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模式转换的新趋势和新任务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走过了7个年头。在此期间，农村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城市改革也积累了重要经验。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指引我国进入从旧体制向新体制转轨的全面改革的新阶段。

一、模式转换过程中出现的新趋势

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也可以说是第二次革命，必须有明确的理论作指导。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和理论勇气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为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柱。既然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就必然要提出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的理论，使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就必然要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命题，探索建立完整的市场体系；就必然提出间接控制为主这一方针，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来控制和调节经济运行。

理论是源于实践、指导实践并经受实践检验的。改革的过程，就是旧的经济体制模式向新的经济体制模式逐步转换的过程。在模式转换过程中，使我国的经济走上了双重体制的轨道。目前，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两种管理方式、两种运行机制、两种价格体系同时并存，互相交叉，逐步过渡。这为我们绘制出一幅纷纭复杂而又波澜壮阔的改革图景。应该看到，双轨制是模式转换的必然过程，是从僵化的旧体制通达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体制的桥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发展和经济中的双轨运行，使过去一年中我国改革的理论和实践都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改革的势头很好，初战必胜的要求已经实现，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发展新趋势。

第一个趋势，横向经济联系正在迅猛发展。这是一年来最明显而又重要的趋势。横向经济联系是城市改革中的新事物，它适应发展商品经济的内在要求，是对以纵向、封闭和高度集中为特征的旧体制的根本性突破。一年来，多形式、多层次、多内容的横向经济联合迅速发展，其范围之广、规模之大、方式之多，都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横向经济联系的发展，给城市经济带来了生机和活力，是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必由之路。其主要特点是：

(1)从城市行业内部的协作，发展到跨行业、跨部门、跨地区、跨所有制的联合，有的已发展为集团型的企业群体，冲破了以行政隶属关系为主的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东风汽车制造公司是以“二汽”为骨干，有跨20多个省市l00多家企业参加的汽车企业群体。重庆市天府可乐饮料公司原仅是一个小饮料厂，现已与全国23个省市建立了横向经济联系，成为拥有68家分厂、生产能力达20万吨的全国饮料行业最大的经济联合体。

(2)从临时性的、单项的物资和产品协作，逐步发展到长期的资金、技术、设备、人才、生产、销售、管理、科研等多方面、多渠道的联合，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

(3)从企业间的联合与协作，向城乡之间、城市群体之间、经济区域之间的联合与合作发展，以大中城市为中心的开放式、辐射型的经济网络开始形成。

第二个趋势，多种经济形式互相渗透，共同发展，正在形成一种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元化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中国农村的改革，突破了以自给或半自给经济为基础的地域性、封闭型的集体经济的旧模式。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发展，又进一步突破了与产品经济相联系的单一公有化概念，为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一年来，突破了全民、集体、个体三种所有制形式截然分开、升级过渡的旧模式，出现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互相渗透、共同发展的新格局。集体所有制工业发展迅速。5.6万个小型国营商业、饮食服务企业放开经营，其中全民所有、集体经营的占79％，直接转为集体所有的占l0％，租赁给集体和个人经营的占11％。联合股份经济开始出现，为改革的理论和实践提出了新的课题。

第三个趋势，企业的活力有所增强。一年来，国家各级行政管理部门在简政放权、缩小指令性计划范围、调整企业税负等方面迈了一大步，为搞活企业创造了外部条件。同时，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范围的扩大又使企业感受到了外在的压力。企业经竞争的风雨，见市场的世面，在经营目标、投资方向、分配原则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许多企业眼睛向内，发挥自己的优势，加速了内部改革。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划小核算单位，实行一业为主多种经营，提高科学管理水平，使企业的市场应变能力和竞争能力有了提高，企业在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第四个趋势，在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和经济杠杆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国家对宏观经济的控制和调节，从行政性的直接控制为主开始转为灵活运用价格、税收、利率、汇率等经济办法的间接控制为主，对控制社会总需求等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使国民经济展现了良性循环的前景。通过全面实行利改税第二步改革，调整了产品税和增殖税的税率，开征了资源税和城市维护建设税等新税种，增强了税收调节生产和流通的杠杆作用，既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保证了国家财政的稳步增长。在价格体系改革中，采取了“调放结合，小步前进”的方针，逐步放开了农副产品价格，适当调整了铁路短途运价，适当拉开了质量差价和地区差价。在放开鱼、肉、蛋、菜等副食品价格时，不搞“一刀切”，而是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时机陆续出台，并给予合理的财政补贴，震动较小，进展较顺利。价格放开给农民发出了正确的市场讯号，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此外，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资制度的初步改革和银行利率的调整，也为进一步综合运用经济杠杆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第五个趋势，社会主义商品市场有了初步发展。开辟多种流通渠道，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为搞活企业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是发展商品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是城市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目前，全国已建立各类贸易中心2000多个，地不分南北，人不分公私，都可以到贸易中心从事交易，对于丰富货源、扩大销售、调剂余缺、疏通渠道、沟通信息、打破分割、促进生产起了重要作用。在进一步完善贸易中心，办好消费品市场的同时，还重点建立了一批综合性或专业性的生产资料市场，重要生产资料非指令性计划的流通量已占社会消费总量的50％以上。与此同时，许多大中城市还在建立资金市场、技术市场方面进行了探索和试验。

