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象:农村改革亲历记

后来邓小平不是有句话，叫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万里是有功的。

解说：在吴象的记忆里，包产到户的责任田虽然一直带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帽子”，却从未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中，即使是在“摆擂台，放卫星，超英赶美，大炼钢铁”的“大跃进”时代，因为在老百姓心里，它是救命而短命的责任田。

从前安徽的省委书记，叫曾希圣，这个人是新四军的非常有魄力，非常能干，非常崇拜毛主席，非常积极，大跃进当中这个安徽的许多做法左得很厉害。

安徽饿死人是全国几个最突出的省份之一，三百万，四百万，五百万，一个省就死了这么多人。所以曾希圣后来就感觉到他了解群众，他觉得这个不对头，要改革。

但是他向毛主席汇报的时候，毛主席口头上曾经表示赞成，不是赞成，就说好，哎，你试一试，如果增产10亿斤粮食，那就立大功嘛，如果减产，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你检讨就是了，这不是好像同意了，他这个先已经试验了一些地方，不敢放开，他见到毛主席说的这个话，一个电话回去放开了，后来（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讲啊，这个曾希圣就没有听懂毛主席的话，毛主席是不赞成，他口头上这样说，可以听出来他这话呢不赞成，毛主席有些话呢，他不说得很明确，要你揣摩他的意思，他猜错了。

解说：在红军长征时，曾希圣曾因为擅于破译国民党军队的电报密码而立下赫赫功勋。然而
解放后，生产还是斗争成为他一生无法破译的难题。他还没有把握到毛泽东心中真实的想法，就已经在1959年上了庐山。

曾希圣到庐山，他本来准备的材料就是要取消食堂，就是那个张凯凡弄的，后来彭德怀的信一出来以后，一看风向不对了，不是反左，庐山会议一开始是接受教训，来反左的，哎，最后呢这个曾希圣这时候也就把张凯凡的材料交出来，张凯凡被打成最大，安徽最大的右倾了，毛主席还说了这些话，这个张凯凡，看见他挺老实的，挺朴素的，也没有留头发，结果他是个右倾。就派了李葆华，李大钊的儿子，来改组这个县委，所以呢从省委，地委，县委这个各级呀，一直到公社党委，各级的主要负责人很多的领导干部，责任田搞得比较积极的，都戴上了帽子，成了右倾机会主义。

解说：在吴象看来，毛泽东对人民公社有着不切实际的期望，“一大二公”，“穷过渡”，只是将生活极度困苦的农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1963年，远在山西的吴象，目睹了山西昔阳大寨成为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丰产典型，却怎么也想不到，因为毛泽东的看重，大寨从此主宰中国农业的命运几乎二十年。

大寨一共十个小村，七十八户，它那个地方净是山坡，七梁八坡，条件比较困难，但是他们经过治理，增产了。山西晋中地委把它树成一个模范，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很重视这个。文化大革命以前，陶鲁笳到火车上向毛主席汇报，当时选出的这个全国农业的典型啊，工业是大庆，农业呢，有两三个地方，这个比较之后，最后选这个，树大寨为典型。它就是，因为是山区，因为是穷，好像更能代表意义。

大寨是很好的，是一个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模范，这本身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毛主席看中以后呢，慢慢地就有人把大寨的这个拔，人为地拔高了，所以不说它是一个山区生产的榜样，说它是什么呢，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个典型，那它就不是一个生产典型，而是一个政治典型，那么大寨呢也就以这个继续革命的红旗自居。

庄稼倒了，我们一个一个将他扶起来，我们只要有人在呢，什么事情也能办。

解说：1964年，大寨英雄陈永贵在人民大会堂作了大寨的事迹报告，从此拉开了全国学大寨的序幕。中国农业进入了大寨时代。而此时的吴象，因为曾客观的指出学大寨的问题已经成为牛棚中走资派的一员。即便如此，他对毛泽东亲自制定的“农业学大寨”和“普及大寨县”的态度，却从来没有改变。

吴象：中国的特点，这个农村啊千差万别，有比较富裕的地区，有比较穷困的地区，有很穷的山区，不能只需要一个模式。普及大寨县的过程，水分越来越大，这浮夸也就越来越厉害。

