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研究述评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一段历史的重要内容。理论界和党史界以及其他有关学者对此作了大量研究。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包括史实和评论两个方面。

支持由胡耀邦发动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这是邓小平的一个重大贡献。

江泽民《在邓小平同志追悼大会上的悼词》中说，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后，中国面临着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同志以他的远见卓识、丰富的政治经验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在千头万绪中抓住决定性环节，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进行拨乱反正。他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思想准备。”这是总的评价。

许多论述邓小平理论的著作都有关于邓小平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内容，但还没有专论邓小平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书籍问世，只有少量的论文。现将研究情况概述如下。

一、关于史实方面的研究

记载邓小平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著作，有以下一些：

有三本书，既提供了研究邓小平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基本依据，也应看作是研究这个问题的成果。这三本书是：

１、《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

本书收入了邓小平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到十二大前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历次重要谈话，是研究邓小平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最基本依据。

２、《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

本书收入了邓小平在十二大以后有关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谈话，以及关于生产力标准的谈话。

３、《邓小平思想年谱（１９７５―１９９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本书按时间顺序记载了邓小平的有关活动和发表的观点，其中包括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内容，有些材料是《邓小平文选》所没有的。

以下几本著作中，记载了邓小平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有关情况。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沈宝祥著，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本书作者在胡耀邦直接领导和指导下，参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这场大讨论一些重要事情的参与者和见证人。本书依据作者亲身经历和大量调查所获材料，全面详尽地记载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全过程，其中包括了邓小平对这场讨论的支持情况，有的是第一手资料。

《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于光远著，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文革”后期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本书作者曾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由于这种关系，“文革”后，他同邓小平也有所接触。本书记载了作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聆听邓小平关于真理问题讨论的谈话。作者参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此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全过程，参与了邓小平讲话稿的起草。本书提供了有关邓小平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若干第一手资料。

论文《有力的支持，正确的引导―――缅怀邓小平同志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历史功绩》，作者沈宝祥，发表于《理论动态》第１３０６期（１９９７年３月５日），《百年潮》１９９７年第３期全文转载，题目改为《邓小平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经过》。作者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一书完稿后，又辑录了“邓小平同志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论述”资料，共２６条，约１５０００字，但没有公开发表。这个资料系统地记载了邓小平支持这场讨论的情况。

邓小平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史实，除了尚未公布的档案，基本上已经搞清楚了。这是这些年研究取得的很重要成果。

二、历史评价

邓小平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究竟起了怎样的作用？研究者大致指出了以下几点。

１、邓小平率先批评“两个凡是”，启发了人们的思想，是这场大讨论的重要思想酝酿，是思想大解放的先导。

有关论著一致指出，１９７７年４月１０日，尚未恢复工作的邓小平给华国锋、叶剑英和党中央写信，针对“两个凡是”，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５月，又发表《“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谈话。对此，大家都给予很高评价。有的说，邓小平的这些观点“在中央绝大多数同志中引起共鸣，为他们所接受，并成为他们的共识。他的这些观点还促进了党内和理论界的思想活跃。”（1）有的说：“这标志着由邓小平同志指挥和发动的一场伟大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始。”（2）有的说：“这一正确方针给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以沉重打击，为不久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顺利开展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3）有的说，邓小平“拉开了一场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大讨论的序幕”。（4）《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的评价是：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开了全党解放思想的先导”。（5）《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一书中作了这样的评价：“是全党解放思想的先导”。（6）

从这次思想解放的全过程看，提出“准确、完整”到提出实践标准，是必然逻辑，但又有一个发展过程。从当时整个形势发展看，用“解放思想的先导”评价邓小平批评“两个凡是”和提出“准确、完整”的作用，比较恰当。

对这个问题，需要强调两点。

一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首先是历史必然性的作用，要在这个前提下讲个人的作用。

二是反对“两个凡是”，要求纠正“文革”的错误，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也是全党不少人，尤其是不少老一辈革命家的共识。除了邓小平外，不少人在这一时期、通过各种方式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比如，１９７７年９月５日，聂荣臻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文章指出，“我们的一切正确思想，归根结底，只能从实践中来，从实际经验中来，并且必须回到实践中去，通过实际经验的检验。”他还指出，“毛主席从来没有说过我们党的工作不要一分为二，不承认困难、缺点、错误、损失，不承认反面经验，那就不是唯物主义，不是辩证法，那就是搞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张鼎丞１９７７年９月２０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整风在延安中央党校》的文章中，特别提到延安整风中分清是非的标准。他说，是以客观实践的效果为标准，而不是以自己主观的、片面的框框乱套，顺我者是，逆我者非，自己说了算。徐向前、陈云等也在此时发表文章，针对“两个凡是”，阐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们的这些思想观点对全党和全国人民也起了启发作用。

