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兰瑞：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日子

初建时期写《论总纲》

1975年7月我被分配去政研室工作。在此之前，我曾参与编辑于光远主编的《马恩列斯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书。那几年西方世界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政研室成立以后要我去那里，起先也是在国际组收集研究关于经济危机的资料。

政研室的领导一共有七位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邓力群、李鑫。不过经常见到的只是胡乔木、于光远和邓力群几位，李鑫根本没见过，只知道他是康生的秘书。政研室的研究机构，除国际组外，还有国内组和理论组等。政研室办公地点在中南海北面，一幢普通楼房的二层楼上，会议室就在邻近的武成殿。这时为了修建中央领导机构的办公大楼和地下室地道，中南海的古典建筑已经被拆得七零八落，老的建筑已经保留不多。我们能在那里开会算是很幸运的。

政研室建立初期，邓小平经常找室里的几位负贵人谈论形势和工作，他们也经常向邓小平汇报工作，当时我们最感兴趣的是一上班先到武成殿，听几位头头讲邓小平同他们谈话中可传达的内容，布置工作和交换一些意见。

政研室成立以后的工作，主要是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收集研究资料，写一系列文章；代管学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即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帮助学部筹办《思想战线》等等。其中，帮助学部和在东城的几个研究所的工作由胡绳负责，帮助经济研究所和建立国家计委研究所的工作由于光远担任。

最初写出的文章中，有一篇题为《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以下简称《论总纲》），是后来被“四人帮”批判的“三株大毒草”之一。两校（北大、清华）大批判组说《总纲》是邓小平授意写作的，其中集中了邓小平1975年的一系列讲话。这个说法大致相近。据我所知，《论总纲》曾有过两个稿子，后来被“四人帮”拿出来批判的是由邓力群主持写出的一个稿子。从写作过程看，《论总纲》一文是集体的作品。“批邓”当中，邓力群独自承担了写《论总纲》的责任，没有上推下卸，表现不错。这篇文章后来被收人他的个人文集中，可惜未作必要的说明。

《论总纲》一开头就说，“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遵照毛主席的建议，提出了我国二十五年国民经济发展的宏伟任务。第一步，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盆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接着提出以毛泽东的三项重要指示为“纲”同“四人帮”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相对立。这篇16000字的大文章无异是一发对“四人帮”的重型炮弹，遭到“四人帮”的强烈反对是意料中的。不过没有料到来得这样快。《论总纲》10月份排印出来，还未正式发表，11月就开始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四人帮”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批“三株大毒草”胡乔木就只有检讨的份了。

“批邓”运动袭来乔木处境困难

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对各项工作进行全面整顿。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四人帮”借机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政研室成了运动的重点。室内头一个跳出来造反的是个年轻人，他是政研室图书馆的资料员，一个普通干部，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不久，是从新华社调来的。运动开始后，他给姚文元写了封信揭发政研室。姚文元给他回信毛主席支持你。他拿到了“令箭”，马上在政研室造起反来。一造反，首当其冲的就是胡乔木。

政研室开了多次批判大会，主要批判胡乔木。

在“批邓”运动中，政研室的同志大部分表现是好的，只有很少几个所谓积极分子。可叹的是室领导中也有人对造反派不是抵制而是跟着跑，例如造反派追问胡乔木这个期间同邓小平的关系，见过几次面，谈过些什么内容。胡乔木说不出。有个室领导人几次发言，说胡乔木怎样捂盖子，批胡的态度，又在批判会上一条一条地揭发，历数胡乔木哪一天、什么时候去邓小平那里谈了什么，排时间、讲次数，迫使胡乔木不得不承认，于是，也排了顺序，揭发他与邓小平接触若干次的情况。另一位很少到政研室、“批邓”中倒很积极的室领导人，在会上也揭发胡乔木，说胡乔木要他找文艺界某同志写信给毛主席反映情况，是什么“捉刀代笔”，指使写信人要在写法上注意什么“密密疏疏，疏疏密密，密中有硫，疏中有密”，他的揭发故弄玄虚，令人反感。但是室内大多数人对胡乔木还是抱着同情的甚至庇护的态度。胡乔木缺乏应付这种局面的经脸，有点惊慌失措。他的身体本来就不太好，我们担心他会被整垮。室里原来有公务员帮他打开水，运动开始后他只能自己拎着吸壶吃力地下楼去打开水。一天，我正好碰见，于心不忍，就去接他手中的壶，想帮他的忙，他连连说“不，不”，非要自己去打不可。当时给胡乔木加的“罪名”，主要是反对毛主席。一次，在原中宣部图书馆后面一幢楼里开批判会，我替胡乔木辩护说乔木同志不会反对毛主席的，我记得他写过一首诗，说“如此江山如此人，千年不遇我逢辰”，这样的感情，怎么会反对毛主席呢？