还有一个这个不准搞副业，不准搞多种经营，后来，什么拉大车，搞副业，这些都不允许，都是资本主义，闹到最严重的时候可以搞到老太太养鸡不能超过三只，超过三只也是资本主义，就这一套东西。

当时安徽呢这个，这个军代表，他们当时呢特别重视学大寨，大寨县一个县，你各方面的工作，财贸，文教，什么都要学大寨，你是教育学大寨，大寨里没有几个中学生，大寨考上中学外面的很差很差，怎么能都学大寨，我说的1977年6月，万里去了，就是遇到这样一个安徽。

解说：安徽和当时的全国各地一样，即使十年浩劫虽然结束，大寨的样板却没有丝毫的动摇。华国锋依然维护着“两个凡是”的信条，对毛泽东亲自树立的大寨红旗更是情有独钟。然而在吴象眼中，变革已经悄悄开始，一年后，他得知了邓小平，将万里派到安徽的消息。

吴象：这个万里呢是邓小平同志非常器重的干部，在文化大革命那么乱了以后，邓小平第二次起来就是又当副总理了嘛，管事了嘛，收拾这个烂摊子了嘛，他当时呢，重点乱得厉害的就是铁道部，铁道部是非常混乱的，整个交通没办法，万里去了以后，时间不长，安全正点，火车畅通，就显示了他的魄力，所以也就因为这样子，邓小平再又打倒以后，万里就成了邓小平的黑干将，又受了很长的批判。这个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还没出来，万里先出来了。
据万里同志给我讲，他原来是派他到湖北省，给另外一个老同志当第二把手，去协助他，邓小平当时已经出来，还没有正式宣布。他去看望邓小平，邓小平提出来他去安徽。就说你别着急，别着急。他大概后来和其他的中央领导商量了，说万里是一个解决难题的能手，你让他到湖北，不如到安徽。当时安徽是一个重要的老大难。

解说：之后不久，吴象开始成为万里的助手，带着文革遗留的狼狈回到自己的故乡。陪同万里在安徽考察的日子，吴象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穷”的背后是一个“左”字。也正是这个现状，让万里在当时作出了几乎是铤而走险的农村政策。
吴象：安徽在文化大革命以后，第一任去当第一书记的是万里。到这里以后下去，6月到的，连着跑了三个月。在农村普遍考察以后，他一个最深刻的印象是太穷了，太苦了，农村的老百姓太穷了，农民太苦了，他到大别山，就看那个军属老太太，过年了，这个米缸里都见了底了。

这个，停下来，和挑担的农民，拉一拉（家常），就问，你有什么要求，那农民，农民的衣服，就是棉袄啊，还穿着破棉袄，把衣服一弄开，肚子，拍拍肚子，就希望肚子能够，能够圆起来。
万里就感觉到农民的要求是非常非常低，我们就连这样低的要求都没有满足，我们党的领导有愧。因为根据这个情况，这个原因在哪里，这个怎么办，什么调查研究结果，省委很多人共同研究，弄了六条，六条农村工作改进的意见，就叫省委六条。这个中心的内容呢，是不能搞那些花架子。中心以生产为宗旨，就是你农村里面不要搞别的，你就是要好好的农业生产，同时呢提出来，要给生产队充分的自主权，因为我们是集体的，我们是一大二公的，不能说农民啊，不能说户啊，更不能说老百姓自己单干，那方向道路问题，挨着边就要犯错误，不敢提，但是这个以生产为中心，就把许多干部吓了一跳，说生产怎么成了中心。

解说：吴象记得，当时的副总理陈永贵曾经说，“省委六条”是“条条都在否定大寨”。来自中央的阻力已经如此强硬，万里睁只眼闭只眼的反应让吴象格外记忆深刻。

吴象：1978年3月份就开一个学大寨普及会，座谈会，普及大寨县的座谈会，是李先念同志主持的，主要是给陈永贵撑腰。因为现在普及大寨县普及不了，这个有一些阻力，他还是要按那一套，收自留地，穷过渡啊，这个这个大批判啊，这个，按这个规格要省委第一书记去，万里就不去，告诉那个赵守一，省委书记，他说，我不去，你去，你去开会，你开会呢，带耳朵，别说话，你反大寨咱们不敢，学大寨我们实在学不起，按那套学，反正你去开会，你去听，听了回来也不用传达，我们还按我们的六条办，就这样，所以在1978年啊，这安徽呢，这个蓬蓬勃勃，许多联产承包。

