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鸿儒：为了庄严的承诺

（补发2004年10月09日新华网文章）

他，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大胆提出，"中国要发展股票市场，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他，在中国股票市场面临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向中央承诺:探索一条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资本市场的道路，飞机上两个多小时的汇报，坚定了总书记保留股市试点的决心；他，在1992年深圳"8·10"股票认购证抢购风波后，临危受命，以"开荒铺路修轨道"为理念，组建中国证监会；他，自49岁主持金融改革研究，人生便从此与之结下不解之缘。如今，尽管年逾古稀，仍坚持研究、讲授"中国资本市场研究"和"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思想发展研究"……这位睿智的经济界元老，就是曾先后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刘鸿儒。

一言九鼎力挽狂澜

1990年5月，一直处于自发状态的中国股市一夜之间突然狂热起来。在深圳，深圳证券公司、中国银行深圳分行和深圳国投的三个证券交易窗口前的马路上挤满了人，甚至要出动警察维持秩序。供不应求的发行数额和财富效应，勾起人们的股票发财梦。从当年5月25日到6月27日的1个月中，深圳仅有的5只上市股票价格的涨幅分别达到:深发展100％，万科380％，原野210％，金田140％，安达380％。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资金仍在向深圳源源不断地聚集。股票热引起高层人士的关注和争论。

时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的刘鸿儒奉命，三次率调查组，深入到深沪两地的交易网点实地研究对策。刘到体改委时间不长，分管财政金融改革、住房改革和股份制公司研究试点，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对证券市场问题的研究，照他后来的说法，"我在中国人民银行干了10年副行长，主要抓金融体制改革，可以说其他方面都有框架了，唯独资本市场还没有闯出一条路来，所以我决心把这项工作做好。"

刘鸿儒选择了资本市场，资本市场也选择了刘鸿儒。当时，高层中有种声音，认为股票市场是搞私有化，不能继续搞下去，主张取消深圳、上海的试点。在珠海特区10周年庆典会的主席台上，江泽民同志跟刘鸿儒打招呼，约他在回京的飞机上谈话。从广州到北京，飞行两个多小时，一路上，江泽民间，刘鸿儒答，田纪云、温家宝等中央负责同志都在场。江泽民就他所听到的各种议论问刘鸿儒，问得很认真，记得也很仔细。刘鸿儒根据调查结果逐一作了回答。汇报到最后，刘鸿儒说，股票市场的试点不能取消，可以暂不扩大，但不能撤。如果撤，对外发出的就是一种后退的信号，对改革形象影响很大。讲到这里，他表态道，"江总书记，请您相信，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不会在中国搞私有化，我们会有办法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的资本市场发展道路；当然，我们没有经验，也许会走一些弯路，但不要轻易地给我们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搞私有化的政治帽子。否则，谁都没办法搞改革试验。"临下飞机时，江泽民说:"股票市场的试点应该保留下来，继续试验，暂不扩大。"中国的股票市场度过一次劫难。尽管后来刘鸿儒一再谦虚地说，"保留这片改革成果，是党中央的英明决定"，但知情人士都说，是刘鸿儒影响了中央的决策，在关键时刻救了中国股市。

股市试点保留了下来，但姓"资"姓"社"的争论仍在继续，困扰着证券市场的发展，直至1992年初小平南巡讲话明确提出"允许看，但要坚持试"，才得以解决。当刘鸿儒听到南巡讲话后。有种一块石头终于落地的感觉，"彻底没有顾虑了，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去做，干劲更大了。"干劲更大的刘鸿儒当了一段时间的"明星"。中宣部组织各大报刊、电视台、广播电台负责人在北京开会，让他做报告。他被看成了股票市场的专家。1992年6月23日，《人民日报》用一整版的篇幅发表刘鸿儒的文章，标题是《关于我国试行股份制的几个问题》，文章解答了股份制和股票市场到底有什么作用，怎样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防止私有化等问题，并指出要规范化、积极稳妥、有步骤地推行股份制和股票市场。

