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若谷：中国银行体系改革与金融开放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李若谷今天下午在此间举行的亚行年会“中国日”主题研讨会上谈中国银行体系改革与金融开放，其报告全文如下：

非常高兴参加这次"中国经济研讨会"。我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对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借此机会，我想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金融改革与开放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与大家探讨三个问题：如何认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金融改革与开放所面临的内外环境与制约；中国金融改革与开放应坚持什么样的长期目标与战略；近期可能采取的措施。此文仅代表我个人的观点，并不是人民银行的立场。这一点我想在一开始就说清楚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解。

一、正确认识中国金融改革与开放的内外环境与制约

中国过去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是"摸着石头过河"。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河"变宽了，"水"也变深了，单纯靠"摸着石头过"恐怕不够用了。因此搞好下一步的改革开放必须正确认识到当前面临的各种有利与不利因素。

（一）正确认识融资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互动关系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一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与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金融体系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速度与效率。而一国的融资结构又与该国经济金融发展的水平密切相关。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随着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一方面金融制度不断完善，金融工具不断增多，金融市场不断走向成熟；另一方面，居民金融投资的需求趋于多样化，风险意识和信用意识不断提高。这样，发展直接融资的条件不断改善，直接融资在融资结构中的比重将不断上升。从经济学的逻辑看，这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但是，不能因此否定间接融资在一国融资结构中的应有地位和作用。在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进行反思时，一些人认为东亚国家金融体系以间接融资为主，对银行体系过度依赖加大了经济与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并最终导致危机的发生。主张新兴市场经济应降低对银行体系的依赖程度，从间接融资为主过渡到直接融资为主。这种观点值得商榷。理论上，直接融资如未得到适当的监管与规范，也容易引起证券市场的投机泡沫，对宏观经济的稳定产生不利的影响。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1719－1720年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1720年英国的南海股票泡沫、1929年美国的股市大崩溃等，都曾给有关国家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2001年美国经济由于企业投资过剩、股市泡沫破灭等原因而出现急剧下滑，这突出表明，即使在美国这样金融市场高度发达的国家，直接融资也会造成金融资源的无效配置，并对其经济增长产生严重损害。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考虑本国的融资结构时，必须首先考虑本国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的现实条件。

融资结构不仅与一国经济金融发展水平密切相关，而且与一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密切相关。直接融资主要依赖市场机制，容易削弱政府对金融资源的控制基础。间接融资有利于政府通过制定合理的信贷政策，引导资金投向重点产业和重点领域，实现经济的跳跃式发展。美国推行以市场为主导的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其融资结构自然以直接融资为主。日本推行以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其融资结构当然会以间接融资为主。实际上，日本能在较短时间内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其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体制功不可没。

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直接融资从无到有，股票市场也有十多年的发展历史。然而，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还较低，股票市场的法规制度还不完善，社会信用观念和风险意识还没有完全建立，政府的监管意识和能力也不足，因此，近10年来，尽管我们提倡逐步扩大直接融资的比例，降低间接融资的比例。但是实际执行结果，直接融资比例仍然较低。10年来，证券市场经历过多次动荡，筹集资金近8000亿元，但贷款却增加了8万多亿元。这说明，中国要发展直接融资，还需要进一步创造条件。换句话说，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融资体制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国情，这种格局还将持续较长时间。与这种格局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既然在今后较长时期内，中国的融资结构仍然以银行为主导，那么怎样化解中国银行业高额不良资产所潜在的风险呢？

（二）辨证看待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

记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曾有学者预言中国将会很快爆发银行危机，因为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简称国有银行，下同）的不良资产太高了。事实已对这一问题作了回答：中国国有银行的业绩不断改善，不良资产比例稳步下降，同时，1997－2001年间，国有银行还组织了几万亿元资金支持国家的经济建设。因此，我们需要辨证地看待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

首先，由于不确定性和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任何一笔贷款都有发生损失的可能性，所以从概率论的角度看，银行贷款中总要存在一定的不良贷款，其数量约等于按照统计规律计算的各笔贷款预期损失的和。这是银行不良贷款的"合理内核"，可以称之为自然性不良贷款，以此计算的不良贷款率可以称为"自然性不良贷款率"。

自然性不良贷款率的高低与一国经济发展的阶段、银行经营管理以及监管的水平等因素息息相关。可以认为，一国经济发展越成熟，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越高，自然性不良贷款率越低。如果忽视中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银行经营管理水平、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以及央行监管水平均较低的客观现实，一味强调降低不良贷款比例，可能会挤出一部分有较好效益、但风险略高的贷款，这对经济增长是不利的。换句话说，如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来换取不良贷款比例的降低不一定是可取的。日本在经济增长缓慢的条件下花巨资处理不良资产而效果不彰的教训值得中国吸取。

其次，中国的国有银行实际上承担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很大一部分社会成本，这些社会成本的表现形态就是不良贷款。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虽然增多了，但换来的是中国社会政治的稳定、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是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没有银行承担这些成本，中国不可能在二十三年的时间里GDP从1978年的3624亿元（按当年汇率为2294亿美元）上升到2001年的95933亿元（按当年汇率为11586亿美元），从占世界的第11位上升到第六位。因此，我们既要看到过去二十多年银行积累大量不良资产是个严重问题，必须认真对待加以解决。但也不能忽视这些不良资产出现的历史背景和合理性。降低不良资产与支持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是金融得以促进经济发展的前提，不防范风险，银行不良资产越来越多，包袱越来越重，必然危及银行的生存。哪还谈得上支持经济发展呢？另一方面，只有充分发挥金融的作用，加大对企业和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才能促进企业提高效益和增强还贷能力，为金融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与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从一定的意义上讲，银行业的不良资产就是国有企业的不良资产。因此国有企业改革是降低银行业不良资产的重要基础之一。但国有企业的改革是一个十分复杂和困难的过程。中国的国有企业根据其规模的不同是个大小各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