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探讨

——原载《经济研究》1980年第6期

一、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

过去我们国民经济管理体制的最大缺点，是用行政管理来代替经济管理，只有计划调节，缺少市场调节。三中全会以后提出要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究竟什么是计划调节，什么是市场调节，两者如何结合，现在还在百家争鸣，我所说的只是一家之言。

市场调节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在封建社会里，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经济，虽然也有市场，但作用很小。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市场调节起了主要的作用。所谓市场调节，实际上就是依靠价值规律来调节，保持市场供求的相对的平衡。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而来的，所以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东西，既要继承，又要改革，不能全盘否定。生产力（包括科学技术）主要是继承，生产关系要改革（如要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实行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但许多东西（包括企业管理的大部分和市场调节的一部分）也要继承。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管理经过二、三百年，有一套成熟的经验，这些经验大部分要继承，当然不能继承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关系，但对工厂的组织管理的经验，我们还是要学习的。市场调节我们也要部分的继承，因为我们和资本主义社会一样是社会化的大生产，不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各行各业、各企业间的相互关系非常复杂，不进行市场调节是不行的。当然资本主义的市场调节是搞自由竞争，我们是在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必须认识到只要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市场调节就是不能取消的。马克思曾经设想在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可以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的，实践证明现在还不行。苏联在建国初期实行过战时共产主义，曾经企图取消商品货币关系，后来发现，在小农经济还占优势的国家里，商品货币关系是必须利用的，是不能取消的。所以，列宁后来实行了新经济政策，这个政策就是要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在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的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商品经济不但不能消灭，还要大大发展。全国人口中，农民在建国初期占90%，现在还占80%左右，生产的粮食四分之三以上是自己消费（用于口粮、种子、饲料等），国家收购的粮食只占20%左右。因此，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农民的半自给经济还占优势，生产还没有高度社会化，这种情况也使许多同志不大懂得怎样进行市场调节。但是在上海和若干大城市，过去资本主义相当发展，对市场调节是有丰富经验的。

怎样在国家计划控制下充分利用市场调节的作用，许多同志听了似乎是一个新问题，缺乏经验。其实我国在这方面是有丰富经验的，比苏联建国初期好得多。新中国初成立时，多种经济成分并存，1949年冬，资本主义经济尚在市场上是优势，市场商品大部分还是靠资本主义工商业来供给。那时，我们同资本主义工商业斗争，第一场斗争是稳定物价。我们并没有采取行政办法（强迫命令），而是采用经济办法，利用客观经济规律，主要是在上海进行的。这一仗打得很激烈，结果打了一个大胜仗。接下来就是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发展到全行业公私合营。同资本主义的这一场斗争，也主要不是依靠行政命令，而是利用价值规律、剩余价值规律，在市场上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激烈的斗争，一步一步战胜他们，迫使他们不得不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我们通过加工订货、经销代销，使资本主义工商业不得不按照国家计划进行生产和经营。我们还通过供销合作社来控制农村市场，利用价格政策使个体农民按照国家计划进行生产，这样就为1953年后实行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国民经济的计划调节发挥愈来愈大的作用。但在三大改造完成以前和全行业公私合营初成立的时候（那时还有大量的自负盈亏的所谓“公私合营”商店和手工业合作社），市场调节仍然起相当大的作用。有的同志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是集中管理的，搞得很好，发展很快。实际上是以计划调节为主的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1956、1957年虽然开始合作化了，但合作化程度很低。总之，那时并不是完全的计划调节，而是搞得比较灵活，没有搞死。从1958年起，在社会主义改造愈快愈好，愈彻底愈好的思想指导下，农村中普遍成立了人民公社，城市中把自负盈亏的“公私合营”商店和手工业合作社都取消了。如北京过去的东安市场是由许多小商店组成的，商店林立，各有特色，现改为东风市场，那就什么特色也没有了，成了第二个百货大楼。手工业合作社变成了合作工厂，不是自负盈亏，按劳分红，而是发固定工资，利润上缴，因此，大集体实际上变成了小全民。这就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一统天下。同时，由于我们采取苏联的一套计划管理办法，把企业、社队的自主权缩得很小，财政上统收统支，商业上统购包销，从此以后，就只强调计划调节，市场调节作用的范围越来越小，造成了经济管理日益僵化的局面。现在绝大多数同志看到现行经济管理体制非改不可，必须在国家计划控制下充分利用市场调节的作用。但是，还有一些同志认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是互相矛盾的。在实行计划调节的地方，不可能有市场调节；在实行市场调节的地方，也就不存在计划调节。因此，他们常问，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如何划分范围，利用市场调节会不会破坏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我认为这样的认识是不正确的。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可以并行不悸，相辅相成，而不是水火不相容的对立物。所以会产生这种疑问，是因为我们对计划调节有一种错误的认识，认为社会主义的计划管理唯一正确的模式，就是五十年代初期从苏联学来的那套统得很死的计划管理制度。

