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在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上的发言

座谈会开了三天，广东、福建的同志作了汇报，赵紫阳同志、胡乔木同志和其他一些同志讲了话，我认为讲得很好。

座谈会的主题，是讨论加深理解和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违法犯罪行为的《紧急通知》的问题。这次只请广东、福建的同志来，一是因为这两省地处沿诲，毗邻港澳，面对台湾，是向大陆走私贩私的主要通道；二是因为两省都在经济上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都在试办经济特区，都有一些方针政策性的问题需要明确决定。来开会的是两省的同志，但讨论和解决的，实际上是涉及全党、全军和全国范围的重大问题。

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现在处在一个极关紧要的时期。我认为，能不能在最近这几年内，在建设工作的各方面，包括对外经济关系方面，真正打开新的局面，这对于我们今后十几、二十年的发展，具有决定的意义。前不久，中央书记处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我们的现代化建设要利用两种资源——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打开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学会两套本领——组织国内建设的本领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本领。这就把经济上的对外开放、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战略地位，进一步明确起来了。这就要求我们的同志，既要深刻地理解经济上对外开放的战略意义，敢于跳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去打开局面；又要精心地注意我们在对外开放条件下所面临的新的环境的极端复杂性，善于学会新的本领，并且及时地发现和克服各种严重危害我们事业的消极现象，首先是党内特别是党的干部当中的各种消极现象。这样两个方面，是缺一不可的，都要做好，否则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甚至败坏我们的事业。正因为这样，我们就一定要不断地认真总结经验。你们两省，作为经济上对外开放的重要地区和前沿阵地，尤其需要及时总结自己的经验。陈云同志最近指出，广东、福建两省在执行对外经济政策方面，目前第一位的工作是要认真总结经验，这个意见，非常重要。我们之所以要开这个座谈会，是为了贯彻执行《紧急通知》，但同时也是为了帮助两省同志和全党同志，从战略的全局的高度，来更好地总结经验。只有这样，才能发扬成绩，克服缺点，纠正错误，消除阴暗面，把事情办得更好。

下面我讲三点意见。

第一点，必须做坚定的、清醒的、有作为的马克思主义者。

中央的《紧急通知》，强调地提出了一定要对那些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把大量国家和集体财产窃为己有、利用权力进行投机诈骗的党员和干部，特别是负责干部，加以严惩的问题。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呢?我认为必须明确地毫不含糊地认识到，这是一个关系我们党的生死存亡，关系我们国家兴旺还是衰败的极其重大的问题。很明显，党员和干部特别是负责干部在经济上的犯罪行为，已经严重地破坏了我们党的威信。如果听之任之，任其发展下去，那就会更加严重地毁坏我们党的威信，毁坏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甚至毁坏六十年来我们党和人民艰苦斗争取得的一切革命成果。对于这样一种巨大的危险，我们一定要提起全党同志的高度警觉。

应当充分肯定，粉碎“四人帮”五年多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全党同志的努力奋斗，我们已经把党和国家从“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所造成的严重危机中挽救过来，并且使之重新走上了兴旺发达的道路。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是谁也否认不了的，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不会忘记的。但这是不是说，我们的党和国家，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消除了战争危险之外，就再也没有其他任何重大危险了呢？当然不是。在和平的条件下，危险仍然存在。正如紫阳同志刚才讲的，那种使党衰败下去，走向“和平演变”的危险性，就远远没肖除嘛！经济领域中的违法犯罪活动，比三十年前的“三反”、“五反”时期严蓖得多；在思想文化领域和整个社会风气方面，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封建主义残余的侵袭和崇洋媚外等现象的严重性，也是建国以来少有的。在你们两省，还有其他地方和部门，不是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党员和干部，甚至某些党组织，在资本主义思想腐蚀之下，烂掉了吗？在这个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上，一定要清醒地看到还有很大的危险。这是第一个要清醒的地方。

危险主要来自哪里?我们经常说要警惕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和颠覆的阴谋，还经常说要警惕已被打倒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渣余孽的蠢动，这些话无疑都是对的，确实应当经常地加以注意。但是我们同时还应当明确认识，我们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是领导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党，只要党自身的肌体是健全的，能够有效地抵御各种“病菌"的侵蚀，自己不倒下去，自己不烂下去，始终和人民在一起，那末，任何敌对力量要把我们搞烂，把我们推倒，就都不是那么容易，他们的阴谋就都不可能得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应当说，主要的危险不是来自别的方面，而是来自我们党内不坚定分子的腐化变质。看到危险主要来自哪里，这是第二个要清醒的地方。

