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经济问题发言与经济工作大转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０日至１２月１３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会上，陈云在东北组作了两次重要发言，其中１２月１０日关于经济问题的发言（即《关于当前经济问题的五点意见》，见《陈云文选》第３卷第２３５～２３８页），重申实事求是的原则，提出了一系列初步纠正“左”的错误的意见，为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一）强调弄清实事，倡导正确的思想路线

陈云的发言，首先指出了一个原则问题，那就是怎样做到实事求是。他说：“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根据现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首先弄清事实，这是关键问题。”①陈云将搞清“实事”称为“关键”问题，是有深刻含义的。表面上，没有人不同意“实事求是”，但到了实际工作中却往往从主观愿望出发，片面强调形势好的一面，过分强调主观能动性的力量，还美其名曰“鼓劲”，稍有不同意见就是“泄气”、“保守”，要求总结这方面的教训则是“秋后算账派”。建国以来多次“左”的错误，都是不去搞清“实事”。“大跃进”盲目冒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误认为粮食不但过了关，而且多得不得了。１９６２年反“黑暗风”，也是因为对困难形势的估计存在严重分歧。“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原因之一，也是出于对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并将这种错误估计贯穿于政治、经济工作的全局。“文化大革命”后搞“洋跃进”，也是没有将“实事”搞清楚。诚如李先念后来指出的：“‘四人帮’垮台以后，我们大家都看到了当时的国民经济已经跌到了崩溃的边缘，看到了大力恢复经济的紧迫性，也看到了在经济恢复中需要加强某些薄弱环节，采取过一些措施，但对整个国民经济各方面的比例关系缺乏全面的、切合实际的分析，也由于矛盾还没有充分暴露，因此我们对比例失调的严重状况认识得不够。这两年多来，特别是去年（１９７８年），经济恢复取得了较快的进展，再加上全党全国人民又都有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强烈愿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顺利的一面看得多了，对问题和困难的一面看得少了，对经济发展的要求急了，步子迈得不够稳。”②当时也有不同意见，但受到压制。例如：１９７７年，财政部部长、党组书记张劲夫反映部党组讨论意见，认为财政困难不小，主张对“四人帮”破坏带来的困难要给以充分认识，要进行调整，却受到批评。１９７８年是拉长基建战线的一年，当年追加投资１００亿元，其中第四季度追加４８亿元，财政部说明中央财政要出赤字，战线拉得太长，不宜再追加了，领导上不同意。１９７８年７月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讨论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问题，出现了急于求成的倾向，会上也很少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这样一来，实事求是只停留在表面上、口号上。

因此，陈云强调搞清“实事”是关键，就是要求在实践中真正贯彻这项原则。陈云认为，有关部门的干部对“实事”并没有认识，而不认识“实事”，其他就无从谈起。后来他曾这样谈到这个问题：“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③弄清“实事”的方法是什么？陈云提出要“交换、比较、反复”。“所谓交换，就是通过交换意见，使认识比较全面。交换意见，不仅要听正面意见，更要听反面意见。所谓比较，一是左右的比较……二是前后的比较……。所谓反复，就是事情初步定了以后还要摆一摆，想一想，听一听不同意见。即使没有不同意见，还要自己设想出可能有的反对意见。”④这就是针对经济工作中“左”倾错误的教条和主观片面的思想方法的。在经历了几十年“左”的错误的干扰后，广大干部群众对“左”的错误有了切肤之痛，而经济工作又面临开创新的局面的紧要关头，陈云再次强调这一原则和方法，对总结和纠正长期以来“左”的错误，有着重大的意义。

（二）五条意见重在纠正冒进

在阐释了经济工作中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之后，陈云在发言中提出了对当时经济工作的五点具体意见。这五点意见，是在实事求是地分析当时经济情况的基础上，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的，主要针对的是当时的“洋跃进”。

陈云很注意了解情况，特别是当年７月开始举行的讨论加速经济建设步伐的国务院务虚会，会上的重要发言他都看了。在这次发言中，他谈到经济工作的一些矛盾，如：在粮食问题上对农村压力太大，农民喘不过气来，建国快３０年了，现在还有讨饭的，其他经济作物生产也紧张；工业引进项目一拥而上，没有循序渐进，造成窝工；各省市机动财力不足；生产和基本建设安排规模过大，造成材料供应紧张，等等。

