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1979年）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全国发生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大讨论，共持续一年之久。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机关、领导干部等对当时经济领域中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有力地推动了人们对社会主义问题的认识。
这场讨论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影响下发起进行的。全会公报明确指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革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1970年代末期，“文革”结束已三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局面没有扭转，人民生活极度贫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号召从1979年起全党工作重点要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为此，首先就要恢复被严重破坏的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劳动者的生活。这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发动生产目的讨论的直接原因。当时领导层对于如何发展生产力，存在不同的指导思想和做法。较有头脑的人都看到，中国正在开始一个新的脱离国情的「大跃进」。有的领导人强调“大干快上”，强调发展重工业，大规模搞基本建设，继续实行以钢为纲，要建十个大庆，十个开栾，三十个电站，引进二十二项工程，……而忽视农业、轻工业的发展，忽视人民生活的改善。正是针对这种情况，1978年前后，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曾组织调研组到几个省，对农民、职工的生活状况作实地考察，分别写出了调查报告，向中央汇报，还印了《中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反映职工生活困苦的情况。这个问题不仅引起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实际经济工作者的注意，更为中央和各级党政领导所关心。如果不千方百计改善劳动者的生活，发挥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如何能够恢复经济？又如何实现现代化？
实践再次将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办事，认清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摆到了经济理论工作者面前，他们在报刊上展开了讨论，发表了许多文章。以后《人民日报》连续发表重要文章进行了集中的讨论，不料因受干扰而暂停。但是各地分散的讨论仍在继续，最后首都经济学界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生产目的讨论会。讨论的过程可分为三段：一、1978年下半年，生产目的讨论开始；二、《人民日报》的讨论从集中到暂停；三、全国性讨论会的准备和举行。
1978年下半年，又见到报刊上有零星的文章。1978年12月2日《解放日报》刊登了蒋家俊的《甚么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怎样理解斯大林对这个规律的表述？》一文。接着，1979年初，又有《学术月报》、《群众》、《学术论坛》等报刊刊登漆琪生、李彦、徐禾等人讨论基本经济规律问题的文章。其中1979年1月22日吴世泰等在《四川日报》上直接提出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甚么？》的问题。1月26日社科院经济研究所邝日安在《财贸战线》（《经济日报》前身）发表题为《现代化首先要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办事》一文。
1979年1-12月全国报刊上刊登的讨论社会主义基本规律的文章有160多篇。其中，题目标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约90篇。首都和各地报刊如《财贸战线》、《经济研究》、《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山西日报》、《青海日报》、《内蒙古日报》、《新华日报》、《广州日报》、《学术月报》、《文汇报》、《吉林日报》、《黑龙江日报》、《南方日报》和一些高等院校的学报等等不下数十家报刊，发表了百余篇讨论生产目的文章。作者大部分是经济理论战线上的工作者，讨论的内容广泛涉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理论上也有一定的深度。此外，还有一些地区、大学召开座谈会和讨论会。
与此同时，国务院务虚会上已经提出过生产目的的问题。国务院政研室领导人之一的于光远参加了这次务虚会。在1979年9月一次北京地区经济学座谈会上，于光远说，生产目的讨论的酝酿过程始于1978年。第二次是十一届四中全会前后，中央提出新的八字方针：调整、改革、整顿、提高。调整经济结构要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办事，明确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现在，第三次提出这个问题，主要在于总结三十一年的历史经验，特别是近三年多的经验。