过去许多同志学习五十年代初期苏联的计划管理制度，认为只有统收统支、统购包销才算计划管理。财政上由财政部统一核算，商业上由商业部独家经营，工业按计划生产，按计划销售，完全切断生产企业同市场和用户的联系。一切经济活动都由中央几个部门来统一安排，地方、企业、公社都按计划办事，用不到自己开动脑筋。我在江苏调查时，省里有许多同志讲，把中央各部下达的计划加在一起就是我们省的计划，省里没办法调节，因此也不需要开动脑筋了。无锡、常州市的同志反映，把省里各个局下达的计划加在一起，就是我们市的计划，没有什么调节的余地，也用不着自己开动脑筋，反正按国家计划办事就行了。这是不是计划管理呢？社会主义的计划管理是不是就是这样管法呢？我认为这是值得怀疑的。社会主义从理论上来说是全国人民当家作主，那就要大家开动脑筋，但实际上除中央几个主管部门外，都当不了家，作不了主，特别是企业和社队都没有自主权，只能按国家计划办事。至于劳动人民的管理权就更谈不上了。这究竟是不是符合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原则呢？究竟是“上面多头多脑、下面无头无脑”好，还是让企业、社队都开动脑筋、劳动人民也来献计献策好呢？显然后者比前者好。问题是承认了企业和社队的自主权，又如何能保证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办法是：“大计划、小自由”；“大权独揽、小权分散”。中央管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安排好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也就是安排好基本建设规模，掌握好重大建设项目，安排好人民生活水平、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工农业内部的比例关系等。只要做到财政收支平衡、信贷收支平衡、物资供求平衡、外汇收支平衡，其它工作放手让大家自己去办，出不了大乱子。现在我们出乱子，主要是没有做好综合平衡。国家计划应该抓综合平衡，而我们没有认真去做，而是抓一个一个具体项目的安排，没有抓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结果一方面大家都想大干快上，基本建设规模越大越好；另一方面重工业生产发展太快，挤了农业和轻工业生产。这样生产资料就留了很大缺口，市场供应也留了缺口，这就非搞乱不可。

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注意了这个问题，提出要调整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缩小基本建设规模，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去年我们大幅度地提高了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同时，1977年对40%的职工提了级。去年又决定对40%职工提级，还发了奖金。这些加在一起，消费的比重提高了。同时，减少了基本建设的投资。应该说，我们压缩基本建设规模，提高人民特别是农民的生活水平，增加农民收入，调整积累同消费的比例关系，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出现一些问题主要是工作执行中的问题，没有做好综合平衡。有些缺点是很难完全避免的。