第六个趋势，农村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农业生产向商品化、社会化迈进。农产品统派购制度的改革是一项新的突破。随着市场调节范围的扩大，农村产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国农村出现了400多万个从事商品生产和商品经营的专业户，提高了商品率。乡镇企业的发展加快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工业化、城市化道路更加广阔。

第七个趋势，对外经济贸易的规模进一步发展扩大。进出口改革贸易总额有了较大增长，利用外资进展显著。目前，我国批准建立的中外合资企业已达l800家，合作经营企业3300多家，外商独资企业l00家。我国已开始进入国际承包及劳务市场，有130多个企业跨向国际，在海外举办了一批合营企业。

一年来的实践证明，我国已开始突破了封闭僵化的旧模式，摆脱了不切实际的固定观念，抛弃了不适合中国生产力状况的老路子，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二、模式转换与宏观经济控制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势头很好，但面临的问题也不少。特别是1984年第四季度以来，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宏观经济失控问题。主要表现在：工业增长速度过快，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消费基金和信贷基金增长过猛，部分商品涨价过多，外汇储备下降，经济生活中出现了某些新的不稳定因素。党中央和国务院及时发现这些问题，并采取措施加强了宏观控制。目前，过热的经济增长速度已逐步减慢下来；财政收入出现了多年少有的好形势；信贷投放也初步得到控制。但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注意。

我国历史上曾发生过几次不同程度的宏观失控。第一次是1958年“大跃进”，第二次是1970年出现的职工人数、工资总额和粮食销售量“三突破”，第三次是l978年“大干快上”。l984年第四季度出现的某些失控现象与前三次性质不同，程度不同，是在经济发展的势头很好、新旧经济体制的模式转换过程中出现的。为了总结经验，在模式转换过程中建立保证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平衡机制，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一步分析。

从历史上看，几次宏观失控都是与片面追求高速度、盲目扩大基本建设规模有关。超高速度带来的问题是：资金不足，原材料短缺，交通能源紧张，最后导致财政、信贷、外汇、市场不平衡，经济生活全面紧张。应该认识到，改革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必然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是，模式的转换过程必然伴随着社会的经济关系、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等的深刻变革，因此需要作艰苦细致的工作。忽视转换过程的艰巨复杂性而热衷于“超高速”，就会延缓模式转换的过程。如果片面强调把“提前翻番”作为改革是否有成效的标志，盲目扩大生产和建设的规模，势必加重国家的财政负担，造成经济生活的全面紧张，削弱国家在改革中的调节和控制能力，欲速则不达。中央关于“七五”计划的建议指出：“为了改革的顺利进行，必须合理确定经济增长率，防止盲目攀比和追求产值产量的增长速度，避免经济生活的紧张和紊乱”。模式的转换需要通过宏观控制，创造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

几次宏观失控都与僵化的旧体制有关。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中缺乏一个内在的调节控制机制。一方面，从中央到地方层层束缚着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另一方面，企业则躺在国家身上吃“大锅饭”，很少考虑合理的投入产出。这种体制既适应于动员全国去追求高速度，在出了问题时，运用行政手段去调整收缩也很得心应手。但是一旦形势好转，往往又旧病复发，盲目扩大基建规模。在旧的体制向新的体制转轨交替中，一方面新旧体制之间会出现摩擦和矛盾，从而导致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能力在某些领域中出现“真空”或削弱的现象；另一方面，旧的财政、金融、价格体系又以较大的惯性推动着逐步转向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企业偏向于追求自身的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从而导致以总需求膨胀为特点的某些宏观经济的失控。1984年第四季度以来发生的这种现象，是在双重体制并存的模式转换中产生的，是新体制诞生前的“阵痛”现象。因此治疗总需求膨胀这～痼疾的良药只能是彻底改革。我们决不能企望用老的行政办法进行调整和收缩，而是要通过推进改革来解决这一矛盾，并寻求建立新体制中的内在的调节机制，从根本上消除宏观失控的病因。

