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育之：关于建国以来历史决议起草的回忆

1981年7月，历史决议刚刚通过，我们到山东青岛休息，住在八大关的一座小楼里。应青岛市委之邀，我在青岛市的领导干部会上作了一个关于学习历史决议的报告。纪录稿经我改定，市委给印发了。今天，主要依据当年这份材料，加上近年出的《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中提供的丰富材料，以及自己现在的一些回忆，介绍一下有关情况。

最早提出作历史问题决议，应该说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公报认为，关于文化大革命“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匆忙地进行”。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叶剑英同志国庆三十周年大会讲话。这个讲话中明确说：“中共中央认为，对过去三十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的会议，作出正式的总结。”在起草之初，意见不完全一致的问题，主要有三个。一个是涉及不涉及文化大革命。有一种意见认为，写一篇宣传鼓动的讲话就行了，可以不涉及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问题。后来还是回顾了三十年，对建国后的历史问题作出了初步的基本估计。不回顾不行。但没有直接对文化大革命作明确否定的判断。第二个问题，是列哪些重要历史人物以示怀念。已经拉了一个很大的名单，但没有刘少奇，是个缺陷。可刘少奇当时尚未平反，在十一届四中全会时也来不及作出平反决定。后来只列三个共产党人的名字：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第三个问题，是讲不讲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讲话从头到尾没有对毛泽东同志的明确批评，当然，无主词的判断，暗含的批评，是有的。这样讲，有当时的现实考虑，有当时的历史局限，这些问题就留给了后来的历史决议。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在十一届四中全会结束后不久，大概10月份或者11月份，就开始了。中央组织了由乔木同志负责的历史决议起草小组，二十来个人吧。具体名单，现在记不准，记不全。陆续有人加入，也有人离开。比如说，郑必坚同志，中途到耀邦同志那里工作去了，但决议的起草他还是参加得很多的；又比如说，廖盖隆同志，前面参加了，后来主持新成立的党史研究室的日常工作，就没有怎么参加了。乔木之外，在领导一层的，还有邓力群同志，后来还有吴冷西同志。

在下面一层的，常住那里具体做工作的，有个名单可供参考，就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注释本》的编写组成员名单。其中一人没有参加决议起草组，其他八人：袁木，郑惠，邵华泽，卢之超，我，还有石仲泉，席宣，杨增和，都属于这一层。属于这一层的还有一些人。至于参加过或多或少讨论的理论工作者，那还有许多人。写作的地方，是万寿路新六所的一号楼。

一共搞了无数次稿。这不是夸大其词，是没有法子计算次数。当然，主要的正式的有几次，是可以说得清楚的。

中央领导的指示，最重要的当然是小平同志的，最早公布的也是小平同志的。编《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时，中央书记处研究室那里提供了一个集纳稿，文献研究室又补充了一些，成为现在的九篇。收进了邓文选，又收进了《三中全会以来》，大家都学习过了。但在纪念历史决议二十周年的时候，不妨重温一下，这对我们温故而知故，温故而知新，是会有好处的。陈云同志的，在《陈云文选》中也有了，是1981年3月同邓力群同志四次谈话的要点。

乔木同志的，在《胡乔木文集》第二卷里收了四篇关于历史决议的讲话和谈话。后来出的《胡乔木谈中共党史》，又增收了十四篇，共计十八篇。这还是选收。如果收全，还可以增加许多篇。因为乔木同志是起草小组负责人，他谈的次数最多，内容最广，思路最宽。研究党史的人，在研究历史决议的时候，不妨研究一下乔木同志这些谈话。我觉得，人们对乔木这些谈话的内容，不一定熟悉，有些研究者甚至很不熟悉，也没有注意。而他这些谈话，对于我们理解决议的论断所依据的一些深层的政治和理论思考，以及虽然没有写进决议却在起草过程接触到的对许多历史和理论问题的探讨，会有很大的好处。

耀邦同志关于历史决议的起草，在领导层和到起草组，都谈过多次（我记得他到新六所就来过不只一次），虽然没有小平同志多，更没有乔木同志多。邓文选中《对起草历史决议的意见》那篇集纳的题注中说，历史决议是“在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同志主持进行的。起草小组主要由胡乔木同志负责。”但是，胡耀邦还没有出文选、文集，收入《三中全会以来》的只有一篇他在建党六十周年时的讲话。这篇讲话列了一个包括62位党内外人士的纪念名单，这是国庆三十周年讲话时想做而没有做成的。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中收入了1979年12月13日的《起草历史决议的初步设想》。这是他在起草组成立时的第一次谈话。

1980年3月，起草小组经过材料准备、酝酿讨论，提出了一个历史决议的提纲（草稿），大概有几千字。这个提纲送给乔木同志，送给小平和耀邦等中央领导同志看了。

3月15日，乔木同志有一次谈话，谈到历史决议要注意写的两个问题。一个是为什么发生“文化大革命”。他认为，现在说“文化大革命”错了不难，但是必须答复为什么发生这个错误。不答复这个问题，决议就失掉价值。一个是毛泽东思想的实质，不答复这个问题，坚持毛泽东思想这个口号就没有力量。乔木同志初步地思考了这两个问题，提出了很好的意见。