于光远、邓力群也是批判对象。邓力群比较会应付。他后来对我们说他每次讲一点，保留一点，要是一次讲完了，下次就没有可讲的了。于光远就不行，他是个学者，不善于应付。

政研室本来就是同“四人帮”对着干的，对“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大家也是表面应付，暗中抵制。1976年春节期间我生了一场病，就以此为由不去单位，一直拖到4月下旬。后来医院不再开假条，只好去上班。当时的支部书记到我的办公室来看我，说你一张大字报都不写，不太好，还是写一张吧。我看他是好意劝我，我就写了几句空空洞洞的话，挂在办公楼走廊专为挂大字报拉的绳子上，才过一天我就将它撕掉了。

“四人帮”垮台政研室奋起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开追悼大会时，邓小平和胡乔木都被排斥在外，不让参加。后来才知道胡乔木曾写信给江青，请求允许他参加毛泽东的追悼会。江青不同意，还是没让他参加，胡乔木只好同我们一起在政研室开了一个小型的追悼会。

不久，“四人帮”被粉碎。记得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的当天晚上点，李昌已经钻到大写字台下面临时的地铺睡了（因防地展不敢睡床—）。这时忽然响起电话铃。我一听，是于光远的声音。他要我马上到他那里去，让李昌也一起去。我感到可能有什么要紧事，就叫李昌起来穿上衣服，一起步行去于家。

我们一路上都在猜想是什么事这样紧急。李昌在科学院为起草“三株大毒草”之一的“科学院汇报提纲”挨了多次批斗。这时他心里有些不安，说是否科学院又要开大会斗他了。我说，不要多想，到光远家就知道是什么事了。好在从东总布胡同到禄米仓光远家路不远，很快就到了。

进得大门一看，他的书房兼会客室灯火通明，他正和夫人孟苏在等我们。一见面光远就说“五个人都抓起来了。”这真是一个天外飞来的好消息，我们真是大喜过望。五个人中，“四人帮”是想到了的，还有一个谁，于说是毛远新，他还讲了一些他听到的事情经过，我们回到家已是凌晨。兴奋得一直没睡。李昌的包袱也卸下了。第二天，我到政研室，同志们也都很高兴，马上组织写批判“四人帮”的文章。不久，室领导决定出一个内部刊物《文稿选》，刊登同志们的文章。

1976年12月，《红旗》杂志一位编辑同志来约稿，请我们写纪念宣传工作会议讲话20周年的文章。过了几天，又来电话说，中央宜传口（负责人是耿飚）将我们《文摘选》第期的《‘四人帮’为什么要砍掉百花齐放》以下简称《百花》一文推荐给《红旗》。《红旗》还派人来政研室谈对《百花》一文的修改惫见。有些意见我们表示不同愈。1月18日至24日，《红旗》接连送来三次排出的清样。最后一稿是总编辑修改的。政研室对《红旗》的愈见很重视，于光远亲自主持会议，郑重研究讨论之后认为，稿子删改得有许多不妥，我们不能接受。例如，《百花》一文中列举了“四人帮”砍掉百花齐放的一些有关事实被删掉；文中指出“四人帮”砍掉百花齐放的目的是要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政；砍掉百花齐放不仅是文艺间题、文化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等等，都被删掉了。《红旗》几次来人要求按他们的意见修改，我们一再研究，感到有困难。于光远说“我们尊重他们的意见。但是不好改，我们这篇文章就不要发了。这不妨碍我们继续给《红旗》写稿子。”前面提到，此稿是宣传口推荐给《红旗》的。耿飚说这篇文章很好，可以用。耿还批示说，改了后送他转送中央审查。2月下旬，我们收到《红旗》送来的送审稿清样。据来人讲，此送审稿已印5分清样送宣传口。以后就没有下文了。

《红旗》还提出一个署名问题。当时各单位发表文章都用本单位大批判组的名义，但他们说政研室发表文章不要用本单位大批判组的署名。我们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提出请《红旗》杂志解释一下。他们当然不会有什么解释。我们也不好坚持一定要用政研室大批判组的署名，就另拟了一个笔名叫“向群”，决定这个时期政研室发表文章都署名“向群”。

