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广梅现象”采编心得：一点补充

“关广梅现象”大讨论出台的经过，庞廷福同志的《审时度势抓“活鱼”》一文已经基本上写清楚了。这里，我仅作一点补充。

在我看来，经济日报关于“关广梅现象”的报道，之所以能在全国产生轰动效应，甚至引起国外媒体的高度关注，是由于这样几方面的原因：

一、它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1987年春天，是我国改革进程中的一段重要时期。一方面，改革开始由农村转向城市，引起了全国人民更大的关注；另一方面，党的十三大尚未召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还没有提出，社会上对于当前的改革究竟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非常激烈，广大群众迫切需要媒体对关系改革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解惑释疑。在这样一种复杂的形势下，经济日报推出的“关广梅现象”大讨论，正如一石激起千层浪。

二、它是当时媒体新闻改革浪潮下的产物。随着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新闻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新闻界的有识之士，纷纷提出“改革的宣传呼唤宣传的改革”这样一个命题。广大读者也强烈要求新闻媒体能够及时、深刻地回答时代提出的各种新问题。作为当时国内最权威的经济类报纸，经济日报自然而然地要承担起改进自身报道，为经济领域的改革鼓与呼的责任。

三、它也是经济日报自身改革与发展的产物。经济日报创刊于1983年，是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进程应运而生的。它的创始人安岗同志，是我国新闻界的前辈，一位杰出的老新闻工作者。在他的领导下，经济日报发展很快，短短三年，就以富有革新精神和不断推出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报道名噪舆坛。1986年春天，报社新班子成立以后，首先考虑的是如何继承和发扬前任留下的好传统，把贴近改革的深度报道坚持下去。为此，提出了“同中央的方针政策贴得近些更近些，同实际工作和生活贴得近些更近些，同群众脉搏贴得近些更近些”的办报思路，并进行了一系列实践，如“关于雪花电冰箱质量问题”的大讨论，“淮河，我为你哭泣”等系列报道，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1987年春天，辽宁记者站站长庞廷福同志给报社寄来关广梅问题的内参稿。时任编委、秘书长的舒野同志首先作了批示，提出此事可以在报纸上展开讨论，我和常务副总编杨尚德同志商量后，又与分管财贸部的副总编王昭栋同志研究，分别作了批示，认为这个建议很好。后经编委会讨论，一致同意进行报道，决定以财贸部为主进行策划，由分管记者部的副总编罗开富同志负责全面协调，派出财贸部杨洁、谢镇江两位记者，协同庞廷福同志赴本溪进行采访。

关于整个采访的过程，庞廷福同志已作了详细叙述，这里再补充一个插曲：由于在本溪采访中遇到了始料不及的复杂情况，两种意见争论激烈，记者感到阻力很大，采访困难。为了减轻“前方”的压力，把采访坚持进行下去，我除了在电话中给记者打气外，还给时任财贸部主任的高永毅同志和三位记者写了一封表明态度的信，大意是：编委会决定开展关广梅问题的讨论，不是仅仅想弄清楚关广梅这个人究竟能不能当十三大代表，主要是想通过这个讨论，帮助广大群众认清我们目前进行的改革的性质，即究竟是社会主义性质还是资本主义性质，更加坚定对改革的信心和决心。如果将来的事实证明这个报道搞错了，一切由我负责，与记者无关。那时写这封有点“军令状”味道的信，主要是想对记者起一点“定心丸”的作用，因为我深知，当记者的最担心的是万一报道出了问题，领导推卸责任。当时“清污”正在进行，对关广梅其人其事又一直没有权威性的结论，在报纸上开展这样敏感的大讨论，是有一定风险的，包括我自己在内，其实也有些惴惴不安的。

没有想到“关广梅现象”大讨论一推出，立刻产生轰动效应，前后共收到读者来稿来信一万多件。而关广梅本人不仅照常出席了党的十三大，还成了十三大的“风云人物”，在有数百名中外记者参加的招待会上，关广梅侃侃而谈，应对自如，赢得了热烈的掌声。有的外国通讯社甚至报道称十三大刮起了“关广梅旋风”，美国时代周刊还把关广梅作为封面人物进行介绍。最值得高兴的是，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这等于承认了租赁制的合法地位，实践证明，“关广梅现象”大讨论站住了脚。

(作者系经济日报原总编辑，现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本文摘自《深度影响:经济日报经典报道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