1992年春节后，陈锦华和刘鸿儒代表体改委向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汇报股份公司改革试验和股票市场情况。当时很多老同志问，你们为什么不把那些亏损企业拿去上市，而把好企业卖给个人?这不是国有资产流失吗?还有一位老部长说，据他了解，全世界凡是搞股份制和股票市场的，没有一个不是搞私有化的，中国不能走这条道路。这并不只是他个人的观点，而是代表了当时社会上不少人的观点。为了解除人们对搞股份制和股票交易就是搞私有化的担心，刘鸿儒在向国务院汇报的时候，讲了如何体现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原则。他说，经过调查，在当时的12家上市公司中，个人流通的部分没有超过40％，也就是说，私有部分只是少数。后来，在1992年体改委颁布的一项法规中明确，凡是实行股份制的企业及其股本构成比例，由政府主管部门审批。当时上市公司的公有股占60％左右，40％是市场流通的。内部按此比例控制，是为了明显体现公有制为主的原则。

回忆到这里，刘鸿儒感叹说，"从此留下了股权分置的问题，但这在当时是为了保留和推进股份制与股票市场不得已而为之。"他说，有的年轻人不了解历史背景，说国有股不流通的设计是不对的。在1990年股票市场生死存亡的关头，是把改革推进下去，还是停止试验，关键在于担心私有化。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只能用机械的国有控股比例来解决。股份制和股票市场的改革保留下来了，但也留下了国有股流通的难题。他认为，这些年里是有机会解决这一问题的，但丧失了。比如说，1996年，股市涨幅过高，他曾建议放出～批法人股上市流通，调节供求，既能疏导股市又符合市场原则。这个方案虽然没有通过，不过，在刘鸿儒看来，这个问题再难，也没有社会主义要不要发展股票市场难，大问题都解决了，国有股流通不难解决。其中，关键是尊重市场规律，保护流通股股东的合法权益。

临危受命开荒铺路

1992年，在小平南巡讲话精神的鼓舞下，在国务院的指示下，体改委联合有关部委制定了13项股份制试点配套法规，随后，各地股份制公司很快发展起来，新一轮股票热在神州大地涌起。当年8月，深圳爆发了震惊中外的"8·10事件"，因抢购股票认购证引发群众闹事、围攻市政府。国务院紧急采取措施平息以后，决定成立集中统一的证券监管机构，由此产生了13个部委成员组成的国务院证券管理委员会，另外再成立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日常监管和决策的执行。

谁来出任第一任证监会主席?不少人建议由刘鸿儒出山。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兼证券委主任朱镕基找到刘鸿儒，让其担任证监会主席。朱镕基在上海当市长时，刘鸿儒调查研究证券市场，曾找他共同研究过许多问题，后来在其他一些事情上刘也作过朱的"参谋"，相互比较熟悉。朱镕基找刘鸿儒谈了几次，刘当时感到有一定压力，但成立证监会的事情比较急迫，最后答应了下来。刘鸿儒当时曾这样讲，这项工作是火山口，实在要我做，时间也不能长，一旦机构建立、市场稳定、规范确立之后，我就离开这个口。果然，1995年3月，到了年龄的刘鸿儒毅然决然地从证监会主席岗位上退下来，不过，"火山口"的说法却留传下来。

甫一上任，刘鸿儒就跟证监会的同事讲，我是第一任主席，我们第一届的任务就是开荒、修路、铺轨道，把这些事情做起来，任务就算完成了。如果道路和轨道没有建好，要想跑快车，肯定要翻车。他说，在证券市场上开荒、修路、铺轨道，必然会非常辛苦。证监会的工作是最敏感的工作，犹如坐在火山口，大家都要做好思想准备。股票价格猛涨，上面会有意见，担心出事；股票价格猛跌，下面会有意见，老百姓不干；不涨不跌，所有人都会有意见，因为你搞的就不是市场了。但是，大家不要害怕各种责难，要有为事业奋斗的精神，严格依法监管，勇于开创局面。刘鸿儒回忆说，上任伊始，他主要是抓三个问题:规范市场、培养人才、内部管理，特别注意的就是监管机构人员不能出问题，反复教育。

新建的证监会，百业待兴，一切工作都得从零做起。没有办公场所，就租了保利大厦的两层作临时办公室。财政部拨款不够用，就向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联办)和另一家公司借了两笔钱，后来用收取的监管费还了这两笔钱。根据朱镕基"证监会的人要少而精"的意见，当时编制为100人，刘鸿儒在任期内始终控制在这个规模以内，没有搞后勤队伍，不搞自己的食堂，也没有车队，人少的同时，强调一个"精"字，当时的核心思想是"专家治市，廉政为本"。

