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必要再来一次“巴山轮”会议——纪念巴山轮会议20周年研讨会发言纪要

编者按：巴山轮会议是改革历史上一次特别重要的会议。20年前，中国改革面临着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改革的目标是什么？“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底怎样进行？城市改革中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关系怎样处理？怎样应对投资过热和通货膨胀？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经国务院批准，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联合举办了那次高规格大型国际理论研讨会。20年后，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召集，信达资产公司资助，部分当年的与会专家学者再次济济一堂，温故知新，共同讨论当前改革形势。专家们认为，20年来，改革已有了很大推进，但改革到了关键的时期，仍处在攻坚阶段。

高尚全：巴山轮会议提出的改革目标有两种：第一种是由行政协调，第二种是由市场协调。第二种模式又有两种，一种是2A，一种是2B，2A是没有控制的市场协调，2B是宏观控制下的市场协调。经过会议讨论，最后大家倾向于2B模式，沿着市场协调这个路子来进行改革。党的十四大及后来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起基础性作用。这实际是结合我国的情况，参考了巴山轮会议的2B的模式。但随着改革的深化，原来的改革的模式也要与时俱进。有几个问题需要我们深思：一个是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容还是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二是配置资源的主体是政府还是市场；三是资源在市场配置的基础上发挥政府的作用，还是资源配置在政府的作用下发挥市场的作用？四是谁代表国家？国务院当然代表国家，但省市也说代表国家，所以各地都要宏观调控权。2003年四月，我参加《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起草小组一开始就提出上述意见。起草小组经过研究，吸收了这个意见，不再提“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只强调“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巴山轮会议提出，宏观调控要与微观搞活协调进行，这提得很好，但实践中往往结合得不是很好。当时只提出是商品市场，也提出了资金市场，但现在看，价格改革还没有完成，要素价格改革还没有到位，深化改革的任务还很重。巴山轮会议是在我国改革过程中一次特别重要的会议。但改革到今天还需要不断完善、不断深化、不断创新。下面请同志们发表高见洪虎：1985年9月2日到9月7日在巴山轮上召开了当时作为体改委最重要的、规模很大涉外国际研讨会，现在回顾这个研讨会，我觉得具有开创性、开拓性和开放性。因为中国的改革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当时主要从农村开始，到了1985年的10月份，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的颁布，标志着以城市为重点的改革全面展开。但城市改革究竟怎样搞呢？在改革初期的探索过程中，确实有必要研究国外的一些经验。体改委成立，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小组研究国外的经验，从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波兰、匈牙利都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后来更全面、更广泛的吸取了国际经验，作为我们学习研究参考的对象。巴山轮会议是从体改委1982年成立到1985年，举行的最大的涉外活动。请的外宾20个人，涉及到波兰、匈牙利、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南斯拉夫等等这些国家，当时能够请到的著名专家基本都请到了，觉得很有开创性、开放性，广泛的研究借鉴国外的经验，但又不是照抄照搬国外的经验。在会上争论也很厉害，有些专家的意见争论得很厉害。所以，这次会议从举办的形式到探讨的内容，我觉得都有开创性，对1987年十三大的召开提出了“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提法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这个会议已经过去20年了，现在回过头来回顾一下，有些观点有些被实践证明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我们也正在实践中。有些实际上在中国带来了很多的创造，超出了当时有些专家的结论。认真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回顾改革走过的历程，对我们认真思考“十一五”的改革是会有帮助的。项怀诚：1985年以前，我虽然参加过个别的国际研讨会，真正参加大规模的、研究这么重大问题的、与这么多知名专家一起的、而且内容非常丰富的研讨会，这在我一生当中还是第一次。我觉得现在研讨会的质量还真是没有20年前会议质量高，现在的会有点太滥了。当时参加研讨会的除了在座的洪虎、高尚全以外，老一辈的有马洪、薛暮桥、刘国光，像这样在改革过程中都起到关键的作用国内的老专家、老领导、大学者等一大批，当时都去了。我记得当时我们已经碰到了通货膨胀的问题，这是会议的一个主题，另外，下一步可能碰到的或者经济发展当中在转型国家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些问题都涉及到了，在别人还没有完全看到的时候你能看到未来发展当中可能会出现问题，这就叫远见。会议提出了一些重大的建议，后来政府还真采纳了一些意见。马上要开十六届五中全会，我觉得有必要把20年来所走过的道路该很好地回顾总结一下。

