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兴中华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

改革，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作出的一个历史性的决定。为什么要进行改革?为什么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国内国外所关心的问题。我想，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一、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社会主义制度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制度，它同一切新事物一样，都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不完善、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历史过程。恩格斯早就指出：“我认为，所谓完善’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改革的根本原因，从理论上说，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使我们需要不断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和方面，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一方面同阶级社会不同，不需要外部的力量，社会主义制度自身有能力完善和发展；另一方面则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步将不再是政治革命。我们不需要自下而上去搞群众政治运动，而是完全可以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通过改革推动社会进步。可以说，改革是我们总结30多年“左”的或“右”的历史教训以后，找出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进化的适当形式。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本身发展的要求，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一种普遍的必然现象。社会主义就是在改革中前进的。通过改革，社会主义日趋成熟，改革与社会主义是共始终的。

应该指出，经济体制改革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改变。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不同的范畴。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指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总和，它包括生产资料以公有制为主体，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得到确定，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按劳分配和共同富裕等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这些基本特征在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的各个发展阶段都是相同的，它决定着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本性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从广义上讲，则既包括国家领导和管理国家经济的制度、组织、形式和方法，也包括所有制结构形式和经营方式。从狭义上讲，则专指国家对国民经济的管理体制。它在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是可以有所不同的。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包括国民经济管理体制方面以及所有制结构形式在内的全面的改革。

二、改革是要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我们在进行改革的时候，首先要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的改革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对具体体制进行改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句口号并没有因为改革而过时，改革恰恰是使社会主义更有吸引力。以新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同样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来比，50年代初，印度的经济发展水平公认略高于中国。而经过30年建设，到改革开始的l979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实力和速度都大大超过了印度。见下表：

可以看出，两个经济文化水平、获得解放或独立时间接近的东方大国，仅因为社会制度不同，发展过程中就有了差距，这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

这是一种横向的比较。从纵向来看，我国同解放前相比，3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业绩。对于这一点，每一个不持偏见、尊重事实的观察家都是不能否认的。例如，1982年3月发表的世界银行考察团对中国经济的考察报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中写道：“30年来，中国发展经济的努力，一直是朝着两个基本目标进行的。第一，工业化，特别是建立重工业基础；第二，消除贫困的各个最坏方面。虽然有曲折，产生过一些经济上的剧烈波动，但在达到这两个目标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三、改革是为了消除旧体制的弊病，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体制

从我国实践看，改革的必要性在于原有体制存在着一些严重的弊病，在经济体制上形成一种同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僵化模式，妨碍着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

我国的原有经济体制，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形成的。这种经济体制模式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呢?第一，受了苏联模式的影响。在那个时候，我国在建立工业交通、基本建设、计划、物资分配以及劳动工资等管理体制时，学习和借鉴了苏联的经验。这在当时我国缺乏经验的情况下也是必要的。其中有些经验，如重视对国民经济的宏观管理，严格按基本建设程序办事等，是可取的。但是，苏联模式的主要弊端，如国家集中过多，对企业管理太死，政企职责不分，搞单一的公有制，限制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作用等，也搬到我国的经济体制中来了。第二，受到解放区和革命根据地供给制的影响。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出现了农业互助组和合作经济，建立了公营经济，逐步积累了组织和管理财政经济工作的经验。但是，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长期处于被分割、被包围的状态所形成的自给自足、各自为战的供给制思想，也不能不影响我国的经济体制。第三，根据全国解放后的新情况，例如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在农业、商业等管理体制方面有着我国的特色。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形成的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对当时集中财力、物力和人力，保证重点建设的顺利进行，对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保证市场物价的稳定和人民生活的改善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末期，我国经济体制中集中过多、管得太死的弊病就较为明显地暴露出来。主要表现是；在计划管理方面，直接计划的比重大大增加，国家统一分配的产品过多，1952年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平衡分配的统配物资只有55种，到1957年增加到231种；在工业管理方面，政企职责不分，中央工业部门直接管理的企业过多，管得过死，企业缺乏生产经营自主权，成为行政机关的附属物；在分配方面，平均主义严重，劳动用工形式逐步向单一化发展，并形成了“铁饭碗”的劳动制度，对职工工资，企业除了执行中央统一规定的升级面和增长幅度外，没有回旋余地。对企业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等弊病，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中期也发生过。但在当时，由于我国的经济结构比较简单，建设规模还不大，因此矛盾还不突出。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末期，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所有制结构趋向单一，直接计划的范围和建设规模扩大，社会化大生产和专业化的发展，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企业之间的联系和协作关系越来越密切，因此，经济体制中的弊病和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矛盾就突出了。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1956年上海天气很热，急需防暑降温，由于企业没有自主权，只得向上级提出防暑降温措施的报告，但要经过11个机关的层层申报，报告批下来时，暑期已经过去了。我当时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企业要有一定自主权》，发展在《人民日报》第二版上，漫画家苗地配了一幅漫画，说企业没有自主权，办事要到中央有关部门，要经过科长、处长、局长、部长层层审批。