１９７７年６月４日，胡耀邦召集中央党校搞教学和办刊物的十多个人开会。就在这个会上，他说：“我注意的是，三五年把科学态度搞好。这个搞不好，我们党还可能走弯路。”他说的科学态度就是实事求是。邓小平的作用和影响有一个发展过程。当时，他的有些讲话（如１９７７年５月２４日同王震、邓力群、于光远《“两个凡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谈话），并没有广泛流传。

２、邓小平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历史进程中的作用。纵观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全过程，邓小平的作用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１）针对持“两个凡是”立场的那些人施加的压力，鲜明地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好文章，指出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

邓小平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后不久，就对有关同志说，现在风声不小，对按劳分配问题的文章就有不同意见，主要是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那篇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常识不应该成为问题。在准备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讲话时，他说，这次讲话着重讲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明其妙！不但军队有这个问题，现在我们的外贸、管理、经济政策，都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很多事情都不敢搞。（7）１９７８年６月２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精辟阐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道理，尖锐批评了“照抄照转照搬”搞“两个凡是”的错误态度，并指出，这是如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鲜明地支持实践标准。７月２２日，邓小平又找胡耀邦谈话，称赞论实践标准那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好文章，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8）

（２）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的高度，深入剖析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深刻地指出了“两个凡是”同实事求是的对立。

邓小平反复阐明，实事求是，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两个凡是”违反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是思想僵化。

（３）向广大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阐明这场大讨论的重要意义，不断排除阻力，引导这场讨论健康地向前发展。

邓小平在讨论开始时就指出，归根到底，理论问题是关系到能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我们要敢于想问题，提问题，敢于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事求是，这是政治问题，是思想问题，也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现实问题。（9）以后，他又进一步阐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10）邓小平讲这些话，是为了启发领导干部积极参加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还找思想僵化、抵制讨论的同志谈话，告诫他们不要阻挠这场大讨论。

（４）充分肯定了这场大讨论取得的巨大成绩，指出了其深远影响。

邓小平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３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中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看，越看越重要。在１９７９年３月３０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说，全国规模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对全党的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对全党的统一思想，团结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起了重要作用。他说：“经过对林彪、‘四人帮’的揭发批判，特别是经过去年冬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关于思想理论问题的讨论，可以说，在思想政治方面，我们已经基本上回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我们将永远沿着这个轨道前进。”（11）同年７月，邓小平又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思想路线问题不解决，政治路线不能贯彻，说拥护政治路线是假的。（12）他指出：“不要小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这场争论的意义太大了，它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13）１９８０年１２月，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对于我们这几年来在政治、经济、组织等各方面进行一系列改革，对于我们在各条战线上取得显著成绩，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５）精辟地阐明了思想路线的极端重要性，提出并完整表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精辟地阐明：“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4）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基础上，邓小平表述了党的思想路线。他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15）邓小平不是简单地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是给以重要的发展。

对于邓小平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的巨大作用，各种论著都有阐述，具体内容大致就是以上这些，提法虽略有不同，但没有什么不同见解。

关于邓小平在这场讨论中的作用，有几种表述。江泽民在追悼邓小平的悼词中的提法是：邓小平支持开展讨论。在十四大报告中的提法是：“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领导和支持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

胡锦涛在纪念真理标准问题讨论２０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提法是：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在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和支持下开展起来的”。

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提法是：“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胡耀邦、聂荣臻、徐向前、罗瑞卿等一批老同志都支持这场讨论。”（16）龚育之有两个提法。一个提法是：邓小平“极大地支持了当时受到压制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另一个提法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是在邓小平同志的影响和支持下展开的。”（17）中央党校编的教材《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的提法是：“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邓小平发表一系列讲话，坚决支持和大力推进了这场大讨论。”该书另一处的提法是：“在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有力支持下，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形成了全党全国大讨论的局面。”（18）

国防大学编写的《邓小平理论概论》的提法是：邓小平“积极支持和领导了这场讨论”。（19）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杨春贵教授的提法是：“在这个历史转折的重大关头，邓小平以彻底唯物主义的精神，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发动和领导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恢复和发展了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20）这是估量最高的一种提法。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编写的《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一书也是这样的提法：“邓小平同志以彻底唯物主义的精神，批判‘两个凡是’，发动和领导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21）更多的论著是用邓小平支持和领导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提法。

