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同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的谈话

我要讲的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基本情况。

第一个是，从齐奥塞斯库同志上次来到现在，这四年当中我们党和国家的变化情况。你上次来时，“四人帮”刚刚粉碎不久，人民的情绪很高，当时大家是兴高采烈。但我们当时的国内情况究竟怎样，群众是不知道真实情况的。那时，我们中央的调子也唱得很高。我们并没有把自己的情况摸清楚。其实，那时我们的困难相当多，而且潜藏着一些很危险的东西。所谓存在着一些危险的东西，就是我们一些同志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恶果认识不足，拿不出勇气和措施来消除这些恶果，甚至在一些重大的原则问题上，还继续采取过去的错误做法。齐奥塞斯库同志那次离开中国七个月后，我们举行了党的三中全会。我们公开报道全会只开了五天。实际上，我们的工作会议开了三十六天，加在一起，一共开了四十一天。党的三中全会才开始打破和转变这种局面。从三中全会到现在，差不多三年半了。从那时起，情况才一年比—年好。所以，现在我们各级党委开会都一致承认这次三中全会起了重要的历史性的作用。近三年半以来，我们开了四次全会，开了七八次工作会议。全会我们公开报道过，工作会议我们都没报道。我们是在广泛深入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一系列重大问题重新做出了方针性、政策性的阐述和规定。有关这方面内容的文件达两百件之多。只有极少数的文件在报纸上发表了，大部分没有发表。近三年半时间，我们集中主要精力解决国内问题。我们的工作是非常紧张的。现在可以说，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虽然我们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但最困难的时期可以说已经过去了。

第二个是经济问题。我想讲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在经济上，我们最有成效、最有信心的还是农业问题。我们的农业这四年确实有比较大幅度的好转。好转最快、幅度最大的大概有三分之一的省。为什么好转得比较快?我们提高了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是一个因素。但我们中央的同志的一致看法是，这还是一个次要的因素。最主要的因素是我们下决心搞了生产管理的多种形式的责任制。这几年，我们每年在农业问题上都发两三个很重要的、纲领性的文件，报纸上好象只登载了三个。

我们认为，我们现在搞的办法，是农业形势有较大好转的最主要的因素。我们农业的好转，主要的不是靠增加农业投资。我们没有多少钱可以用在农业上。不是说不愿意扩大农业投资，而是拿不出多少资金。因为目前这几年我们要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别的地方。我们党认为，搞多种形式的责任制是我们党领导农业的一场重大变革。我们一方面坚持农业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指的是土地和大型农业生产设施以及各种公共积累；另一方面实行生产责任制，打破了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吃大锅饭的错误做法。这一下子就把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生产热情调动起来了。广大农民的生产劳动热情空前高涨（指合作化以来）是我们农业好转的一个根本因素。农业生产上这个管理方法的改革，六十年代初期我们党内就有些同志做过研究，而且提出过意见，没有被采纳。当然，那个时候没有我们这次研究得这样周密完备。我们开始推行这个方法的时候，干部和群众也有不同意见。因此，我们没有采取强制的办法，而是采取自愿的原则。这也可以说是恩格斯、列宁所说的一种典型和示范的原则。我们一九七九年试行时只有三分之一的省，一九八〇年又有三分之一的省，剩下的三分之一的省是去年才实行的。全部推行生产责任制，我们一共花了三年时间，现在才开始在全国范围显示它的旺盛的生命力。从这一点判断，我们的农业还能进一步好转。对这一点，我们是有信心的。中国的农业还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就是耕地太少，人口太多。这就产生一个问题：我们党究竟应该把中国的农业朝着哪个方向引。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如果农民只搞农业，中国农民永远富裕不起来。能不能把一部分农民引进城市当工人呢？现在，中国的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的比例是二比八。如果我们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从农村引进一亿人口到城镇，那时还是达不到三比七。尽管我们现在提倡计划生育，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但到这个世纪末，我国人口大概还是要达到十一亿多。二十年左右引进一亿人口到城镇，这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这个办法恐怕不能采取。因此，中国农业只能也必须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道路，走多种经营的道路，走农业同初级加工工业有机结合的道路。可以这样认为，经济发达国家走的是把农业工业化、工厂化的道路，中国农业很可能要走园林化、园艺化的道路。这是我们正在继续研究的一个问题。

第三个是我们当前的政治局面。可以说，我们的政治局面是我们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这方面外界不断有些流言，其实绝大部分都是猜测，有的还是些谣言。现在我们国家的情况是相当稳定的，很安定。我觉得，我们党的领导层的团结比“文化大革命”以前还要好一些，和建国初期的五十年代差不多。用了三四年时间我们能达到这么一个安定团结的相当好的局面，原因是什么呢？主要是两条：第一，我们这几年采取的政策是正确的，在实际工作中见了效。可以说，我们大多数的家庭生活都有了一定的改善。“文化大革命”搅乱了的是非，基本上分清了；搞错的，基本上平反了，落实了政策。由于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各民族之间、各阶层之间、各个人群之间的相互关系更加亲密，团结和友爱更加增强。这就使我们广大的干部和人民看到、而且相信我们的国家是有光明前途的。第二，我们党正在努力恢复我们延安时期和建国初期的一整套优良传统和作风。这几年我们一直强调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反对官僚主义，处分那些违法乱纪的党员，特别是干部。最近，我们为了同干部中的违法乱纪的现象作斗争，连续发了三个文件。其实违法乱纪的还是极少数，大概不会超过百分之一，多数干部还是好的。可是，如果对少数违法乱纪的干部不批评不处分，它会蔓延开来。一些干部之所以敢于违法乱纪，主要原因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流毒没有肃清，当然，同我们的开放政策也多少有点关系。