有的同志提出调整工作对不对？调整得好不好？对形势好不好有疑问。我看，去年形势比前年好。首先，农村形势大大改善了，农民收入确实增加了。过去猪肉是定量供应，现在猪肉基本上敞开供应了。浙江省过去收购生猪非常困难，要派购，现在用不着派购了，农民向国家交售生猪的队伍排得很长。农村的形势，1978年比1977年好，1979年比1978年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农民的收入增加了，生活改善了，这是形势好的一个主要标志。第二，城市职工增加了工资和奖金，虽然猪肉、鸡蛋都提了价，此外有些东西也提价了，但国家给了物价补贴，而且市场上的东西多了，猪肉敞开供应了，其它供应也比前丰富了。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相比较，是大不相同了。城市里农副产品多了，说明形势好了。此外，银行里的存款增加很多，这是历年所没有的。地方存款多了，企业存款多了，本来社队年年要贷款，但去年存款多于贷款。城乡居民的储蓄也增加很多。去年国民收入是显著增加的，但分配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哪些方面好，哪些方面有问题，应当研究。因此，不能就认为工作搞得不好，形势不好，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历史上我们常常有收和放的争论，大家的经验是“一收就死，一放就乱，乱了就收，死了就放”，好象很难找到一条出路。依我看来，企业和社队的自主权，从1958年到1976年这二十年，从来没有放过。1958年以后几年的放，扩大了地方一占权力。当时出现的乱，主要不是由于地方权力太大，而是由于中央提出要大干快上，没有掌握好综合平衡，盲目提高重工业的增长速度，扩大基本建设规模。那几年积累比例提高到百分之四十上下，三年中重工业生产增长二倍半，而农业是下降了。在这思想指导下，地方又层层加码。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即使权力不下放也非乱不可。1976年以前国民经济严重混乱，不是放的结果，主要是“四人帮”的破坏造成的。由于比例失调至今没有完全调整过来，有些混乱状态仍未消灭。为着调整和整顿，有些方面还必须加强集中管理，使我们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不可能放手进行。为着调整和整顿，目前我们体制改革的步子只能走小一点，稳一点，先试点，取得经验然后推广。但是，能够改的还是要改，尤其是那些对调整和整顿有好处的改革。我们决不能动摇改革的信心和决心。大乱应当尽量避免，但小乱是不可避免的。小乱还有些好处，就是暴露矛盾，矛盾暴露了，能使我们开动脑筋，想办法去解决。过去财政上包收包支，工业上统购统销，似乎没有矛盾了，结果管死了。要改革就要准备出些乱子，但不能大乱。目前有些集中统一的措施是暂时的，为着拨乱反正，以便严格管理，但不能看作是永久的方针。

以目前相当乱的物价和工资为例。许多同志认为物价管理如果放松，必然纷纷涨价，无法控制。其实物价上涨是财政收支不平衡，货币发行超过市场流通需要所产生的结果，是社会购买力超过商品供应量的结果。现在我们物价管理权还没有下放，涨价与下放权力无关。集市贸易的管理放松一点，但集市价格并没有象1960、1961年那样纷纷上涨，相反的还略有下降，有些地方猪牛羊肉反而低于国家的牌价。1960、1961年由于通货膨涨，物价上升。我们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利用出售高价商品等办法回笼了几十亿元货币，集市价格就纷纷下落，高价商品也不断降价，改为平价供应。资本主义国家工商企业自定价格，只要不实行通货膨涨，价格也能够保持稳定。我们只要货币发行不超过市场流通需要，各种物价总是有升有降，物价总水平是可以保持稳定的。目前奖金搞得相当混乱，这同企业管理混乱和许多职工有十几年不增加工资有关。三中全会以来调整物价和改革工资制度对发展生产的积极作用远远多于消极作用，今后仍有必要随着生产的发展而进一步调整物价，改革工资制度，较好地实行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原则。墨守目前情况是不可能提高农民和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不可能使生产高速度发展的。

当然，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决不能象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采取自由放任主义。我们必须实行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计划管理的中心任务，是对国民经济实行综合平衡。我国过去二十年经济工作方面发生几次失误，除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外，主要是没有做好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工作，引起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新中国成立后，前八年，我国国民经济相对平衡，工农业生产发展很快，人民生活逐步有所改善，大家不会怀疑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接着二十年，除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外，我们犯了两种失误，一个是有些年份制订了错误的计划，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另一个是计划管理统得过死，从而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能发挥出来。现在要把管理权力逐步下放，但综合平衡工作仍必须由中央来掌握。国家规定投资总额，所有比较大的建设项目，必须经中央决定或批准，纳入统一计划。至于地方中小型项目，特别是旧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应当让地方和企业决定，但也应包括在积累基金总额内，由国家颁发控制数字，让地方自己掌握。如果毫无限制，地方和企业都想大干快上，就有可能冲破国家计划，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劳动和工资总额也应当由国家规定，颁发控制数字，具体安排由地方和企业决定。多年来的经验是国家必须掌握好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使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合计不超过国民收入总额，这是计划调节需要解决的最重大的问题。

