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底对“一切向钱看”的批判

日前见到赵晓博士一篇文章：《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理解西方文明—介绍美国员工职业精神培训手册<敬业>》，文章描述当前我国社会风气不好，道德沦丧，信用缺失等现象时，引了一句话：“一切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

坦率地说，作者指出的这些现象，也是我深恶痛绝的。

“一切向钱看”于我并不陌生。上世纪八十年代它曾经被用作靶子，演出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闹剧。这场闹剧说不小，因为来头不同一般，是以中共党内四位高层重量级人物在央视黄金时间一齐出动批判揭幕的；但也无法说它闹得很大，因其未能在社会上甚至经济学界展开，形成什么气候。

本文旨在说明：二十多年前批判的所谓经济学家说的“一切向钱看”，与当时指责的实际情况并不符合，乃是子虚乌有。

如果要找与“向钱看”相关的话语，那就是1980年代前期天津大邱庄支部书记禹作敏在介绍大邱庄经验时说过的：“抬头向前（社会主义）看，低头向钱（经济效益）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然而此话并不错。

还有一篇题为《“向前看”与“向钱看”的一致性》署名晓愚的文章，登在1981年人民出版社编的《生活周刊》试刊号上。前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范用回忆说，这个试刊号印出样本后，就送给胡乔木、于光远和一些有关方面征求意见。胡乔木认为办得不好，不同意出版。出版社尊重领导的意见，就没有出版。

这个时期，胡乔木同于光远等几位同事常在一起研究、讨论问题，也常常发生争论。一次，胡乔木说“你们不能一切向钱看”。他摘取了禹作敏的半句话“向钱看”，在前面加上“一切”二字，将“向钱看”变成了“一切向钱看”来反对。于光远听到了这句话，就几次说：“‘一切向钱看’不对，‘一切不向钱看’也不对。”不久以后，“一切向钱看”就成了一个批判的靶子，竟闹到央视去播出，而且是中央四位大人物一齐出马，经济学界感到不胜惊奇。

几年前的事，胡乔木等何以选择这个时候拿来批判并在央视播出？从事情发生前后情况判断，这既是前一段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继续，又是即将发生的一次重大事件的前奏。我们只需回忆一下1987年1月16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疑团当不难解开。

这类不正当手段，这桩历史公案，年轻朋友不熟悉、不清楚。因此，才会将本属莫须有的“一切向钱看”同禹作敏实际说过的后半句话联起来引用，写成“一切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这本亦无可厚非。不过，这样一来就易使一些同样不熟悉历史的人发生误会，以为上世纪八十年代经济学界就有人主张“一切向钱看”，甚至视之为导致当前发生问题的源头，那就违背历史事实了。

提起“一切向钱看”，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那幅清晰的电视画面：王震（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胡乔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薄一波（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宋任穷（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四位重量级人物的镜头，赫然同时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严厉批判有的经济学家讲“一切向钱看”、鼓励职工“斤斤计较”的错误，并有大字幕加以说明，语言尖锐，声势吓人。

那是1986年12月30日晚，我在北京饭店宴会厅热烈庆祝《经济学周报》创刊五周年大会归来。蓦然看见四位中央领导人大批中国经济学家，好似兜头泼下一瓢冷水，顿时将尚未散尽的愉情浇灭，陷入沉思。

四位领导人批判的经济学家是谁？哪位学者值得如此大动干戈？我搜索枯肠，竟找不出一个说过“一切向钱看”这句话的经济学家，只好暂且存疑。此后中央电视台连续播放了一些人批“一切向钱看”的镜头，其中有著名说书艺人袁阔成等。但都没有点名。究竟他们批评的经济学家是谁？

不久，谜底终于揭开。1987年1月，有消息传出，在中央的一次重要的会议上，与会成员发言中提到有的经济学家讲“一切向钱看”的问题。薄一波接过话头说：这个经济学家就是大名鼎鼎的于光远。我们才恍然大悟。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是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简称马列所）所长、党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这个信息于我们经济学界的朋友真是一头雾水，莫明其妙。谁都没有听到过于光远说“一切向钱看”，都不相信他会讲这样的话。

事实表明，这次批判不过是1979年批判《阶段》①一文的拙劣手法的重演。虚设靶子，罗织罪名，“空对空”，无的放矢。理所当然大批判没有发动起来。

但是有人还不甘心一。1987年党的总书记易人之后不久，中顾委召开了“帮助”于光远的“生活会”。“一切向钱看”又作为于光远的错误之一拿出来批判，并且写进中顾委临时机关党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这份报告于89年曾分别对马列所和中国经团联的党员传达，两次传达我都出席听了。