当时的经济形势是不是像陈云所说，工农业生产都有这么严重的问题呢？经过有关部门更全面的了解，情况确实如此。李先念１９７９年４月５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得更清楚。他指出：农业长期落后，远远不能适应人口增长、工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需要，许多地方农民口粮不足甚至严重不足；轻工业长期落后，市场供应紧张，产品缺乏出口竞争力；能源、交通、原材料工业滞后，因为缺电有２０％工业生产能力发挥不出来，铁路干线的一些薄弱区段只能满足运输需求量的５０％～７０％；“骨头”与“肉”关系处理得很不好，工人、农民收入长期没有增加，人民生活方面欠账很多；全国２０００万人需安排就业，其中急需安排的就有８００万人。基建战线长，投资效果差，浪费惊人。１９７８年“洋跃进”增加了这些矛盾：第一，基本建设投资一加再加，投产项目和新增生产能力的计划都完成得很差。第二，引进工作搞得急了，重点又不突出，１９７８年同外国签订了２２个大项目，金额高达７８亿美元，这还只是一部分，全部签完还需要５０亿美元。这给外汇支付和国内配套都造成了不少的困难。第三，工业生产本身比例失调，相当普遍地存在着追求产值、产量而忽视提高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消耗的倾向。第四，１９７９年计划在基建规模、生产指标、财政收支、利用外资等方面都安排大了，在物力和财力上留了不小的缺口。燃料短缺１５００多万吨，钢材、木材、水泥的供应满足不了４５７亿元基建投资的需要，财政收入有５０多亿元落实不下去，打算借用的外债高达１００亿美元，财政预算中出现的赤字扩大到１００多亿元，市场商品供应量同购买力相差１００多亿元。

这些“实事”进一步说明，陈云发言中指出的矛盾是符合实际的，也说明调整已经是当时面临的紧迫任务。为此，陈云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要积极又要稳妥。而当时的“洋跃进”，显然是只求积极不管“稳妥”。因此，他主要针对当时冒进出现的问题，指出了五点具体的意见：大规模增加粮食进口，以减轻农民征购压力；引进工作要循序渐进；给地方一定数量真正的机动财力；计划安排上不能留材料缺口；重视发展旅游业。

工农业比例长期严重失调是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失调的最大问题。为着手解决这个问题，陈云提出：在三五年内，每年进口粮食可以达到两千万吨，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陈云强调说，这是大计，是经济措施中最大的一条。

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对农业问题、特别是粮食问题，陈云一直高度关注。５０年代他就指出：“我国农业对经济建设的规模有很大的约束力。”⑤他还提出，为保证国民经济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防止建设规模超过国力的可能，出现不平稳和混乱状态，必须适当增加农业投资的比重。他还在１９７９年３月８日的一份提纲中写道：“我国社会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农村人口占百分之八十，而且人口多，耕地少。计划机关和工业、商业部门的同志对此没有深刻的认识。如果不纠正这种认识上的盲目性，必然碰壁。”⑥他在１９７９年３月２１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讲话中指出：“搞建设，必须把农业考虑进去。所谓按比例，最主要的就是按这个比例。这是一个根本问题。”⑦早在三年困难时期，为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陈云就曾经提出进口粮食、缓和农村征购压力的主张。这一主张被中央采纳，从１９６１年到１９６５年，国家每年进口粮食５００万吨左右。国家集中掌握了大量粮源用于机动调度，保证了市场供应，相应减轻了农村征购压力，使农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并有所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调整、恢复和发展。但不久“左”的干扰接踵而至，这一政策也就被迫中止。１９７６年到１９７８年这三年，国家净进口粮食２６５亿斤，还挖了粮食库存几十亿斤，市场和农村征购两头都紧，仍然谈不上减轻农民征购压力的问题。

为此，陈云再次提出大量进口粮食，进口粮食的时间，不只是三五年，时间还可能长些，数量则可能少些。粮食进口多一些也不要紧。他指出，“农民稳住了，事情就好办了”，“农民有了粮食，棉花、副食品、油、糖和其他经济作物就都好解决了。摆稳这一头，就是摆稳了大多数，七亿多人口稳定了，天下就大定了。”⑧国家手头有了粮食，就可以减轻农民征购压力。更重要的是，有意识地把进口粮食作为主要手段，可以在比较宽松的环境下调整农村政策，为整个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超过国力的大规模引进，是当时面临的又一个重大经济问题。陈云对此提出：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渐进，不要一拥而上，不能窝工。