市场调节的关键是扩大流通渠道，打破目前生产资料由物资部门，城市消费品由商业部门，农副产品由供销合作社，对外贸易由外贸部独家包办的现象。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产品供需的平衡，逐步缩小生产资料计划分配和市场消费品统购包销的范围。生产资料中除大宗物资（如成套设备、煤炭、石油等）按照国家计划由产需双方签订合同，直达供应外，一般物资由物资部门划分专业，广设网点经常供应，有些部局和大公司也可以专设自己的销售机构，中心大城市还可以设展销市场，采取多种形式互通有无。市场消费品除粮食、布匹、食油外逐步取消定量凭票供应，一般商品从统购包销变为合同订货和选购，商业部门不收购的商品允许工厂自销。供销合作社可以进城，社队也可以进城销售自己的产品。总之要增加流通渠道，减少流通环节，使产需双方容易互相衔接。采取这些办法，会不会破坏社会主义统一市场呢？不会。我国国营商业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在私营工商业完成改造以前，它已能够巩固地控制全国的市场。现在让部分国营工厂和社队销售自己的产品，它们只能成为国营商业的补充，决不可能动摇国营商业的领导地位，破坏社会主义统一市场。市场上有点竞争，对于破除官商作风，方便人民极为有利，且有利于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花色，增加农民收入和改善城市供应，我国城乡人民对此是会感到高兴的。

市场调节除扩大流通渠道外，还要充分利用价格、税率和信贷的作用。国家利用价格的涨落、税率的增减，来奖励企业（包括工厂和社队）增产某些短线产品，或影响企业减产某些长线产品，保持供求之间的平衡。此外还要适当利用银行的作用，通过贷款和利率来指引企业的发展方向。资本主义国家对国民经济的调节主要通过银行，它们通过放宽或紧缩货币发行数量，提高或降低利率，来鼓励或限制企业的投资；也可以通过信贷来扶助某些企业，打击某些企业。社会主义国家的投资主要由国家计划来安排，小额投资也可以用银行贷款来作补充。基本建设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可以鼓励建设单位节约使用资金。流动资金全额付息，可以督促企业减少仓库积压。为着便利商品流通，应当考虑恢复若干种商业信用制度，如预付定金、银行押汇、期票贴现、私人汇款、机关企业有息存款等等，以便利资金周转，保证商业信用，使银行不再成为财政部的出纳机关，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服务。

二、怎样能把国民经济搞活

由于我们过去管得太死了，所以，现在要进行体制改革，要把国民经济搞活一点。总的来讲，有三种设想。一种设想，就是基本上保持现在的情况，还是中央集中管理，把部分权力下放到地方，特别是扩大企业的自主权，还是小改。第二种设想，是把权力大部分下放给地方，以地方为主，同时也适当扩大企业的权力。第三种设想，主要采取经济办法，通过经济组织管理经济，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把权力的相当大一部分下放给企业。当然，中央应该管的还是要管，地方应该管的地方管，但重点是扩大企业的管理权力。这些设想原来是有争论的。现在多数同志基本上同意第三种方案。我前年在江苏调查，江苏是地方包干的试点省，我想研究一下地方包干，扩大省的权力到底效果怎样，好处多还是坏处多。江苏省扩大地方管理权力，实行财政包干，可以说是基本上成功的，搞得很好的。但是我在无锡、常州、苏州征求意见的时候，他们也有不同意见。他们说，中央对江苏是包干了，省里对他们也应实行包干，要求扩大他们市、县的权力。后来我又找了八个企业来谈话，征求他们意见，他们说，中央管也好，地方管也好，总而言之，不让我们企业自己来管，关键应是企业的管理权问题。回去我想来想去，感到这个很有道理。企业如果没有自主权，象算盘珠那样拨一拨，动一动，那不论是中央管也好，地方管也好，都要管死。

但实际上，大家对第三方案的理解也有不同。中央各部觉得，现在并不是所有权力都集中了，而是有的集中多了，有的集中少了。该集中的还是要更加集中，该下放的要坚决下放。譬如从计划部门讲，今年要把投资压缩；假如我们把权力下放给省，省里制订计划，很可能是增加投资；假如下放到企业，让企业制订计划，恐怕投资会增加更多。大家都要挖潜、革新、改造嘛！所以基本建设计划不集中还是不行。有人讲，物资管理太集中了，管得太死了。但物资部门说，它们实际掌握的物资只有百分之十几到二十，绝大部分是各部、各局、各企业分散积压在许多仓库里。你要把物资搞活，必须把大部分物资，象商业部门一样，集中到物资管理部门手里来，所以还要集中。这些意见都是有道理的，是中央各部的看法。所以他们的“第三方案”是有点接近于第一方案的“第三方案”。