于光远为了将此问题发生的有关情况说清楚，要写一份详细的材料，曾要我帮他找些原始资料。

自1975年以来，我常常同于光远一起参加经济学学术活动，对他这方面的言论基本上了解。他对大邱庄禹作敏说的“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表示过赞赏，说一个农民企业家能讲出这样的话，“不简单”。他曾在大邱庄给禹作敏写过一个条幅：“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这样的话是符合大邱庄当前实际的。这个条幅现在应该还在，至于所谓于光远有“一切向钱看”的言论，我可是从来没有听到过。我记得于光远谈过“斤斤计较”，但那是在批判“四人帮”反对物质利益原则，骂职工斤斤计较工资收入时提到的，具体场合是1977年举行的按劳分配第三次讨论会的闭幕式上。大意是说，“四人帮”这些人高高在上，过着贵族老爷式的生活，却责备别人斤斤计较。他们是否知道在我国的低工资政策下，一般职工月工资只有二十几元，要供养五口之家，生活十分困难。一些职工或他们的家属早上去菜市场买小菜时，不仅要“斤斤计较”，还要“两两计较”（指短斤少两）。这话有什么错？于光远的这次讲话，载于三联书店1978年出版的《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经济学界1977年三次讨论发言汇编》中。我曾将有关材料和此书一起送去给他参考。

1987年初党内发生了大地震。从1月10日至15日开了一次类似延安整风的“中央级党的生活会”，有包括胡耀邦在内的约十三位老同志参加，会议由薄一波主持，主题是批评胡耀邦的严重错误。说：胡耀邦“反自由化”一贯消极，纵容“自由化分子”；很少提“四项基本原则”，只反左不反右；经济工作方面宣传高指标，提倡刺激消费，以及所谓胡耀邦不靠法治靠人治、违反外事纪律、擅自发表“未经中央授权”发表的言论等等“严重错误”。紧接着，在1月16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胡耀邦提出辞去中央总书记职务。会议同意接受辞呈，②不过还继续保留胡耀邦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职务。③在11月2日举行的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不再是常委。胡耀邦总书记职务任期没有屆满，还差半年就下台了。此次突发事件在党内外造成极大震动。不言而喻，党的威信受到了极大的损失。

1986年底公开批经济学家，1987年初接着发生这一重大事件，人们不能不想到，这些大人物给经济学家于光远加上讲“一切向钱看”的罪名，不就是为了给胡耀邦“反自由化”不积极制造一个罪证吗？真正用心良苦啊！然而这只在事后才有所悟。当时，人们还没有从大震动中回过神来，谁还会去考虑于光远有没有讲过“一切向钱看”？而且认为这是个伪问题，过去了就算了。

但是，问题并没有过去；还有余波；影响也没有消除；而且至今这桩公案没有澄清。所谓余波和影响，仅我所知就有：

其一，如前所述，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同意胡耀邦辞职后不久，中顾委召开了“帮助于光远生活会”，会议开了六天。最后，中顾委临时机关党委将会议发言整理成文件《于光远生活会的报告》，上报中央。该文件罗列了十条错误，“一切向钱看”竟是其中之一。

其二，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一天，原河南省委书记刘杰来我家看望我老伴李昌（原中纪委书记、中顾委委员），不巧李昌不在家，自然是我接待。刘问起我的工作单位，我说在社科院马列所。刘说，马列所所长于光远说“一切向钱看”。我当即予以否认，并简要地说明了情况。

其三，稍后，在一次有于光远参加的几位领导人接见民营企业家的集会上，薄一波问：禹作敏来没有？坐在后排沙发椅上的禹作敏答：来了。薄老让他到前面来，问道：“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这话是你说的吗？禹说，是我说的。薄老说，你讲这话没有什么错，经济学家就不该这样讲（大意）。这是不指明地批评于光远，于老未予理睬。

我国现在正处于体制转轨过程中。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封建专制制度没有彻底清理；经济、文化仍然落后，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法制不健全，社会生活中出现种种丑陋现象。赵晓博士批评这些现象时，将其归结为“一切向钱看”。这倒是提醒了我，使我想起1986-87年的那场闹剧，认为已经到了必须澄清这桩公案的时候了。

最后我要强调的是，在社会转轨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某些人无中生有，罗织罪名以服务于权力斗争的丑恶行径。社会发展不仅仅是GDP的增长，政治文明也是至关重要的。

注释：

①参见《1979年“阶段风波”的前前后后》一文。

②关于胡耀邦生活会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同意胡耀邦辞职一事，详见前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时任福建省社科院院长李洪林著：《中国思想运动史（1949–1989年）》一书，第360–361页。

③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同意胡耀邦辞去总书记，保留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职务。见《怀念耀邦》第四卷第3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