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银行的性质的争议

从1979年开始，中国人民银行开始研究如何搞好银行改革问题，第一步就是注重存款和扩大贷款业务范围。因为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分散在社会上的资金越来越多，人民群众手中的余钱也逐渐多了起来，通过银行集中闲散资金搞建设，发挥银行作用就成了一个紧迫的问题。银行扩大了贷款范围，突破了只限于流动资金贷款的限制，开始发放技术改造贷款和固定资产投资贷款。这项改革，现在回过头来看动作并不大，但在当时却遇到了传统观念的阻力，引起了全国范围关于银行作用的大讨论，也就是“大财政、小银行”与“大银行、小财政”的争论。

当时国务院也认为银行非改革不可。1980年6月和8月，国务院连续召开会议讨论金融改革问题，由中国人民银行汇报改革工作。当时国务院领导同志对银行问题发表了很多重要意见，认为“经济体制改革以后，一是钱多了，二是分散了，所以要通过金融机构来调节”。强调根本问题是银行要迅速改革，并提出要研究两个问题：一是财政和银行的关系问题；二是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的新情况，研究如何搞活的问题。当时主持经济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也提出，银行要搞活，在财政有困难的时候要把银行搞活，有利于克服财政困难。他提出要给银行自主权，给更多的活动领域，要银行承担更多担子，要银行到社会上吸收资金。一些基建性质、周期不长、有利润的项目，财政拨款可减少，转到银行贷款没有什么危险。

这次关于银行性质的争论，实际上讨论的是如何处理财政和银行的关系问题，涉及到如何进行金融体制改革和财政体制改革问题。在这次争论中，理论界和专家们的意见是比较客观的。1980年12月，刘鸿儒在上海金融学会作了题为《发展商品经济与银行改革》的学术报告，从市场的角度讲了金融改革的主要思路，并第一次提出银行也要竞争的问题。

王克华（1979）将对关于社会主义银行性质的看法总结为三种：（一）社会主义银行是国家机关；（二）社会主义银行是国营企业（或称经济组织）；（三）社会主义银行既是国家机关，又是国营企业（或称经济组织）。王克华认为，应当认识并承认社会主义银行既是国家机关，又是国营企业。但不能把银行视为一般的国营企业，银行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性特别强、社会化程度特别高的企业。同时，银行的机关性和企业性不是截然分开，而是同时并存，互相渗透的。

1980年2月，张贵乐在《金融研究动态》发表《我国银行的性质和银行体系的改革：与王克华同志商榷》一文。认为把社会主义银行的性质说成既是国家机关，又是国营企业的这种“两重性论”没有回答银行这一具体事物的物质的规定性，是一个模棱两可的结论。张贵乐运用“矛盾论”分析我国社会主义银行的性质，认为行政管理机关是我国银行的主要矛盾，是这一矛盾决定我国社会主义银行的存在和发展。银行企业性这一方面，处于次要的、从属的地位。我国社会主义银行的性质是国家行政机关，但这种性质的银行必须改革，因为它不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不适应充分发挥银行作为经济手段管理经济的要求；应把负责金融管理的行政领导机关和直接从事经营活动的单位分开。

1979年12月，中国金融学会代表会上对一些重要理论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1980年3月，易宏仁在《金融研究动态》发表论文《关于金融理论若干问题的讨论》，总结了会议关于社会主义银行的性质的观点：较多的观点认为我国银行既是国家管理金融的行政机关，又是办理信贷业务的经济组织，同意“两重性论”；也有观点不同意这种“两重性”的观点，认为当前我国银行是国家行政机关。银行和企业的一切业务往来, 都是以企业服从银行的管理为前提。银行与企业的关系不是企业与企业那种平等的协作关系。

同时，1980年，刘鸿儒、刘光弟等也对此问题撰文发表。刘鸿儒反对片面地强调国家机关性质的观点，认为该认识，特别是突出“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把发展生产力作为主要任务，银行越办越不像银行。提出“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用经济方法办银行”，主要应当解决三方面问题：扩大银行贷款范围, 处理好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的关系；用经济方法办理信贷，处理好银行同国民经济各部门、各企业单位之间的关系；银行实行企业化管理，提高管理水平，处理好银行内部各方面的关系。

而刘光第（1980）则认为现阶段我国银行的性质主要是它的企业性。决不能把两方面的性质等量齐观，同时，也不能把这两方面性质凝固化。在此基础上，提出：银行要进行大改大革，必须以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作为前提条件；银行改革必须以充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为前提, 必须建立在企业作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基础上；银行改革必须确立银行一定的独立自主权；银行体制改革中一个重要问题, 是采取集中统一领导为好, 还是以分散经营为好? 我认为我国银行应采取高度集中统一领导的办法；在银行体制改革中, 还必须正确地处理银行和财政的关系。并且，银行改革不仅要和经济改革密切联系,而且还必须和政治改革密切联系。

1979年3月13日，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改革中国银行体制的请示报告》

1983年9月17日，国务院作出了《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该文件明确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是领导和管理全国金融事业的国家机关”，应当“集中力量研究和做好全国金融的宏观决策，加强信贷资金管理，保持货币稳定；成立中国人民银行理事会，作为决策机构”；同时规定“成立中国工商银行，承办原来由人民银行办理的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1982年7月14日，国务院即同意并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银行的中央银行职能及其与专业银行的关系问题请示》，提出中国人民银行是我国的中央银行，是国务院领导下统一管理全国金融的国家机关。这为我国央行制度框架的初步确立奠定了基础。1984年1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不再办理针对企业和个人的信贷业务，成为专门从事金融管理、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政府机构。同时新设中国工商银行，人民银行过去承担的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由中国工商银行专业经营。至此，中央银行制度的基本框架初步确立。

1984年1月1日，中国工商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分离，专门承担原由中国人民银行办理的金融经营业务，与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构成了我国四大专业银行。至此，我国建立了专门的专业银行体系，宣告“大一统”银行体制的结束。