由于经济体制僵化，使社会主义经济的活力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经济效益很低，集中表现在投人多，产出少；生产增长快，生活提高慢。有一个数字很说明问题。从l953～1980年，我国在这28年之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总值增了21倍，这个速度在世界上是少有的；而同期工农业生产总值只增加了8倍；扣除重复计算的部分，新创造的价值即国民收入只增长了4倍；而落实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收入上，只增加了l倍。这就是说，我们经济效益很不理想，人民生活的改善同人民付出的辛勤劳动不相适应。这种情况很值得我们深思。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发展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我们搞了多年的社会主义，没有很好地达到这个目的，这并不能说明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而是说明我们的体制僵化，违背了经济规律。

党中央、国务院对我国经济体制中原有模式的弊病早已有所觉察。毛泽东同志于1956年写了《论十大关系》，以苏联为鉴戒，总结了我国自己的经验，强调要处理好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他指出：“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我们不能象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随后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根据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国务院对如何改进经济体制作了专门讨论，并于1957年发布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和《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这三个规定，是针对当时中央集中过多、管得过死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虽然着眼点主要放在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对如何正确处理国家与企业的关系问题还没有提到应有的位置上来，但整个来说，方案是比较合理的。由于很快就开始了大“跃进”，因此改革的方案未能实施。“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政治上的动乱，思想的“左”倾，把原来种种正确的措施当作“资本主义”批判，这就加重了原有经济体制的弊病。

从“大跃进”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经济体制有过几次改革和变动，但是，变来变去，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相反地有的弊病更严重了。主要问题是：第一，没有跳出行政管理的框框，只是在中央和地方“你管”或“我管”上兜圈子，没有改变国家对企业管得太多、统得过死的状况；第二，企业上收和下放频繁，在上收和下放交替过程中，出现了“一统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统”的情况，压抑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第三，中央几十个部的“条条”插到城市，严重地影响了城市经济功能的发挥。“条条”强调的是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忽视城市基础公用设施、服务行业和农业的发展，加剧了条块分割和城乡分割的状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全会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随后，通过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使我国的国民经济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此后，经济体制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并且首先取得了巨大成功。党的十二大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经验，进一步明确了改革的原则和方向，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保证，改革必须贯穿于“四化”的全过程，并且把改革作为我们党领导“四化”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指导思想和关系我们事业成败的大事，提到全党面前，提高了全党对改革重要性的认识。

四、改革是为发展社会生产力开辟道路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社会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分析一切社会经济问题的出发点，是人类开发自然资源、生产物质资料的现实力量，是社会变迁的终极原因。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任何一种生产关系的形成，都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生产关系的变革是由生产力发展状况决定的。因此，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状况。当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能动的反作用也不能忽视。社会生产力能够全面反映一个国家的实际经济状况，因此，判断一个国家的实力和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就要看社会生产力发展得如何。社会主义不仅要消灭剥削制度，而且要消灭贫穷，不能把贫穷当作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要表现在能够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使人民富裕幸福。这就必须增加生产，创造出更多的可供社会需要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国家的兴旺发达，也必须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基础。我们进行的一切改革，都要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使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地涌现出来，以便建设具有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曾经指出：“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却忽视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改革经济体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互相联系的环节的方面。生产关系中的这些环节和方面的改革，如果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就会给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的危害。l958年，我们在短短的两三个月内，全国实现了人民公社化，盲目追求“一大二公”，扩大公社的规模，提高公有化程度，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队拉平，平均分配，其结果不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是使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在“文化大革命”中，谁讲发展生产力，谁就被污蔑为所谓的“唯生产力论”，被当作搞修正主义挨批。这场“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在经济上造成了重大的损失。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逐步在理论和实践上认识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意义。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还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就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在这个意义上说，发展社会生产力就是最大的政治。