地方的看法，是主张扩大地方的自主权力，不但要二级财政，二级管理，而且对市、县来讲，他们还主张三级财政，三级管理。财政分级管理以后，会出现许多新的问题，必然引起企业也要分级管理。假使不把鞍钢、大庆等大企业拿到中央来管，把利润上缴到中央，而把大企业都放到地方，这样就很难保证中央的财政收入。但假使把鞍钢收到中央来，归冶金部管，那么辽宁为鞍钢服务的工厂有几百个，这几百个工厂是否跟着收上来，也归冶金部统一管理呢？当然不行。假如不交给冶金部，仍然归地方管，有些工厂就不去保证鞍钢的协作任务了，它另外安排计划，对地方什么有利，就搞什么东西，鞍钢的协作任务就很难保证了。那么，冶金部是否再搞上百个工厂来协作呢？当然也不行。

地方管还有这样的问题。我们中国（除台湾省以外）有二十九个省市，假使都变成二十九块，二十九个计划，就很难保证不割断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很难保证不划地为牢。假如划地为牢，经济肯定会搞死。人家欧洲九个国家要搞共同市场，我们一个国家不搞“共同市场”，搞单独市场，那肯定是不行的。这是违反经济发展规律，特别是违反现代化的经济发展规律的。例如，上海是东南地区和全国的经济中心。把上海同全国各地的联系切断了，那上海就活不下去了，不但对上海不利，对全国其它地区也不利。所以，第二方案是肯定不行的。

财政上的分级管理，要求工业上也分级管理，因为工业利润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工业如果实行两级、三级管理，就可能为组织专业化协作的专业公司带来障碍。比如组织全国性的（或跨省的）汽车公司，就要把分属于中央部、省、市、县的几百上千个工厂吸收进来。各级党政为抓利润，都不肯放手不管，就很难使工业从行政管理改为经济管理。这样实现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方向就成问题。还有，现在的利润上缴制度有些归中央，有些归地方，引起工商之间、工贸（外贸）之间许多矛盾难于解决。在将来，可能要考虑改变利润上缴制度，征所得税。所得税多少归中央，多少归地方。这样会不会又产生新的矛盾，还很难说。总之，现在我们改革的方向也还没有完全弄清楚，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由于改革牵涉到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的利益，所以中央各部门之间，它们与省、市、自治区之间，富省与穷省之间，省与所属地、市、县之间，以上各级同企业之间，富企业与穷企业之间，意见往往不容易完全一致。我们只能照顾全局，从有利于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出发，来正确处理这些矛盾。我看，现在进行体制改革，全国还不能采取一个办法，各地有各地的具体情况。体制改革到底抓什么？譬如，四川对体制改革抓得很紧，成绩很大。从全国来讲，他们是中等发展地区，在全国有很大的代表性，他们的生产还没有高度社会化，还没有发展到专业公司、联合公司、托拉斯、辛迪加的水平，因此，他们的重点是抓企业自主权问题，以企业为单位来进行改革，逐渐走向联合而且主要在省的范围内独立进行。上海是先进地区，在旧中国上海是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最高的，现在社会化发展程度也比较高，而且上海同全国有密切的联系。因此，上海体制改革的办法同四川就不一样了，它已经发展到托拉斯、辛迪加的程度，完全以企业为单位进行改革不行了，要以行业或公司为范围，公司、企业共同改革。上海具有在体制改革上先走一步的有利条件，事实上上海的有些改革（例如生产资料展销市场，农副产品自由市场）已经扩大到其它省市去了。总的来说，这对把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流通渠道搞活，是大有好处的。但是由于吸收了人家的某些短线物资甚至计划收购的产品，因此，引起一些矛盾也是难于完全避免的，对此矛盾应当协商解决，不要互相封锁。去年上海用自己的资金、机器设备和技术力量到其它各省去办合营企业（补偿贸易），这对双方都有好处，我认为是可以提倡的。西欧许多国家组织共同市场，我们各省应当加强合作，打破地区之间的界限，划地为牢是违反改革的大方向的。当然，上海也应当多照顾其它地区，先进带动后进，这是可以做得到的。通过企业与企业、公社与公社、县与县、省与省的联合，全国形成一个经济上自然结合的统一市场，在统一市场中建立若干个经济中心或贸易中心。各经济中心的经济活动可以互相交叉，不受行政区划的限制。

