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改革的下一步——“经济转轨制度安排比较国际研讨会”观点综述

一、正确把握经济转轨的含义和目标

波兰总统经济顾问、波兰前第一副总理科勒德克先生认为，经济转轨和改革是有区别的。转轨是从基于国家控制产权的集中计划经济转向自由市场经济。改革的目标在于通过一些改进而非根本制度的变化来对现存制度进行完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中改院院长高尚全教授提出，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的经济转轨并不是要放弃社会主义。中国经济转轨的目标是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特征体现在以民为本、市场经济、共同富裕、中华文化、民主政治等五个方面。

美国斯坦福大学青木昌彦教授提出，体制转轨的道路在转轨国家之间呈多样化，它们的经济

效果也不一样。但是有一点在这些国家是共同的，即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具有扎实基础的，

是不可逆转的。

二、正视经济全球化对经济转轨的影响和挑战

1、经济全球化实质是全球经济市场化，对转轨国家带来的机遇大于风险，它将使转轨国家的经济转轨进程不可逆转。科勒德克等代表认为，全球化自500年前出现了第一个突破——基于全球贸易的殖民主义阶段；19世纪由于技术进步带来第二个突破——贸易和生产的大幅度提升；当前伴随社会主义经济转轨是第三次突破。辽宁大学徐坡岭副教授等人认为，只有经济转轨开始后，“两个并行的世界市场”的相互融合和全球经济制度的市场化趋同才奠定了制度基础和市场基础，也才标志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真正到来。

中改院课题组认为，经济全球化给中国的经济改革进程提供新的动力，但也带来新的挑战和压力，对改革进程提出新的要求。与会代表一致认为，经济关系的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系统转轨是两个相互交织的过程，也是世纪之交的一个重要标志。全球化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轨均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过程。

2、应当正视经济全球化对经济转轨国家带来的挑战和深刻影响。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修泽教授等认为，经济全球化将在多个层面对经济转轨国家的制度安排产生影响，如跨国公司的投资不仅改变民营企业的财产结构，而且通过参股等多种形式改变国有企业的股权结构；贸易、投资、金融的自由化，必然改变从商品市场到要素市场的市场结构；使政府的行为规则适应国际统一规则，对政府体制和行为方式提出挑战；使人才流动、劳动力的流动不可避免，价格与国际市场应大致均衡，这将对国内、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制度造成冲击。也有代表提出，伴随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快进程，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已成为先进生产力的重要标志，人力资本在现代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因此，代表先进生产力必须要重视和提高人力资本拥有者的产权及其实现程度。此外，经济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利益关系的变化，也将对社会结构带来深刻影响。对此应有充分估计。

3、制度需要学习，渐进式的方式有利于保持经济转轨的稳定性。多数与会代表认为，与采取激进的“休克式疗法”的东欧和俄罗斯等转轨国家相比，采取渐近方式转轨的中国取得了更好的成就。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青木昌彦提出，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制度转轨具有双重性：一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二是由农村提供资金的工业经济向以工业为基础的多元化经济转变。新的制度安排需要有学习的过程，才会产生应有的制度效应。俄罗斯经济分析局副局长伊夫基尼·加立勒科夫认为，利用均衡分析的方式理解转轨经济的尝试很可能走入误区。中国经济成功转轨的关键在于实现了改革重点的选择与社会承受度的统一，使改革取得了最大的社会支持。

4、警惕全球化给转轨国家带来的负面效应。科勒德克提出，新兴市场有新兴体制，很大程度上是发达国家已经制定的体制，在这种情况下，富裕国家可以剥削新兴市场的资源。中东欧国家的资本主义是有依赖性的资本主义，过于依赖外来的资本。目前波兰85％以上的银行已经为外资所控制。《改革》总编廖元和认为，中国目前的外贸依存度已达40％，而美国日本等国才20％。常修泽教授也提出，要避免我国改革出现“拉美化”的后果。