比如说，乔木追溯我们党对阶级斗争形势观察的演变，说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文章里便有自相矛盾的估计，原因是1957年2月讲话时是一种估计，五六月修改讲话时，反右派起来，又是一种估计。后来《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在这篇文章的题注里写了这个意思，就是按乔木的意见写的。现在的《毛泽东文集》中也有这个题注。小平同志最早找主持决议起草的同志谈话是在3月19日。这次谈话明确提出了关于决议起草的三条指导方针。第一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当时五中全会开过不久，刘少奇同志的冤案已经公开平反，林彪、江青两案审判也在准备中，“文化大革命”显然要被根本否定，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一些人思想上发生某些动摇的时候，特别强调这一条，是很有针对性的。指导方针的第二点，是要对解放以来历史上的大事情，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中央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都要作出公正的评价。指导方针的第三点，就是要通过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一个基本的总结。总结的目的，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

4月1日，他又一次对决议起草问题发表了系统的意见，提出了决议的整体框架：先有个前言，然后建国后17年一段，“文化大革命”一段，毛泽东思想一段，最后有个结束语。

1980年6月起草出了初稿，送中央书记处讨论。说是初稿，其实包括多少遍修改，多少次稿子。为简单计，算成第一次稿，初稿。

提纲之后、初稿之前，乔木同志有几次谈话，《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中收了《历史决议要有一种理论的力量》（1980年5月16日）、《对一九五七年几段历史的议论》（1980年5月24日）、《毛主席在追求一种社会主义》（1980年6月9日）三篇。其中有些重要想法，引人深思。

比如说，当时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还搞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线索已经清理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指导方针的由来。但是乔木进一步思考，阶级斗争为纲能否概括“文化大革命”？他认为毛主席在追求一种社会主义。他说：有个现成的办法，仔细研究一下中央1976年四号文件（即批邓十二条）、1974年理论指示、1966年五七指示，这三个文件确实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多少带有纲领性的东西，相当带乌托邦色彩。（后来他还进一步追溯到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反对资产阶级法权，在北戴河会议讲进城后实行工资制没有理由，认为那时就有了这种思想的萌芽。）这个意思，没有写成成熟的结论。《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里写了一点，也写得不多。

6月27日，小平同志谈了对初稿的意见，认为稿子没有很好地体现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坚持毛泽东思想的要求，要重新写。重点要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很恰当，要概括一点。主要的内容还是集中讲正确的东西。

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和书记处讨论的意见，起草小组又重新起草，反复改写。乔木同志更多地参与到起草过程中来，拿出去讨论的稿子他都要认真修改，不少段落从头到尾都是他自己重新写过的，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那部分。1980年10月完成提交全党四千名高级干部讨论的稿子。

这期间收入《谈中共党史》的乔木谈话，有十篇。《要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是1980年7月3日乔木同志在中央书记处讨论时的系统发言。《历史决议中对“文化大革命”的几个论断》，是1980年9月21日乔木同志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的系统讲话。其他都是同起草小组讨论稿子的发言。

7月3日的发言，乔木介绍了小平同志几次谈话的要求，说现在的稿子（6月初稿）没有能够实现，需要作比较大的修改或改写。中心任务是要把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树起来，给它一个完整准确的解释。为此，一方面要对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犯的错误作出判定，另一方面要对毛主席晚年逐步形成的“左”倾错误思想的发展过程作出说明，这样才能解释“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要把毛主席晚年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加以对照。对毛泽东思想加以肯定，对毛泽东晚年错误加以批评。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给予正确解决非常必要。乔木同志提出，这次决议讲毛泽东思想，要区别于“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一段宣传，不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全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新时代。乔木同志还作出了一个新概括：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条：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都见于《毛泽东思想是团结全党奋斗的旗帜》（7月24日）等谈话中。

9月21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这实际上是把到那时为止的草稿，在稍大的范围通报一下，因为大家都很关心。乔木集中讲历史决议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几个问题。第一个是性质，不是革命，而是内乱。这是历史决议中的一个份量很重的新论断。还有“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作用，在说毛泽东跟林彪、“四人帮”不同的时候，还要说毛泽东在这期间的功劳（维系了党的存在，国务院的存在，军队的存在）。还有“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多方面的原因。最大的争论问题，是毛泽东思想。乔木同志说明为什么一定要讲毛泽东思想，而且毛泽东思想不包括毛主席的错误。在中国革命历史上，至少从1927年到1957年这三十年胜利的历史，跟毛泽东思想是分不开的。