就党本身来说，关键又在哪里呢？是不是全部三千九百万党员都是关键所在呢？不是的。问题的关键，是在于党内中上层的领导者，在于主要的领导干部。如果我们中高级领导干部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有作为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可以把我们的党带好，党就有力量克服一切错误的东西。毛泽东同志一九三八年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这篇文章中说：“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观点，非常深刻，非常重要。他那时说要有一二百人，现在历史条件不同，恐怕要一万到两万人，大体就是中央管理的干部那个范围吧。如果我们今天有一万到两万个干部真正成为坚定的、清醒的、有作为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党的战斗力就可以大为提高。党搞好了，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管多么艰难，都一定可以搞好。反之，如果我们党内一部分中高级干部在和平环境中腐化变质，而且不能及时地加以制止，任其滋长泛滥起来，那就很危险。所以，关键是在于党的中高级干部，这是第三个要清醒的地方。

坚定和清醒，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清醒地看到危险，指出主要危险和关键所在，不是回避和掩盖它们，而是勇敢地和恰如其分地加以揭露和处理，团结起来战胜危险，这本身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坚定性的表现，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表现。反之，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回避和掩盖矛盾，或者乱斗一气，那就既谈不到清醒，也谈不到坚定。

这两天有好几位同志说，现在对我们是一种考验。这话讲得很对。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在最近几年内，我们党的中高级领导干部，作为执政党的领导集团，能不能真正顺应历史的潮流，放开眼光，拿出魄力，打开局面，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伟大强国奠定坚实的基础，这对我们确实是一个非常严峻的历史性的考验。我们这些人干得究竟怎么样，若干年后，比如说二十年后，我们的后代就将作出一定的评价。我看这里无非是三种可能：第一种，肯定我们这些人确实是一些坚定的、清醒的、有所作为的人。第二种，说我们这些人无能，庸庸碌碌，是平庸之辈。第三种，说是昏庸腐朽，昏愦之徒。大家看，“有为之人”、“平庸之辈”、“昏愦之徒”，有这样三种可能的评价。所谓对我们的考验，我看归根到底，就是考验我们的中高级领导干部，在这三种情况里面，自己究竟属于哪一种。

第二点，必须坚定不移地对党内特别是某些党员负责干部的腐败现象，作严肃认真、顽强到底的斗争。

这个问题，是党中央近几年来始终抓住不放，老一辈革命家一直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特别是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剑英同志、先念同志，他们一直关注这个问题。为什么呢？是因为鉴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流毒的极端严重性，也是因为鉴于在经济对外开放的情况下，我们党所面临的新的历史条件。

小平、陈云同志都讲过，被林彪、“四人帮”破坏得最厉害的，是我们的党风。我们必须把反对不正之风，包括反对和打击在经济领域中的违法犯罪行为，作为今后一个时期整顿党风党纪的中心之一。

现在，我们除了经济上对外开放，还要在不远的将来用另外一种方式，即一个国家容许两种社会制度的方式，来解决统一台湾和收回港澳主权的问题。这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当采取的正确方针。但是，同时必须看到，在实行这种方针的情况下，斗争必然是非常严重和极端复杂的。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在实行租让制的情况下，就曾经尖锐地指出过这一点。他一方面肯定要搞租让制，不能动摇；但同时又强调，租让制并不是和平，而是“战争”，是“战争”在经济范围的继续，不过是另一种对我们更加有利的“战争”。所以，按照列宁的观点，同国际资本交往是完全必要的，但这种交往同时包含着严重的斗争，交往的目的则是为了促进苏维埃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而托洛茨基的观点，却完全相反。他认为既然要同国际资本交往，那就必然要受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控制，成为人家的附属品，而这就排除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按照托洛茨基的这种观点，要同国际资本交往，就不要革命，就不能搞社会主义。历史已经证明，列宁是完全正确的，托洛茨基是完全错误的。我们今天仍然要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办事。孤立奋斗，拒绝同国际资本交往的思想，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在同国L际资本的交往当中，任何忽视和放弃必要的斗争的观点和行为，也是错误的。一句话，既要交往，又有斗争。问题是在于我们的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会不会在这种斗争中被人家腐蚀，被人家拉走。