三、理论方面的研究

真理标准问题本来是一个哲学命题，具有很强的理论性。邓小平在支持这场大讨论的过程中，从唯物史观的高度讲了许多问题。深入地理解阐释这些重要观点，是研究这个课题的一个重要方面，不少研究者注意到了这一点，不少论著都有这方面的内容。

一般的论著都从邓小平批评“两个凡是”说起。

中央党校编写的教材《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突出了两点：一是从认识论角度归纳梳理了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二是阐明了邓小平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丰富和发展。关于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该教材归纳为以下四点：（一）“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二）即使是正确的话，也有一定的适用范围，不能随意照搬，不能不顾条件的变化而搞“两个凡是”；（三）毛泽东思想是个科学体系，必须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四）毛泽东思想也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中央党校的《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指出，邓小平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批评了“两个凡是”，也是对党的思想路线的深刻阐述和发挥。

关于邓小平对真理标准问题的性质和意义的论述。在这场大讨论的发展过程中，邓小平多次深刻地阐明了这个讨论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在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３日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中，他进一步阐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有的论著据此作出论断，说邓小平最早阐明了真理标准问题的性质和重大意义。其实，早在这场大讨论开始之初，１９７８年７月２４日，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的周扬，在首都哲学社会科学界讨论会闭幕会上的讲话就指出：“这个问题不单单是个哲学问题，而且是个思想政治问题。这个问题的讨论，关系到我们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也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22）邓小平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论述，同他的其他一些重要思想一样，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在纪念真理标准问题讨论２０周年时，我在一个研讨会上的发言强调：“回顾这一场大讨论，要讲五句话：胡耀邦是发动者和组织者；邓小平是最有力的支持者和最高领导者；罗瑞卿、谭震林、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关键时刻坚决有效地给以支持；广大干部特别是省一级和大军区一级主要领导干部的支持和参与，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广大理论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密切合作，共同努力，作出了重大贡献。”（23）这场大讨论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顺应中国历史发展的需要，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积极参与下，由以上五方面的力量形成历史合力而开展起来并取得成功的。

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过程中，邓小平曾尖锐地指出，搞“两个凡是”还是坚持实事求是，这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问题。我们研究邓小平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个课题，也要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要历史地辩证地分析问题、评价个人的作用。

四、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以下三个问题，需要从理论上进一步研究。

１、如何从历史唯物主义高度研究“两个凡是”与实事求是的对立？这是邓小平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过程中提出的课题。多年来，理论工作者着重从认识论角度研究这个问题，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论述这个问题的论著很少。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研究和论述这个问题，可以帮助人们提高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２、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深远意义。邓小平在这场大讨论过程中就指出，真理标准问题是基本建设，它的意义，越看越重要。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２０多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这场大讨论的深远意义可以看得更清楚了。对此，需要联系党的思想路线，结合实践，深入研究。

３、邓小平对实践标准的发展。邓小平在１９９２年的南方谈话中，又一次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时，又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对于真理标准与“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关系，已有不少理论工作者发表论著阐述。对于这个问题，还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做进一步的研究。

（作者沈宝祥系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学习时报》高级顾问，《理论动态》原主编）

注释：

（1）国防大学训练部编：《邓小平理论概论》，国防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１页。

（2）庞元正、刘维林主编：《让思想冲破牢笼―――“真理标准讨论”与新的思想解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４页。

（3）庞元正、刘维林主编：《让思想冲破牢笼―――“真理标准讨论”与新的思想解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００页。

（4）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２３页。

（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４０８页。

（6）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８页。

（7）于光远：《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６－１７页。

（8）《邓小平思想年谱（１９７５―１９９７）》，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７２－７３页。

（9）《邓小平思想年谱（１９７５―１９９７）》，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７６－７７页。

（10）《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４３页。

（1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５９页。

（12）《邓小平思想年谱（１９７５―１９９７）》，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２５页。

（1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９１页。

（1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４３页。

（15）《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２７８页。

（16）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４７０页。

（17）龚育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二十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３９、７２页。

（18）郑必坚等主编：《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３４、３５页。

（19）国防大学训练部编：《邓小平理论概论》，国防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１页。

（20）杨春贵：《党的思想路线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１６页。

（21）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编：《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７页。

（22）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６８页。

（23）庞元正、刘维林主编：《让思想冲破牢笼》，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９０页。

《邓小平研究述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