乔木同志说明的这个稿子，还作了不少修改，才发给四千人讨论。发下去的稿子有五万多字，洋洋洒洒。记得分为五大段：建国三十一年取得胜利的总结；建国后三十一年历史是非的论定；“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和教训；毛泽东的功绩和毛泽东思想；怎样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怎样建设我们的党。四千人讨论不是集中在北京，而是由中央把讨论稿分发给中央党政军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分头组织讨论，出了大批大批的简报。起草小组的同志还分头到各地方去听修改意见。

10月25日，邓小平同志看了四千人讨论的一些简报，简报中大家畅所欲言，众说纷纭，小平同志认为许多意见很好，要求我们把好的意见都吸收进来，按照这些好的意见修改决议。同时他认为讨论稿篇幅还是太长，要压缩。他强调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四千人讨论以后，乔木同志提出了起草新稿的原则设想。认为在六中全会作出决议的时机已经成熟，不宜再延迟。篇幅的确太长，像论文而不像决议，拟改为条文式的体裁。毛泽东晚期思想同毛泽东思想建议加以区分。决议中应对毛泽东晚期思想的错误及其由来和发展作出比较系统的说明，当然更要以很大的力量讲毛泽东思想。在这之后，起草小组、乔木同志又重新改写。除了上述所说的那些修改以外，最重要的一条修改，就是遵照中央常委的决定，加写了一段“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的历史是非。1981年3月18日，小平同志同起草小组负责同志谈话，认为决议稿的轮廓可以定下来了，并对建国以后各段历史作出了概括性的评价。耀邦同志主张决议稿多听听老干部、政治家的意见，小平同志赞成。3月26日，小平同志又转告陈云同志的两条意见。一条是加一篇话，讲解放以前党的历史，六十年历史一写，毛泽东同志的功绩就概括得更全面了。再一条是提倡学哲学，学毛泽东的哲学著作。

1981年3月31日发出了第三次提供讨论的稿子，发给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和一些在党内有很长历史、很高威望的老同志（乔木说是五十二人），征求他们的意见。

根据这些意见，起草小组、乔木同志继续修改，拿出了第四次供讨论的稿子。这次稿子两万八千字。结构已经和最后通过的决议相同。前面加了一个简明的前言，记得是专门请胡绳同志来写的，乔木同志很称赞。接着讲三十二年总估计，这是乔木同志从陈云同志的建议中得到启发，而建议加强的。这两段一加强，稿子的气势就相当地不同了。后面分四段，分别讲前七年，中间十年，“文化大革命”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历史转折，然后讲毛泽东思想，最后是内容很充实的总结。

5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七十多人参加，讨论了十天。乔木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有个说明，《胡乔木文集》和《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中都收了。这篇对历史决议的说明非常重要。关于少用以至不用路线错误路线斗争呀，关于革命的原义和广义呀，关于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新民主主义时期和重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呀，等等。现在发表的文稿略去了一点，就是关于毛泽东晚期思想和毛泽东思想的区别。曾经决定用毛泽东晚期思想这个概念，来概括毛泽东后来的错误思想。讨论中很多人不大赞成，认为说不清楚，不如就用“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概括，这样才能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后来在历史决议中就没有再用“毛泽东晚期思想”这个概念。我在《历史决议中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批评和革命一词的两种含义》这篇文章里，对这个问题也作了我所理解的说明。5月19日小平同志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有一篇重要讲话。邓文选中登了。

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的结果，把各种好的意见吸收进去，又作了很多的修改，由政治局会议原则通过，提交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这是第五次提供讨论的稿子。经过吸收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的意见，这次稿子，是三万二千字，增加了四千字。从意见的条数讲，恐怕吸收了好几十条。

1981年6月15日至25日，举行十一届六中全会的预备会议，进一步讨论决议修改稿。6月22日小平同志在预备会上又作了重要讲话，在邓文选中也登了。在讨论中，中央委员们提了很多修改意见。根据这些意见，对决议稿又作了修改，吸收的实质性意见将近一百条，篇幅也增加到三万五千多字，又增加了三千多字。

6月22日至25日，党中央还召开在京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全国政协部分老同志共一百三十多人的座谈会，征求他们对决议稿的意见。他们提的意见也吸收了。举一个例子，原来讲“文化大革命”打倒所谓“走资派”是错误的，讨论中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提出来，对知识分子当作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来打倒，这也是重要的问题，修改时采纳了这个意见。决议的稿子要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和外文，参加翻译的同志和一些外国专家，也提出了一些文字上的好意见，修改时吸收了。修改时也有许多意见没有吸收。小平同志在4月7日的谈话中，就说了，说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非法，不能接受；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党不存在了。党不存在了怎么能粉碎“四人帮”？后来，又说过有些意见不能接受。

经过长达一年多（三个年头）的起草过程，经过上上下下反反复复群众路线的讨论过程，吸收了各种好的意见，拒绝了各种不合适的意见，所谓博采众议，又力排众议（前一个众是大众，后一个“众”是小众），6月27日至29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这一历史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