我们写了《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力》一文，1977年3月12日，《红旗》来电话要这篇文章。20日我将此稿送去，与他们谈妥，如这期第期《红旗》不用，请他们立即通知我，我们可以给报社。他们对文章提了些意见，23日我将修改稿再送《红旗》，结果《红旗》第4期没有用，什么原因也问不出来。这时，《光明日报》、《人民日报》都来要这篇文章，我们就给了《人民日报》。以后《红旗》又来电话说还是要这篇稿，我说我们已给报杜，不好说了。你们要，可直接找报社。以后《人民日报》于5月27日刊出，署名“向群”。

当时《文稿选》刊载的文章，不少被全国性报刊发表，如《敌我关系的根本颠倒》、《打粉反复辟的旗号摘复辟》（《人民日报》），《张春桥反军的一个铁证》《刁小三与资产阶级法权》（《解放军报》）等等。《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都给政研室写过不止一封感谢信，感谢给他们提供了很好的文章。

好景不长 政研室要撤销

1977年春，听到一个不好的消息政研室要撤销。室里人心惶惶。三八妇女节那天，我们听了正式传达：国务院已经决定撤销政治研究室。在4月1日政研室全体人员大会上，邓力群详细介绍了3月4日国务院吴庆彤、贾每峰等找于光远、邓力群、胡绳三人谈关于撤销政研室的情况。

吴庆彤说，撤销政研室的问题中央政治局曾经谈过，并交代从4月1日到6月底，政研室应该把要做的事都做完。邓力群表示，对撤销政研室没有思想准备，但是上面的决定，我们坚决执行。他说有一个问题，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四人帮”给政研室戴了各种各样的帽子，其中之一是“邓记谣言制造公司”，这就不仅否定了政研室，也涉及邓小平，还有国务院其他同志。所以，希望能对政研室作个正确的评价，这个问题一定要搞清楚，使得同志们离开政研室的时候不背包袱，能够挺起腰来。吴庆彤建议政研室就《论总纲》写个报告或写篇文章澄清事实。于、邓还提出政研室要写一个结束工作的请示报告。

吴庆彤在与于光远、邓力群和胡绳谈话时，说了不少关于胡乔木的话。在“批邓”时，胡乔木曾被迫揭发邓小平，有些同志对乔木有意见。

“来个精彩的结束”

这次谈话后，于光远找林涧青等几个人写了《关于政研室结束工作问题的请示报告》，经胡乔木、邓力群和胡绳着过后，由于光远、邓力群署名，于3月18日上送李先念、纪登奎。3月28日下午，李先念、纪登奎、陈锡联还有吴庆彤通知于光远和邓力群去国务院会议厅谈话，于光远不在，邓力群去了。

在4月1日的政研室全体会议上，邓力群介绍了这次谈话：开始李先念问了几个有关结束工作的问题。然后肯定了1975年政研室成立以来的工作。李先念说，政研室是同“四人帮”作了斗争的，收集了文艺材料，反映他们在文艺方面乱搞的一些情况。你们对“四人帮”那套做法是看不惯的。对“四人帮”的宣传，你们是不满意的；对他们的理论，你们是有意见的。胡乔木就同我谈过，毛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明明是批投降派，“四人帮”却搞出一个“架空”问题，这是对“四人帮”不满，这些意见是对的。你们几个对“四人帮”一直是警惕的。

纪登奎问《论总纲》是怎样写起来的，邓力群说了一些情况。

李先念说，政研室一成立，把这些秀才弄到一起，“四人帮”就很注意。“批邓”一开始，他们就把政研室当作重点，想从政研室钓个大鱼。李先念问那个造反派是什么人、从哪里来的，邓力群说是从新华社来的资料员。李先念说他后来俨然以机关首长自居，在你们那儿夺权，他跟姚文元是有关系的，姚表扬过他。纪登奎说，那封信很可能是他们（指姚文元）布置的。李先念说，他的问题搞不完，把他送回新华社去斗。邓力群说，我们总是要把应该做的事做完。最后谈到政研室的请示报告，李先念对纪登奎说，就按他们的报告办吧。李先念批了几个字“照报告办”。李先念、纪登奎两个人签了字。纪登奎还说“让他们来一个精彩的结束。”

为保政研室 盼小平出山

政研室成立的时间很短，但在经过“批邓”运动的考验之后，除少数几个造反派外，大家在工作中合作得很好。有些同志，包括我在内，来到政研室，都把它作为一项要的事业来对待，对政研室是有感情的。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处境理应更好，大家奋力工作。没想到，这样一个单位竟不容于当时中央的某些领导人。