当时有个顺口溜，四句，全国通行。其中有两句叫要吃米，找万里，后来那两句就不说了。这个都是年老的老百姓，那一代的人他都记着呢。所以胡耀邦后来开玩笑说，这个万里同志管农业，这是农民推荐的，他口碑好啊。

1978年还有一件大事，就是不是六条安徽形势好了嘛，恰恰不巧呢78年遇到了大旱，百年未遇的大旱，到了6、7月份啊，这个长江、淮河的支流都断流了，这个没有办法，因此呢这时候万里在常委会上研究这怎么办，万里提出一个主张，就是说减产，那时候减产已经成了定局了，到了8月份，减产已经成了定局，减产就是减产，不要打肿脸充胖子。

我们想办法度荒，叫借地度荒，就过去遇到困难的时候也有过这样的办法，就是这个地不是集体的地嘛，你种不了了，现在谁愿意种，你去种，种下来谁种谁收谁有，这时候出来一个这个肥西县山南，山南公社。

这个山南公社，他们也在研究怎么办，后来借地呀，可以借地了，说这个借地什么的，有人说，有一个办法可以，哎，那好啊，那就，用你的办法吧，他说什么办法呢，他说这不能说，你敢说，我就敢干。他才说了。也不敢明说，就说用1962年那个老办法，就是责任田，也就是包产到户。这个书记叫汤茂林，他的外号叫做“汤大胆”，他说那为了不饿死人，为了弄粮食，咱们就包吧。就这么就包产到户了。包产到户自己，他自己都是自己的地了嘛，端个水啊，弄苗啊，想各种办法种下去了。因为这个肥西呀，离省会合肥很近，是一个郊区，这个事情就传出来了，传得很大。这个就，就问题大了。

省委机关议论纷纷，那么有些人呢就说，你省委，万里来了以后是干得很好，但是你省委这大方向上注意不注意啊，你怎么把人这个要往哪个地方引啊，有一些就提出来，这个现在是曾希圣阴魂不散。

解说：1979年春天，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在吴象看来，丝毫没有触及农业根深蒂固的弊病。责任田依然遥不可及。万里对于农业的意见没有得到重视，但是万里却依然从中找到了解救肥西的机会。
十一届三中全会呀，那个草案，加快农业发展那个草案都很好，但是里面有两句话，还留着一个尾巴，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它实际上呢，在观念上也把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看作是一回事情。这时候呢万里还很硬，就说，你三中全会的文件要看精神实质，不是照抄它的字句。后来万里作个结论，哎，他说一个，一个公社，这个事情呢，可以试验一下，这个它如果增产了，那当然很好，如果减产了，也没有多大关系，一个公社。如果它真的滑到资本主义路上去了，我们有办法把它拉回来，没有什么可怕。就说最后决定，省委决定，就当作省委这个一个试点。

解说：而这个解放思想的三月，吴象亲眼目睹了遍布安徽的标语，联产承包，依然和“复辟”，“流毒”画着等号。接替陈永贵成为国务院副总理的王仁重，一个批示，使《人民日报》一封普通的读者来信引起了全国反对“三自一包”的风潮。安徽同样也面对着危机。

安徽呢，一听到广播，万里就知道大事不好，这个就赶紧给各个地委打电话，不要听那一套，我们还继续按这个办，但是你省委书记这样说了，不顶事啊，《人民日报》代表中央啊，也害怕，后来他就打电话给王任重，他们都是熟人，提了个议案，说现在3月份正是春耕大忙的时候，这个东西要再一变动啊，这个核算再一变动呢，对当年生产影响太大，是不是秋后再说 缓一缓，这个王任重呢，也没有答应，也没有不答应，知道，知道你的意见，这个，就这么过去了，这时候呢，许多人就很担心，就向万里讨主意，后来万里就给人说了一句真话，这个东西呀，对生产负责的是你县委，对农民秋天以后生活负责的是县委。如果这个变了影响生产，将来减了产了，农民没有饭吃，《人民日报》给不给他开饭。是问你县委算帐，是问《人民日报》要饭吃。