当时，由于股市发展规模受到政策限制，刘鸿儒便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强化规范、防范风险上，当然救火工作也没少做，但目标很明确，把市场风险降低到最小。先是《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出炉，后是《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问世，这些法规在以后的若干年为证券市场的规模发展奠定了基础。提起此事，刘鸿儒认为，这是他担任证监会主席的主要贡献之一。

说到防范风险，就不能不提刘鸿儒上任后的首次正式报告。那是1993年春天在天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证券会议上，刘鸿儒做了题为"股票市场的风险与管理"的报告，核心思想是股市是一个高风险的市场，如何防范风险、保护投资者利益是一个大问题。为了准备这份报告，他在海外专家的帮助下，分析了从1929年一1933年美国经济大危机开始至当时，出现过的全球性和局部地区的股灾，研究其发生的原因、变化和采取的解决措施。在这份报告中，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上市公司的质量是资本市场稳定发展的基石。后来有人将其上升为"基石论"。刘鸿儒认为，上市公司的质量左右着股票市场的发展，一要真实，不能有半点虚假；二要业绩好，有成长前景，要做到这一步，最重要的是能够切实改善治理结构，做到内有动力、外有压力，不断增强竞争力。

老骥伏枥心系市场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用这样的诗句来形容退休后的刘鸿儒，很是恰当。资本市场一举一动总关情，只不过方式有了变化，在任上，刘鸿儒以一线监管者的身份参与其中；卸任后，他以一名学者、专家的身份为其摇旗呐喊。

"他对自己所忠诚过、从事过的事业仍然有相当深的责任感。"一位接近刘鸿儒的人士说，某次听闻一家公司上市过程因严重违规操作被查出后，却仅得到极小数额的罚款了事，他相当气愤："如果真像你说的那么严重，我一定要向证监会反映!"另一个注脚是，前段时间热播的股市题材电视剧《坐庄》，刘鸿儒欣然出任此剧总顾问。他表示，我国有6000万股民，《坐庄》用艺术的形式"执行"着证券界多年未完成的任务，那就是教育投资者、培养投资者的自我约束能力，同时也让观众看到中国证券界最终将走上去伪存真的健康之路。此外，对于操盘手，《坐庄》也不是一味地批判，而是立足于教育，是中国6000万股民必看的经典教材。

较之从前，如今的刘鸿儒得以有更多的时间用在自己钟爱的学术研究上。尽管以相当于中国博士学位的学历完成了学生生涯，但他一直认为，没有正规读完高中和大学阶段是个无法弥补的缺陷。"我总是觉得自己底子薄，要不断读书学习才能和别人一样。"可以说，年轻时，刘鸿儒的全部理想就是读书学习。即使后来在人行副行长、证监会主席等领导任上，刘鸿儒仍是将工作之余的时间全部用来研究和教书。因为感到自己底子薄，怕读书时间不够，他甚至不敢涉猎过多的其他书籍。他说自己读书不敢杂，主要看经济书。据说他看书写作时，常常一坐一整天。有几次，正在念书的儿子想暗中看看能不能比过父亲的"坐功"，结果不得不认输。

在他的推动下，去年2月28日，中国第一个研究资本市场问题的高层次民间学术团体--资本市场研究会在深圳成立，刘鸿儒出任会长。他表示，要将资本市场研究会建成一个国内外专家、学者就金融、证券领域所面临的问题进行学术交流、研讨和沟通的平台，为资本市场管理高层提供高质量、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努力成为推动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步发展的智囊机构。

此后不久，去年的4月16日，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第四届理事会选举刘鸿儒为新一任会长。业内人士评论认为，刘鸿懦担任此职再合适不过，因为他不仅是金融改革的重要设计、领导者，也是著名的金融教育家。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中国保监会副主席魏迎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上交所总经理朱从玖、深交所总经理张育军等金融业精英，都出自他的门下。