听了国务院撤销政研室的传达，大家心情都很沉重。感到政研室似乎巳经无望，但又不甘心就这样“散伙”，还是想尽力保住它。为了保住政研室，我们一方面将要做的工作做好，另一方面设法找中央领导。林涧青同我商量，只有找胡耀邦，替胡乔木解释，说明他揭发邓小平那十八条是因为别人抛了材料，他是被迫的。当时我们从大局着想，为了反对“两个凡是”，为了保住政研室，就要设法保住胡乔木。不仅我为他活动，于光远也为他说好话。我曾专门拜访胡耀邦。那天我担心胡耀邦不在，就写了一封信，带上一套政研室“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简报。到了胡耀邦家，正好他在，我就当面向他说明我所知道的政研室运动的情况。我说，胡乔木的揭发是不得已，你看看这些简报就了解了。我还找了冯文彬说了相同的话，希望他能向叶帅反映。这些活动着来还是起了点作用。

当时已经传出邓小平可能第二次复出的消息，我们都想将结束工作拖到下半年，等小平同志出来，政研室就有救了。为此，于光远想了个办法，他说不是让我们来个精彩的结束吗？我们就要求让政研室全体同志参观大庆和大寨。大家都同意。参观大庆和大寨的报告送上去后，得到国务院的批准。

就在这时我得到一个消息：5月12日小平同志找了方毅和李昌去汇报科学院的情况，谈了许多重要的意见。我马上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政研室的领导，建议他们也可找小平同志谈谈。政研室负责人这时已经“一分为三”，吴冷西、胡绳、李鑫去了“毛著”编委办公室。熊复先去了“毛著”编委办公室、后去了《红旗》杂志。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留下来了。他们也很想见小平同志，但不知道小平同志的电话和住址。于光远让我向李昌打听。李昌说，小平是在西山见他们的。政研室可以找小平的秘书王瑞林联系。我将王瑞林的电话转告了于光远。

不久，政研室传达了于光远、邓力群见邓小平同志的情况。这次胡乔木没有去，因为他曾揭发邓小平，不好意思去。于光远、邓力群见了小平同志，代胡乔木向小平同志转达歉意。小平同志极为大度地表示了对乔木的谅解，还说胡乔木是“党内第一支笔杆子”。在这次谈话中，小平同志对政研室的工作做了充分的肯定，谈了一些重要意见，批评了“两个凡是”，说搞“两个凡是”我就不能出来工作了。

小平同志的谈话很快传开来，政研室的同志很受鼓舞，形势有了变化。于光远同林涧青商量，国务院同意的参观计划还是要执行，不过大寨可以不去了，只去大庆。全体人员都去，定于7月出发。出发之前，政研室写了几篇批判“四人帮”的文章，前面提到的《打粉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一文，正巧在我们出发那天发表，我们在赴大庆的火车上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

大庆之行，大家都很兴奋，胡乔木、于光远去了，体弱多病的林涧青也去了，邓力群因不久前已去过，这次没有去。于光远是这个集体参观团的领队，他主持调研、座谈、讨论，参观考察紧张而有秩序。回到北京后他就向李先念、余秋里提出由他负责编写一本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总结大庆管理经脸的书。为了编这本书，他并向中央建议把马洪从东方红炼油厂调出来和孙尚清一起做其体的编写工作。

参观结束，我们回到北京。小平同志提出保留政研室的意见，名称定为国务院研究室，由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三人负责。

政研室改名研究室 《调查和研究》创刊

保留政研室的同时，1977年11月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由原来的哲学社会科学部改建），中央决定胡乔木任院长，于光远、邓力群任副院长。

1977年冬，国务院研究室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布置里写作论述按劳分配的文章。从这年春天开始到1978年，于光远领导的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中科院经济研究所等几个单位在经济学界发起关于按劳分配问题和生产力问题的讨论，召开了一系列理论讨论会，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有关按劳分配问题的文章。出版了《对“四人帮”批判“唯生产力论”的批判》一书。出版了两卷《关于按劳分配问题》论文集。这是文革结束后学术界突破“两个凡是”禁令的第一次理论大讨论，为以后的“真理标准”讨论作了准备。