毛泽东同志在开国之前就说过，敌人的武力没有征服我们，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却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现在我们许多老同志，不单单是没有被敌人的武力征服，而且也没有被林彪、“四人帮”的镇压征服。一次是党外反革命的暴力，一次是党内反革命的暴力，是两个没有征服啊!但是，近几年来，在同国际资本的交往当中，有些同志，包括有极少数很没有出息的老同志，却已经实实在在地被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征服了，打倒了，成了资产阶级的俘虏，当了共产主义事业的叛徒和逃兵！事物发展的逻辑，就是这样地残酷无情。这难道还不发人猛醒吗？难道还不应当在全党大声疾呼吗？难道还不应当用这样的事实来教育我们党员和干部，特别是老党员、老干部吗？

现在被糖衣炮弹打倒的干部，其中有些是属于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那“三种人”；但是除此之外，肯定还有另外一种人，就是我刚才说到的那种枪林弹雨挨过了，林彪、“四人帮”的监牢坐过了，都没有被征服，而现在却被资本主义腐蚀了，被历史淘汰了的人。福建的同志说，有个被腐蚀了的有三十多年党龄的支部书记，竟然说什么：“跟共产党几十年，今天才晓得上了当。”大家看，明明是他上了资产阶级的当，却颠倒过来，说是上了共产党的当！这样的人，堕落和腐烂到什么地步了!可见资本主义的思想，资产阶级的金钱，厉害呀！

当然，这里需要附带说明一点。我认为对于我们与之交往的国际资本和港澳工商业者，要有分析。任何一个资本家，只要是资本家，他就要谋求利润，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疑问的。问题是在于，要区别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以正当手段来同我们做生意。对于这种情况，无论生意是否做得成，条件是否谈得拢，我们一律采取欢迎态度，待之以礼，并且对于任何能够同我们合作的资本家，一律实行平等互利的政策原则。这里只有一个我们是否会做生意的问题，而并不发生什么抵制和反对腐蚀的问题。但是另外一种，如果是以不正当的手段，甚至是用侵犯我们国家主权的手段，诸如走私、贩毒、行贿、欺骗和蓄意传播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等等，来侵害中国人民的权利和利益，腐蚀我们的党员、干部和公民，那就理应受到中国人民的坚决抵制，有的还要根据法律提起诉讼。而一切在这种不正当活动面前丧失立场，被拉下水的我们的党员、干部和公民，也就是上面所说的被糖衣炮弹打倒了的人们，则理应受到批判、处分以至法律处置。这不是天公地道的吗？

这场斗争，我同意紫阳同志和其他同志讲的，首先要看我们有没有决心。第一是决心，第二是决心，第三也还是要看决心究竟大不大。决心大，坚定不移地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就可以挽救许多人，及时地清除党和国家肌体上的腐化变质的部分，保持党的纯洁性，从而可以使我们党的事业在本世纪内获得强有力的保证。中央《紧急通知》上有“两个必须”，就是对于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把大量国家和集体财产窃为己有等严重违法犯罪行为，必须抓住不放，雷厉风行地加以处理；对情节严重的犯罪干部，特别是占据重要领导职位的犯罪干部，必须依法严处。还有“两个不许”，就是不许熟视无睹，知情不报；不许优柔寡断，姑息包庇。中央的这个决心，是已经下定了的。因为这件事的意义太深远了，太重要了，不狠狠抓住这一环，党就会先是有某些部分，尔后有更多的部分，腐化起来，“和平演变”，成为不治之症。