张卓元：巴山轮会议的主题是宏观经济的管理和改革。根据我的印象，也许当时宏观经济管理的问题还不是特别突出的。我个人印象比较深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目标、体制转换的问题。现在改革方面的问题，已经超过了1985年当时提出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已经进行了20年了。现在我们整个体制改革的重点已经转到政府改革、政府职能的转变，在这方面高尚全同志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倡导这方面的改革，我想这样的观点已经被政府、中央所接受了。所以，前不久国家发改委开了一个改革的会，就以政府改革作为今后改革的关键环节提出来的。

我们在巴山轮的时候讨论的很多问题，比如生产资料双轨制的问题，当时还讨论单轨怎样并为双轨，但现在改革已经不强调这个问题，而是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的价格改革的问题。要素也好，资源也好，把真正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作为我们改革的一个原则。所以现在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特别是要解决瓶颈资源的问题。这也主要是靠深化改革，如政府职能的转化，包括对干部的考核，干部体系的改革，也牵连到财税改革，包括资源税的征收和提高。所有这些都说明，巴山轮会议过了20年以后，中国的改革已经大大深化和升级了。在巴山轮会议上提出的一些主张至今还有现实意义。对此我个人有一些想法，包括这几年的宏观调控发生了很多争议，什么叫宏观调控的问题呢？可能认识就很不一致，尤其是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是人民日报评论员写的，我自己也不好理解。该文说到今年宏观调控有三个特点和三个特别注重，其中第三个特点和第三个特别注重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就是把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看成是宏观调控的一个内容，我觉得这好象在概念理解上有点问题。不能把政府的所有经济调节活动都看成是宏观调控，这往往会造成政府过多的在宏观调控下干预经济活动。所以有些问题还值得今后进一步研究。周叔莲：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我认为巴山轮会议是有很大功劳的。巴山轮会议之所以能开得好，能发挥很大的作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真正做到了百家争鸣，是一个百家争鸣的范例。现在我们改革面临很多问题，我认为贯彻百家争鸣方针是解决问题的必要途径。巴山轮会议邀请了许多国外的知名经济学家，他们大多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有较高的素养，而且都为参加这次会议做了充分的准备。大家都是带着问题，抱着学习的态度来参加会议的。不同国家的不同专家，带来了不同的看法，但在会议上，大家都能够相互尊重，畅所欲言。巴山轮会议之所以推动了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我认为应该强调的是我们始终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同时吸收国外一切对我们有利的东西，包括外国专家的意见，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现在也面临一些新问题，比如说资源环境问题，还有政府职能进一步转变的问题，还有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我觉得应该采取巴山轮会议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田源：巴山轮会议形成的结果对中国具有划时代的贡献。会议要解决最重要一个问题是改革的目标模式的问题，就是刚才大家说的2B的模式。实际上2B模式是有宏观调控的市场协调，这在85年的时候还是一个新的思想，而且不是主流的思想。那个时候持保守意见的人或者主张计划经济的人还是很有力量的，很多问题不像今天这样达成共识了。可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有了比较明晰的方向，而且后来参加会的学者专家以及领导同志们20年来始终如一的坚持了这个方向。中国经济虽然一直有宏观调控，如1958年过热、大跃进，也有调控，但那是常规的对经济缩放的调控，真正用政策来调控，是西方经济学和一些发达国家多年当中形成的手段。所以中国关于宏观调控的理论从巴山轮会议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20年过去了，中国经济改革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了，怎样进一步推动改革？现在对中国经济问题又形成了非常不一致的看法，对重大问题乃至改革方向上存在失误的可能性，改革存在倒退的可能。但这个事情在学术界并没有引起高度重视，在政府部门也关注不够。这是非常重要的时刻，我建议再搞一次巴山轮这样的会议。戴园晨：当时会议的名称叫“中国宏观经济改革与发展研讨会”，但是从改革最大意义来说，应该说是涉及到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选择的问题。在巴山轮会议以前，我们谈到如何进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呢？当时各种改革的方案可以把一个房间堆满，但基本上是以模拟市场进行改革的。会议确定2B模式就不是一个模拟市场。巴山的会议对中国改革作了一个跨阶段的推进，功不可没。怎样认识改革目标以及改革目标如何选择？在会议上基本都得到了解决。尤其我记得，股份制改革的问题是在巴山轮会议上提出来的，并且也得到了当时高层领导的认可。改革的精神是要永远保持，这是巴山轮会议对我们的启示。现在我们的认识应当说超越了当时巴山轮会议讨论一些具体问题，但是巴山轮会议强调的改革精神值得永远牢记。只有不断提出新问题，从而推进我们的改革。要一直保持着旺盛的改革精神，这是值得今后我们提倡的。