我们中央领导核心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书记处在第一线，书记处有十二位同志，赵紫阳总理实际上也参加书记处。书记处实际上由我和赵紫阳同志共同主持。日常的重大问题都是由书记处讨论决定。重大决策由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一共七个人，有四位党龄最长。第一位还是邓小平同志，他党龄最长，是去法国勤工俭学的，精力很充沛，经验最丰富，威望最高。叶剑英同志当然威望也很高，但已经八十五岁了。陈云同志，他对经济工作很有经验，对党的建设也很有经验，五十年代后期就是我们党的副主席，可是身体比较差一点，但许多重大的决策都是跟他商量的。李先念同志，他管外事工作，年纪也不小了，今年七十三岁。赵紫阳同志、华国锋同志和我年纪比较轻一点，说轻也不算轻了。华国锋同志今年六十一岁。他去年冬天去山东考察，一下子，心脏病犯了，得了心肌梗塞，他还有糖尿病，休息了三个多月。外界说我们要打倒他、排挤他，没这个事。我们现在不搞过去那一套。我同他私人关系很好，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四年我同他一起工作过一年半。他生病期间，我看过他三次。这都是题外话了。赵紫阳同志是一九一九年生的，今年六十三岁，他也是从基层上来的。他比我小四岁，我一九一五年生。我们作重大决策时都开常委会。出主意最多的是邓小平同志，其次是陈云同志。但也不是所有主意都是他们出的。重大问题都要经政治局讨论通过。我们书记处相当和睦。

最后，我还要介绍几个重要情况。第一，我们今年要通过修改后的宪法。我们的宪法修改了一年，经过党内外广泛的讨论研究，现在党内外的领导层基本同意了，正在开会做第三次修改。我们争取五月以后公布草案，交全良讨论，然后提交将于今年十一月或十二月份召开的五届人大五次会议正式通过。将要通过的宪法有不少重大的修改，其中一个是我们要恢复国家主席，还要选举一个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第二，我们正在制定第六个五年计划。这个长远计划实在把我们难住了。看来六五计划要到今年秋天才能最后搞好。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经验不够，再加上我们国家太大，情况不容易掌握。今年秋天拿出来的六五计戈巧，我估计也只是大体上符合我们国家的基本情况，能不能那么稳妥可靠，我觉得把握性不大。我们制订计划准备采取这么一个方法，就是赵紫阳同志提出的滚动计划，搞一年看一年，过一年再加一年，但还是叫五年计划。我们对六五计划的根本要求就是要使国民经济真正做到有计划、按比例地协调发展。我们调整改革的任务还很重。因此，不过分强调增长速度，着重经济效益。我为什么要特别讲一下我们对六五计划把握性不大呢？就是想借此机会向同志们说一下，我们同其他国家搞长期协定确实非常困难。但我相信，我们再经过一两年的努力，可以搞出一个比较好的长远规划来。第三，我们今年要开党的“十二大”。我们争取在十月以前把它开完。报告未会有很多新的内容。人事可能有比较大的变动，我们已经酝酿了好久。我们要在全会上选出三个委员会。一个是中央委员会，这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我们要下决心引进一些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同志。现在我们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在七十岁以上，书记处的平均年龄六十七点五岁，相当老化，比你们党老化得多。我们要提拔一些年轻人上来。中央委员会可能有比较大幅度的人事变动。第二，我们下决心选一个顾闽委员会。经过代表大会的选举，由一些在历史上做过贡献、德高望重的老同志组成顾问委员会。我们建国以前的老干部现在还有二百五十万。地委和军队师以上的干部绝大部分都是建国以前的老同志。这些同志的好处是经过几十年的考验，经验丰富，有个弱点就是年纪老了。中国有句俗话，叫“老牛拉破车”。车子又不大好，牛又老了，就拉不动了。

要改变这个状况。可是，他们有功劳，我们党和人民不应忘记他们。除了选举顾问委员会外，还要把他们好好地安置。我们决心不降低他们的待遇。我们党为这个问题专门作了一个决定。我们的二百五十万老干部假使有一半退下来，这事可不那么容易、简单。最近我们中央一级机构的精简工作因为有了这个决定，进行得比较顺利。五月初，就可以把国务院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党中央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分两次全部公布。但要完成各级机构的改革，从明年起还要搞两年多。今年省一级机构的精简不搞了，留在明年搞。明年下半年再搞地区一级机构，还有县、公社。从明年算起，还要搞两年。我们所讲的干部体制改革包括四个内容：一个叫精简机构；一个叫实行退休制度；一个叫提拔年轻干部；一个叫轮训干部。如果把这四个内容都包括进去，再用两年是完不成的，需要较长的时间。我们党的代表大会还要选举一个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总起来说，一句话：我们的情况一年比一年好，但我们面临的问题还有一大堆。我们得兢兢业业地工作，紧张地工作。我相信，再有三年至五年，我们的形势还会有更大的好转。现在世界上对中国有许许多多的议论，讲我们好话的很多，瞧不起我们的也有。瞧不起我们，我觉得有点好处，可以鞭策我们同心同德、发奋图强。

（选自《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37—16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