1977年，我和一位同志合作的《驳姚文元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的谬论》（此文是在我们提交第二次全国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的论文基础上写成的）发表于8月9日的《人民日报》。政研室将我们这篇文章送给邓小平。（这篇文章后来还获得了“孙治方年经济论文奖”）小平同志着了我们的文章后，在同于光远等人谈话时，肯定了文章观点是对的，也指出作者的思想还有些放不开，要求政研室组织力量再写一篇，把问题说深说透，用《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光远当天就到我家，向我们传达了小平同志的指示。

1977年第四季度，研究室领导布置由林涧青挂帅，组织写作组撰写邓小平指示要写的这篇大文章，我和林子力等都参加了写作。我清楚地记得这篇文章撰写的过程。77年11月份写成了《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室领导看了不大满愈，决定这篇不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而用笔名严实之送《人民日报》，《人民日报》78年2月27日在一版发表了。按领导要求须重新写一篇。由于写作组的同志们对我国工资问题不够熟悉，于光远、林涧青提出，向人民大学借赵履宽来参加写作组。为了写好这篇文章，研究室还让我带几个人去唐山开滦煤矿作调查研究，同去的有赵履宽、胡冀燕。文章写好后，室领导多次修改，最后还送邓小平同志审阅，念给小平听了两通，通过了，才于1978年5月5日用《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题目是《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全国各大报同时转载，中央及各地广播电台同日播送。文章发表后，人民出版社马上出版了单行本，影响很大。用现在的语言形容，是发生了“轰动效应”。当年召开的全国劳动局长座谈会就将这篇文章作为学习文件，组织代表学习。文章对按劳分配理论作了深刻的分析研究，澄清了按劳分配问题上被“四人帮”搅乱了的许多理论是非，突破了“两个凡是”，将经济问题的讨论推向高潮。

1978年，政研室改名研究室之后，正式成立了一个写作组，创办一个不定期的内部刊物《调查和研究》，内容包括研究文稿、调查报告、理论资料等。作者队伍也扩大了，除本室人员外，欢迎读者供稿。《调查和研究》1978年7月25日出版了第1期，到1979年6月9日出到31期。其中有多篇文章在全国各大报刊公开发表。如《马克思主义怎样看待物质利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中国社科院与国务院研究室合作）、《人民万岁——论天安门广场革命群众运动》等等。同前面说到的“按劳分配”一文一样，除一篇文章外，都是在《人民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发表，各报转载，然后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单行本，仅论述物质利益一文就印了30000册。一时间，国务研究室名声大振。

“阶段”起风波告别中南海

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党中央召开了理论务虎会。开幕词和结束语都是胡耀邦同志作的。会议分成两个阶段春节前是首都思想理论界的同志参加，会开得很好，思想解放，畅所欲言。春节后增加了各省、市、自治区的同志，却与北京同志分开开会，议题有了改变，我们原来准备的十个专题发言因而被取消。务虚会上我和一位同志的联合发言《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简称“阶段”）在《经济研究》发表之后，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有人准备组织力量进行批判，而且不允许刊登反批评的文章。幸亏中宣部的会议没有同意，理论界又不响应，才没有批成。

理论务虚会后，国务院领导又提出研究室合并的问题。一开始让同“毛著”编委会办公室合并，征求研究室骨干意见，我们都不同意。后来上边就决定合并到中央办公厅研究室。这时邓力群已经到中办研究室当主任，同时还是社科院副院长。八九月间，国务院研究室并入中办研究室，从中南海北边搬到南边。

胡乔木、于光远没有过去。我实在不愿意随国务院研究室去中办研究室，恰好社科院马列所需要人，希望我去，我也愿意去马列所。向室领导提出，他们要我再考虑考虑。邓力群几次问我考虑好没有，我都回答没有考虑好。涧青同志好意劝我说，不过去不好，会引起误会，你可以先过去，以后再走，可以随时提出来。我怕他为难，就勉强同意去中办研究室。上班之后，好几个月没有分配什么工作，整天无事可做。难道就这样“困守愁城”么？不。我要利用这个机会自己研究问题，收集资料写文章。1979年10月至12月，我就同林子力、陈进玉和左芳一起去四川、安徽和浙江三省调查研究国营企业的改革问题。回京后，我完成了《再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杜会发展阶段》一文的写作，但却因故未能发表。这使我想到1979年7月份部署批判我们那篇《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一文时的情况。那时真是紧锣密鼓，气氛紧张，压力很大。1980年2月下旬，我终于写了请调报告，送交林洞青他是中办研究室副主任。因为有言在先，很快得到批准，于是，我告别中南海，于3月1日到社科院马列所报到。

原载《百年潮》200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