但是，在改革中，脱离实践、脱离生活的观点，陈旧的、停滞的、僵化的观点还束缚着一部分同志的思想。有的同志从老的观念出发，把已被实践证明是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可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事物，说成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而把一些束缚生产力的老框框、老办法，说成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东西。针对这种情况，党中央领导最近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必须统一起来加以考察。离开生产力的发展，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否有利于解放社会生产力，是判断进步还是倒退的主要标志；而实践则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五、改革是为了迎接世界经济技术发展形势的挑战，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步伐

我国的改革始于70代年末，当时我们面对的国际国内形势是怎样的呢?从国内看，我国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很不平衡，商品经济很不发达，人民生活水平总的来说比较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200多美元，排在世界第120多位。尤其是十年内乱，使我国丧失了发展的时机，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拉大了。因此，党中央提出“四化”、“小康”等战略目标。从世界上看，正在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对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赶超目标，既是一种新的机遇，也是一种新的挑战。

当前正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新技术革命具有一些新的特点：一是进入了一个高度信息化、技术化的社会；二是生产力向社会化、国际化发展，使生产规模扩大到全世界；三是国际间的经济联系不单单表现为商品交换，而且包括技术交流、资金融通等经济活动。因此，目前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闭关锁国，不同世界市场发生联系。世界各国为了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为了在新的产业革命中占据有利的地位，都在努力发展对外经济交流，千方百计地设法利用国外的市场、资源、信息、技术和资金，以便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壮大自己的实力。从历史上看，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在较短时期内赶上或超过发达国家，也必须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利用和吸收国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我们要搞建设，常常喊资金不够，而国际金融市场上目前有8000亿美元的游资可供借用，当然，我们利用外资要适度，要用好；我们技术落后，要进行改造，而世界上现有几百万项专利可供开发吸收；我们的企业管理水平很低，而世界上有很多反映现代化大生产的管理经验和方法可以借鉴。这都要求我们把视野从国内扩展到国际范围，利用国际和国内两种资源，打开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学会组织国内经济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两套本领，调动和利用～切可以为我所用的积极因素，以天下之长，补一国之短，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否则，我们就会坐失良机，继续扩大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而要适应世界产业革命的挑战，我们原有的体制是不行的，结论还是要改革。不改革，就要落后挨打。

六、改革已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潮流

改革的潮流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起，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东欧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开始都是基本上照搬苏联的集中型计划经济模式的，在发展中也出现了同我国类似的弊病。传统经济体制的弊病，迫使人们重新思考，为突破传统模式进行长期的探索和斗争。在这方面，南斯拉夫是突破苏联模式的先行者。1948年，苏南关系破裂，1950年南斯拉，开始实行企业自治，让市场机制在国民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在改革中突破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只有一种模式的观念，这是有启示性的。从60年代开始，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先后进行了改革。其中匈牙利的改革带有全面性，它于l966年作出改革的决议，并从1968年1月1日实行全面的经济改革。进入80年代以后，东欧国家在总结自身经验的基础上，又加快了改革的步伐。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自从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总书记以后，苏联也掀起了一股改革之风。在1986年召开的苏共第27次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在提出“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同时，宣布经济管理“不能局限于局部的改进，必须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在今年6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通过了《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接着召开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又批准了《国营企业(联合公司)法》。这标志着苏联的改革已从宣传进入实质性的新阶段。

苏联对于改革的提法的变化是很快的，也是耐人寻味的。人们知道，传统的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模式，就是从它那里制造出来的。它对于自己的经济体制中暴露出来的弊病，虽然有所觉察，但只是修修补补，在理论上一直忌讳“改革”这个字眼。从苏联的历史来看，l936年斯大林就宣布建成了社会主义；1952年马林科夫在苏共19大的报告中又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l961年赫鲁晓夫宣称苏联将于1980年“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勃列日涅夫时期虽然不提共产主义了，改为“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但既然是“发达的社会主义”，就无须进行什么改革，有缺点和问题，只要“完善”就可以了。现在，戈尔巴乔夫提出，苏联正处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承认他们传统的体制是一种“阻碍机制”，必须下决心进行“根本改革”。这说明突破苏联传统模式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需要，不改革就没有出路。苏联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经济实力最强，不少产品产量占世界第一位，但效益很差，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提高不快。1950～1957年苏联经济增长率年平均8％，以后逐年降低，80年代前5年的经济增长率年平均仅3．7％。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社会主义应该有比资本主义更为发达的生产力，更为丰富的社会产品和更为高级的生活水平。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这不是哪个人愿不愿意改的问题，而是历史的潮流迫使我们必须去改革。

原载《希望之路》中国青年出版社l987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