解说：此时的凤阳小岗村，早在1978年冬天就已经秘密地分田包干。当时的万里还毫不知情。而这份被称为历史见证的有着手印和图章的生死契约，吴象却知道，它根本不是原来的那一份。

据专门去调查的同志讲呢。这个材料，博物馆里的那个，这个事情是有，就在一个纸烟盒上反面写的。当时也没有当作回事，后来也增产了，也受表扬了什么，就不知道弄哪去了，现在人家要来采访一下，要这个原件，就另外弄了一张纸写的。这个纸呢比较新，人家看着也不像，小岗穷得连这样一张纸也拿不出来，这表明这个农民的穷苦啊到了什么程度。这时候万里还不知道，也没有人给他汇报有这么个小岗。

解说：1980年初，胡耀邦在北京改了一个字。他把“不许包产到户”的“不许”改为“不要”，万里就此在省委扩大会上统一了安徽全省的责任田阵地，在这个会上，小岗村终于说了实话。
就在这个会上，陈庭元，凤阳县委书记才把这个小岗，是怎么回事，给了他。那个苦，小岗的那个破坏，后来的变化，那非常动人，万里是一口气就看完了，我就在跟前，就站在那看他，但是也不是太长，但是也有相当功夫。会刚一开完，万里就去了，老百姓说，不行啊，我们这是要，弄不好要吃官司啊，万里说吃官司，他说能不能让我们搞三年啊，万里说我批准你搞五年，这个吃官司，吃官司我给你打官司去，老百姓要是送他花生啊，说以前想送也没有，现在非要送不行，万里就拿了，穿着那军大衣嘛，口袋里都装着这些花生，回来开，开这个常委会的时候，放在桌上说是包产到户的成果。

解说：1980年，吴象随万里回到北京。此时，正是责任田向全国推广的高潮。在各地农村调查研究工作中，吴象所感慨的，是推广责任田的运动几乎是建国以来唯一一次没有处分任何干部的运动，即使两种观点针锋相对的状态像他一篇文章的题目一样，是阳关道与独木桥的选择。
吴象：1980年发生了包产到户的全国大辩论，各个机关，甚至于家里，这个你赞成，我不赞成，这个吵得很厉害，全国性质的。这个来推动了发展。5月31号，邓小平发表了一个讲话，肯定了肥西、凤阳这两个地方的做法，包产到户的做法，认为现在最主要的问题还是思想不解放，讲了这个嘛，当然是一个最大的支持了。

（1980年）7月中旬，（中央）书记处召开省委第一书记座谈会，这是个很关键的会议，关于责任制和联产承包，这时候呢，农委里面，万里就委托了一个杜润生，他很有经验，他是这个合作化时代邓子恢的秘书长，他后来这次座谈会上解释这个文件啊做了一个说明报告讲得很好，数字事实很有说服力，他着重地抓了一点，这个省委书记呢，都担心贫困地区，每个省都有贫困地区，每个省那时候贫困地区都很大，都吃不饱啊，他从这个角度来说，包产到户，不说怎么样，不说它性质怎么样，至少它对于解决温饱问题，很快能吃饱饭了，这一点效果非常显著，这样子呢，大家取得了这个妥协，搞了一个75号文件。

这赞成的是寥寥无几，绝大部分是不表态，实际上是，有的就很明确，我坚决反对，不能，要保持晚节，好，一包产到户就叛变了，脱离了公有制了，这个思想不通。所以这个文件呢，它很重要的是讲了包产到户，中央文件，还给它说了很多好话，但是呢，它说来说去呢，没有敢说一句话，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

75号文件以后啊，曾经想，这个区别对待，分类指导，贫困地区可以包，允许包，支持包，经济发达地区，都是那个水浇地的那些地方，先不要管，但到了1981年不行，农民不干，农民知识也厉害了，干部怎么说他就不听了，他有上边，中央文件有了，我是听中央文件是听你的，你这个话和中央文件不对，再一闹，干部非要讲那行政命令办法，他就说了，毛主席还有错误呢，说你都对，变得更聪明，更能够自主，那1981年呢，就是一个包产到户总进军。

