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薛暮桥回忆录》

《薛暮桥回忆录》已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暮桥同志是我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杰出代表，也是我党长期在经济工作领导岗位的实践家。六十多年来，他以全部身心投入经济实践工作和经济理论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回忆录》的出版，对于总结我党经济工作、特别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回忆录》在时间上跨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两个时期。在３０年代，暮桥同志作为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经济研究者，曾对中国社会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深入分析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论证了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正确性。４０年代，他是山东革命根据地经济工作的负责人，领导对敌经济斗争取得过辉煌胜利，在货币价格理论上提出了国际领先的创新见解。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处在我国的经济工作领导岗位上，经历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建立、发展和改革的全过程。他既参加了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实践，也亲身体验了所有制改造上急于过渡、计划管理体制的僵化和发展战略上急于求成、盲目冒进所带来的挫折。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他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不仅在理论上主张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而且通过设计改革方案，研究改革步骤，为中央领导出谋划策。在改革进程中，他多次强调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的关系，始终力主加强宏观调控，争取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协调发展，以保证改革顺利推进。在这部《回忆录》中，暮桥同志对自己在上述各个时期经济工作的经历做了扼要的记述，对主要历史经验做了精辟的分析。我感到，阅读《回忆录》，可以重温历史经验，对于指导今天的经济工作，有很大的帮助，特别是提高人们对于两个根本性转变的认识，大有裨益。

《回忆录》记叙了我国从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到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历史过程，用理论和事实论述了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艰巨性。该书指出，50年代奠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但工作中有很多失误。比如，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一是“搞得过快了”，二是“搞得过头了”。对于这些失误，在1956年底中央也有所察觉，曾经提出可以让一部分私营企业继续存在下去的设想。特别是陈云同志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为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为补充；计划生产为主体，一定范围的自由生产为补充；国家市场为主体，一定范围的自由市场为补充，体现了清醒的实事求是的经济思想。可惜，在当时国内外特定的环境下，这种主张很快被“左”倾思潮冲垮淹没。失误不仅未能纠正，反而被推向极端。此后20年，经济体制的弊病以及与此相关的发展战略上的失误，使国民经济的发展屡遭挫折，效率低下。到1978年末，经济体制必须改革已成为多数同志的共识。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要对经济体制“着手认真的改革”，得到热烈拥护。

但是如何改革？什么是改革的目标模式？当时并没有也不可能有现成的答案。这些问题只能从中国实际出发，在实践中去探索解决。《回忆录》记叙了全党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所经历的改革历程：在改革初期，我们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这一方针在计划经济体制上打开一个缺口，推动了改革的起步。但是，这一方针有很大的局限性，它把市场调节限制在狭小范围即非公有制范围内。当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从非国有制领域转向国有企业领域的时候，这一方针就不能适应改革的需要。十二届三中全会实现了重大突破，决定放弃“为主为辅”的方针，确定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目标。在现代商品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调节作用的正是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只要切实按照商品经济客观规律来改革经济体制，必然要放弃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1987年十三大的决定，就是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靠拢。在80年代后期，国际形势剧变、国内经济过热、通货膨胀严重，社会上出现了不同的看法，有的甚至对改革加以非难。在这关键时刻，小平同志及时引导我们摆脱根深蒂固的“左”的观念，坚定了利用市场经济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决心。到1992年，十四大确定了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改革目标。重温这段历史，可以大大提高我们对转变经济体制的认识，增强我们实现经济体制转变的信心和决心。

《回忆录》对于几十年来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战略上的几次失误非常重视，认真总结其经验教训。新中国成立后，迅速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成为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这就形成了产生急于求成倾向的客观环境。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以前，急于求成的倾向没有发展成为发展战略上的错误。但在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之后，投资建设成为政府行为，政府既集中了投资权力而无人承担风险责任，又背负着速度攀比的强大压力，于是出现了“投资饥饿症”，形成了盲目追求速度的体制基础。从1956年起，经济发展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冒进、过热。1956年的一次冒进，迫使我们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进行反冒进。但是，正确的反冒进受到错误的批判，导致空前的更大冒进即三年大跃进，使国民经济遭到严重挫折，不得不用五年时间进行调整。1965年国民经济恢复正常后，在“文化大革命”中还发生了1971年的“三突破”，即职工人数、工资支出和粮食销量突破计划。1978年再次发生追求不切实际高速度的“洋跃进”，加剧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使我们在改革起步时不得不以调整为重点，使改革服从于调整。到1984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从调整转向改革之后，1985—1988年又发生追求高速度的错误，结果再次被迫用三年时间来治理整顿。几十年来，在经济发展战略上的主要问题是急于求成、盲目追求高速度，其结果是使国民经济基本上沿袭着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在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低质量、大起大落的波动中运行。《回忆录》充分说明盲目追求速度的危害，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性。

《回忆录》关于1985—1988年宏观失控的分析，是十分深刻和富有现实意义的。1985年实行“双紧”政策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及时的，但是下面追求速度的倾向十分强劲，各地政府热衷于上项目、铺新摊子，并力图维护原有不合理的经济结构，由此引起的要求放松宏观调控的呼声甚高。到1986年初，主持经济工作的领导人顶不住压力，在宏观调控政策上发生动摇，在调控目标远未到位的情况下，就急剧大幅度放松信贷，导致经济过热、通货膨胀日益加剧，影响经济和政治的稳定，最后被迫再次进行治理整顿。这一曲折的教训告诉我们，宏观调控政策应该有力坚定，不能遇到阻力和困难就轻易放弃调控目标。在调整后期可以适当增加信贷投放，采取微调的办法，注意改善信贷结构，但不能急剧大幅度放松银根，以免引起新一轮过热。这一教训还告诉我们，为了克服盲目追求速度的倾向，要加快经济体制的改革，实现经济体制的转变。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又要求充分抑制盲目追求速度的自发倾向，逐渐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两个转变应当互相促进、配合进行。这就是我们重温历史经验得出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