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均GDP1000美元的喜与忧

2003年，按现行汇率计算，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突破了1000美元，步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发展阶段。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这意味着我国已走出了低收入国家的行列，进入了关键发展敏感期。

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阶段，可能出现两种前途：一种是进入“黄金发展时期”。因为经济社会转型，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因而可以保持一个较长时期的经济增长，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另一种是进入“矛盾凸显时期”。因为经济社会不协调，各种矛盾不断显露出来。如果处理不当，矛盾激化，经济社会发展就会停滞不前，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倒退。

正是基于此，胡锦涛同志最近指出，我国的改革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在我们面前有许多必须解决而且回避不了的问题，有许多必须抓紧而不能拖延的任务。温家宝同志也几次强调，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重要关口。

关键时期有喜亦有忧

当前我国改革发展所处的关键时期（或重要转折点）有哪些特征？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发展阶段和经济体制发生根本转变。从发展阶段来看，我们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的重要时期，正处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加速转变的关键时期；从经济体制来看，我们正处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但彻底清除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随着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产业之间以及占有资源不同的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会逐渐拉大。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第一产业明显下降，第二产业大幅度上升，第三产业快速发展。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既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在较长时期内快速增长的内在动力，也对就业、人口、资源、环境等提出了挑战。

消费结构发生剧烈变动。社会需求升级并且越来越多样化。社会消费结构向着发展型、享受型升级，人们对休闲、教育、文化、医疗保险的消费日益增加，中国经济将向高一级形态迈进。同时，人口、就业、老龄化、收入分配、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矛盾和问题越来越突出，容易引发某些人的心理失衡和利益冲突。

社会结构发生重大调整。经济体制改革引发社会利益分化，社会多元化主体正在形成。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最终要落实到社会不同群体、不同利益主体上。在经济改革和发展中，一部分群体，如下岗工人、失地农民等产生了挫折感；少数官员的腐败问题，引起了社会和人民群众的不满。因此，在这个时期，如何防止各种矛盾的积累和激化，如何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就成为关键性问题。

解决突出问题，应对关键时期

借鉴一些拉美国家在人均GDP1000美元阶段的经验和教训，要实现第一种前途，就必须深化改革，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前，要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突出问题。

解决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较大的问题。改革开放20多年来，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但现在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

近些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农民收入低，消费水平就低，经济增长的动力就不足；农民占总人口的大多数，如果农民的收入不能提高，我们就不可能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

城市中贫富差距拉大的现象也较为明显。一个社会不可能没有贫富差距，然而这种差距必须保持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如果贫富差距过大，尤其是在转型期，贫富差距在短期内迅速拉大，则可能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既有个人能力不同的因素，也有机会不平等的因素，还有一些人是利用手中的权力牟取利益而暴富。

此外，在经济增长速度、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收入及教育水平等方面，东西部的差距仍有继续加大的趋势。

怎样通过完善制度、健全机制、加强调控，努力缩小这三种差距，是目前政府和社会需要着力解决的最主要问题。

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够协调的问题。经过2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经济总量已居世界前列。但是，科技、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事业的发展还比较落后，尤其是就业和失业问题突出。

当前，就业面临城乡双重压力，总量问题与结构问题交织，新增劳动力与失业人员并存。扩大就业是解决社会问题的首要任务。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了扩大就业的政策取向，这就是在产业类型上，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企业规模上，注重扶持中小企业；在经济类型上，注重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在就业方式上，注重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

教育发展不平衡以及医疗与公共卫生问题，也是当前的突出矛盾。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新体制和新机制尚未真正建立起来，非典疫情的蔓延暴露了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协调问题。我们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不能忽视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应通过建立经济和社会协调机制，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解决人口、资源、环境与实现工业化的矛盾。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资源约束不断增强，生态环境趋于恶化。然而，我国数量扩张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至今没有发生根本转变，GDP的高增长主要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来维持。

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我国的GDP增长了10多倍，而矿产资源的消耗增长了40多倍。固定资产投资率长期保持较高水平，现在每增加1亿元GDP需要的投资高达5亿元。去年，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和水泥的消耗量，分别约为世界消耗量的7.4%、31%、30%、27%、25%和40%，而创造的GDP仅相当于世界总量的4%。在耕地、水、矿产、森林和能源等重要资源人均占有量都比较低，尤其是石油资源需要大量进口的情况下，可持续发展正成为日益紧迫的问题。

2003年末，我国大部分地区出现了“电荒”、“煤荒”和“油荒”，反映了在新一轮经济景气周期到来时，能源瓶颈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开始显现。从环境状况来看，尽管我们已经开始重视环境保护，但由于我国人口密集，加之多年来许多地方片面强调增长速度，忽视了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过度开发自然资源以及环境保护方面科学技术的落后和投入的不足，我国的环境质量总体上仍处于恶化之中。过去，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我们只能把主要精力放在增加供给、满足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上。现在，已经有条件解决过去想解决而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投入资金促进科技进步、发展教育、治理环境、改善生态等。

打破不平衡，进行改革攻坚

我国改革初期采取的是先易后难、自上而下的方式，浅层次的、容易改的改革任务基本上已经完成。目前，改革进入更深层次的攻坚阶段。

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大型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都是我们下一步改革面临的难题。改革的社会基础正在发生分化，利益群体也在分化，改革初期各方面普遍受益的局面转变为部分受益、部分受损的复杂格局。改革已不能普遍增加各群体的利益，有些既得利益群体甚至要丧失已得到的部分利益，如转变政府职能势必精简机构、人员，削弱一些部门的权力和利益；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也必然打破一些行业及其主管部门的垄断地位。市场化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失业增加，并引起国有企业职工的身份变化。非经济的因素对改革的制约明显，不断深化的经济体制改革越来越触及社会、政治、文化、司法等非经济领域。这些因素使深化改革的难度加大，复杂性加深。

但我们更应看到，国际国内环境都为我们进入“黄金发展时期”提供了重大机遇。在新一届领导集体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改革攻坚战正在打响，并且必将引领中国进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黄金发展时期。

(本文作者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