关于开展斗争的方法，《紧急通知》已经讲了，由于当前工作很多，许多领导班子没有调整好，不要在所有干部和群众中开展有关这方面的检举、揭发运动，以防止发生诬告和人人自危等混乱现象。当然，不开展群众运动，并不是说就可以不走群众路线了。凡属重大案件，必须动员了解情况的群众揭发、检举，案件的处理也可以提交群众讨论，征求意见。中央书记处还确定：一般案件和重大案件，重点要抓重大案件；现行案件和历史积案，重点要抓现行案件；一般干部和中高级干部，重点要抓中高级干部（包括其亲属）和一些单位集体作案的。特别是对于现行的要案、大案，我赞成紫阳同志讲的，更要坚决一些，严厉一些。不如此，这股歪风煞不住，人家会说你们雷声大，雨点小。手软搞不下去，结果反倒害了更多的人。当然，在处理上，要把违法犯罪行为同工作中的失误加以区别。那些严重违法乱纪的人，搞到几百万上千万，我就不相信他们会不搞一点私分。比如那个所谓“缉私队”，一个人分几千块钱，不要退出来呀？违法乱纪，劲头那么大，没有个人算盘在里面?总之，政策界限的问题，基本上是明确了的，当然也还需要根据查处的进展情况，不断地加以研究。

为着把这场重大斗争开展起来，坚持下去，我们中央书记处，中央各部门，国家机关和军委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各地、市、州委，以及各大军区、省军区党委，有必要在一个时期内，把这件事作为中心工作之一。你们两省的党政军主要负责同志和广州、福州两大军区的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主持这件事。同时，我们还要在这场斗争中，把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认真地健全起来。现在精简机构，不少干部要下来，其中有许多历史上一贯正直廉洁，愿意为党的事业奋斗的同志，可以挑选一批去加强纪律检查委员会。

为着把这场重大斗争开展起来，坚持下去，还必须大力加强宣传教育。在这方面，邓力群同志有个意见很好，就是毛泽东同志的几篇著作，很值得认真重温一下。一篇是《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第二部分，题目是“在党内在全国均须反对投降主义”，尖锐地指出了必须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和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丰义，指出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第二篇是《<共产党人>发刊词》，讲三大法宝，其中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关于同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问题，并且特别指出了在同资产阶级联合时，还必须进行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和平”的“不流血”的斗争。另一篇是《“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强调指出要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同时保护社会经济中的有益的资本主义成份，这是在抗日和建设民主共和国时期不可缺一的任务。还强调指出了一部分共产党员可能被资产阶级所腐化，在党员中产生资本主义的思想，必须对这种党内的腐化思想作斗争。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著作，虽然是针对当时的具体历史情况，今天的历史条件已经有很大的变化，但是它的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还是很有教育意义的。在统一战线中，既要照顾同盟者的利益，又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社会政策，但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不能降低共产党员的思想水平，更不允许共产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化。这些根本原则，在今天仍然是适用的，应当加以坚持，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加以运用。看来很需要把毛泽东同志的有关论述，编成一个材料，用中央的名义发下去，头一步先在县团级以上的党员干部中学习，第二步再扩大到全体党员中学习。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全党首先是各级干部，头脑清醒起来，从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提高一步。

加强宣传教育，报纸要多抓一些典型。要以正面宣传为主，多选一些好的，讲党性、讲原则、长中国人民志气的典型；同时发表一些查处大案、要案的情况，特别要尖锐地揭露那些犯罪干部怎样被糖衣炮弹打中，一些本来还好的干部怎样因此而变成了坏干部的情况。要有一定的声势，造成强大的社会舆论。我认为，今年这一年，中央报刊应当把这场重大斗争，作为宣传中心之一。

加强宣传教育，还必须批评各种错误思想，澄清糊涂观念。比如那种认为各种坏事都是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结果的说法，就应当给以答复。应当明确指出，那些坏人坏事，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特殊是相对于统一而言的，灵活是相对于原则而言的，并且二者是结合在一起的。我们的特殊政策，是在统一国策之下的特殊政策。离开“四个坚持”，离开社会主义方向，那叫什么特殊政策?那叫蜕化变质。至于灵活措施，也只能是在坚定的原则立场之上的灵活。丢掉共产主义立场，丢掉党性和党的政策，那叫什么灵活?那叫投降主义。不这样明确地指出根本界限，不批驳错误言论，各种动摇怀疑的论调就会滋长泛滥。