1979年第三季度，首都报刊集中地讨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始于于光远《谈谈“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理论”问题》一文和《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相继发表。1979年9月11日，于光远先在《财贸战线》发表了这篇谈生产目的理论的文章（此文并刊于《经济研究》1979年第11期），10月2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本报特约评论员题为《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的评论。10月22日《人民日报》又转载了上述于光远9月11日的文章。12月31日《人民日报》再刊登了任仲夷12月6日在辽宁省委召开的生产目的讨论会上的发言：《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遵循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如此集中地发表重要言论，自然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重视。全国各地报刊纷纷发表文章，集中的讨论正待展开。本来生产目的问题从上年七八月就已在全国各地报刊上讨论，但因比较分散，未引起重视。现在，具有权威性的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集中地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并转载了于光远、任仲夷的文章，情况就不同了。
《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的《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这篇重要评论开宗明义：我们“为甚么要发展生产？”“社会主义制度下怎样才能促进生产的发展？”等等，提出了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阐明解决这个问题对于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加快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性。指出“不能为生产而生产”，对为生产而生产的种种表现作了深刻的分析批评。最后在总结经验教训时一针见血地指出，首先是没有处理好生产与消费的关系，重生产，轻消费。评论批评了我国经济工作中长期以来片面理解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原理，错误地认为可以脱离消费资料的生产而独立地发展生产资料，重工业自我服务过多，为农业、轻工业和人民生活服务不够，等等。评论还批评了“盲目追求高指标”的错误。
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和于光远、任仲夷等的重要文章的发表，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强烈反响。一方面，受到广大经济工作者和经济学者的欢迎；另一方面，由于触犯了维护计划经济的一些人的意愿而遭受反对甚至干扰。
经济学工作者发表不少文章支持《人民日报》，指出：如果不明确认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仍旧为生产而生产，为实现领导意图而生产，为完成计划而生产……，不仅造成资源和资金的浪费，生产上不去，经济恢复不可能，而且不能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激发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经济要恢复，社会要发展，必须从更基本的方面入手，端正生产的指导思想，明确生产的目的，确立为满足人的需要而生产的观念，实现基本经济规律，改善人民生活。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增加生产；生产增长了，反过来又为改善人民生活创造条件，形成提高生活水平和增加生产之间的良性回圈。只有这样，才能促使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现代化宏伟目标。
另一方面，《人民日报》上集中发表讨论生产目的的文章也遭到一些报刊文章的反对，主要是石油部门的报刊：《石油工业简报》、《大庆战报》、《华北石油报》，他们指责这些文章对“先生产、后生活”的批评，还点了于光远的名。其实于光远在他的《谈谈“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理论”问题》一文中对“先生产、后生活”、“先治坡、后治窝”的批评还是很温和的。他仅仅是在文章的最后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说要研究“在甚么样条件下来说是可以的，对甚么来说就是不正确的？”（《经济研究》1979年11期）可是就是这样温和的批评，却触怒了石油部门领导集团和维护旧体制的领导人。他们通过上述报刊批驳《人民日报》，说这是否定了大庆的经验，反对工业学大庆，是“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发展生产引导到追求个人生活上去”。还指桑骂槐地说，这是“社会上有极少数人利用群众生活的困难，把矛头指向中央。”
这些指责未能阻止讨论。各地报刊和学术团体仍然继续讨论生产目的，持各种不同意见的文章都得到发表。讨论呈现出热烈展开的势头。
1980年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年2月29日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党中央总书记。人们不会忘记，上年的生产目的讨论是他发动的。在新形势下，北京经济学界不失时机地重新展开了生产目的的讨论。
1980年6月，《人民日报》又开始发表讨论生产目的的文章。6月9日发表了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董辅礽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实现的几个问题》一文；6月30日发表中央编译局局长、马列所兼职副所长王惠德的《有关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几个问题》一文。这个期间，首都各大报也陆续发表了一些讨论生产目的的文章。
1980年12月4日，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理论讨论会在首都隆重开幕。首都和全国各地前来参加的达700多人，有很多人闻讯赶来，大会也热情欢迎，因此大大超过原定300人的计划。这次会一共开了七天，10日结束。七天中开了五次大会，五次中心小组会，一次沙龙。大会预先收到的论文114篇，印发给每位与会成员。还有随身带来的若干篇也陆续印发。《文汇报》记者周锦尉对大会秘书长冯兰瑞进行访谈。访谈录以《讨论生产目的的现实意义何在？》为题载于该报12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