在刘鸿儒看来，"要推进金融业改革，必须培养一支既懂得市场经济又了解中国国情的队伍。"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早在1980年代初，当时身为分管银行改革的人行副行长的刘鸿儒，就动议组建人行研究生部(实为研究生院)。1981年，因为刘鸿儒把地址选在北京海淀区五道口东升公社尚未启用的一个卫生院里，以后，"五道口"这个简洁而且像暗语一样的称呼赢得了所有与它有关的人的喜爱，就渐渐地代替了它的标准名称。关于"五道口"还有两个典故。一是有人把它称作银行界的嫡系部队，说刘鸿儒在搞"黄埔军校"。刘鸿儒对此并不在乎，"黄埔军校有什么不好呢?黄埔军校是具有革命精神、开创精神和改革精神的摇篮，我们就要按照这个精神继续前进。"二是有人用五道口有名的烧鸡戏称金融所的学生，刘鸿儒欣然接受下这一"雅号"。他说，"道口烧鸡，味道很浓。因为烧鸡是经过'烤'验的，得有高温，没有高温出不了烧鸡，经过烤验的烧鸡当然好。另外呢，烧鸡的味道必须正，不正就没人要，这就要求我们的五道口的学生，在校和未来都要经得起考验，保持味道不变。"20多年过去了，事实证明，刘鸿儒最初创办五道口的愿望--为中国金融事业培养高端人才--早巳实现。

除了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和香港两所大学授课并带研究生，刘鸿懦还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兼职教授。最近一次记者来到他家时，他正整理讲课资料，原来他为人行研究生部开了两门课，一是金融体制改革思想发展研究，二是中国资本市场研究。"研究生部创立以来，我一直坚持讲课，再忙也没缺过。"从刘鸿儒脸上能读出一种成就感。他常说，"我本来就是个教书匠，现在还做老师，很正常也很合适。"1947年，刘鸿儒到哈尔滨参加工作，在后来改名为吉林大学的东北行政学院搞教学和行政管理工作，一直到1954年考取留苏研究生资格。

最近一两年来，刘鸿儒在不同的场合反复强调，"中国资本市场真正难以解决的问题是理论创新问题，只有解决了理论创新问题，下一个10年中国资本市场才会有更大发展。"他认为，当前资本市场的理论创新需要从五个方面着手：一是资本的理论和资本市场的构成。"资本"不单纯是一个词的问题，而是一个需要突破的理论禁区；资本市场的构成，面应该扩大，目前至少应该包括产权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期货市场四个方面。二是关于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实现形式。这是跟资本市场发展关系最为密切的方面，这个问题不解决好，资本市场发展就缺少一个稳定的根基，而所有制结构的问题主要是非公有制经济问题。三是分配理论和保护私有财产。只有保护私有财产，才能坚定投资者信心，才能形成一个收入的中间阶层，而中间阶层的形成是资本市场发展的强大基础。四是虚拟经济和泡沫经济的关系。这其中关键是对投机怎么看，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要防止过度投机，但怎样算过度投机需要进行讨论和界定。五是发展的理论和对风险的看法。核心是如何看待风险，出了风险怎么办。

发展资本市场就必然无法回避风险，我们不能因为有风险就不敢发展，出了风险就关闭市场。像创业板，还是可以搞的，如果因为惧怕风险而不敢发展，那对市场的影响就太大了。发展是硬道理，只有在发展中才能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当被问及主持证监会工作期间，有哪些问题希望解决却一直没能解决，觉得比较遗憾时，刘鸿儒告诉记者，感觉最主要是对资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还是不能统一，总是摇摆不定。这里面又涉及对股份公司怎么看，对股票市场怎么看。他觉得指导思想必须明确，应当把方针定下来，究竟是促使其发展，还是限制其发展。明确了以后，政策措施才能跟上。

他说，中国资本市场存在的问题具有双重性，既有新兴资本市场共性的问题，也有中国经济转轨时期出现的特殊问题，难以避免。"要解决信心问题，首先是要解决领导的信心问题。今后如何发展，关键靠各级领导下定决心，统一认识，摆正资本市场的位置。对于资本市场的发展，要有信心、态度要坚决，不能怕这怕那，左顾右盼。小平同志在资本市场发展争论最大、最困难的时候，提出要'坚决试'，要有这种信心和勇气。不存在没有风险的改革，不敢创新、不敢发展，本身就是最大的风险。现在，国务院'九条意见'已经明确资本市场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但是如何去落实、何时去落实，必须尽快给出一个明确的回答。我相信，有关部门如果能够统一思路，真正按小平讲话的精神去指导工作，中国的资本市场就能够以更快的速度、更加健康的发展。"刘鸿儒的语气甚是坚定，坚定的背后，是半个多世纪对金融市场的研究和参与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