，取得了10年来从来没有过的大胜利。瓜分国有资产的阴谋既然被揭露，就很难再推行。大辩论与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配合默契。与两年前"张五常热"的闹剧相比，这是一次列入史册的雄壮喜剧。人民群众归根到底可以创造历史，决定改革的方向和命运。 

我们最近提出"新改革开放观"，主张在改革中间更加强调公平重于效率，在开放中更加强调国家安全。 关于国有企业的争论已经涉及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民基本权利问题，全面争论和博弈将在各个领域展开。 

中国向何处去？ 我们需要象30年前那样，再来一次思想解放，从新的市场教条中解放出来，坚决揭露和制止改革中的权力资本化和开放中的买办化倾向，使中国遵循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