现在对体制改革，要先做两件事情：第一件，财政实行分级管理。这里问题很多，正在研究。第二件，扩大企业自主权，主要抓企业的利润分成。

现在抓企业自主权还不是全面的，主要是抓利润分成。上海有两个行业（冶金、纺织），几百个企业进行利润分成的试点，取得了不少经验，也暴露了许多矛盾。最大的矛盾，是各企业之间苦乐不均。现在我们还没有完成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有些企业由于外部原因生产不正常，各企业利润的多少，主要不决定于经营管理的好坏，而决定于价格、税率等等。有些企业产品价高利大，有些企业产品价低利薄。同样产品价高利大的企业，有的（如烟、酒）税高利小，有的（如手表）利大于税。就在同一个行业，出产各种产品（如棉布与的确良）获利大不相同。如果采取同样的利润提成方法，就很不公平。许多地区采取了多种办法来进行调节，这样必然使分成办法搞得很复杂。今后有必要逐步调整价格和税率，使各企业的利润水平比较接近，突出经营管理的效果。此外，各企业的情况不同，新企业不需要更新机器设备，老企业需要更新，利润分成所分得的生产基金需要互相调剂。

上海市以局或公司为范围来进行试点，分得的利润局和公司掌握一部分，基层企业掌握一部分。采取这个办法公司可以利用所得利润来调节各基层企业之间的苦乐不均现象，帮助需要更新机器设备的企业。但基层企业分得太少，也不利于鼓励它们改善经营管理的积极性。

目前，扩大企业的自主权还仅仅限于利润提成，实际上还有许多重要问题需要解决，如劳动工资的管理权。现在许多企业已经有一些多余的职工无法处理，劳动部门又摊派一批职工子女要企业负责安排。有些工厂组织自负盈亏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广开生产门路，是收到良好效果的。但也有些工厂把自己能干的活分给“集体企业”去干，实际上等于增加职工人数。在有大量待业青年等待安排就业的情况下，看来，企业中只能进、不能出的“铁饭碗”制度，一时还难于改革。按上级规定的比例提级和发奖的制度，也使企业不能按自己的实际情况来改革工资制度，较好地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有些工厂提出在不超过工资总额的范围内，让企业自己决定提级发奖办法，这个建议值得考虑。

企业还应当有按国家规定，在一定范围内调整价格的自主权。目前，许多企业纷纷要求提价，国家必须严格控制。但对许多种积压产品，应当给企业以一定范围的削价处理的自主权，以免霉烂损失。有些生产资料价格显然不合理，长线产品价高利大，短线产品价低利小，业务主管部门和地方物价管理部门应当接受企业的要求，迅速调整价格，这对国计民生有利无弊，也不会减少财政收入，不应层层请示，拖延不决。

改革工作不但要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同样重要的是扩大流通渠道，这样才能够把经济搞活。以前，我们的流通渠道只有一个——国营商业，流通渠道少了，流通环节就多，这样就使产销双方离得很远，造成生产和需要不相适应。一方面，有许多产品经常脱销；另一方面又有许多产品大量积压。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经济就根本活不起来。所以，商业部门提出要改变统购包销的办法，主张选购、自销。去年上半年，商业部门部分实行选购制度，有些商品怕推销不了，收购数量减少了，因此发生轻工业生产吃不饱，增长速度下降的现象。下半年工业自销扩大一点，商品收购也扩大了一点，这样，轻工业生产就上去了。农副产品也要扩大自销权，要准许社队企业推销自己自产品。农村社队能否搞商业呢？有些同志还有疑问。我认为，社队不仅可以搞农业、工业，而且还可以搞商业。社队企业推销自己的产品，这不是投机倒把。过去把长途运销当作投机倒把是不对的，必须改变。光靠供销合作社是收购不了所有的农副产品的，它完成自己的收购任务已经很不容易，收购计划外的产品就管不了。公社收购生产队和社员的农副产品，可以卖给供销合作社，也可以自己销售，这样就可以把全部农副产品运销出去。

去年各地开放集市以后，价格基本上稳定而且略有下降。有些产品价格暂时高一点，只要销路好，生产多，价格是会自然下落的。这种农副产品的自由市场可以成为国营商业的重要的补充。供销合作社在农村集镇仍应保留，收购和运销社队所生产的农副土特产品。供销合作社本大腿长，仍然是农副产品长途运销的主要渠道，象城市中的国营商业一样，它们在市场上的领导地位是不会动摇的。