陈云对充分利用有利时机，尽可能多地吸收外国资金，大量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速度，态度一直是很积极的。５０年代，他主持制定并组织实施的一五计划，利用当时的有利条件，以苏联援助为基础，搞１５６项重点建设，大大加快了我国工业化步伐。“文革”后期，陈云一度协助周恩来总理抓外贸，在极左路线干扰严重的情况下，他仍然提出要利用外国资金、技术和设备，反对把利用国外资金和市场与自力更生对立起来。

但是，面对当时“洋跃进”的局面，他主张在利用外资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既要看到有利条件，也要根据自己的可能。当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处于“滞胀”之中，急于要为产品和资金寻找出路，利用外资时机有利，中央下了利用外资的决心。７月６日至９月９日，国务院召开了由有关部委负责人参加的关于四化建设的务虚会，主题是研究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速度问题。会上特别对如何加强技术引进、扩大外贸出口、采取灵活方式利用国外资金等问题，深入进行讨论，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但在发展国民经济问题上求成过急。陈云提出，务虚会是否多开几天，听听反对的意见，可能有些人有不同意见。他认为，向外国借款是可以的，中央下这个决心很对，但是一下子借太多，办不到。有些干部只看到外国的情况，没有看到本国的实际。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债，靠不住。

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发言中，陈云进一步指出，我们现代化建设的起点，是３０００万吨钢。但是，不能光看钢铁这个指标。我们同日、德、英、法不同，工业基础不如他们，技术力量不如他们，这两点是很重要的。我们的工业基础和技术力量比解放初期有很大进步，但同日、德、英、法比，还是落后的。我们也不能同南朝鲜、台湾比，它们是美国有意扶植的，而且主要是搞加工工业，我们是要建设现代化的工业体系。要循序渐进，不要一拥而上。一拥而上，看起来好像快，实际上欲速则不达。项目排队，如有所失，容易补上；窝工，就难办了。

针对当时计划安排过于庞大，导致经济过热的状况，陈云提出：对于生产和基本建设都不能有材料的缺口，材料如有缺口，不论是中央项目或地方项目，都不能安排。他说，各方面都要上，样样有缺口，表面上好看，挤来挤去，胖子挤了瘦子，实际上挤了农业、轻工业和城市建设。现在采购员东奔西跑，就是由此而来的。显然，他对于当时的基建规模，是不同意的，希望能实事求是地减下来。[10]  陈云还谈到当时财政体制准备进行的改革，希望给地方一些真正的机动财力。当时旅游部门计划加快发展旅游事业，陈云在发言中表示积极支持，并要求旅游部门逐步把旅游管理由行政管理转变为业务管理。但总的来看，他强调的重点，是针对经济工作急躁冒进的“左”的错误进行纠正。

（三）陈云经济问题发言的重要意义

陈云当时虽然没有明言经济工作的“左”倾错误性质，但从指导思想和具体的方针政策上，提出了切实可行的纠正办法。由于他在经济工作方面的崇高威望，他的意见受到了会议的高度重视。更重要的是，三中全会后陈云重新进入党的最高领导集体，得以将这些意见贯彻到经济建设的实线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还有许多干部指出了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并明确提出要求在一定时期内规定经济调整的任务。陈云的发言与这些意见一道，汇成了总结和纠正建国以来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的先声，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后，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陈云的发言有利于总结建国以来经济工作的“左”的错误的教训，为确立正确的经济工作指导方针打下了基础。正如陈云所说，经济工作“在‘左’的错误领导下，也不可能总结经验”。⑨

这次会议和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全会决议反映了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主张，在强调国民经济发展高速度的同时，也强调了稳定发展，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并指出存在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状况，要用几年时间来解决，为迅速发展奠定稳固的基础。

会后不久，全党上下就开始对“左”的经济指导思想及其危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总结。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讨论了建设方针，认为搞现代化，一定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首先要把“实事”弄清楚，从中找出它的规律。１９８０年１２月，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邓小平表示完全同意，并说陈云讲话“在一系列问题上正确地总结了我国三十一年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是我们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10]

