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关道与独木桥”之争

1980年9月14日至22日，胡耀邦接受万里的建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着重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

座谈会一开始，分歧就立刻显现出来。发言反对包产到户的有福建、江苏、黑龙江几省的省委书记，支持的有贵州、内蒙古和辽宁几省的省委书记。

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和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在包与不包的问题上展开了“阳关道”与“独木桥”之争。

池必卿说他那里是“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逼走包产到户的“华容道”。杨易辰说：黑龙江是全国机械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一搞包产到户机械化发展就受影响，生产成了大问题，是倒退;集体经济是阳光大道，不能退出。池必卿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贫困区就是独木桥也得过!”

会后，中央发了1980年75号文件，即《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75号文件”虽然没有从正面肯定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的责任制，但强调推广责任制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允许有多种经营方式、多种劳动组织、多种计酬方法同时存在，不拘泥于一种形式，不搞“一刀切”。对贫困地区，包产到户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措施。“75号文件”的出台，为“包产到户”打开了一个缺口。

11月中旬，《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发表长文《阳关道与独木桥》，文章以上面两位省委书记针对是否搞包产到户的争论说起，联系安徽等地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后显著增产的实例，证明农民还是私有者和劳动者，党的政策必须顾及农民家庭经营的积极性，才能把“大田(责任田)”的生产搞得和自留地一样好。

但是，长达20多年的极左意识，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彻底清除，围绕包产到户的争论依然激烈地进行着。1981年春，少数省地区的领导干部用种种办法阻挠群众实施包产到户，有的派出工作队到农村强拆强扭。四川省有位市委领导同志发表公开讲话，声称包产到户是方向问题，性质问题，要坚决纠正，为此不要怕减产，不要怕干部躺倒不干，不要怕群众闹事，甚至扬言要动用专政工具。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对于包产到户的争论阻挡不住真理的脚步。1981年10月，全国农业会议在北京召开。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工作1号文件。《纪要》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中央以文件形式毫不含糊地给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正了名，明确肯定它姓“社”又姓“公”，为多年来的争论做了结论。

文件下达后，一股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农村改革热潮迅速地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蔓延开来，形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燎原之势。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贫困地区到经济发达地区，几乎处处都有它的影子。到1982年底，有55.44万个生产队和至少1亿农民走进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行列。到1983年底，全国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生产队达到总数的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