郭树清：我觉得大家都说得很好。巴山轮会议在我国经济改革历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至少在三个方面明确了改革的方向，一是改革的目标、模式，宏观管理下的市场协调，这是当时与会者认识上都是比较明确的；第二，也明确了改革的过渡方式，在中国的改革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外国专家讲了很多道理，大家基本都接受了这种观点；第三，当时关于物价控制不控制？有的同志认为已经通货膨胀了，已经提得很响亮。巴山轮会议提出的2B模式可以解决我国的通货膨胀问题。除此之外，我个人还有另外几点收获：第一点是，因为中国有那么多年的封闭，我们和外国人沟通，本来想象得非常困难。但这个会议沟通的非常好。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与会的国外专家学者乃至国内领导人都有一个共通之处，就是务实。

现在动不动讲中国特色，我是赞成的，中国和外国就是不同，但还要考虑一般性和共同性。一些基本经济关系上如果搞乱了，后果不堪设想。譬如当时外国专家说双轨制，中国这么搞的话，时间不能长，时间长就会出问题了，事实证明这个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土地市场和资本市场化搞了同一种商品两种价格，到现在还没有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偏离了大家都公认的基本规律。但同时，中国经济发展应该吸取外国的教训，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外国专家当时对于这一点说得很明确，中国是后起国家，是落后国家，不要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对于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的问题，当时我们体会不深，但发达国家来的人对这些问题都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今天的会议，我借机会提三点建议：第一，像政府一些重大的部门，如发改委，重大决策还是应该动用国内国际的资源优选各种办法。现在会议很多，一些国际研讨会甚至有诺贝尔奖获得者参加，但好象表演多，表态多，讨论少，交流少。有些问题需要国家职能部门下点力气，如环境问题、教育问题、水的问题、能源的问题、石油的问题，但我认为首先是研究不够。第二，不管经济学家也好还是其他学者，应该把“中国改革史”的研究提到议事日程。20年以前的讨论、政策的决策和实施，现在很多人都去世了，很多事都不那么清楚了。要抓紧时间把基本事实抓起来。体改研究会应该做这件事，把决策的过程、背景、人和事件有一个基本的描述。第三，对外国的朋友，像参过加巴山轮会议的，我总觉得我们对人家应该有点表彰。不是说中国改革是外国人改的，也不是说是外国人指导的，但确确实实给过我们帮助，现在很多人已经去世了。表彰这些人，说明他们对我们做过一些贡献和帮助，这不是说中国不好、不行，完全是两回事。

杨启先：和外国人开研讨会，开了多次，我至少参与了十多次，但我认为成效最大的就是巴山轮会议。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并没有讲怎样改革开放，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大家提不出来，也没有外来的建议，只提了两句话，一句话是对内搞活，一句话是对外开放。那个会议以后，有人开始研究市场取向问题，但中央文件只是提到扩大市场的作用，缩小计划的范围。一直到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总结经验，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很大进步，是一大发展。巴山轮会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会议确定的2B模对引导或者帮助中国改革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到目前来看，有必要再召开一次这种会议，比如社科院、国务院发展中心或者发改委联合起来召开一场这样的会议。可以请外国专家，也可以不请国外专家。为什么有必要开这样一个会议呢？因为我们国家正处在改革的关键时期，而且对目前改革关键时期的认识非常不一致。我们目前改革究竟走到什么程度？至少有两种表述和说法，一种说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形成，第二种说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框架已经基本形成，这两种有很大的差异，前一种是基本形成了，后面应该是完善了。有的甚至说处在后改革时期，如果这样的话，就非常的危险。因为我们的市场体制仅仅是半拉子工程，两种体制并存，当中存在矛盾和冲突很多，这种情况一出现以后，党和政府在群众的威信降低，改革拖下去，就会变成体制的弊病，变为拉美病，腐败、混乱、无序，这很危险。现在需要专家们把问题充分的摆出来，然后取得共识。对于经济体制理论发展的成果、经验，积极的运用起来，这非常重要。

怎样推动改革攻坚？这是我最近考虑的问题，我认为这非常关键。究竟推什么？以国有企业和政府改革为核心？但时间已经过去大半年了，这方面的进展非常有限，什么原因呢？目前要推进这两项改革，难度相当大。作为重点来推进，却推不动，这就比较难办。根本原因是，这两项改革都牵涉到利益调整的问题，都牵涉到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问题，而这两个东西是很难动的。