在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完成以前，改革应当同调整配合着来进行。今年由于压缩基本建设投资，机械工业订货大大减少，有一部分职工和机器设备闲置起来。与此同时，长期以来，机械产品实行计划分配，许多工厂需要更新或者添置某些机器设备，因未列入分配计划，采购非常困难。近来中央号召老企业挖潜革新改造，为此所需要的产品，大部分没有列入国家计划。各机械工厂必须广开生产门路，承担这些计划外产品的生产任务。上海市召开订货会议，为各地各厂生产各种计划外的产品，有些工厂还派出工作组到老厂去上门服务，修理和更新各种机器设备。这项工作看来大有可为。无锡市、县和社队机器制造工业，去年由于停产某些积压产品，生产任务大幅度下降，但靠生产计划外产品，实际产值仍然大幅度上升。全国各地破旧老厂很多，如果抓紧这件工作，不但机械工业可以吃饱，其它工业（特别是轻工业）也可能加快革新改造的速度，使今年的生产计划超额完成。

与上项工作配合，今年需要用大力来改革生产资料的分配制度。过去生产资料（特别是品种繁多的机械产品和钢材）统得过死。一方面产品分配严重不足，订货十分困难，采购人员满天飞，另一方面又有大量产品在仓库里积压，让它生锈，长期得不到利用。前几年由于基建战线过长，物资分配缺口很大，谁都不愿意把积压产品拿出来给物资部门分配。这两年缩短基本建设战线，情况显著变化，机械产品已从供不应求变为供过于求，许多长线产品可以敞开供应，短线产品也容易找到工厂承担生产任务。所以，今年我们完全有条件把机械产品的分配制度搞活，从采购转向推销。上海的生产资料服务公司和展销市场，把各局、公司、工厂多年积压的产品拿出来推销，收效很大。我看有必要建立永久性的生产资料交易大楼，让各地工业局、公司、大工厂派出采购推销小组常驻交易大楼，互通有无，作为物资部门计划分配（也要设立专业公司）的补充。

钢材过去是最紧张的产品，许多局、公司、工厂把自己不用的钢材积压起来，当“硬通货”去同别人交换。现在由于基本建设投资减少，钢材的需要量也随之减少，多数钢材实际上已成为长线产品。所以，今年也有可能把钢材的分配搞活，长线产品敞开供应，或者送到展销市场上去推销。这样有可能使许多当作“硬通货”的积压钢材从许多小仓库里涌现出来，流入物资管理部门的大仓库。过去长线产品也有人要，不能压缩生产。现在长线短线分清楚了，便于生产和分配部门调整品种规格，把分散积压的钢材集中起来，就有可能把钢材的流通渠道也搞活。当然，现在这还只是一种设想，能否实现还要作很大努力。只要把品种繁多的机械、钢材搞活了，品种很少的煤炭、木材等的分配就比较容易改进。多年来令人头痛的生产资料分配体制改革问题，希望从今年起能够大踏步前进。

多年来地方工业遍地开花，产生了许多重复浪费现象，分散兵力打消耗战。今年有必要把许多布局不合理的小厂合并改组，有些行业要按照专业化协作原则，进行合营、联营或者成立专业公司，提高生产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在这方面有些试点搞得很好，应该继续前进，总结经验，逐步推广。上海有许多里弄工厂，二、三十年生产翻了几番，厂房无法扩充，甚至破旧了也难于改建。它们组织起来，除进行内部调整外，还同社办工业合作，实行联营，我认为这也是值得推广的好办法。山东烟台市、江苏常州市都有类似的经验，城乡结合，国营、大集体工业同社办工业结合，使工业城市附近的乡村也逐步地工业化，成为亦工亦农的社会主义新乡村。

总之，调整和改革要结合着来进行，现在，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就，但是问题很多，矛盾重重，需要认真调查研究，想法逐步解决。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工作就比单纯计划调节复杂得多。如果企图把工作简单化，就只能放弃市场调节，把经济统得很死。要把经济搞活，就必须加上市场调节，使经济复杂化。我们必须不怕困难，研究新的情况，及时解决新的问题，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所必须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