5、在全球化背景下必须加快推进结构性改革和体制创新。中改院执行院长迟福林教授认为，我国按照WTO的规则参与经济全球化，必然使原有的产业结构、体制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为此，未来几年，我国经济转轨的重要任务在于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在保持宏观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抓住机遇，适时地实施和推进结构性改革，就能加快体制创新，从而为促进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的较快发展提供真正动力。广东省社科院赵琼认为，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制度创新的影响主要是，WTO规则提供了总体的原则和制度框架、参与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新的动力、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推进包括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在内的总体制度的变革。廖元和研究员认为，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下，中国在新时期的对外开放应“海洋战略”与“大陆战略”并重，加强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大多数与会代表认为，当前中国经济转轨已经到了关键阶段，必须加快改革进程，注重体制创新。

三、发展和完善经济转轨中的基本经济制度

1、深化认识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四川省社科院林凌教授认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如何理解、分析很重要。在基本经济制度中，公有、非公有、国有、非国有的多种经济成份不是孤立的存在，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要使它变成整个经济中的有内在紧密联系的、相互协调发展的经济体。因此，发展的结果，整个的微观经济的基础应当是混合经济。这个混合经济本身就是公有制经济，最重要的表现是股份制形式。因为实行股份制的结果，大量的资本变成了社会资本。

中国社科院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陆南泉教授提出，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一个重要条件是要把过去统一的、过分集中的以国家所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变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所有制关系。俄罗斯在这方面的严重错误，对经济发展起着不可低估的负面作用：俄私有化首先是作为一项政治纲领提出来的，有其十分明确的政治动机；为了实行私有化的上述政治目标，俄采取了强制的方法来改造国有企业，企业不可能具有适应的市场应变能力；私有化为原领导人与投机者侵吞国有资产大开方便之门；私有化形成了以金融工业集团为核心的特权阶层；私有化之后产生的新企业主对企业的发展没有长远考虑，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如何在短期内达到发财致富的目的上。

2、正确认识非国有经济的积极作用，创新观念，消除限制非国有经济快速发展的体制环境。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教授提出，经济的持续增长，取决于改进资源的配置，使其从利用效率较低的国有部门体制下释放出来，转移到利用效率较高的非国有体制中去。判断经济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能否持续增长需密切注视体制结构中国有与非国有经济的比例的变动速率，以及决定它的各主要经济变量的变动情况。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副院长邹东涛教授认为，必须运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对私营企业主的高收入、剥削、社会政治地位进行客观、深入地分析，在理论上、政策上提出与时俱进的战略构想。要正确确立私营企业主的地位，私营企业主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一样，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者，是社会主义劳动大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蒋铁柱教授认为，当前中国家族企业现代化问题为：与知识经济时代相适应，通过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和建立社会化的人才机制，进一步参与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逐渐把封闭的家长式企业改造为开放的法制的企业。与会代表认为，要打破当前限制非国有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促进非国有经济成份的快速发展，提高社会整体资源的配置效率。

3、经济转轨中应当避免矫枉过正，不应歧视国有经济。科勒德克提出，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教训表明，在推进国有企业的非国有化进程中，应当避免矫枉过正，避免对国有企业的歧视政策，应当珍视国有企业的特殊作用和积累起来的理性经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副部长魏加宁研究员认为，国有企业低效率的原因不在于所有者缺位，而在于所有者代表太多，在存在多个委托人的情况下，目标函数存在冲突，导致失效。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如何整合所有者的代表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所所长陈淮研究员认为，当前的改革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取消国有经济，或者单纯用民营经济取代国有经济。我们实际上是要找到一个国有经济和市场经济制度相结合的一种方式。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林跃勤博士认为，促进我国大型企业集团实施走出去战略要注重搞好制度建设、加强政府支持与调控、形成主业突出的拳头优势、培养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型企业集团。

4、切实减少政府干预和防止新的政企不分。中国体改研究会副秘书长廖明研究员认为，目前国有企业改革还存在很多问题和矛盾，政府对企业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直接或间接的干预。林凌教授指出，从中央到省甚至市建立大型企业工委容易形成新的政企不分，不利于推进国企改革。