因为这个改革当中出现的问题，出现的新问题往往比改革已经解决的问题还要多，还要大，还要复杂。所以每年啊，胡耀邦就主张开个会，研究农村工作，1981年呢是，开会，材料很多，大家也很踊跃，这个文件闹出来，经过讨论啊，翻来覆去啊，到发文件的时候呢，来不及了，到了年底了，发不出去了，1981年的文件发完了，所以怎么办，变成1982年的一号文件，这个一号文件是这么来的。

当时也是个偶然的事件。后来这个一发下去以后，群众反应非常强烈，这时候胡耀邦说，哎，看起来咱们这个一号文件啊，叫了一号文件，这个也响亮也什么，每年都来它一个，以后就成了惯例。

初期的农村改革，还是历史，又不是历史，又去得不远，我们应该回顾这一段，应该认真地去领会这个经验教训在哪里，中国人太不接受教训了。

无论革命，建设，还是现在改革，都是农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有一个同志，江苏的，他统计了有3000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死了3000万人，是3000万人头换来了胜利，大部分是农民和穿着军装的农民，三年困难，饿死3000万人，九十年代，这个圈地呀，开发区呀什么，当然有的搞得很好了，但是呢，3000万农民失掉了土地，
解说：2004年12月，吴象，这位曾经的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已经82岁了。20几年前，他参与见证了农村改革的全过程，20年后的今天，农村问题依然是他关注的重点。他的观点和从前一样尖锐。

三农问题现在很严重，怎么解决，要和过去的经验教训要考虑考虑，现在提的这个科学的发展观，一个是协调发展，不要光重视城市，根本原因就是歧视农民，看不起农民，这个问题太大了，农民也看不起自己。
解说：吴象记忆中的初期农村改革，是在经历一段惨痛的历史之后，从安徽开始走向全国的。1958年，中国进入了“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时期。同年，全国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一直被毛泽东否定的包产到户的做法，在国民经济出现困难的时候，有了短暂的发展空间，后来，中国农民称它为“救命而短命的责任田”。

曾希圣的错误估计促成了安徽责任田短时间内的蓬勃发展。然而，毛泽东的反对态度比以往更为坚决。而这一切，是以1959年8月，庐山会议为起点的。

庐山会议后，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态度成为最大的政治问题。1963年，山西昔阳的大寨，一个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普通的丰产典型，因为毛泽东的看重，从此有了不同的命运。

1964年，大寨成为毛泽东亲自树立的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直到文革结束，“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思路模式依旧束缚着中国农村的发展。

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激起了全国的欢腾。然而，毛泽东亲自树立的“农业学大寨”和“普及大寨县”的运动并没有丝毫的动摇。

万里对农村的考察得到一个最简单的结论，农民所希望的不过是填饱肚子。迫在眉睫的，是解决农民的生存问题。

1978年，人民日报记者姚力文发表长篇通讯《一个省委文件的诞生》标志着“省委六条”得到了中央的认可。安徽省委冒着巨大风险所作的决策，为当时的安徽农村带来蓬蓬勃勃的气息。

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吹响了解放思想的号角，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新方针，然而，计划经济体制中最受损害，改革愿望最迫切的农民当时并没有实质的收获。关于农业，万里最重要的意见并没有受到重视。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载了署名为张浩的读者来信，编者按语中对当时的包产到组等农业政策提出了责难。一封普通的来信，在全国广大农村引起了思想混乱。

安徽凤阳的小岗村，今天已经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起点，而被载入史册。在1978年冬天，18户居民为了生存而秘密写下的包产到户的契约，也成为一个历史的见证。

小岗村的秘密被当时的凤阳县委书记陈天元压在心里。1980年初，万里从四中全会带回新的消息，在胡耀邦的主持下，将原来农业政策中“不许包产到户”中的“不许”改为“不要”，一字之差，为中国农村改革之路打开了一扇门。在万里主持的省委扩大会上，小岗村终于说了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