由于我们在改革中对旧模式向新模式转换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缺乏思想准备，在综合运用经济杠杆、经济信息、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调节经济运行方面缺乏经验，加之具体工作中出现一些失误，致使总需求膨胀的可能性转为现实性，应当引以为训。一年来，改革遭遇到一些困难和风险，经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同时也积累了宝贵经验，对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了。一是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要一致，要通过正确处理改革与建设的关系，为改革创造比较宽松的环境。二是宏观改革同微观改革要同时抓。微观放活是改革，宏观控制也是改革；有效的宏观控制必须使微观做出迅速的灵敏的反映。三是改革必须综合配套的进行。单项改革的出台要考虑到全面改革的总体效应，局部要服从全局。四是要正确处理破与立的关系。直接管理控制向间接管理控制过渡是模式转换中的一个趋势，但必要的行政手段还要用，微观放活与宏观控制的能力要适应。五是政府经济管理人员的素质必须与改革相适应。模式的转换好比一部旧汽车换成新汽车，新汽车需要更高级的驾驶员，否则照样会翻车。六是既要看到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又要看到改革的艰巨性和长期性。要通过宣传，使群众认识到，改革的目的是要使国家繁荣、人民幸福，但是模式转换需要有一个过程，存在一定风险，甚至要作出某些牺牲，不能要求立竿见影。

三、新的模式与新的任务

从1986年开始的第七个五年计划，是全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在今后五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内，我们将集中力量促进新旧两种模式的消长和转换，基本上奠定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

在“七五”期问基本上完成模式的转换，一方面要坚持把改革放在首位，另一方面也需要良好的时机、社会和经济环境。当前，我国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包括农业、重工业、轻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已经比较协调，各项建设事业有新的发展，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任务已经基本实现。这就为新旧模式的顺利转换创造了基本的条件。更重要的是，几年来的改革也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实践经验，从中央到地方都已认识到，必须处理好经济建设和改革的关系，一必须保持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这是顺利地推进改革必须坚持的原则和条件。为了给改革创造更良好的社会环境，在进行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还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为了奠定新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我们在模式的转换过程中主要应抓好互相联系的三个方面：第一，进一步增强企业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使它们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第二，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商品市场，逐步完善市场体系；第三，国家对企业的管理逐步由直接控制为主转向以间接控制为主，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并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来控制和调节经济运行。这三个方面既可以看做是“七五”期间改革的三个主要任务，又可以看做是新的经济体制模式所必须具有的基本特征。围绕这三个方面，配套地搞好计划体制、价格体系、财政体制、金融体制和劳动工资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就会形成一整套把计划和市场、微观搞活和宏观控制有机地结合起来的机制和手段，新的经济体制的雏型就出现在我们面前了。

企业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细胞，企业特别是大中型骨干企业是否有活力，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经济模式根本区别于僵化的旧模式的关键性问题。强调搞活大中型企业的意义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大中型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目前我国有5800个大中型企业，约占全国工业企业总数的2％，而它们所拥有的固定资产和上缴税利的比重却都占全国企业的2／3。

二是改革的进展不够平衡，同小型企业相比，大中型企业还缺乏活力，许多企业的自主权还不落实。

增强企业的活力必须创造外部条件，使企业有一个较好的经营环境。要进一步简政放权，整顿行政性公司，把应该给企业的微观经营决策权直接放给企业；对管理好、贡献大、留利少的大中型企业适当减免调节税，为各类企业创造比较平等的竞争条件；逐步减少指令性计划任务，给企业在产供销等方面更大的自主权。从企业内部的配套改革来看，要完善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普遍推行严格的定额管理、质量管理和相应的奖惩制度。在有条件的企业，推行分级核算制和绝对成本控制法，鼓励企业降低物耗，提高经济效益。要完善厂长负责制，试行厂长任期目标负责制。要通过内外两方面的努力，使企业具有产品竞争能力，资金增殖能力，智力开发能力，市场应变能力。说到底就是使企业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这是今后经济发展的希望所在。

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市场体系，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的新发展。如果把充满活力的企业看做是新模式的细胞，那么完备的市场体系就是新模式的循环系统。它可以实现各种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组合，为企业提供充足的“血液”，保证企业真正独立自主经营，开展合理的竞争，最后从根本上提高企业和社会的经济效益。发展有计划的商品市场，首先要进一步打破条块分割、部门封锁和城乡阻塞的状况，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实行开放、鼓励竞争。要在继续扩大消费资料市场的同时，积极发展生产资料市场。要发展多层次的资金市场，实现资金的横向流动，把资金引导到社会急需和宏观经济效益好的轨道上去。要积极发展科技成果的有偿转让、技术承包、技术咨询、技术入股等技术交流活动。还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积极推行住宅商品化，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从直接控制为主转为间接控制为主，是经济管理工作的根本转变，也是模式转换是否完成的主要标志。实行间接控制为主，必须建立新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包括计划体系、经济杠杆体系、经济法规体系和经济组织体系。关键是要建立起自觉灵敏的内在调节机制，使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工作在微观放活的同时，走上制度化、科学化的轨道。

原载《红旗》杂志198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