他还指出：“至于走什么样的路子，采取什么样的步骤来实现现代化，这要继续摆脱一切老的和新的框框的束缚，真正摸准、摸清我们的国情和经济活动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据以正确决定我们的长远规划的原则，然后着手编制切实可行的第六个五年计划。”[11]李先念也认为，陈云这一论述是非常深刻的，“要彻底纠正‘左’的错误，就要认认真真总结经验，并在今后工作中切实加强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编计划，作预算，搞平衡，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不能做虚假文章，更不能凭主观偏见。我们过去往往在这方面吃了亏”。[12]

经过全党上下认真总结建国后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１９８１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过去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脱离国情、超越实际可能的“左”的错误，并且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我们必须采取科学态度，深入了解和分析情况，认真听取各方面干部、群众和专家的意见，努力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办事，努力做到各经济部门按比例地协调发展。我们必须看到我国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这个基本事实，同时又必须看到我国经济建设已经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以及国际经济技术交流的扩大等国内国际的有利条件，并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既反对急于求成，也反对消极情绪。”[13]其次，陈云提出的实事求是、弄清“实事”等意见，使一些领导干部从过热的气氛中开始清醒过来，认识到经济工作冒进的问题。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重新进入党的最高领导集体，加强了拨乱反正的领导力量，也为经济纠“左”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调整工作很快提上了议事日程。

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和５日，陈云了解到有的部门还在留材料缺口，曾两度批示，对计划不要留缺口，宁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某些项目。有物资缺口的，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１月６日，邓小平明确提出要从总方针来一个调整，要压缩计划中不可靠的高指标。根据邓小平、陈云的指示，国家计委开始会同有关部门，着手研究和调整１９７９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但他们感到问题很多，难以确定下来。邓小平和李先念商量后，建议国务院成立财经委员会，请陈云当主任，主持全国财经工作。这一建议为中央所接受。１９７９年３月１４日，在中央作出决定的当天，陈云就同李先念联名致信中共中央，提出：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情况严重，要有两三年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３月２１日，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提出要用两三年时间进行调整。１９７９年４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要集中三几年时间搞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进一步为加快实现现代化奠定更稳固的基础。

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这次调整“如果要说有什么改变的话，那就是改掉我们工作中还存在的不符合三中全会精神的毛病，那就是下决心去掉不切实际的设想，去掉主观主义的高指标，而这正是三中全会的路线要求我们必须做到的”。[14]

李先念受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委托就调整问题所作的讲话指出：这次调整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坚决地、逐步地把各方面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基本上调整过来，使整个国民经济真正纳入有计划、按比例健康发展的轨道”，[15]并宣布了调整比例关系的十二条原则和措施，其中包括：近几年多进口一些粮食；将原定１９８５年钢产量６０００万吨指标降为４０００万吨，同时加快能源、原材料建设；按照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和能源、原材料供应的可能，坚决地、有秩序地关停并转一批企业；坚决缩短基建战线，将全国在建的１７００多个大中型项目削减到１０００个以下；严格控制引进规模，１亿美元以上的重大引进项目，要报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审批等。从中可以看出，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意见，在这些调整措施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这些措施在贯彻实施后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１９７９年，国家多进口了几百万吨粮食，从而得以降低全国的粮食征购基数，并减免了部分农业税，这些措施与农业政策落实、农业投资增长等一系列措施配套，使农业生产出现多年来没有过的好情况，１９７９年农业增产２００多亿斤，国家库存有所增加，其他农副产品也出现了喜人的增长势头，棉花增产１００多万担，油料增产１５００多万担，增幅达１５％，全国绝大多数城市猪肉敞开供应。坚决缩短基本建设战线方面也迈开了重要的一步，停建、缓建了３４８个大中型项目，开始遏制长期存在的基建规模过快膨胀的势头。以宝山钢铁公司建设计划调整为代表，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引进工作进行了重新部署，有的项目延长建设期限，有的推迟上马，引进工作逐步走上正轨。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调整工作胜利完成，为促进改革开放，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作者：中央文献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注  释：

①③④⑤⑥⑦⑧⑨《陈云文选》第３卷，第２３５、２５０、２３５～２３６、５５～５６、２４６、２５１、２３６、２８２页。

②[12][15]《李先念文选（１９３５～１９８８年）》，第３４９～３５０、４２０、３５８页。

[10][11][14]《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３５４、３５６、３５６页。

[1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册，第３４６页。

来源：《党的文献》19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