我们回忆一下前20年的调整，基本上怎样调整权利和利益，往往是从中央调给地方，国家调给企业，企业调给个人。从地方、企业、个人来说，一般是得益最大，受损失最小，而且群众对这方面也能够理解。现在行政体制调整是怎样的调整呢？不是这种趋势调整，而是政府内部的调整，所以解决起来难度很大。如果这样推的话，政治难度也很大。而且改革政府体制，意识形态问题就非常突出。我主张换一种思路，把国有企业和政府改革这两个先绕开一下，或者先回避一下。不是不改，该改的还要改，但先把重点不放在这，重点放在要素市场和分配制度这两个方面。推进这两方面的话，政府有积极性，群众也有积极性。现在我们这种国有商业银行的呆帐、坏帐大量被冲销了，金融的风险很大，我们运用土地市场建设来遏制腐败现象，政府也有这种压力。这就是要素市场改革的动力；城乡差距过大，没有社会保障制度，农民工的问题，弱势群体的问题，群众有对分配制度改革的要求。这两项改革，动力大，而阻力小。另外，这两个改革也没有涉及到意识形态的问题。所以，我认为能不能把改革攻坚的思路转一下。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宫著铭：1985年巴山轮会议那时候处于一个启蒙的阶段，启蒙阶段说的那些话都是最真诚的话，最简单的话，也是最实际的话，就像1919年“五四运动”提出来德先生、赛先生。那时候最天真、最简单，也最一针见血。现在提那些话已经提不出来了。

李振宁：这些年，通过市场改革已经打破国企改革没有推进的状况，但这当中还有一个问题：国有经济是做得越大越好还是做到一定的规模？能否给民营经济腾出一点地方。我们一方面讲贫富差距，一方面却看到民营经济始终长不大，评出的首富也超不过一百亿。财富超过百亿的首富走到最后不是进监狱就是做不大。万通这样的地产商十年前就做到十亿规模，到今天还是这样的规模，到处卡你。我们崇拜大企业，一讲就是花旗银行、摩根斯坦利等，难道他们是公有企业吗？花旗银行还不是一百多个人在上海滩搞起来的吗？应该鼓励民营企业做大，甚至政策有所倾斜，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然后在再次分配上采取高征地产税，甚至鼓励大量捐赠，来平衡社会，我认为这是一个大的改革思路。只有充分发挥中央地方民间各种积极性，才能达到整个社会的平衡。赵榆江：巴山轮会议后，我离开了体改系统。我后来接触的那些外国专家，他们说，每年来中国，听到的都是同一些问题。譬如，国有企业改革是重中之重、难中之难，但怎么重、怎么难，就没有后话了。腐败问题，也是一样。每年都说腐败严重，要遏止腐败，也讲了相当多的根本，而且改革进程正在进行，成效很大，但结论是：治理腐败非常难。还有金融方面的改革，国有银行问题是在10年以前的时候在国际上引起非常大的议论，中国银行是不是要垮台？是否进入清盘的程度？议论很大。但实际上不会，因为中国财政部是国有银行的最后支持者，所以没有一个垮台不垮台的问题。我自己的记忆中，基本上在这十多年来，反反复复是这些问题，但始终没有解决。所以，研究当前重大的改革问题，要有人牵头组织，有交锋，才会有深入的研究。否则在实际推进当中，还会出现谈了一年又一年，结果还是谈当年的问题。王海军：巴山轮会议后，我有机会到国外各个地方，到英国以及美国、日本，在不同场合都看到一些当年参加巴山轮会议的专家，他们对这个会议也印象非常深。他们说，中国能这么敞开的讨论一些重大问题，说明中国是有希望的。所以，我今天也有个感受，我们能否就一些重大问题再敞开讨论一次，再来一次巴山轮那样的会议。

魏加宁：巴山轮会议使中国人认识到了宏观调控。但宏观调控搞了这么多年了，我越来越不知道什么叫宏观调控。如果问专家和官员心目中什么叫宏观调控，肯定不是同一回事。我有个感觉，现在的宏观调控跟我们当初巴山轮会议讨论出来的宏观调控已经不是一回事了。高尚全：今后我们应该做什么？大家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对此，我表示感谢。一句话，我们还是要坚持改革大方向。现在有的人借批判新自由主义来反对改革，有人写文章说，中国改革是美国情报机构派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来搞和平演变。不能荒唐到这个程度。要排除干扰，千万不要上当，否则会有灾难性的后果。当然，现在是改革攻坚阶段，利益多元化，所以思想表达也多元化。但在各种各样的思想意见当中，需要取得共识，寻找一个准确的答案。刚才有的同志说再召开一个改革深层次理论的大型研讨会，我表示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