5、适应新形势、新变化，务实推进产权改革。陈淮研究员认为，经济转轨中的产权关系中新的变化主要包括国有资产的资本化、产权的市场化以及全社会产权构成方式的调整。产权的市场化不仅包括资本市场这样的公众化、社会化的方式，而且还要包括全社会多层次的产权交易渠道。中改院执行院长迟福林教授认为，改革进入新的阶段，实现产权制度改革的突破至关重要。产权主体的社会化成为一个必然的要求和趋势。结合我国经济改革的实际进程，可以多种途径实现企业家、尤其是创业型企业家的价值，规范推进具有我国特色的职工持股制度，有效构建企业与职工的利益共同体，推进产权主体由单一化向多元化、社会化的转变。魏加宁研究员提出，职工持股的实行如果没有相当的比例和一定的数量，就不可能激发职工的工作热情，职工也没有监督企业或者经营单位的积极性。也有代表提出，在产权改革过程中，既要强调物质资本的产权改革，更要重视和强调人力资本的产权改革。从国有净资产的增值部分拿出一块来实现企业家价值和推进职工持股制度，这不能算作国有资产的流失，而是对企业家和职工付出劳动的应有报偿。

四、积极稳妥推进经济转轨中的政府改革

1、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全国人大常委阮崇武指出，市场经济转轨确实要求政治体制改革配套，但政治体制改革必须稳步推进，不能过急。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应当放在政府职能的转变上，政府过于强势不利于活跃市场，不利于解放生产力。另外，在农村应当加强社会基层基础建设，在城市应当推动社区建设。新时期应当有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管理模式，人民自主性增强，就是民主政治的基础。科勒德克提出，从长期来讲，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主之间有着积极的互动。作为决策者要创造一种民主的环境，在此环境中再做出决策，使大多数人受益。林凌教授认为，中国政府在改革中是双重身份。既是改革的领导者、推动者，本身又是被改革者。改革应努力做到决策程序的民主化。

2、强弱有度，合理划分事权，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许多专家指出，政府职能转换和政府治理方式的转变必须与变化了的市场竞争环境相适应，政治改革的进程必须与经济改革的进程相均衡。亚洲研究所所长江春泽研究员指出，经济转轨期间，政府的职能不能简单地弱化，更不能取消，而是要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积极地改革和转换。苏格兰斯特拉克立德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罗斯教授提出，政府的优势就在于集体防卫和集体行动，统一货币；缺点在于政府权力的行使有可能导致市场的不完善和不完整。互联网的出现使得信息自由方便地流动，互联网上有大量信息，需要政府的引导。这对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治理提出新的要求。

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职能。国家计委宏观院银温泉研究员指出，行政性分权体制的形成和演进导致了地方市场分割，地方市场分割是体制转轨过程的必然产物。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张曙光教授认为，在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中，凡具有全国规模和全局性质的，应当由中央政府进行决策和组织提供，凡具有地方规模和地域限制的，应当由各个不同的地区分头决策和组织供给。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和计划生育等在实践中不应由地方政府或个人负担。

3、积极的财政政策具有两面性，要防范金融和财政双重风险。许多代表指出，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发行国债，对于保持经济增长是非常有利的措施。但也应重视发行国债对今后改革和发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一方面积极的财政政策可能创造出新的保持原有体制的国有企业，增大国企改革的任务，另一方面，国债的发行，强化了已经存在的高度集中的投资体制，不仅效率低，而且成为寻租和腐败的根源。此外，专家们提出，金融风险和财政风险在我国现阶段是同时存在的。进一步推进改革，必须把财政和金融这两者的风险联系在一起，把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联系起来，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联系起来，防止金融和财政双重风险。

4、加快立法进程，以制度安排保证改革成果。国家经贸委经济法规司副司长于吉研究员指出，市场经济是依法规范的竞争经济，在经济转轨中，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应当通过各种相应的法规来调整和规范。南京大学法学院范健教授提出，现阶段中国在特定历史背景下，要在完善商事立法的同时，加快制定和完善调整政府经济行为的法律和调整非营利组织的法律。与会代表一致认为，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到一定阶段，必须以政府职能转变为重点加快政府改革，健全法治，加强民主监督，从体制上确保下一步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