我想把问题回到党风上来。这里需要回顾一下，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五年多来，直到今年一月的中央《紧急通知》，我们在党风问题上是怎样抓的，经过了一个什么样的战斗历程。大家知道，我们首先是反对了“两个凡是”，提出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接着是反对个人崇拜。应当说，“两个凡是”也好，个人崇拜和突出宣传个人也好，都不是无产阶级的彻底唯物主义的思想，而是违反无产阶级党性的腐朽的东西，是属于思想上作风上的腐败现象。在那以后，我们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提出反对官僚主义，也反对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随后又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所有这些，实质上也都是属于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克服各种腐败现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恢复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陈云同志挂帅。五中全会，又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两件事抓得好，意义是重大的。特别是《准则》的制订和由中央全会正式通过，实际上是就党风问题，进一步郑重地有系统地向全党打了招呼。中纪委成立以后的几年来，整顿党风党纪的实际工作，又经历了一个过程。第一步是突出地反对特殊化。这是反映了当时广大干部和党员的要求。我们下了一个决心，制订了一个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规定，高级干部带个头，起了好作用。虽然也有少数同志一度发生一点错觉，似乎“特殊化就是高级干部，高级干部就在中南海”，这种错觉是不对的，是上了当。但是总的说来，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〇。年所进行的反对特殊化的斗争，是好的，产生了积极的效果。接着，我们在全党范围内，突出地强调了党员和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忠实于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是因为，当时党内外一些人怀疑以至反对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种种公开半公开的议论相当多。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强调了在政治上与中央保持一致，这就有力地煞住了那股从政治上严重腐蚀和败坏我们党的歪风。在这以后，从去年起，我们开始突出地抓经济领域中的不正之风。直到今年一月十一日的中央《紧急通知》，更加尖锐地把这个问题提到全党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总之，几年来的战斗历程，说明了党中央对党风党纪的问题，确实是始终抓住不放的。同时也说明，事物总有一个发展过程。如果说我们对经济领域中的不正之风，可能抓迟了一点，是一个教训，那末，这也还是要从几年来的发展过程，加以理解的。因为事情总是这样：矛盾要有一个暴露过程，工作要有一个发展过程，总要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抓。

第三点，必须端正对外经济活动的指导思想，促进对外经济工作健康地向前发展。

关于整个的对外经济关系问题，我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作过一个比较系统的发言，这里不再重复。我想专门谈一谈对广东对外经济工作的一点看法，同时也可以作为福建同志以及其他省、市、自治区党委参考。

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我认为不需要多说对广东整个工作的估价。广东的工作，无论是习仲勋同志、杨尚昆同志主持的时期，还是任仲夷同志和梁灵光同志去了以后，都是做得很好的，成绩是主要的，这是不成问题的。同样地，广东的对外经济工作，成绩也是主要的，而且可以说是走在全国的前面，已经打开了一个可观的局面。当然，你们能够打开局面，也是同中央的正确决策，即对两省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决定分不开的，是你们努力执行中央正确决策的结果。你们的成绩，反过来又证明了中央决策是正确的。这一点应当充分地肯定下来，不必多说。

现在的问题是，我认为广东的对外经济工作，确实需要进一步地总结经验。而要总结经验，就必须找出它的缺点和问题的所在。我现在着重要讲的是：广东的对外经济工作，可能有这样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过多地、自发地用抬高价格收购的办法挤掉了人民紧缺的农副产品，包括一部分其他省份的农副产品，用于出口；同时又大量进口了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为安排本省市场所必需的日用消费品。这就是说，出口和进口这两个方面，都有偏差。我们应当敢于正视这些方面的缺点和问题。

有同志可能说，缺点难免。这种说法，我同意一半，因为确实没有经验嘛。但是这个话，最好由中央替你们说，而你们在向下面谈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不应当讲这个话。事情固然有难免的一面，但是我们自己一些同志，在认识上是不是也有偏差呢？今天提出这个问题来，目的是要使我们的同志清醒一下头脑，进一步理解在这个问题上的偏差，可能给我们的事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会有哪些危害呢?第一，会使物价不断上涨。因为人民紧缺的东西少了。第二，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工业、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第三，盲目拉长了基本建设战线。第四，助长了一些部门、一些机关向内地市场冲击。第五，模糊了许多人对两种社会制度的认识。因为你盲目进口大量日用消费品，无非是说人家的东西如何价廉物美嘛。包括我们中央电视台的广告，也在每天讲什么外国手表“能人之所不能”呀，还有什么“誉满全球”呀。这些都在实际上宣传了资本主义制度如何“优越”。所以，对于我们认识和工作上的偏差，对于这些偏差带来的不利的东西，要很好地总结一下。应当提醒我们广东的同志，上上下下都获得这么一个认识，如果继续照旧发展下去，会在全国和国际上造成越来越不好的影响，最后对你们本省也不利。凡属对全局不利的东西，即使一时似乎对自己局部有利，最后也还是会对自己不利，结果是全局和局部都不利。我现在只讲了你们的这样一个缺点，目的是希望由此引起广东的同志去如实地检查各方面实际存在的缺点，而不是说广东对外经济交往的指导思想上只有这个缺点。

