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政府改革为中心，推动各项改革事业

《国务院关于200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要求，“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进一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推动各级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积极推进政府从全能政府、管制型政府向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转变，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一、政府转型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键

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已成为全党的共识。但从实践看，科学发展观的全面落实还需要进一步努力。目前，中央关于宏观调控的政策措施虽已取得明显效果，但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仍未解决原因是政府转型滞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很困难。。例如，一些地方投资增长过快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要对当地经济发展负责，而经济发展绩效的主要考核指标是GDP的增长，所以一些地方官员的行为更趋向于追逐任期内的政绩特别是经济增长指标，侧重于考虑本届政府的利益，很少考虑下一届政府的事情,。在GDP政绩观的推动下，政府主导了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两种生产要素的配置，扭曲了市场价格，很容易形成新一轮重复建设，形成新一轮银行呆帐和坏帐，形成新一轮的环境资源破坏。也正是因为各级政府主导了投资的大方向和投资增长的速度，我们看到，间接手段的宏观调控很难发挥作用。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采取了行政手段来遏止过快的投资增长。还应该看到的是，当前政府过多地干预微观经济，与地方政府利益，与部门利益息息相关。因此，就事论事，在这种情况下，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投资过热问题，难以解决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根本的办法要靠改革，规范政府行为，转变政府职能，建立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和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改革干部人事制度等。从这个意义上说，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必然要求实现政府转型。

与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相比，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的政府依然具有一些特殊的发展职能。在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展开的初期，政府作为投资建设主体的功能仍具有重要作用；在市场经济发展早期，经济运行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盲目性，政府在规范市场主体行为方面仍然占有主导性地位；在经济社会全面转型期，制度建设的深化与完善既是政府责无旁贷的任务，也是政府公共职能的重要内容。因此可以说，我国的市场经济具有较强的“政府主导型”特征。问题不在于现阶段“政府主导”应不应该，而在于政府行为必须规范。应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逐步实现政府自身的转型和职能转变。

二、政府转型是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从26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历程看，每一段历史时期改革都有一个重点，在主题明确的情况下，改革就容易推进。在1984年以前，改革的重心在农村。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改革的中心环节。“九五”、“十五”仍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中心环节提出来。1992年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过10多年的改革，我们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去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原则和任务，要完成这项任务，“十一五”时期至关重要。

 “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仍处于攻坚阶段，金融体制改革、大型国有企业改革、政府治理改革等，都是下一步改革面临的难题。改革抓什么中心环节，才能把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带动起来？确实是值得我们研究思考的重大问题。

总的来说，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各项任务都与政府转型密切相关。金融体制改革和大型国有企业改革的滞后，都与政府改革不到位是分不开的，政府主导的投融资体制不改变，政府的职能没有根本改观，这些改革很难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我们说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政府主要采取经济手段，利用价格杠杆间接地实行宏观调控。要实现这一点，就要形成完善的金融市场和土地市场，而这两个市场都是政府高度干预的市场。金融业改革的重点是银行改制，降低不良贷款比例。但是，目前我国银行业普遍存在的大比例不良贷款。产生的原因除了内控机制不到位、监管不力、政府越权干预银行运作以外，还有一个根本性的体制因素：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的不发达（证券市场长期疲软、债券尤其是公司债市场非常小，市政债券市场根本没有），许多原本应当通过资本市场融资风险相对较高的项目不得不转而通过银行借贷解决资金需求，并经常通过政府行政干预的方式进行。我国是世界上土地资源最稀缺的国家之一，但是在行政干预下，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我们也看到，我国的劳动力市场还有一些缺陷，农民工的工资拖欠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户籍制度是一个长期的问题，没有政府职能转换很难得到解决。另外，电信、铁路、电力等基础产业，要开放市场，打破垄断，都需要和政府改革配套进行。关于社会保障体制的完善，也以政府转型为前提，政府只有从直接投资建设中退出来，财政资金才能够更多地用于社会保障。

26年改革的经验表明，我国的政府改革大体保持了与经济体制改革近似的“渐进”过程和特征。可以说，离开政府改革的渐进展开和深化，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与完善是不可能的。

在这种情况下，“十一五”期间应把政府治理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来抓。要从政府治理改革入手，转变政府职能，依法行政，使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使政府真正转变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经济社会环境的创造者、人民权利的维护者。要改变中央政府谋发展、地方政府搞建设的局面。要进一步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划分好事权与财权，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和人事干部体制改革，弱化并消除地方政府投资冲动的体制基础。

三、政府转型是推进社会体制、政治体制改革，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20多年的改革已经使现实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改革的诉求日益超出经济领域。从我国整个改革的大局看，各项改革的配套性和关联性在加强，经济体制改革要顺利推进，还应加快社会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而政府改革既联接经济体制改革，又联接社会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处于改革的中心环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

从社会体制看，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结构发生重大调整的时期。经济体制改革引发社会利益分化，社会多元化主体正在形成。经济的发展和改革，最终要落实到不同社会群体、不同利益主体上。在改革和发展中，一部分群体，如下岗工人、失地农民产生了挫折感；又如一些官员的腐败问题，引起了社会和人民群众的不满。因此，在这个时期，如何防止各种矛盾的积累和激化，如何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就成为关键问题。随着改革的深化，我们对政府转型的认识在加深，SARS危机之后，我们更多地从社会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改革初期的“政企职责分开”、“简政放权”，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体系，都是从市场经济本身的要求出发来考虑问题的。近年来我们提出“责任政府”、“法治政府”的理念，更多地体现了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在过去的改革中，我们过多地强调了经济发展，出现了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局面，现在看来，社会体制改革的滞后正在制约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进程。在市场经济体制不断走向成熟的情况下，传统的公民“义务本位”正在向“权利本位”转变，政府的“权力本位”和“官本位”也必须向“责任本位”和“服务本位”转变。从社会体制改革的要求看，政府迫切需要改变职能的越位、缺位和错位，树立公平和效率并重的理念，为社会发展提供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政府的公共职能主要在非市场领域或市场本身无力调节的领域充分发挥作用。一是制定和完善市场规则，打破行政性垄断，消除产权歧视，强化产权保护，致力于创造一个有利于各市场主体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二是协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义务教育、科技基础研究、生态和环境保护等，为社会提供市场机制所不能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三是完善收入分配职能，在完善分税制、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的基础上，建立健全规范的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转移支付制度，完善社会保障的基础平台，发展社会福利事业，逐步形成较为完整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努力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四是完善政府行为的监督机制，实现公共权力透明运作；通过建立和完善信息公开发布制度，提高市场主体依据政策信息自主决策的能力。

改革到今天，我们都有一个切身的感受，就是非经济因素制约改革的进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十六大提出了“政治文明”这个概念，事实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客观上迫切要求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若干决定》，提出了以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为出发点，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50多年来的历史性突破，我们已经认识到，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单方面的改革进程都要受到其它领域的制约。那么从政治体制改革本身来看，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建立一个高效、廉洁和民主的政府。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提高政府应对经济社会矛盾和公共事务的能力。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政府本身还担负着谋划和协调改革全局的重任，这对改革的成败起关键性的作用。

基于以上考虑，我认为，政府转型关系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也关系着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下一步应该把政府转型作为各项改革任务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