有同志还可能提出，出口怎么保证？这个问题需要分析。我们有许多土特产品，出口不但不会赔，而且是赚钱的，比如鲜花等等。那些真正亏损，而国内人民又紧缺的物资，下决心把出口降下来，即使出口总额因此而减一点，也不要紧。事物总是波浪式前进的嘛。当然，力求出口不要下降，还要搞上去，而且实际上是有可能搞上去的。为了搞上去，就必须发动广大干部和群众，奋发努力，多想办法。有哪些方面的出路呢？比如说，第一是矿产品在广东虽然不很多，但总还有些嘛；第二是机电产品；第三是适销的轻纺工业产品和手工业品，尤其是特种手工艺品；第四是那些特有的，广大人民并不紧缺的土特产品；第五，除了以上几项必须着重抓的以外，然后才是支持农民在不断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增加一些农副产品的出口。总之，要引导广大干部和群众下苦功，凭真功夫办事，从困难方面着手，而不要一味图省力、拣便宜，更不要从歪门邪道上打主意，这样才能真正打开我们出口的新局面。这也是一种振奋精神，长志气嘛！

还要向我们的同志讲清楚，对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不要理解得太简单狭窄，似乎就是松动松动，放宽一点。不要忘记了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更重：要的意义，是在于通过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使我们有条件更主动地放开手脚地来搞好国内建设，提高产品质量，改进生产技术，改善经营管理。在这些方面力争先走一步，也是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要求。

进口方面，引进什么东西，怎么最有效地使用外汇，这是一个最大问题，也必须提到广东党组织的面前来。你们一九八一年手里有近十一亿美元地方留成外汇，为数不小，在全国也占相当比重，一定要用好。用在什么地方呢？请你们考虑，是否应当主要使用在以下七个方面：第一，国家投资不能满足而本省企业需要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第二，本省有条件兴办的新企业所需要的先进设备和零部件。第三，国家不能供应而本省需要并且能够加工出口的新型优质材料。第四，国家不能供应而农业急需的某些生产资料。第五，国家确实不能供应而人民确实不可缺少的某些日用消费品。这里应当强调一点，凡属国家能够供应的质量基本过关的日用消费品，一定要尽量使用国产品。周恩来同志生前只戴国产手表，这种精神值得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认真学习。现在有种心理，以用外国货为荣，在这一点上甚至连某些发展中国家的资产阶级都不如！印度那个著名的民族运动领袖，号称“圣雄”的甘地，一辈子穿国产的土布衣服。要向广大人民首先是党员和干部提倡使用国货，这样才能保护我们的民族工业。第六，同兄弟省、市、自治区合作开办国家不能投资但实际需要的企业。第七，把一部分留成外汇转借给国家，而由国家相应地给你们多安排基本建设投资。当然，可能还有更多的办法，希望你们两省同志努力创造。总之，地方留成外汇的管理，一定要加强。但是要议定合理办法，实行文明管理，而不是简单地由中央某个部门把一切收上来，挫伤地方的积极性。

我这些意见，说了广东的对外经济工作是有些偏差、有些失误的。你们看对不对？光明磊落地和实事求是地指出缺点，承认缺点，加以改正，这是好事，并没有什么不好。把缺点找出来，鼓舞大家奋发图强，信心百倍地前进，这样的思想工作才是成功的。我相信广东的同志一定能够做到这一条，一定能够把你们的经济工作越做越好，真正名符其实地走到全国的前列。如果是这样，那末，我们这次座谈之后，广东的同志就可能不及是一个收获，而是两个收获：既大大地提高了广大党员首先是广大干部的阶级觉悟、共产主义觉悟，又把对外经济工作大大地推进一步。

（选自《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33—15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